阿来：行走于边疆，建构"小历史"

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今天不去寻找那种更广泛的价值，把中国人的言说只局限在个人和国家民族立场上，就永远把普世价值的发明权交给别人，而我们发展出来的一套价值观永远不能被别人接受。

除作家的身份之外，阿来还是一位资深的行者，长年在川藏线上行走，为地理山川、历史人文而游历，也为记录自然之美而游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文学创作基本上可归为“行走于边疆的写作”一类。为了与那些把藏区描述为一种异域情调的写作相区别，让西藏从一个“形容词”变回一个“名词”，他不断研读古代典籍、地方史，从藏区口耳相传的神话、传说中汲取营养，还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写下了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还有非虚构作品《大地的阶梯》和《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等。

这些作品无疑是厚重的，既反映了20世纪中国历史进程中藏族乡村文化的变迁过程，也有直抵社会肌理的观察，频繁地被文学界谈及。相比来说，另外一些讲述高原、藏区行走见闻的系列随笔更像是他整个作品里的“轻骑兵”，一经网络传播，引起了更广泛的读者关注和讨论。

行走中，那些野生植物将阿来带入一个生命的秘密世界，同时也是一个文化意味幽深的世界。有了微博后，他经常与网友们分享自己观察的成果。也正因为他抛开许多尘世俗事，热衷于做一位单纯的自然记录者，有大批微博“粉丝”心向往之，有人还感叹道：“这个人跟我们生活在一个时代，但不在一个海拔。”

阿来显然意识到了生活中大多数人所在的“海拔”位置。他有种忧虑：“虽然时兴的国学热中，常有人说中国人如何有天人合一观，如何取法自然，但在实际情形中，却是自然界大面积的退缩与毁败，是中国人与大自然日甚一日的隔膜与疏远。”

行走中，写作更随心，或者说求知大于写作。痴迷于川藏历史研究，在历史的缝隙中寻找藏民的伤痕与荣光;为了解决自身的困惑，一再向思想精神资源深处探索;不满正式的、他人的大历史记载，积极地建构自己熟悉的小历史……这些都让阿来无法只是为了写作而写作。他后来发现，“写作对我来说不是主要目的，我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在扩展我自己的生命经历”。

我对他的采访，从谈他在30岁的一场激情行走开始。

30岁的一场行走之后，确认了自己适合写作

卢欢：一首名为《三十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的诗歌记录了您在30岁的一场激情行走。而那一年的行走被认为是您创作上的转折点？

阿来：对。那一年是1989年，我30岁，写了两首诗：《群山，或者关于我自己的颂辞》和《三十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我在1980年代主要是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而那一年我出版了两本书，诗集《梭磨河》与中短篇小说集《旧年的血迹》。但是拿到这两本书的时候，我一点儿都不高兴。

相对来说，我对诗集要满意些，对小说集不满意。如果写一辈子还是这样的水准，写作还有什么意义？我的生命全部陷进里头，又有什么意义？因为写作，我才成为做文化工作的人，但之前我是一个乡村教师。与其写二三流的东西，还不如踏踏实实地当乡村教师。这样一个想法钻到脑子里去之后，是很要命的，让你不能写作。

从1980年代过来的人，跟今天的人不一样，一定是跟国家、民族的命运相关联着的。你突然觉得，年轻时代的浪漫、诗意是那么没有力量，对国家的认知，光靠那种简单的激情是不够的，需要更深入地推进社会变革，了解社会更多的东西。

现在一般人想在文学上成功有个途径，出了书，从小地方跑到大地方，拜师求教，请知名作家、评论家指点，四处宣传，开作品研讨会，尽量把名声放大。我倒觉得，这样做对我没有任何意义。我却总在想，文学跟土地、文化、民族、国家到底是怎么发生关系的？是不是真的在大地这个大的存在中包含了我这样渺小存在的可能性，或者我这个渺小存在是不是在某种程度上是大存在的有机部分？这个问题没有人能回答我，我心里也比较迷茫。

我寻找答案的办法是行走。我说过自己是中国最早的驴友。那个时候也没条件，背着包就出发，有公共汽车就坐公共汽车，藏区交通条件也差，大部分地方都不通车，就慢慢行走，从一块地方到另一块地方，看它的历史它的现状。当这种行走多了以后，确实觉得人跟土地有一种难以表达的关系，行走其中，慢慢就会建立一种人与环境更深切的联系。我不知道怎么表达，可能就是董仲舒讲的天人感应吧。当然我倒不相信说深入生活就是为了找到故事，而是找到一种感觉。当时走了两三个月，还走破了一双鞋子，到百货商店买了新鞋，继续行走。回来就写了两首诗，我确实觉得，在要不要继续写作的问题上更坚定了。

