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性学生管理论略

摘    要：规训式学生管理以规范为中心，以训练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是与传统学校教育和传统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相适应的学生管理模式。当代中国社会迅速转型，学校教育的指导理念推陈出新，要求转换学生管理模式，开展以发展为中心、以理性为中心、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性学生管理。学生管理转型要正视转型难度，基于对规训式学生管理传统的反思破旧立新;统筹转型过程，让学生管理转型与学校治理现代化、教学转型齐头并进;拓展转型思路，跳出“严管”与“不管”的非此即彼的误区，创新工作方式。

关 键 词：学生管理模式;规训式学生管理;教育性学生管理;转型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编码：A

文章编号：2095-1183（2019）12-000-06

学生管理是教育者围绕特定目标采用多种方式对学生言行进行约束和引导而形成的复杂系统，学生管理模式是对这一复杂系统整体特征的抽象概括。种种迹象表明，当代中国通行的学生管理模式处于进退维谷的困境，面临何去何从的抉择：一方面，奉行军事化封闭式管理的中学虽然成为闻名全国的高考名校，却不得不承受不绝于耳的“抹杀学生个性”“不利于全面发展”等批评;另一方面，学生被批评、惩罚之后拿生命当儿戏的跳楼甚或弑师等做法不断把教师、学校以及以批评、扣分、惩罚为主要形式的学生管理方式推向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常规的学生管理研究沉迷于创新管理手段、提升管理效能的工具理性追求，整体盘点当前的学生管理，建议反思常规学生管理方式的道德合法性，呼唤学生管理的模式转换，从传统的规训式学生管理走向合乎时代精神趋向的教育性学生管理。

一、规训式学生管理的总体特征与衍生背景

鉴于我国以往和现行的学生管理强调学生对既定规范的服从，注重“把学生管住”，笔者将其概括为规训式学生管理。

（一）规训式学生管理的特征阐析

自从“规训”一词伴随福柯思想的译介而进入我国教育研究领域以来，这一概念一直在规范、训练、控制[1]等意义上被使用。笔者用“规训”来概括传统学生管理模式，是因为传统学生管理突出强调规范和训练，体现出以规范为中心、以训练为中心、以教师为中心的总体特征。

“以规范为中心”，指传统学生管理的目标是促使学生服从既定的规范。康德将学生管理理解为训诫（管教），指出其意义“纯然是对野性的驯服”“从人身上去除野性”“防止错误”，让学生“感受到”并“服从于法则的强制”，从而“能够习惯于静静地坐着，严格遵守事先给他们规定的东西”。[2]赫尔巴特指出，普通人所理解的学生管理仅仅在于“维持秩序”。[3]反观各级各类学校，尽管学生管理以不同形式出现，但其目的是共通的，即要求学生遵守预设的校规、班规，以形成并维护大家习以为常的教育教学秩序;当学生的行为不符合校规时，教师的通常做法是强调规则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4]，迫使学生服从。

“以训练为中心”，指传统学生管理的方式是以禁止、压制、驯服为主要形式的各种训练，不鼓励学生对规范合理性进行审辩思考，不培养学生自主建构和修订规范的理性和智慧。服从命令是训练的基本要求，从进入校园的第一天开始，学生就接收到教师发布的各种命令（如“准时到校不迟到”“安静听讲不讲话”等），学生要做的就是服从。多数学生不会自动服从命令，于是，监视、训诫、惩戒、奖励、感化等多种训练形式应运而生，这些方式交织于学生管理过程之中，共同致力于革除康德所理解的“生蛮”和“野性”，把学生驯化，让他们成为被动服从预设规范的“乖孩子”和“好学生”。片面强调训练甚至驯服的弊端在于训练不能“促成学生理性的发展”，学生管理有时甚至是完全不讲道理的，以致有学者认为“对孩子们谈论义务，那是白费工夫。他们最终是把义务视为某种触犯了就要挨鞭子的东西”[5]，“一旦学生发生违规行为，无须讲多少道理，更不必要学生说出他们的理由。只要教师出于善意，按规矩办事本身，就是足够的理由”[6]。

