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天地立心，追逐金鹿的哲原人

在人生逐梦的路上，有这样一位哲人，他视野开阔、头脑睿智、心胸宽广、思维缜密、历经沧桑又诗情画意；他不仅具有厚重的历史使命感和饱满的育人情怀，而且具有深厚的理论学养和深邃的思维洞察力；他勇于自我超越，开拓进取，在哲学的原野上纵横驰骋；他勇于面对时光的流逝，宁静而致远，潜心于学问。他在哲学的广阔原野上追逐金鹿60载，现仍孜孜以求，不停息地与时间赛跑。他为我们奉献了两本思想巨著《谷雨沉思》和《哲原追梦》。厚重的书籍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承载着中华民族博大的文化精髓、承载着一代学人沉甸甸的思想理念、承载着前辈学人对后辈学人的无限期许和满怀祝福。我们不能不由衷地感激、敬佩、尊重这位在广漠的哲学原野上矢志不渝地追逐金鹿的哲人！他就是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首届理事、科技文化专业委员会荣誉主任，湖北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荣誉理事长、中国系统科学研究会副会长，武汉理工大学教授黎德扬先生！

一

黎德扬教授在耄耋之年完成的《哲原追梦——哲学工匠手记》（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一书，以其厚重的历史使命感、厚实的理论深度、博雅的文化情怀、优美洗练的文笔，为我们展示了一幅他那个时代的学人在做人和做学问上如何服务于社会的历史画卷。从“哲学人生录”到“哲学探索录”再到“哲学感悟录”，画卷徐徐展开，显示的是历史与逻辑的高度统一，科技与哲学的完美交融。第一篇“哲学人生录”全面而深刻地记述了中国从1958年到1978年那段火热而疯狂的历史，让我们了解了当时的年轻学人是如何在社会的大熔炉中历炼自己，逐梦于广漠的哲学原野的。

1978年是个分水岭，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中国理论界冲破了教条主义的思想牢笼，开拓了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道路和新局面。当时黎老正值中年，他积极投身于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结合自己的专业所学，在《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理论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从对光的本质的认识谈起》、《实践标准的唯一性和自然科学的真理性》等文章。在他看来，理论特别是哲学的功能是十分强大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哲学，就不能强盛，也不能持续发展。

探求真理和追逐光明的大门一旦开启，其必势不可挡。1979年2月全国宗教学研究规划会议在昆明召开。会议由我国著名哲学家任继愈先生召集，参会的多是中国哲学史和宗教学专家，黎老应邀参加了这次标志着中国宗教学兴起的学术盛会，并做了《从认识论看宗教和科学的关系》的会议发言，发言得到了任继愈、萧萐父等前辈专家学者的充分肯定。这次会议成立了中国宗教学研究会，黎老被推选为理事。从此，他便从反对现代迷信而涉足了宗教学的研究领域，后来还为研究生开设过宗教学课程。从事宗教理论的研究工作，黎老深刻认识到，无神论和有神论具有共生性，在人类认识的长河中相生相克，相互竞长。宗教也是一种哲学，做哲学的人必须了解宗教。

1980年12月全国唯物辩证法讨论会在北京召开，黎老应邀参会，以饱满的精力在会上就“同一性、同一性和斗争性、系统论与辩证法的关系”做了三次发言。当时“学界思想空前活跃，会内会外充满积极进取、不竭追求真理的气氛”。黎老当时就在会上与老师萧前教授就“政治法律设施的归属问题”展开了激烈交锋，辩论后师生相互热情拥抱。学生说“萧老师，冒犯了”！老师则大度地鼓励说“吾爱吾师，更爱真理”！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久久不息。这是一次让年轻学人充分释放智力能量的会议。会上黎老被提名为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首届理事会理事。

从此以后，黎老在哲学原野上信步前行，他坚持哲学的政治服务功能，积极吸纳哲学研究的新成果和新进展，不仅与国内著名高校的学术同行一道编写了哲学教学《大纲》和教材《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育了一代人，而且深入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撰写了《根植于实践的哲学常青》等文章，启示了后人。在他看来，“马克思的哲学本质上是实践的，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不仅创立了实践的唯物主义，找到了实现这一哲学的物质力量，而且亲自参加和领导了实践这一哲学的斗争”。①