卢欢：我记得您的长篇处女作《尘埃落定》就在那之后诞生的。

阿来：刚才我讲到，出了两本书后，我是否写作的想法发生了动摇。没有行走得来的感受，我就肯定又回到学校，踏踏实实把乡村孩子教好。从佛教观念来讲，这是有功德的事情。要不要长期在写不入流的作品中浪费生命呢？这次行走之后，我确实觉得我适合写作。但是，这个感觉找到后，我有四年时间没写作。每年有空时我就出去，慢慢地看历史书，更广泛地读书，形成我的工作方法。

到今天为止，中国的很多作品都是讲大历史，并不讲小历史。但是，其实真正起支撑作用的还是小历史。建构小历史的工作没有别人做，我就做一件很笨的事情，自己来建构熟悉的小历史。一直到1994年，突然我觉得，等了多少年了，终于又有了写作的冲动，当然也不知道要做些什么，就开始写。写了三分之一后，我才大致知道要写一个长篇小说，写得那么得心应手，大概也会是个很好的作品。这就是《尘埃落定》。

1994年写完，1998年才出版。写作太顺利了，但是出版没有顺利过。这也是很正常，只要你没有按照当下流行的审美风范、大家都追求的题材来写，而是按照自己开辟的审美趣味来写，等到作品出来，当然是对当下流行的东西的一种挑战。

卢欢：您曾说，从《尘埃落定》开始，自己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把写小说当成做学术。除了重视行走之外，您在写作中是否会经常训练自己，去做相关的学术研究，以便构建自己的“小历史”？

阿来：我每一部小说，进入之前好像都带一点学术的方式。我要考虑更大的问题。我要建构一个地区的小历史。这里有一个前提，关于青藏高原这块土地到现在为止都没有现成的答案，我当然特别希望有更好的思想精神资源，别人已经做过很好的研究，不需要我来回答。但是，没有，我只好自己来探究，在行走几年中，掌握了那么多历史资料，当地历史烂熟于胸。所以到后来，哪有写一本书跑两三年呢？其实跑一本书的材料不用两三年的。不过，在这当中确实考虑、接触过好多问题，不管将来得出的结论是对是错，至少我自己一直在摸索。

以“点面结合”的行走，构建客观、完整的历史

卢欢：您后来一直在高原上行走，起初是怎么计划路线、目标的？

阿来：年轻时代没有，遇见什么是什么，就一些感受，触发写一点东西。但同时也觉得只读书，没有现场，可能有问题。更何况关于我写作的领域，书本上还是空白。关于藏族文化、青藏文化，大家可能只能读到笼统的、没有充分表述的东西。后来伴随写作的进展，自己的知识也慢慢有点系统性了，这时对写作所要解答或者关涉的问题，心中慢慢有了一个清单，变得有计划、有目的了，行走跟这个计划的一步步实现也有关系。在2007、2008年左右，我不再做别的全职工作了，只要作家协会有点兼职，算是大半个职业作家，比过去时间多了。这个时候开始，趁身体还好，就有了一个计划。

我希望，这场行走以点面结合的方式进行。在面上，把青藏高原全覆盖地走两遍。在这个过程中，根据自己写作的题目确定若干个点，七八上十个点，多次往返，每次又一定间隔些时间，慢慢看社会、经济、文化等各种面貌，包括人及其生活状况都在发生变化。仅仅是一个点，还不足以说明今天这个文化区域或者地理地域正在发生的状况。高原很广大，有些地方至今为止，人的精神状况还是封闭一些。但无论如何，大家都在进步，只是中间有落差，有些地方快，有些地方慢;有些地方对进步持积极、欢迎的态度，有些地方还有人则可能抗拒甚至反对进步。只有囊括不同的地方，才能构建更客观、完整的历史。