“以教师为中心”，指在传统学生管理过程中，教师是管理者和权威，学生只是被管理和待驯化的对象。学生要服从的各种规范基本上都是由教师发布的，有时教师作为传声筒将学校和社会的规范传达给学生，有时会发布自己喜欢的规范，如有的教师规定本班学生必须比学校规定时间提前十分钟到教室。有些教育者会意气用事地发布一些对过于苛刻的规范，如赫尔巴特所指出的那样，他们通过这种做法对学生“发泄一点专横，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补偿其从外界受到的压迫”[7]。在学生管理过程中，教师扮演着警察、法官等角色，尽可能全面而无孔不入地构织规范和训练的体系，透过教室后门的那扇窗戶或者借助学生群体中的告密者监督学生，试图将学生的全部活动都纳入预设范围之内。教师的权威地位如此强大，以致有些学生不在意每一条具体规范的内容是什么，而只记住了一条处世原则，那就是“听老师的话”。

在一次班主任培训中，学员高老师讲了自己管理学生的一个故事。上完三节课以后，高老师非常疲惫。这时，宿管员发来消息，称高老师班上某学生将垃圾堆放在寝室门外且拒不打扫。高老师火冒三丈，当即冲到班上，批评该寝室全体学生，宣布罚他们打扫三天楼道。学生当时屈服了，晚上却纷纷在班级微信群中申辩，认为老师应该先调查事情的原委，而不能只听宿管员的一面之辞，认为老师因值日生一人有错而迁怒于其他人的惩罚方式不合理。老师很生气，利用班会时间向学生大讲服从规则的必要性。此后，学生们都很注意维护寝室卫生，因为怕被罚打扫楼道。在这个事例中，高老师坚定地维护寝室卫生管理规定，不给学生解释的机会，用生硬的惩罚来迫使学生服从规则，当学生提出抗议时老师的做法是继续强调规范神圣不可侵犯，最终达成的效果是学生因为害怕惩罚而服从规范。该事例堪称规训式学生管理的典型。

（二）规训式学生管理的衍生背景

规训式学生管理并非学生管理的必然样态，这种学生管理模式之所以在学校教育史上逐渐生成、持续存在、缓慢演化，显然与传统学生管理所处的学校环境和社会环境紧密联系。

杜威指出，传统学校教育将固定书本知识的识记作为目的，以致“儿童被送去受教育的地方正是世界上最难得到经验的场所”[8];儿童生来就有的“要发表、要做事、要服务的天然欲望”[9]在传统学校里没有得到利用，而为了诱使儿童对学习产生兴趣，学校不得不借助学生对教师的爱戴以及竞争、奖励、畏惧等建立纪律。这种纪律注定是病态的，因为其重点“放在矫正错误行为而不是放在养成积极有用的习惯”上，“教师对学生的道德生活的关心所采取的形式往往是警惕他不遵守学校的规则和常规”。[10]中国古代学校教育也将书本知识传授作为核心，枯燥的知识背诵与学生活泼好动的天性必然形成冲突，以致我国最早的教育学论著《学记》就提出要借助“夏楚二物”以“收其威”，戒尺、教鞭成为蒙学教师不可缺少的教学工具，甲骨文中的“教”字也被解释为师长以手执鞭对待儿童。

以知识灌输为本位的学校教育是规训式学生管理的直接环境，而传统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则是传统学校教育及学生管理产生的根源。从经济方面看，最初的专门化教育服务于统治阶级子弟，他们无须从事生产劳动的经济地位决定了学校教育的基本目的是保存以往社会流传下来的书本知识和礼仪修养;随着工业化的推进，劳动者子弟成为学校教育对象，但参与社会生产仅要求劳动者掌握读写算的基本技能，以书本知识灌输为主的学校教育形式没有受到根本性的冲击。从政治方面看，中国古代学校教育承担着为专制统治者选拔官员的功能，学子投身学校教育的个人目标是跻身官僚系统;统治者所需要的合格官员必须首先具备效忠意识、服从意识，而规训式学生管理注重培养听话的学生，可以为他们长大后“受政治首领专断统治”[11]，成为忠顺奴仆奠定基础。从文化方面看，传统文化总体上具有以重复过去为使命的前喻文化特征，强调既有知识体系和规范体系的稳定，贬抑并反对变化;教师掌握着知识权威，自上而下地向学生传授知识、依据规范对学生进行管束乃至打骂学生均受到前喻文化的包容和鼓励。

