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乃彦:以国家需求为己任的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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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我国早期从事核武器研制的专家之一，为核武器的设计、试验、改进提供了重要的实验数据。

“以国家需求为己任”是他的人生信条。从大学选专业起，他的每一次选择都把对祖国的热爱放在第一位：遥远的苏联实验室里，得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时，他振臂高呼;茫茫戈壁滩上，他冒着核辐射超量的危险冲在最前线回收实验结果时，他无怨无悔;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日本，凭借着他的努力让五星红旗悬挂在大会会场上时，他无比自豪……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爱国的最高境界。

很多人称赞他是一台“永不停歇的发动机”，做科研、核科普、培养人才成为他耳顺之年之后所从事的主要工作，他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为国奉献的伟大事业上。

王乃彦，1935年11月21日生于福建福州。195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他与同事们一起建立了我国第一台在原子反应堆上的中子飞行时间谱仪，测得第一批中子核数据，在国际上对Yb和Tb同位素的中子共振結构的研究作出了贡献。他建立和领导开展了核武器试验中近区物理测试的许多课题，为核武器的设计、试验、改进提供了重要的实验数据。在我国开辟并发展了粒子束惯性约束聚变、氟化氪准分子激光聚变和激光核物理的研究，并取得突出成就。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王乃彦总说自己是幸运的。一路遇到了许多恩师，也充满了各种机遇。但他面对种种机缘，他的每一次选择都是饱含了以国家需求为己任的爱国情怀。年过八旬还奋战在科研和科普活动的一线，每天坚持学英语的习惯已经保持了二十多年，听坏的收音机就有十多台，这让我们对王院士心生敬畏。

盛夏六月，我们来到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采访著名核物理学家王乃彦院士，聆听他与核物理的不解之缘。

三次转折 结缘核物理

核物理是涉及国家安全、清洁能源、医疗健康、多学科交叉等一系列重大应用，一直以来受到各科技强国的高度重视，是必争的战略高地。王乃彦作为我国核物理领域的专家，开辟并发展了粒子束惯性约束聚变、氟化氪准分子激光聚变和激光核物理研究，但是提及他与核物理的缘分，可谓是“一波三折”。

像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福建许多家庭一样，读书的种子早在家庭的熏陶下就种在了王乃彦心中，虽然家境并不富裕，但“惟有读书高”的信念是家庭生活的根。

1950年，王乃彦读高一。恰巧在这时，学校通知已报名参军身为团干部的他去福州郊区参加土改工作。在那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年仅16岁的王乃彦以最小的年龄和出色的工作赢得了当时非常缺乏年轻知识人才的福州市委的青睐，他们希望他能够去市委工作，但是这样的选择也就意味着他将放弃学业上的发展。思前想后，他最终还是决定回到学校，并以比别人更多的努力补回缺失一年的课程。

土改的经历虽没有影响王乃彦的职业道路，但他却说决定了他的命运，因为在那期间，他第一次懂得了什么是革命，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和信念。

或许天生就是学习的料，在高中毕业前夕，他的各科成绩在班上仍然名列前矛。1952年，王乃彦与同班的5个同学凭借优异的成绩一起考入了北京大学物理系。而且当时恰逢国家院系调整后第一年实行国家为高校学生学费买单，王乃彦幸运地赶上那个最鼎盛的时期。

1955年，大学三年级。分专业的时候，本来要学无线电电子学的王乃彦被调到技术物理系学习原子能专业，代号546。大背景是1955年国家作出了建立和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让一批大学生改学核科学与核工程专业，充实核工业研究力量，王乃彦就成为其中最早的一批。作出这个选择时，王乃彦没有任何犹豫，他说一切服从国家需要。就这样，王乃彦与核物理事业的缘分又近了一步。

1956年大学毕业后，王乃彦被分配到原子能研究所的钱三强小组，做中子能谱学研究。在原子能所工作的三年中，王乃彦潜心研究，很快获得了钱三强先生的赏识。钱先生决定推荐他前往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学习。 “第一次把我的个人材料寄到联合所，竟被退了回来，附言写的是：‘请你们派有副博士学位以上的人来。’”在钱先生的坚持下，对方最终同意接收。