卢欢：计划如今完成得如何？这场持续的行走与写作是什么关系？

阿来：现在还在继续行走。面上的行走，接近完成了两遍，将来走第三遍也不是不可能。在未来，有的点可能还会调整。这与写作当然有关系，我这几年写得不多，从已经写过的东西来讲，像《格萨尔王》是对藏族内在精神文化的探究。这个史诗形成的时间很长，围绕这个史诗而确定的点的行走，大概有三年。到后来，我开始怀疑我的兴趣还是不是在写作上。去年出版的《瞻对》，从材料收集开始，又有两年多时间。这两本书都需要做大量历史档案整理的案头工作，尤其是《瞻对》涉及到清代和民国的历史。除了历史材料之外，还有不同时期学者的研究，这些成果都要吸收。还要不断到现场去，读书面的材料会有一些想法，就要回到当地，回到故事发生的地方走走看看。

其实中国文学缺乏一个很硬的支撑，好像所有事情的发生都是在一个虚构的空间。应该有一个更真实地理空间的支撑。没有实地行走，恐怕地理上的实在感是很难建立起来的。当然更重要的是，对于历史发生过的事情向来有两种观点：一个是官方文人记载的，一个是当地人传唱的故事、歌谣等。后者从史料价值上看可能没有官方档案那么准确、全面，但这里头包含的两个因素一定要引起注意。一个是它代表了另外一种立场，我们姑且称之为民间立场，或者按照过去的理论讲，文学里包含了“我”和“他者”，将这两者互相比较，在考虑问题时自然就获得了双重视角。我觉得一个写作者，至少在我的观念中，不能给自己预设立场。我只是站在历史解释的合理性一边。这种合理性在复杂的历史事件中总是游移的，有时候在这一边，有时候在另一边，要不然历史就成为一个单向解说的东西。实际上，历史是多维的、双向的，是各种力量角力的。

再者，官方历史中总是少一点审美的东西。而民间的故事、传唱会不由自主地文学化，会创造出一种审美价值。我们的文学修辞、审美，不应该只是从书本到书本，而应该从民间的口传文学资源中得到滋养。同一种书面文学的表现方式，在一个文学流派中可能会被很多作家吸收，从而造成文学的同质化。源头都是一样的，虽然会有发展，但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个谱系。而民间文学提供的滋养，除了你之外，没有人关注，在受到启发后，会带来审美上独特的东西。

卢欢：这样说，民间文学这方面一直被忽略掉了？

阿来：一个是可能很多作家会忽略它。但我相信，也有一些有乡村背景的作家有所注重，比如莫言、贾平凹。这个问题很可能不被理论界所重视。批评家中揭示这种问题的人比较少而已。不过，作家也不是为了批评家而写作的。

卢欢：好多次，写完一部作品后，您总要重新游历一遍作为故事背景的那片大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习惯？

阿来：一直有这个习惯。因为我后来发现，写作对我来说不是主要目的，我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在扩展我自己的生命经历，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写作帮我认清了一些问题，并不是纯粹在写一个小说。首先是建立我自己的人生与民族、文化、国家的联系，也是回答当时思考的问题。写完后重走故地，有点像是“还愿”。这是佛教的一个词，走过的土地，我要还愿，这里也有感激的意思。那时，我终于把心里头的东西都放下，新的问题还没来，这也是给自己放松的旅行。

卢欢：我记得2009年您推出《格萨尔王》时，出版方为您安排了一场带读者一起进藏寻访格萨尔踪迹的活动，您当时欣然答应了。这一次有了读者互动的游历有什么特别之处？

阿来：写《格萨尔王》是因为当时英国的出版社约稿，他们要找一百个作家写重述神话的书。在中国，他们先确定了苏童，后来觉得只有他还不够，中国是多民族国家，在别的民族中，可能藏民族在文化上更有特点吧，所以又找了我。正好，这个史诗流传时间很长，从最早的到最近的版本，通过版本的流变，其实可以看到一千年来藏民族精神气质的流变。这也是我感兴趣的题目。

那时候出版社知道我有行走计划，就提议我能不能跟读者和媒体一起行走。其实我还是愿意一个人行走。这个过程中，要跟人互动很困难，不同的人认知上有落差，我不是说别人的水准不够。他对这块土地深入不够，提的问题对我来讲就太一般了。

青藏高原还有另外的一面，那些野生植物美得匪夷所思

卢欢：我在今年初听说您计划出版系列图书《藏地繁花》，是关于您在青藏高原考察的植物学成果。这类作品在您的写作史上还是蛮特别的，以前都是写历史或现实的题材，现在好像进入了博物学范畴吧？