二、走向教育性学生管理：新时代学生管理的应然取向

系統论指出，系统的功能是在系统与环境的相互关系中表现出来的系统总体的行为、特性、能力和作用的总称;[12]系统生存发展必须同环境相适应，环境的变化，会导致系统的不适应，这就对系统形成演化压力。[13]进入当代，中国社会迅速转型，学生管理所面临的环境要求已经发生改变，学生管理转型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时代课题。

（一）学生管理转型的时代背景

首先，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迅速发展，给学校教育和学生管理提出新的要求。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现代化建设对建设者素质提出的要求越来越高，知识经济、人工智能引发的劳动力分配格局转换使“为固定的生活岗位培养儿童”成为历史，要求未来的公民“不仅适应正在发生的变化，而且有能力去形成变化，指导变化”;民主法治确立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政治地位，相互尊重、平等协商成为社会治理的基本形式，要求未来的公民能够理性认识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以“既能领导又能服从”的方式参与公共生活;[14]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导价值取向，社会成员普遍向往公平合理的生活方式，成人和儿童都反感强加于自己和他人的不讲道理的约束和不尊重个性的训练。学校是由社会建立起来完成一定的特殊工作的机构，[15]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不能容忍以知识灌输为取向、以安静听讲为主要形式的学校教育，四十年来的教育改革都在持续努力将学校教育推离旧轨，转向以培养学生参与社会发展所需素养为目标的新路，促进学生成长为全面而有个性的创新型人才。

其二，当代学校教育的指导理念推陈出新，规训式学生管理的三个中心被打破。建构主义成为主导的教育教学理念，推崇建构、注重生成是当代教育的基本取向，就德育和学生管理而言，生成论思维反对将服从预设规范作为终极目标，而是要求准许学生通过活动自主探索规范，创造不同于既定规范的新标准。人本主义反对贬低儿童天赋的强制训练，主张教育要尊重儿童的天赋和兴趣，以促进而不是禁止的方式来支持儿童充满活力和创造性的成长。教育民主化、学校治理现代化成为不可逆转的浪潮，反对教师权威的无序张扬，要求保障学生权益，落实师生平等，基于对话确立公平合理的规则。值得一提的是，当代德育改革倡导德育生活化，在有道德的生活中培养良好品德，这必然要求将平等、友善、关心等落实到校园人际互动之中，以强制、监视、服从为标志的学生管理方式显然与此不符，必须从校园生活中清除。

（二）学生管理转型的应然取向

通常人们对学生管理功能的理解停留在维持教育教学秩序的层面，然而，作为学生与教师、学校互动的持续过程，不同类型的学生管理必然会对学生心理产生深刻影响，促使学生形成特定的品格和思维方式。面对新时代社会发展和教育转型的要求，我们有必要转换学生管理模式，使学生管理成为促进新型公民生成的有力渠道。借鉴教育性教学思想，笔者将这种新型的学生管理定义为教育性学生管理。

杜威指出，教育就是发展，教育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改组、不断改造和不断转化的过程，[16]教育应该被认为是经验的继续改造。[17]据此，笔者认为，教育性即某种活动所具有的促进个体经验改组改造的属性，教育性学生管理即促进学生经验持续展开、促进学生发展的管理。与规训式学生管理相对照，教育性学生管理的基本特征是以发展为中心、以理性为中心、以学生为中心。

