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三学社在重庆抗战时期的活动

摘要:九三学社的诞生同抗日战争时期国内的政治形势发展密切相关,是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客观产物。无论从“自然科学座谈会”到“民主科学座谈会”,还是从“九三座谈会”到“九三学社”,在重庆的中国文教、科学技术界的人士,即九三学社的创始人及其主要成员都秉承了“五四运动”“爱国、民主、科学”的传统精神,坚定支持和拥护中国共产az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并与共产党一道,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作出了应有的牺牲和重大的贡献,即使在新中国建设、改革与发展时期仍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的事迹永远值得人们纪念。

关键词:九三学社;民主科学座谈会;作用;事迹

中图分类号: D6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0)06-0063-05

一、九三学社的由来

(一)九三学社诞生的历史背景

九三学社的诞生绝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内政治形势发展的必然。首先,“五四运动”为九三学社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和干部基础;其次,九三学社的诞生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知识精英追求民主政治、科学救国,并对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的国民党政府极端失望的积极反应;第三,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进一步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深入发展争取更多同盟者的必然结果,即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九三学社产生的政治基础;第四,是1939年以来在中国共产党影响、支持、领导下第一、二次民主宪政运动深入发展的结果。此外,中共中央南方局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和1945年8月为了民族大义不顾个人安危率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对九三学社的正式成立都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

从当时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看,国民党在军事和外援方面占相当优势,政治上却多处于被动和劣势,而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民主革命力量虽相对较弱,但政治上占有先机,军事力量还在不断壮大;从爱国民主人士以及其他小党派等中间力量来看,他们在国统区虽无一兵一卒,但政治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在国内外都较大,而且对蒋介石国民党的专制独裁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在抗战中支持中共的政治主张,强烈要求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实现,是一支十分重要的政治力量,是国民党统治内的隐形“炸弹”,因此,无论主客观形势都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尽一切可能联合尽可能多的力量来壮大自己,掌握引爆那些“炸弹”的导火索,才能推翻国民党反动政权,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1939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组织进步力量争取时局好转的指示》中指出:“一切站在国共之间主张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所谓中间力量,最近期间表现出政治积极性日益增长,成为推动时局好转的极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应用极大努力帮助他们用各种方式组织起来。”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报告中指出:“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重要的任务”。在国统区工作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等,根据中共中央的精神,在重庆经常同爱国民主党派和人士接触,参加他们的活动,分析国内外形势,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对他们给予鼓励、支持和推动[1];从国际形势看,欧美,甚至苏联为了顺利获得在中国的现实利益,它们都希望中国政权“稳定”,国民党应让渡部分权力与在野党派和人民,继续“合法执政”,于是,蒋介石国民政府在内外压力下“欺骗性”地作出要实行“民主政治”的姿态。在如此形势下,1944年下半年到1946年,中国出现了从民国初年以来的又一股“组党”热潮: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1945年12月,中国民主建国会和中国民主促进会先后成立;中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更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1946年,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和九三学社诞生。这样,从当时整个国内外情况看,九三学社的诞生就成为必然了。

毛泽东主席在重庆出席国共和谈期间,专程会见了曾给中国共产党很大帮助的许德珩、劳君展夫妇。在与许德珩夫妇交谈中毛泽东热心鼓励并支持许德珩把“民主科学座谈会”搞大,搞成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并会见了后来成为九三学社核心成员的梁希、潘菽、金善宝、涂长望、谢立惠等著名科学家。毛主席的鼓励、支持坚定了许德珩等人把九三学社建成永久政治组织的信念,同时,为了纪念1945年9月3日日本签字投降正式生效和继续“五四运动”民主与科学的精神,先成立了称之为“九三座谈会”的组织。1946年1月6日,“九三座谈会”举行了大会,声援支持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希望他们要担负起中国人民赋予他们的历史任务,同时决定筹组九三学社,具体工作由褚辅成、许德珩、张西曼等人负责。在决定“两个中国之命运”的转折关头,经过4个多月的积极筹备,1946年5月4日,以“民主科学座谈会”为基础,九三学社在重庆青年会大厦正式成立。从此,九三学社作为一个政治组织,走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为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与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九三学社的宗旨

九三学社当时的宗旨是继承“五四运动”民主与科学的传统,反对内战,争取和平与民主。九三学社在其成立宣言中提出:促进民主政治之实现,争取人民之基本自由;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坚决反对内战;肃清贪污,反对官僚政治;尽快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实现国家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建立民主的经济制度,反对官僚买办资本;学术思想自由,奖励科学研究;积极普及国民教育,扫除文盲,提高人民文化水准,反对封建迷信与复古运动;加强同盟国家之团结与合作,促进世界和平。重庆《新华日报》刊登了她的成立过程,还刊发了九三学社成立大会的有关文件材料,如《九三学社缘起》、《成立宣言》、《基本主张》、《对时局主张》等[2]。

九三学社成立后,团结和联系了一批进步的文化教育、科技界高级知识分子,积极支持中共的各项主张,有力地支持并促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顺利发展。

二、九三学社成立的具体过程

(一)从“自然科学座谈会”到“民主科学座谈会”