从20世纪70—90年代，黎老特别关注系统科学的发展，积极推进系统哲学的研究。他一方面投身于实践生活，关注长江三峡这一系统工程的研究，撰写了许多对国家建设发展有用的研究报告和理论文章；一方面积极参加国际系统科学和世界经济学术会议，开拓国际视野，而后返身又面向学生和社会各界宣讲系统哲学的思想方法。他的系统哲学纲要视角独到，在思维向度上，打破了传统以实物或事件为中心，转向以过程或系统为中心。这也肇始了他在上世纪末顺利涉足生态文明的研究，把生态问题作为其主要研究方向之一。在他看来，系统科学为生态文明提供了科学基础，辩证整体论是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生态文化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基本途径。鉴于他在生态文明领域的研究工作，“2010年美国第四届生态文明国际论坛”邀请他参会，会议期间他与生态建筑学的创始人保罗·索拉里就生态文明建设问题进行了热烈的交谈，并参观了索拉里的生态城。2013年索拉里去世，他满怀深情地撰写了《生态城——索拉里追梦》一文，深切地缅怀了这位异国他乡的生态文明的建设者，也警示我们生态文明建设任重道远。

黎老的研究视域从来不是单向度的，而是纵横交错的。1996年他的研究课题“中国特色的科技文化研究”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从此，他的一部分心力就投入到中国特色的科技文化研究领域。到2000年，他的研究视野已拓展到我国文化建设的实际问题研究。在他的推动下，2004年武汉理工大学召开了首届全国“科技文化与社会现代化”学术研讨会，2005年成立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技术文化专业委员会，他被推举为专业委员会首届主任。如今中国自然辯证法研究会科学技术文化专业委员会已建成了一支高水平的科研梯队，召开了13次全国性学术会议，在全国造成了影响，推动了我国科技文化事业的发展，这与黎老在科技文化领域20多载的不懈耕耘分不开。在他看来，文化是人化和化人的过程及其产物。科学技术文化是人类文化活动的基石，可以实现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统一。文化是个整体，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相互滋养。中国的文化建设必须加强科学文化建设，弘扬科学精神。科学文化建设必须走向大众，唤起国民的自觉，实现国民科学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

除了在科技文化领域的开拓创新外，黎老还开历史先河，1997年最早向交通部提议建立交通社会学。如今交通问题已成为国民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交通的社会、科技、生态、人性研究已成为历史的必然。他所建构的交通社会学学科体系也获得了学界的认可。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交通社会学》一书，该书运用系统整体论的方法，以科学的社会历史观为基本理念，多视角地考察了交通在社会整体结构中的功能及其谋求自身发展的途径，被社会学界的专家誉为我国第一本系统阐述交通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学术著作，具有“原创性、本土性、开拓性和跨学科性”。

纵观黎老60载的哲原躬耕事业，从参加真理标准大讨论，到编写哲学大纲；从系统哲学研究，到生态文明研究；从科技文化研究，到社会交通研究，正如黎老所概述的，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连续过程，是学术自觉不断提升的过程，反映了其学术生涯与社会实践发展的一致性。

二

黎老学术思想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他的系统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在“哲学概观”一章中，他的系统辩证法思维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跃然纸上。他的文章用语平实，但思想深刻，每篇文章对于年轻学者来说都是一次思想历炼。他说：“哲学是系统，是过程，是层出不穷的哲学观念不断演变的过程。哲学世界多种哲学林立，是一个无限多样性的复杂系统。各种哲学系统都在哲学大系统中汇集，相互砥砺、融会而贯通，实现单质的优化、层次的跃迁，从中得到繁衍和发展。在哲学原野上，和在自然生态中一样，不能搞齐一性或统一性，用某一种哲学原则去剪裁其他哲学，更不能用哲学之外的原则去屏蔽其他哲学。哲学大发展和创新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实践的批判，来自于哲学体系的自我更新。”