阿来：《藏地繁花》计划平均四五个月推出一本。就现有掌握的资料来说，一本书写十五到二十种植物，十万多点的文字，加图片，估计至少有15本吧。第一本应该很快就要出版了。

关于青藏高原，长期以来研究者甚少。我接触到的历史文化问题，关于这个民族走向等都是艰深、沉重的问题。一个人长期这样做，可能会得忧郁症，而且你说出来的观点还有很多人反对。在我看来，青藏高原还有另外的一面。在我们国家环境大面积恶化的情况下，相对而言，青藏高原还保持了比较完整的自然生态。只是关于自然生态这方面的研究也很少，面对公众的科学普及就更加稀缺。我觉得我做这些也是自我调剂，去观察自然界，那么就自学一点植物学、地理学的知识，观察春夏秋冬，不同的植物开花。我开始拍摄记录，把这一面写出来，这也是我行走记录的一部分。观察那些野生植物，如果一定要问我感受的话，那就是美，从结构到色彩，当你靠近观察时就会发现，那种多姿多彩的美，甚至可以用匪夷所思来形容。但我不能只说我拍了一朵花，这花有多漂亮，还要搞清楚这是什么花，是哪个科哪个属，有什么文化意味。

卢欢：您的这种写作有受到过西方自然主义文学的影响么？

阿来：自然主义从19世纪欧洲就开始出现，也发展出了博物学，后来在美国发展起来了自然主义文学流派。中国人对这个领域的整体考察很少，就知道梭罗写了《瓦尔登湖》。梭罗其实不是这群人中最主要的代表。美国知识分子有一个传统，除了写作，还要行动。就是这群人，说服美国政府和公众，首先在美国促成了自然保护方面的立法，建立了自然保护区，也叫国家公园。梭罗也不只写《瓦尔登湖》，其实更有科学含义的是他的《野果》《种子的欲望》，更多的是自然观察。自然主义是完整的文学运动，我看完了所有的资料。如果你一旦要深入一个领域，一定要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弄清楚。

卢欢：应该说生在偏远藏族村寨的您打小就对自然有着丰富的感受。我记得，您在2012年出版过《草木的理想国：成都物候记》。那时候注目身边的花草，源于一次生病手术？

阿来：那年我生病，刚动了手术，医生说，养病期间不能乱动。春天到了，我心里就痒痒，不能上高原，在城里看看花草也不错。今天的城市里，老房子都拆得差不多了，但很多植物跟这个城市相伴始终，植物的栽培史很长，尤其在历代文人诗词歌赋中都有记录。我到公园，拍拍照，写写博客，也没发表。后来出版公司自己找上门来，说写得这么好，能不能出一本书。我说，我写着玩的，这辈子写的文字中，唯一就是这批文字没想过发表，这是养病期间的一个调剂。我的写作不只是纯博物学的写作，而是将地理和人文等领域打通。之后的《藏地繁花》也将是这种写法，跟藏区的地理、历史文化和审美结合起来，还加上我在其中的发现和感动。

通过植物学，也在考证城市的历史。比如梅花，中国哪里都有，陆游到成都这么写：“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似泥。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当时的梅林竟达到这样一个规模，而且还指出成都的地名，也就指出了南宋时期成都的地理情形。关于海棠花，贾岛在四川做官时写诗说，江边有上万株的海棠。这些都变成了城市记忆。我们想在一个城市里找到唐代建筑完全不可能，但可以用这种方式跟城市的历史和记忆联系在一起。更何况，中国人还在这些植物上发明了一些象征意义，形容人的品格方面的，给予它们附加价值。

卢欢：土耳其作家帕慕克说：“我们一生当中至少要有一次反思，引领我们检视自己置身其中的环境。”您也说过：“我不能忍受自己对置身的环境一无所知。”所以，您希望借此让读者认识到环境问题？

阿来：过去的乡村人对自然环境是有认知的，只是不是从科学意义上看。他们懂得，这种草是可以喂猪的，这种草是牛不能吃的，这种花可以派上什么用场。而今天，城市化加速后，我们跟自然迅速脱节，失去一个自然的情感，而且我们又没有像西方人那样认知自然的热情。我有时候觉得，中国的文化有一个问题，都喜欢说大话，比如我们都喊着热爱自然，结果你回到自然界，连五种草木都不认识，你怎么说热爱呢？这就是虚假的。

