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梭对启蒙运动科学主义社会观的批判

摘 要： 卢梭揭示了启蒙运动开启的现代性危机，指出启蒙思想家们的科学主义社会观导致政治的腐化、道德的衰败和人性的异化。他用“自然”来对抗启蒙运动的“文明”，用共和主义的道德概念来对抗启蒙运动的现代进步概念，其深刻洞见一直影响和启迪着各种反科学主义的思潮，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关键词： 卢梭； 启蒙运动； 科学主义社会观

中图分类号： B56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4）01-0067-06

18世纪启蒙运动极大地动摇了有组织的“牧师的宗教”的权威，根除了大量的迷信、教条和偏见，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的普及与推广不仅改变了人们看待自然的方式，也改变了人们看待社会和人类自身的方式。它推动了技术的进步，生产的发展，物质的丰富以及社会的深刻变革，开创了西方世界以理性和科学为内核的现代化进程。

然而，启蒙运动在闪耀着“现代性的筹划”的光辉之时，却也陷入了“科学的谬误”之黑暗，引起了以科学主义为核心的现代性危机。就像斯特劳斯一再指出的，“现代的根本问题是新自然科学的全面胜利所导致”。[1]72卢梭立足于启蒙运动同时又超越了启蒙运动，他对启蒙运动的科学主义思潮，尤其是其对科学主义社会观进行了深入批判，在今天仍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启蒙运动的科学主义社会观导致政治的腐化

启蒙运动的“现代性的筹划”不仅要通过科学技术的运用来实现控制自然的目的，而且要通过科学知识的传播与普及，通过把自然科学的思维模式和方法运用到社会、政治领域，来实现变革旧有的以基督教和传统习俗为基础的社会政治制度，实现以自由、平等和宽容为基本价值的现代政治制度的目的。他们高举自由、平等、宽容的旗帜，反对基督教会对异端邪说的禁锢和对异教徒、无神论者的迫害；反对按身份划分的等级制度，认为所有人都是同样具有理性能力的人，因此人人都应该得到平等的尊重；他们反对束缚人类自由的一切理论和制度，反对传统权威尤其是教会权威下的教条主义传统，伸张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伏尔泰由此喊出了那句著名的口号：“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然而，启蒙运动对于这些基本价值的承诺并未能兑现，在实践中甚至走向了它们的反面。面对宗教势力的压迫，启蒙思想家们一方面呼唤宽容，另一方面则自觉组成一个团体，一个哲学党派（the republic of letters）；他们公开地反对教会，暗地里反对基督教；他们以科学的名义反对传统教条，以真理的名义反对宗教迷信，最终成功地让自然取代了上帝，让科学的权威取代了神学的权威。可当他们赢得反对传统宗教的胜利后，却接过了耶稣会士们的衣钵，致力于自身解释自然、判断真伪的垄断地位，使自身的理论蜕变为结党营私、打压异己的意识形态。恰恰是启蒙运动的这一趋势引起了卢梭的警觉，他意识到这个时代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自然、科学、知识已不再像原来一样的纯粹，它们现在成了党同伐异的武器：“他们表面上显得与耶稣会士完全背道而驰，实际上他们与耶稣会教士一样自封为帮派领袖，与这些人是殊途同归。耶稣会教士对人的信仰实施神权，以天主的名义自封为善与恶的主宰，使自己变得势大无比。哲学家们无法攫取同样的权威，就极力去摧毁这个权威，然后，做出向他们那样听话的帮派分子解释自然的模样，自封为自然的最高诠释者，以自然的名义给自己确立了权威”。[2]290-291 实际上，对于派外的对手及派内的“叛徒”，哲学家们像耶稣会士们一样的不宽容。对于那些神职人员，那位要誓死捍卫他人说话权利的伏尔泰发出“踩死败类”（crush the infamous thing）的叫嚣，卢梭甚至预言一个比宗教裁判所更为虚伪、更为血腥的哲学裁判所的出现，这个裁判所会毫不留情地把任何敢于相信上帝的人烧死；而对于那些被视为阵营内的异己者，哲学家们更是极尽迫害之能事。尽管卢梭晚年时现谵妄之态，可他在自传体著作中描述的哲学家们对他的迫害却实有其事，狄德罗在他的《私生子》一书中暗讽卢梭说，“只有坏人才孤独地生活着”，伏尔泰则公开歪曲卢梭的著作、披露卢梭的隐私、诽谤卢梭的人品、散布卢梭的谣言。在伏尔泰的描述之下，“本堂神甫的讲道成了亵渎宗教的作品，《新爱络绮丝》成了色情小说，《社会契约论》成了煽动暴乱的书籍”。[3]287 在他的《公民们的感情》一书里，伏尔泰说：“我们怀着沉重和羞愧的心情承认：这个人身上遗留着放荡的肮脏；他扮成江湖郎中，拖着一个可怜的女人在山村里游荡，眼看着女人的母亲死去；他把自己的孩子抛弃在孤儿院门前，却拒绝一个好心人将他们收养”。[4]349 既披露卢梭遗弃孩子，又造谣说卢梭得了性病，还害死了自己的岳母。伏尔泰甚至致信卢梭的祖国——日内瓦共和国的小议会，说卢梭的《山中来信》有十多页“嘲笑耶稣奇迹”的内容，却不提他自己曾表示这些内容在他看来是唯一值得一读的，他还对小议会“仅仅不疼不痒地焚毁一本书”感到遗憾。[4]346 卢梭通过现身说法，指出启蒙团体像宗教团体一样的专横无理、不容异己，“他们是忠实的无神论传道士和独裁专横的教条主义者。他们绝对不能容忍别人持有任何一点异议”。[3]36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福科说“知识就是权力”，在启蒙思想家们那里，知识成了压制宗教、打击异己的权力，卢梭大概是西方知识史上揭示和警告现代性中隐含的科学主义滑向意识形态化的第一人。