“以发展为中心”，指教育性学生管理将目的定位于促进学生的发展。发展意味着学生对事件的相互联系、个体与环境的互动具有洞察力，能够理智地选择活动的目的和策略，使活动既能满足个体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又有助于个体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的达成，最终这个人“能够通过在人生一切职务中和别人的交往，使自己充分地、适当地成为他所能形成的人”[18]。以发展为中心不反对遵守必要规范、创建校园秩序的必要性，但是强调，规范、秩序都是促进学生发展的手段，合理的规范是保障个体开展明智的活动所需的条件，而不是“为了现行的学校工作方式可以进行而不得不制定的”[19]，恰当的秩序是学校成员依据各自需要开展明智而有目的的活动所达成的有序状态。简言之，教育性学生管理从促进学生发展的角度思考“需要怎样的学校秩序”及“如何达成这种秩序”等问题，反对仅仅因为历来如此而固守既定的规范。

“以理性为中心”，指教育性学生管理将理性引导作为学生管理的基本方式，支持学生独立思考、自主抉择和自律行动。教育性学生管理鼓励学生根据具体情境和特殊需要来推理、选择最佳的行动方案。在教育性学生管理中，教育者会将灌输限制在最小范围，使规则尽可能来自学生的独立思考，使规则成为学生建构的成果;当放任学生尝试错误太过危险（如危及自己和他人的健康、安全）时，教育者会引入预设的规则，同时借助他人生活经验、讲道理等途径帮助学生理解规则的合理性。依据道德认知发展规律及其他心理学理论，我们知道，采用奖励、惩罚、榜样示范和情感陶冶等方法均能很好地建立校园秩序，教育性学生管理会将这些方法作为理性引导的辅助手段，但不会脱离理性引导，孤立地使用这些方法。

“以学生为中心”，指在教育性学生管理过程中，学生是发展的主体，教师依据学生发展的需要做好促进者和辅导者。学生是学生管理的起点，每个学生都是有丰富需要的人，在特定时间做什么事、如何做事引发了自我管理的需要;一群学生相聚在学校，他们之间发生着丰富的相互影响，如何使这些相互影响促进每个人的发展？这就加重了学生管理的必要性。学生是规则的制订者和执行者，基于实践经验平等协商，学生能够制订出维持基本秩序的规则以及确保规则运行的适当程序。教师仍然拥有专业权威，但其运用仅限于引导学生学会思考、学会协商，教师权威的终极目的是促进学生理性发展，使学生成长为能够自己管理自己的人。

当前，学生管理转型正在悄然发生。围绕前述高老师所讲的这个故事，笔者在培训过程中组织了一次现场讨论。教师们普遍认为：高老师在收到宿管员信息后应该进行细致调查，了解事情真相，听一听学生的想法;高老师班上应该事先制订关于寝室卫生的管理规定，根据规定决定惩罚方式，而不是由班主任随意处罚学生;班会课应该开展师生平等对话，而不是班主任“一言堂”……不难看出，教师们的学生管理观念正在发生变化，越来越注重学生的理性发展，而不将服从规范作为学生管理的出发点。

三、教育性学生管理的实施要点

作为系统演化的一种特殊形式，转型意味着“系统从一种结构转变为另一种性质不同的结构，属于革命式的转折，每一次都需要跨越不小的势垒”[20]。教育性学生管理的实现，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如果我们采取适当的策略，就可以降低转型成本，加快转型过程，彰显转型效能。

（一）正视转型难度，基于对规训式学生管理传统的反思破旧立新

当前，各地学校在纷纷开展民主管理、自主管理的探索。循其名而责其实，笔者认为，很多学校的学生自主自治并不真实：有的是由学生会、班干部依据学校既定的规则来严格管理同学，有的是通过“人人有事管，事事有人管”来让全班同学各司其职地维护既定规则，有的是推行以小组为单位的捆绑式量化考核，用组间竞争、小组荣誉制造的压力来迫使学生服从规则。在这些学校，预设的规则仍然是学生管理的中心，片面强调管理者和规则的权威、重视他律、忽视学生自主参与等惯习仍然畅行无阻。如果我们将这些做法看作真正意义上的学生自主自治，就低估了学生管理轉型的难度，不利于教育性学生管理的落实。