这让我想起爱因斯坦在谈到过份执着于任何一种认识论体系的危险性时说过的一段内涵深刻的话：“寻求一个明确体系的认识论者，一旦他要力求贯彻这样的体系，他就会倾向于按照他的体系的意义来解释科学的思想内容，同时排斥那些不适合于他的体系的东西。然而，科学家对认识论体系的追求却没有可能走得那么远。他感激地接受认识论的概念分析；但是，经验事实给他规定的外部条件，不容许他在构造他的概念世界时过分拘泥于一种认识论体系。因而，从一个有体系的认识论者看来，他（指科学家包括爱因斯坦本人）必定像一个肆无忌惮的机会主义者；就他力求描述一个独立于知觉作用以外的世界而论，他像一个实在论者；就他把概念和理论看成是人的精神的自由发明（不能从经验所给的东西中逻辑地推导出来）而论，他像一个唯心论者；就他认为他的概念和理论只有在它们对感觉经验之间的关系提供出逻辑表示的限度内才能站得住脚而论，他像一个实证论者；就他认为逻辑简单性的是他的研究工作所不可缺少的一个有效工具而论，他甚至可以像一个柏拉图主义者或者毕达哥拉斯主义者。”②

在黎老看来，世界上本来就不存在所谓的单一的纯粹的哲学，各种哲学从它的提出到发展完善都包含着其他哲学的因子，不能离开对其他哲学的继承和批判。特别说来，我国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流的国家，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负有重大的时代责任和担当。我们大多数人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在形式和内容乃至语言系统上都存在着差异，所要改变的世界不能同日而语，因此，需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要实现这一目标，黎老认为，必须端正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态度，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批判精神，广纳百川，继承和发扬人类哲学宝库中的优秀成果。

三

黎老是工科出身，而后投身于哲学研究，专门从事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工作，因此他备加关注自然辩证法的学科发展，备加关注现代新科技发展引发的哲学观念变革。在第二篇“哲学探索录”中，黎老纵观历史，深刻探讨了“自然辩证法”这一学科体系的发展历程和未来走向，并结合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探讨了系统科学方法论、传统物理学哲学、人工智能与人类意识的发展、四次科技文化浪潮，科技文化传播、创新，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等问题。在“自然辩证法的回顾和建议”一文中，他充分肯定了自然辩证法研究的鲜活生命力。这种生命力在于：（一）自然科学技术中的哲学问题是哲学研究的永恒主题之一。（二）自然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丰硕成果之一。（三）我国具有的自然辩证法文化资源，是文化建设的独特优势之一。他指出，自然辩证法的生命力在于创新。“自然辩证法”这个称谓作为涵盖哲学、科学技术前沿进展、科技价值、科技文化、科技伦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学科体系，虽说并不令人满意，但教育部在专业设置上通过加括号的方式将自然辩证法简单地等同于科学技术哲学（甚或科学哲学），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西方科学哲学派系甚多，遵从的哲学理念不一，价值取向多元，从学术发展上我们可以参照，但作为国家教材显然不宜”。

作为老一辈的自然辩证法工作者，面对时代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变革，他希望自然辩证法研究能够与时俱进，创新发展。这与我的导师何祚庥先生的一些观点不谋而合。何先生和我曾在《哲学研究》2014年第5期上发表文章《自然辩证法研究也要与时俱进》，旨在促使我国的自然辩证法工作者面对新时代、新任务、新发展，新情况，转换思维，锐意创新，开拓自然辩证法研究的新局面。我们认为，中国的自然辩证法工作者有责任也有能力担当起这一历史使命。正如黎老所言，创新在人，人要有信心、有信念、有智慧、有追逐真理的精神。创新的“关键在研究队伍的素质提高”。这就为我国的自然辩证法工作者提出了高标准、高要求。自然辩证法工作者“要有一定的自然科学技术知识和哲学素养，要有与自然科学技术专家结盟的交往能力”。