就这样，作为第二批人员，年仅24岁开启了他的苏联之旅。

那里是世界上核物理最前沿的研究机构之一，聚集着多位核物理大家，王乃彦现如今还清晰的记得他们每一个人的俄文名字以及和他们的故事。他的研究室主任是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富兰克教授，实验室的副主任是莫斯科大学物理系著名的萨毕瑞教授。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下，王乃彦在快速汲取着知识，并在科研上不断突破。

后来，钱三强去苏联开会参观王先生所在的实验室时，问他的室主任，王乃彦工作表现怎么样？你们满意不满意，室主任回答说，“我很满意，但你们满意不满意，就要等回国后，你们就知道了。”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王乃彦从使馆拿到核爆的新闻纪录片，回去之后马上请实验室外国朋友一起观看。

“看了之后，大家非常激动，想不到中国这么快就研制出了原子弹。”这也使得王乃彦对于回国参与核武器研制工作，用自己的所学报效祖国充满了期待。

光辉岁月 为国献身亦不悔

1965年，中苏关系破裂，王乃彦及所有在研究所的中国人员全部撤回到国内。回到核物理所，当得知自己要被分配到九院工作时，他高兴得不得了，因为这意味着他将真正在一线参与原子弹、氢弹的科研工作。

就这样，1965年夏，王乃彦来到了位于青海海晏县的金银滩，对外称是青海西宁曙光机械厂的地方，开始参与我国第三次核武器试验。

当时，王乃彦主要从事核武器试验中子测量，以便了解武器的性能，并在后续实验中得以改进。他们任务的关键点是要确保测到核武器有关的物理参数，为改进其性能提供参考。

在实验部的王乃彦，多数都要承担回收的任务，不仅要与恶劣的自然环境抗衡，还要戴着“猪鼻子”，穿着防护服到场地去回收实验结果，面临着核辐射超剂量的危险，但他从来没有退却。

为了保证实验的顺利进行，当时的他干劲十足，经常睡在办公室。“一般是晚上干到十一点多，把铺盖往办公桌上一铺就睡，早上再把铺盖一卷就开始工作，办公室与宿舍合二为一。”

王乃彦最初承担的是增强型原子弹实验，经过长期的奋战，他用测得的数据证明了这次试验取得了很好的结果，但也说明了加强型原子弹发展潜力有限，所以当时领导就作出了要突破氢弹的决定。从那时起，王乃彦开始参与了氢弹的原理试验工作，主要负责氢弹实验中近区物理测量。

建国初期，远赴大西北的科研人员条件艰苦，同时又处于国防保密阶段，很多困难都是今天的人难以想象和理解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驱使着他和同事们在杳无人烟的恶劣环境中为我国的核事业默默无闻的奉献着自己大好的青春年华。

谈起那段大西北的日子，王乃彦依然记忆犹新：“我们第一次做氢弹原理实验是1966年12月，当时戈壁滩的温度低到零下40度，有胡子的男同志在场外一讲话嘴边就会结霜.环境相当惡劣。”

第一次氢弹原理试验采取地面实验，当时王乃彦小组的同志们的任务是要用几种方法了解氢弹的动作过程，同时要在氢弹爆炸后进入现场回收胶片进行分析。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引爆，试验非常成功。大部队撤退之后，现场只留下了7个人，王乃彦是队长。由于爆心近区剂量很大，他们在场区等待了一个多星期才被批准可以进入回收，所有人穿上防护服，戴上防毒面具和安全帽。当时的场面很震撼，进去一次要承受的辐射剂量很大，王乃彦和同志们一心想着实验结果，勇敢的跑在了前面。

到达工号后，他们迅速从吉普车上跳下，以最快的速度提着铅罐往里冲，迅速把底片放进铅罐，这些操作全是在没有灯的地下工号完成的。“那个时候根本不会多想，就想着要结果，不然工作就白费了。”