笔者将学生是否拥有自主立约的权利看作教育性学生管理的试金石。如果学生确实获得了自主制订行为规则、基于实践探索逐步修订规则的机会，学生管理才真正做到了以促进学生理性发展为中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己管理自己。关于这一点，要做两点说明。首先，自主立约不是每个学生各自为政，而是学生团体的权利，要求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建立“用平等与互相尊重界说的协作关系”[21]。同学们基于同伴协商所确立的行动规则既能尊重每个人的个性，又能确保每个人的权益不受侵犯;学生自主立约还要与学校教育目的、教师权益和责任相平衡，师生之间的平等协商既能确保校园安全和班级秩序的底线，又能给学生提供自主建构的机会。其二，自主立约鼓励尝试，允许修订，反对僵化的规则。假如赋予学生自主制订规则的权利，我们不难想象，校园中关于着装、发型、坐姿等方面的很多规定都可能被打破，校园不可能像以往一样整齐划一、秩序井然。笔者认为，这种略显杂乱的状况恰恰体现了成长的魅力，学校应保障学生在尝试中成长的机会，如无必要不加禁止;学校应指导学生确立修订规则的程序，及时通过班会、学生代表大会、教师家长学生联席会研讨校园事务，完善规则。

（二）统筹转型过程，让学生管理转型与学校治理现代化、教学转型齐头并进

教育性学生管理是学校治理现代化的必要组成部分，推进学校治理现代化为落实教育性学生管理创造了适宜的语境。当代治理理念倡导赋权和参与，主张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保障教师专业自主权，而在学生管理中倡导师生平等对话、向学生赋权，也是学校治理现代化的应有之义。有学者指出，“我国各级各类学校在走向现代治理的过程中，最需要重视和培养的一种能力就是广大教师和学生作为学校最重要的主体参与学校治理的能力。在这一过程中，培养和形成学生参与学校治理的品质与能力决不可忽视。这是推进学校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元素，也是实现学校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目标。”[22]当代欧美学校的普遍做法是让学生参与学校管理，听取学生关于校园事务及校园规章的意见。这些做法值得我国借鉴

在学校教育转型过程中，学生管理转型和教学转型须有机相融，不能彼此割裂。以灌输书本知识为中心的传统教学必然求助于蛮不讲理的规训式学生管理，而在紧密联系学生生活经验、彰显教学的教育性和个体发展功能的教学中，教育者不必强迫学生，学生自然能生成活泼有序的新型纪律。[23]笔者认为，教育性学生管理与教育性教学可以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如果教学紧密联系生活实际，通过问题中心、项目学习等调动学生兴趣，就能为学生管理松绑，为学生管理转型开辟空间;而师生平等协商、学生自主管理自己和校园，又能推动教学创新，使学校成为师生共同成长的乐园。

（三）拓展转型思路，跳出“严管”与“不管”的非此即彼的误区，创新工作方式

从以教师为中心转到以学生为中心，教师不再是校园生活中高高在上、权杖在手、全副武装的立法者、法官和警察，那么，教师是不是对学生放任不管呢？显然不是。

杜威指出，在进步学校中，教师不应滥用职权、强迫学生按照他所指出的路径活动，但作为更有能力、更富经验的社会成员，他们将作为工作同伴和游戏同伴而出现，指导学生，以促进学生发展。[24]教育性学生管理确认学生是发展的主体，而教师是学生发展的促进者，教师的指导将更多地通过环境创设、活动支持来实现。一是为每个学生提供安全、欣赏的环境，准备具有吸引力的学习资料，创设能够调动学生主动参与的学习活动，让学生追求真善美的高层级需要得到展现，自主地开启追梦之旅。二是以成长伙伴和乐队首席的身份与学生对话，分享本人成长经验，借助文学作品、角色扮演，帮助学生理解人生和社会，学会自主制订成长规则。三是提供必要的鼓励、督促和辅导，帮助学生抵制诱惑，坚定地追求自主设定的成长目标。同时，对无法让学生冒險探索的领域，教师要在晓之以理的基础上加以必要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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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王清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