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化理论视角下的社会生态学与绿色变革

[摘 要]作为自然生态学在20世纪以来的新进展，社会生态学将生态学的方法、原则与观点运用于社会问题和生态问题的分析与探讨，因而兼具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双重性质或视角。本文尝试通过梳理社会生态学的发展历程，勾勒出社会生态学的基本立场与观点，并通过着力分析布克金社会生态学的理论观点与实践探索，来揭示社会生态学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生态文化理论;然后，围绕着布克金社会生态学流派的理论框架及其与论敌之间的交互辩论，描述社会生态学研究的大致历程与最新进展;最后，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阐明社会生态学在何种程度上提供了关于当代人类社会绿色变革的合理想象或实践路径。

[关键词]生态文化;社会生态学;绿色变革;环境政治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绿色变革视角下的国内外生态文化重大理论研究”（12AZD074）与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美国生态自治主义及其批评研究”（2012SJD7200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亮，南京林业大学江苏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讲师（江苏南京 210037）。

随着生态科学研究的日新月异与人类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社会生态学应运而生。早在冷战时期，社会生态学就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对立，成为苏联和美国学者们共同关注的研究领域。时至今日，社会生态学在美国、英国、挪威、奥地利等国依然影响重大。社会生态学家默里·布克金在美国被视为与保罗·古德曼、诺曼·乔姆斯基同等重要的激进犹太人①。社会生态学的理论观点和实践主张在批判工业文明和实现绿色变革、走向生态社会的双重维度上，对我国环境政治学理论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实践都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一、作为一种生态文化理论的社会生态学

从词源上看，生态学是以自然生物及其所居住的栖息地为考察研究对象的。1865年，德国生物学家汉斯·赖特（Hans Reiter）用希腊词“Οικοθ”（Oikos，家庭、住所）和“Λογοθ”（logos，学科、研究）合并而成“oekologie”（ecology），用来指称研究生物栖息环境的科学。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提出了生态学的经典定义：“研究生物有机体与其周围环境的相互关系的科学。”从17—19世纪的创建时期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现代生态学时期，无论是经典生态学着力于研究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还是现代生态学着力于研究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生态学研究都是以自然生态系统为主要对象的。

直到1923年，生态学在关注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方面才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一批学者开始探讨人类与环境生态问题，为生态学研究拓展了视野。社会学学者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首次提出了“人类生态学”概念。随后，罗德里克·麦肯齐（Roderick Mckenzie）给出了人类生态学的定义。1985年，国际人类生态学会成立。这不仅是人类生态学发展的重要标志，它更意味着生态学的研究突破了自然生态系统，把“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的人类生态系统纳入自己研究的重要领域。

早在1953年，建筑学与城市规划学者欧文·古特金（Erwin Gutkin）就使用了“社会生态学”这一概念。其后，默里·布克金和进化论生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分别于1964年采用它来命名自己的理论。1972年，塔维斯托克研究所的弗雷德·艾茉莉（Fred Emery）和埃里克·特李斯特（Eric Trist）合著出版了《走向一种社会生态学》。但是，社会生态学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更早时期。19世纪末期关于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关系进行反思的思想家，就已经为社会生态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①，如法国地理学家以利沙·雷克吕（Elisée Reclus）、苏格兰植物学家与社会理论家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和他的美国学生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社群主义哲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le）、无政府主义地理学家彼得·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

在苏联，生态学于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开始考虑社会因素，并逐渐发展为一种不能被纳入到普通生态学之中的、现代形式的社会生态学。由此开始，苏联的社会生态学研究蓬勃发展并在80年代因马尔科夫出版的《社会生态学》②而达到鼎盛时期。苏联社会生态学研究在中国学术界得到了呼应和延续。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学术界开始尝试运用系统论的观点探讨社会生态问题，并努力尝试建立起包含工程技术研究、技术科学、基础科学和哲学在内的社会生态学学科。

尽管美国与苏联—中国的社会生态学流派审视生态问题的社会视角、从社会整体层面寻求构建生态社会的思路都是一致的，但二者在理论分析的具体方法上却各有侧重。苏联—中国的社会生态学流派立足于系统论方法，主张既要对自然进行改造和规划，又要对社会经济、行政组织机构等社会结构进行改进和完善。前者需要诸如构造地理学、自然保护生物学、生态工程学等自然科学技术的运用，后者则要求建立和发展跨越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如生态经济学、人类生态学等。因此，苏联—中国社会生态学流派将社会生态学定位为一门包括工程技术、技术科学、基础科学和部门哲学的完整的学科。

布克金的社会生态学则更强调社会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的根本性。布克金认为，自然本身和有机社会具有差异性、整体性和互补性，只是当人类社会出现了等级制之后，自然与社会才被视为分裂的、支配与被支配的二元存在。因此，要创造一个生态和理性的社会，就可能而且有必要提供一种行动纲领性的计划方案——自由进步的市镇自治主义。总体来说，布克金社会生态学是一种基于生态哲学理论的生态政治理论流派。

虽然各流派对社会生态学的含义有着各自界定，但都是基于有机整体世界观、对人类理性（科技力量）的信心，并且具有人类社会的与自然生态学的双重视野。相应地，社会生态学既力图从一种社会视角来分析工业革命以来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与解决之道，又坚持从生态学的视角、用生态学的方法和原则来分析与应对社会现象，指导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