整个世界都是完整的，也是相关的。中国人确实到了每个人都应该关注环境自然、尊重环境自然的地步了。因为我们的环境早就百孔千疮了。问题是，我们又不能把环境破坏了后就拍屁股走人，我们能到哪儿去啊？为什么我们中国人把自身的生存环境弄成这样？原因都得推到缺乏责任感的企业或者政策制定上？这难道跟我们每个人的环境保护意识很薄弱无关吗？很多人对自然的态度其实是漠然的。我希望环境问题能引起重视。但我当初的写作动机不是这样，只是解决我自己的问题。而出版后，我也希望有这个效果。

卢欢：我注意到，您还有一些文章从今年3月开始在腾讯网“大家”专栏上首发连载，如《武威记》《山南记》《丽江记》《平武记》等。有人就此评说您看世界的方式——站在更高的维度上去看问题，你才能找到真相。这更高的维度可能指站在人类的角度。您觉得是这样么？

阿来：这是另外一组文章。我在考察藏区时，刚才不是说有些固定的点么？第一阶段，我要收官了，这些年的连续观察，对各个不同的点，无论是边缘地带的还是藏文化复兴地带的，它们所呈现不同的面貌，各写两三万字，就当是写观察笔记，关于历史、政治的，直抵当下的思考。

我们看东西一定有三个维度，这是文学、哲学等所有人文学科都会给我们带来的思维方式。一个是从个人经验、体验出发，这叫个体。第二是共同体，有时候叫民族、国家。但是我们还要记得，我们还有一个更大的共同体——人类。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今天不去寻找那种更广泛的价值，把中国人的言说只局限在个人和国家民族立场上，就永远把普世价值的发明权交给别人，而我们发展出来的一套价值观永远不能被别人接受。

如果在写作之前就有某种血统论，我们的认知空间肯定会发生问题

卢欢：您在2009年获得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作家”奖时说，一个刚刚由蒙昧走向开化的族群中那些普通人的命运理应得到更多的理解与同情。而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里提到您对高速公路的态度，您说“在我们读着这个进步时代的几乎所有文字，几乎都是受益者的欢呼，却未见对那些被快速的时代列车甩在车外的人们的描述。”这么多年，您还是一如既往地关怀着时代的“落伍者”、“失意者”？

阿来：我们总在歌颂现代性，只看到新兴的，不关注衰落的。当年林则徐过乌鞘岭要几天时间，好多人靠为过路人提供服务为生。现在行走的速度越来越快，人们在路上越来越少停留，靠此为生的人就陷入困窘了。国家大的方向是城镇化，实际上奔向这个过程非常艰难。他们不勤劳吗？他们非常勤劳。这是社会的问题，知识分子有责任呼吁对他们的关怀，更重要的是引起商业团队和国家层面的关注，让他们明白这样一味高歌猛进也有不妥之处。不然，要国家干什么？国家又不是专门修高速公路的，而是要关心那些因为修高速公路被牺牲掉的人。

卢欢：之前的《空山》《尘埃落定》和《格萨尔王》都被认为是“试图寻找一个囿固于传统中太久的民族如何走向现代的问题”。近来您对这个命题有着怎样新的思考？

阿来：我当然更关注这样的民族怎么走向现代性。这才是最紧迫的问题。但这很难用一句话穷尽，都在我的作品里包含着。迄今为止，讨论最多的是《空山》和《瞻对》。文化问题不是一个绝对概念，要不然很麻烦。今天的中国就有这个趋势，有些早就成为共识的问题在国内学术界还在争论不止。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举办过一次顶尖的学术讨论会，关于文化多样性。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那次会上做过很好的主题报告，就叫《文化与历史》，讲得很清楚。只是人们对这些东西还处在不同的认知阶段。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全世界的、全球化的，大家走向现代性，形态都不一样，但是焦虑本身是一样的。联合国组织讨论，得出结论，提倡文化多样性，同时呼吁要警惕把多样性绝对化。因为这容易导致种族主义，极端情况就是走向恐怖主义。他们预见了这种可能性。但我们假装这些事情没有发生，还在唾沫飞溅地说一种不顾及文化间相互关系的文化多样性，这既有现实危害，也跟国际学术普遍认知脱轨很远。