胶卷冲洗出来之后，不仅用数据说明了我国首颗氢弹爆炸成功的原因，而且还说明了氢爆威力比理论设计要大的原因。结果皆大欢喜，包括王淦昌、朱光亚、邓稼先、于敏等都高兴得不得了。后来于敏对王乃彦说：“老王，之前咱们做这个实验，我心里还有点拿不准，还是多次考虑研究后才定下来的。现在拿到你们这个数据，我更有信心了。”

从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次原子弹爆炸到1966年12月28日第一次氢弹原理性试验，我国仅用了两年零两个月的时间，到第一次正式氢弹实验用了两年八个月的时间，在世界上引起了极大的震惊。这期间有许多像王乃彦这样的科学家和解放军同志、工人和工作人员们，凭借着一腔热血，将自己完全奉献给国家的核武器事业。每谈及此，王乃彦的思路都异常清晰，他常说那是千千万万的同志们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艰苦奋斗的结果。

王乃彦告诉记者。在一次地下核试验的准备实验中，他和同志们一起用很强的γ射线源对探测器进行刻度，从计量站借来了放在铅罐中的强放射源，打开了罐却找不到源，作为室主任的他赶快进去寻找，最终在一个棉花团中摸到了，由于在辐射区待的时间过长，受到了超量的辐射，组织立马把他们从四川送到北京的医院，检查结果发现转氨酶急剧升高和白血球下降，医生建议他们疗养休息，但是一周后接到组织的归队去场地任务的通知时，他们又毫不犹豫地踏上了前往一线的征程。

除了工作环境上的困难，王乃彦还要忍受远离妻女的困扰。由于妻子在山西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自己要到青海工作，无奈之下，王乃彦将年仅一岁的女儿寄宿到同事家中。有一次，他回北京出差顺道看望女儿，没想到长期不见的女儿只肯叫他叔叔。

回首这段在九院工作的日子，王乃彦说：“我一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奉献给了那里，但是我觉得那段工作和生活非常有意义，很值得回忆。”

用科研和人格 赢得国际尊重

1978年，王淦昌先生带着王乃彦一起调到原子能研究院。从此开始了他们研究的新阶段：共同从事我国粒子束和氟化氪激光聚变的研究。

每天早晨不到六点，王老就来敲门了，并喊着“lazy bone ！ lazy bone！Get up！ Get up！”，那时他们都住在研究院的招待所，然后两人一起从南区走到北区，这每天半个小时的时光，王老给他讲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和故事，世界观、经历、感悟，这使得王乃彦终身难忘受益匪浅。

在王淦昌的带领下，王乃彦他们所在的惯性核聚变小组基本不到一年时间就很快作出了成果。他们自己动手建设了第一台1兆伏80千安的电子束加速器。在立即开展的实验工作中，他们主要研究强流电子束和靶在相互作用中，是否存在由于反常吸收会使吸收系数比经典值大100倍的现象。用五种实验测量，从不同的角度否定了日本科学家的结论，澄清了当时轰动一时的问题。当时世界只有美国和中国的实验做得最出色，并取得了一致的结论，实验结果引起了国际上的高度重视。

1985年，王乃彦在日本名古屋大学访问工作，在不长的一年时间中发表了5篇文章。次年，第二届国际相对论性粒子束惯性约束聚变会议在日本长冈举行。他应邀在大会上做特邀报告。按照那里的规定，大会悬挂国旗的位置主要和各国科学家的论文数，也就是与研究成果相挂钩。主办方把自已的国旗挂在最旁边，美国和中国的国旗挂在中央的左右方。当看到祖国鲜艳的五星红旗挂在最中间的位置，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国家争得荣誉时，他异常激动和自豪。

“这是最让我开心的一次国际会议。”作为被邀请的一个中国科学家，在这里赢得的尊敬，他看做是中国科学家的骄傲。

1993年，王乃彦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这使他既有压力又有困惑，压力在于怎样回馈院士这个头衔为国家多做贡献，困惑在于怎样能留更多的时间给自己的科研事业。