在他的第一篇论文《论科学与艺术》中，卢梭便指出不平等产生了科学，而科学则导致更进一步的不平等。在卢梭看来，“为艺术和科学主宰的社会是充满了不平等的社会”。[5]647 科学和艺术的产生源于社会有闲阶级的存在，而有闲阶级则是随着西方社会出现公民和奴隶这两大不平等阶层而出现的。在卢梭那里，社会不平等是万恶之源，“罪恶的首要根源是不平等，不平等产生富裕……富裕产生奢侈和闲逸，奢侈产生精致的艺术，闲逸则产生科学”。[6]45 而现代科学的普及则又反过来助长了两种社会不平等：一是财富的不平等。自然科学方法孕育的工具理性思维模式驱使现代社会的人们把他人和社会仅仅视为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使得人们尤其是那些最为狡诈、最为冷酷的权贵和富人能够以他人的利益和幸福为代价，肆无忌惮地追逐财富，从而导致一个富者更富、贫者愈贫的不平等社会；二是荣誉的不平等。在卢梭看来，文明社会状态下的人们是由amour propre驱使的，amour propre使人们渴望赢得社会荣誉和他人尊重，当一个社会把才智或财富而非美德和功绩作为人们获得社会荣誉与尊重的标准时，也就是说，当一个社会根据才智高低或财富多寡而不是根据美德优劣与贡献大小来分配荣誉和地位，当社会的不平等建立在才智或财富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美德与功绩的基础上时，这个社会便不再有美德了，这个社会便将无可挽回地堕落。“如果不是由于才智的不同和德行的败坏在人间引起了致命的不平等的话，那么这一切的谬误又是从何产生的呢？这就是我们种种学术研究的最显著的后果，也是一切结果中最危险的后果了。我们不再问一个人是不是正直，而是问他有没有才华；我们不再问一本书有没有用，而是问它是不是写得好。我们对聪明才智滥加犒赏，而对于德行则丝毫不加尊敬”。[5]31启蒙思想家们发起的科学主义运动使得现代社会不再拿德行与品性，而是拿才智与学识来评判一个人的价值，而“在一个治理得很好的国家里，所有的公民都是那么的平等，谁也不能被看作是最有学问的，最能干的人，顶多只能被看作是比他人略胜一筹而已”。[7]147正是为了减少社会不平等现象，为了捍卫美德，卢梭才反对科学的普及，要求把科学研究限制在少数人的范围之内。他认为唯有像培根、牛顿和笛卡尔这样的“人类的导师”才能够不为荣誉所惑，为人类的幸福而探寻宇宙的真理，唯有他们这样的人才配进入科学的殿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