黎老在宁静中致远。对于大数据、引力波、人工智能这些信息时代的产物和新发现、新进展，他从不回避，而是给予深入的思考。他认为大数据不能删除精确性、因果性和“为什么”的追求，因为“大數据的核心是预测”。“预测不是算命，是以事实为依据的，只有依据科学规律做出的预测才能保障预测的实现。规律就是最为本质的相关性，相关性不一定是因果关系，但因果关系必定是一种相关性。人类是有理性的，人类总是凭着理性追求现象背后的本质和规律，即事件之间的相关性、恒常性及其所蕴含的因果关联（线性的和非线性的）。理性思维是实践中产生的以一定的‘格’固定下来的思维惯例和逻辑思维能力。信息科学和计算机技术无时无刻不在运用着数理逻辑的支撑，如果放弃逻辑思维和逻辑程序的设计，大数据便不复存在。”

他认为，引力波发现的重要启示是在科学与哲学的良性互动中创新和提升了哲学水准，彰显了爱因斯坦的理性精神，证明了康德所说的实践理性的力量。他深刻地指出，“我们哲学的短板，主要在于与科学实践的脱节，还处于以近代科学为基础的传统哲学之上，缺乏时代精神，带有许多缺省，如果能从这一事件中得到前行的驱动，最为值得做的事就是创新哲学。”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迅猛。如何看待人工智能与人类意识发展的关系，成了意识论中不可回避的哲学问题。黎老认为，人工智能是人类意识发展的必然产物，而且永远是人类意识的组成部分，不可能独立于人类意识而活动。所谓人类意识将落后于人工智能的观点难以立足。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人工智能将在更为广泛的程度上模拟和代替人的部分思维，人机智能互补将成为意识发展的普遍的、一般规律。作为认识主体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人机智能互補原理揭示了人类意识活动形式的崭新变革。

黎老确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在他看来，人工智能实际上是批判了神学的观点，向“上帝”提出了公开的挑战，认为思维并不是所谓上帝独赋给人的东西，人类可以用一定的物质把它模拟出来，再现出来，表明思维并不神秘，它始终是与物质运动形式相联系，从而证明了思维是物质的属性，意识和物质的统一性。因此，我们应当把人机智能互补原理充实到马克思主义意识论中去。人工智能发展本身就是对辩证唯物主义意识论的证实和丰富。

在“哲学探索录”中，黎老还探讨了科技文化的创新发展问题，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赘述，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黎老的《哲原追梦》一书。里面许多精辟论断一定可以触及你的思维神经。如对生态文明的探讨，对发展智能交通的探讨，都凝结着黎老多年的思想积淀和人生理念。

最后一部分是“哲学感悟录”。在这部分，我们更能深切地感受到黎老的精神世界和精神生活的饱满。他以一个哲人的眼光，诗人的情怀，文学家的笔触，叙写着他的所思所想所悟。深邃的思想、优美的文字，如涓涓细流，滋养着我们的心怀。比如，他讲哲学的用处，在于养心、睿智、自强、脱俗；他讲大学，认为大学是具有现代性，具有现代文明理念的文化殿堂；他触摸故乡，深情于她的纯真，温暖细腻的语言中，传递着故乡的人情与亲情；听他讲“家乡油茶树下的故事”，是在品味他的油茶树文化，那散发出悠悠的油茶味和浓浓的思乡情的文字，让人看到了一个对家国、对人民、对故里满怀深情的慈祥的老人。

青松不老，绿水长流，新蕾倍崭，这是我们共同的心声和共同的期许。作为年轻一代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工作者抑或说科学技术哲学研究者，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坚定追逐金鹿的理想信念。愿追逐金鹿脚步不会停息！愿十年后黎老再为我们奉献一本思想经典！

注释：

① 黎德扬：《根植于实践的哲学常青》，载中国辩证法唯物主义研究会编：《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② A. Einstein， Letter to J. Stark， December 14， 1908. reprinted in A. Hermann， Sudhoft Archiv 50， 267， 1966.

作者简介：李宏芳，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2。

（责任编辑 胡 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