王乃彦说，自己是个物欲特别小的人，只要有米饭和咸菜他就能吃下饭，但他对于核物理事业的追求却难以止步，并以他惯有的勤奋活跃在一线。

1998年，担任中国核学会理事长的王乃彦被上级领导要求去竞选“太平洋地区核理事会的副理事长”，上任之后，王乃彦意识到要主持会议，要深入交流，一定要好好强化自己的外语。但现实情况是，由于英语水平十分浅薄，直到大学毕业，他的英语依然是初中水平，因为在高中时不认真学英语，大学改为学俄语。

为了能够开展相关的工作，王乃彦又重新开始学习英语，那一年他63岁了。但他的英语水平却飞速提高，很快就能用英语自如的沟通了。

记者好奇的追问了如何做到的。王乃彦笑笑告诉了我们他的英语秘诀：“多听，任何质的变化都是量的积累”。那时候，他在保证白天正常工作时间外，他每天能固定抽出5个小时以上来强化英语学习，周末的学习时间甚至长达十几个小时，学习英语的习惯一直保持到现在。

他告诉我们他的家里有好多台用来学习英语的收音机，每个收音机都固定为一个频道，“主要听外语广播，哪有时间调台啊”，他解释道。

2000年在汉城，王乃彦成为太平洋地区核理事会正理事长，要在这里接过太平洋地区核理事会的大印，并发表就职演说，这一天，他把写好的稿子交给外籍秘书修改，秘书仅仅修改了几个小地方。正式演说开始了，王乃彦却脱稿而讲，现场发挥。与会者给与了热烈的掌声，秘书惊讶地说：“王，我不知道你还有这个本领呢，我看你还是个当外交官的料。”

2004年，他获得了该年度的“世界核科学理事会全球奖”，在全世界获此殊荣的4人中，他是第一位获得此项奖励的中国人。

寄语青年 勇做热爱科学的青年

采访时，王老思路清晰，每个故事、每个细节都与我们娓娓道来，时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连续五个小时的访谈，我们都建议他休息一下，他却连忙摆手“没事，没事”。他用温和的口气，给我们讲述着他那波澜不惊的人生。

而对于他严师的说法，他也给出了他对做科研人的期许。

做科研要有信仰。报效祖国是王乃彦的科学追求，爱国主义已经融化到他的血液中，成为他鲜明的烙印。“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有祖国。科研工作者要以国家为需求，为国家服务。王老（王淦昌）一直跟我说，他很注意锻炼身体，锻炼身体的目的是為了更好的为人民服务。我不希望白吃人民的饭，不工作不行的，必须要负起责任。”

王乃彦深知真正的追求科学工作是非常艰苦的，需要克服很多困难，经历很多次实验的失败，没有顽强的精神不能攀登到科学的顶点。

做科研要有好奇心，摒弃浮躁心理。“浮躁是科研的大敌，现在评价一个科研人员的水平高低，贡献大小，往往有重论文轻贡献，重学历轻能力，重拿到几个项目，轻项目完成情况的毛病。”

对于这种现状，王乃彦建议要从一个正确的方向来引导科研人员，而不是单看文章，用数量来衡量他们。要给科研人员一个宽松的环境，要让他们能安下心来研究问题，而不是成天为经费、为职称而奔波和花费心思。

还要有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我国的核武器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无不是老一辈科学家稳扎稳打，创新突破的结果。王乃彦说，创新要具备三个必要条件：首先要有创新的意识，第二要有创新的能力，第三要有顽强的创新意志，最后才能将自己的创新思想付诸实践。科学工作者不能老跟着自己的老师走，要具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创新精神。他说，“我希望我的学生都能超越我”。

虽然已入耄耋之年，王乃彦的生活仍旧十分忙碌，除了搞科研就是做青少年科普和人才培养工作，几乎很难觅得片刻的清闲。这些年来，他的科普足迹早已遍布了大江南北。

采访中，他还接到电话，调整出时间来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他就是这么不遗余力，不管多大年龄，信仰不变、激情不灭。

可以说，正是因为有和王乃彦院士一样的千千万万的中国核事业的“脊梁”的无私奉献、奋斗终生的精神，中国核事业才能在世界历史舞台上不断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