卢欢：今年在小说方面的创作情况呢？前不久发表的中篇小说《三只虫草》转载率和反响看上去不错。

阿来：我今年同时做三件事，写花草，写那组笔记，还在写一组中篇小说。我十年没写中篇小说了，今年已经发了两篇，几乎所有选刊都选，而且发头条。我觉得自己还是小说家嘛。如果都是写那些东西，那就是搞人类学或社会学的人了。

我还希望写一个直指当下的长篇小说，可能更加沉重，这中间我需要缓一缓，到秋天才开始写。小说写起来并不占用时间，但前期准备工作多。我心里已经酝酿好几年了，前年在美国一所大学驻校，写了一部分，但是我后来放下了，心情不好。这次题材跟以前不一样，写知识分子，主人公至少是藏族，但是他已经不是传统的藏族人了，一旦进入城市，就要置身更强烈的观念冲突了。

卢欢：作为一个“边地文明的勘探者和守护者”，您总在写藏族人的历史和生活，被人称为“藏族作家”，但您自己很不喜欢这个头衔？

阿来：我不喜欢这个头衔，也从来不喜欢别人规定身份。这是中国文化不好的一种东西。外国没有说少数民族文学，而是说小语种文学。小语种作家面临一个问题，虽然你自己不情愿，但是别人会毫不犹豫把你当成这个民族的代言人。像卡夫卡，虽然用德语写作，但并不是真正的德国人。他一生就跟这种现状搏斗。当别人把这个帽子戴在我身上，我只有把它挂在衣帽架上。

中国文学观中总有些不合理的规定性，理论界、官方、读者等方面都受这种文学观的熏陶。它不断强化这种东西。很多作家的身份认同感很强烈，特别希望被提到自己是中国的作家，是某个民族的作家，某个民族的优秀分子，我在代言某个民族。但真正的作家会想，我们离开中国文学不恰当的理论束缚，回到整个世界文学发生的现场，体会到对这种身份认定保持某种警惕与反省，可能给我们带来更宽广的表达的、思想的自由。如果我们在写作之前就有某种基于血统的身份认定，而给自己那么多规定性的话，我们的认知空间肯定会发生问题。

还是那句话，我们老要抗拒更普世的价值，就必须要自己创造。如果我们只是站在某个共同体的角度，那我们就不可能创造出那种宽广的价值。虽然今天的国家政治层面、经济运行层面，很多都是国家民族单元的竞争，但它总是阶段性的，而不是恒定不变的。今天我们把国际地缘政治发生的现实作为所有理论的根据，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将错就错的。

卢欢：这么说，您对身份问题有更深的思考？

阿来：这其实是在这方面我们没有理论创新的结果。所谓身份问题，它来自于西方的后殖民主义理论。这是二战前后产生的理论。二战后，老牌殖民主义国家两败俱伤，殖民地国家纷纷要求独立。独立需要理论基础，也就是独立的合法性问题，即民族解放理论。独立运动结束以后，后殖民主义理论慢慢就失效了，又带来新的问题，近年来讨论最多的是文明冲突。二战以后，还有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或者美苏意识形态对立的状况。冷战结束后，阶级对立消失，一些国家都独立了，于是变成宗教文化的问题。西方的学术界马上就有回应，最著名的是亨廷顿的文化冲突论。也就是说，冷战后世界格局变化了，新的理论也产生了，已经覆盖或者替代了后殖民主义理论，但是今天我们的理论界还无视情境的变化在继续沿用，尤其在文学批评中更是乐此不疲。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不加思考地援引这种身份的论说，肯定会引起主体民族跟周围少数民族的冲突。你老强调身份，难道他没有吗，你把别人描述成他者，他们难道就不能把你描述成他者吗？所以说用这个理论时要小心，不能想当然，不考虑中国的现实。但现在的学者都津津有味、连篇累牍地说这些事情。有时候，我觉得很可笑。他们用起来好像很顺手很好用，却没有想过其中的问题。

亨廷顿的理论还不够，还有美国的日裔学者福山写过《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当然，近来福山对自己的学说也有修正，但无论如何，他们是在努力思考新形势下的新问题。刚才我为什么说有时候我不得不去自己摸索问题，那是因为在中国，我们的思想并不活跃。我们面临这样的现实问题时，并不能得到很多现成的思想资源。而其实在世界上，理论和政治的发展，到哪一步都有解决方案，或者试图提供一种解决方案。知识分子不就是干这个事儿的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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