抗战初期,北方和沿海一批高校为躲避战乱内迁到重庆。1937年,中央大学迁到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一批知名教授如金善宝、梁希、潘菽、涂长望、干铎、李士豪等也随之而来。他们和重庆大学的谢立惠等人经常在一起议论时局、交换消息,从而逐渐了解并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政治主张和政策,时常的聚会探讨亦加深了他们之间的认识和友谊,使他们逐渐形成了统一的政治立场和共同的志向。特别是潘菽教授,其长兄潘梓年是重庆《新华日报》社的社长,通过潘菽的关系,在重庆的这些知识分子不但能看到《新华日报》,还能经常参加《新华日报》社组织的各种活动以及到周恩来住所听抗战形势报告会和参加座谈会。

1939年春天,梁希、金善宝等教授在周恩来、潘梓年同志帮助指导下在中央大学发起了“自然科学座谈会”,其基本成员主要是内迁重庆以及重庆本地少数几个著名大学的教授,前后约近20人,活动地点也不固定,多半以座谈会、聚餐等形式进行。经常出席活动的人主要有梁希、潘菽、金善宝、涂长望、干铎、李士豪、谢立惠等人。梁希是“自然科学座谈会”核心人物之一,他是我国现代林学界的一代宗师。另外一个核心人物是我国农学界的一代宗师、被誉为“东方神农”的金善宝。他们在一起主要是了解、学习马列主义读物,分析讨论时局。这个活动使与会人员增长了政治见识、开阔了眼界、提高了觉悟,他们还参加了一些对革命有益的实际工作,其中,梁希表现尤为突出。

“自然科学座谈会”这个组织当时是不保密的,但参加成员却是不公开的。在周恩来的授意下,潘梓年直接或间接指导着“自然科学座谈会”的活动。

1941年1月1日“皖南事变”发生后,自然科学座谈会的成员义愤填膺,毅然前往新华社所在地,公开表示他们的慰问、哀悼和愤慨。梁希、金善宝还捐款给抗日将士制作寒衣,受到中共南方局负责人的赞誉。参加“自然科学座谈会”的许多人,包括梁希、金善宝等,都想去延安贡献自己的力量,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留在重庆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通过中共的说服工作,经过认真考虑这些教授才留了下来。1944年底,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大西南地区发动新的进攻,国民党军队又经历了豫湘桂大溃败,而当时国统区军事、政治、经济危机全面加剧,中华民族再次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感召下,国统区的宪政运动、抗日民主运动风起云涌。于是,抗战时期从各地来到重庆的文教、科学技术界的人士,纷纷联合,组织社团,希望整合分散的力量,“施压”国民党政府进行民主政治改革,凝聚和动员全国力量来打败日本侵略者。1944年底,抗战胜利的形势日趋明朗,重庆科技、文化和教育界的民主人士通过走访、会餐等形式聚会,互相讨论,交换看法已不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成立固定的永久性组织的时机日益成熟,于是在中共中央南方局支持、帮助下,由许德珩、潘菽、梁希、黎锦熙、劳君展、涂长望、张雪岩、黄国漳、叶丁易、税西恒等人发起成立了“民主科学座谈会”,倡导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科学精神,讨论民主与抗战问题,倡导团结、民主、抗战到底,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决心为实现人民民主与发展人民科学而奋斗。座谈会的主要发起人许德珩早年受民主主义革命思潮的深刻影响,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也是与中共有深远友谊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经周恩来、潘梓年授意,由潘菽介绍,参加“自然科学座谈会”的同志,如梁希、涂长望、谢立惠等人先后分批以个人身份参加了“民主科学座谈会” [2]。

(二)从“民主科学座谈会”、“九三座谈会”再到“九三学社”

抗战后期,随着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共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力量得以不断壮大,再加上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对象和范围的进一步拓展,抗日民主力量(包括抗日小党派、爱国民主知识分子)也在迅速增加,但相对缺乏凝聚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意识到十分有必要对其进行整合,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社负责同志,指导和协助“自然科学座谈会”深入发展的同时,为团结更多的科学技术工作者、教育工作者,需要组织范围较广泛的、公开的科学团体,因此,1944年底南方局开始大力支持筹备建立“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并为此做了大量而细致的统战工作,使得“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中国科协)能在1945年7月1日在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重庆大学所在地正式成立,吸纳了包括竺可桢、李四光、任鸿隽、丁燮林、严济慈等科学家及其他科学技术工作者100多人加入。中国科协明确提出:必须把致力于“科学救国”、“科学建国”的科学工作者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并与广大人民团结在一起,共同奋斗,坚持抗战到底,反对分裂,反对投降,打倒帝国主义的侵略,摧毁封建独裁的压迫,建立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新中国。

与此同时,1944年冬,许德珩在周恩来的启发下,邀集潘菽、税西恒、黄国璋等人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同时决定把“自然科学座谈会”与“民主科学座谈会”合并,使“民主科学座谈会”成为一个科学技术界、文化教育界高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新的民主政团,也吸收了部分国民党左派人士加入,如褚辅成、张西曼、孟宪章、吴藻溪等人。后为纪念1945年9月3日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许德珩等人决定将“民主科学座谈会”改名为“九三座谈会”,1946年1月9日,他们又成立九三学社筹备委员会,负责组社工作。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青年大厦正式召开成立大会,发表成立宣言,明确提出“本社同仁,即本着‘五四’的精神,为民主与科学之实现而努力,始终不懈”,并一致赞成中共中央的政策主张,反对国民党的法西斯独裁。大会选举产生了包括许德珩在内的16人为理事,梁希等8人为监事。

抗战胜利后九三学社总社迁往北京,社员亦绝大部分离开四川,许德珩负责上海九三分社,梁希、潘菽负责南京九三分社,重庆九三分社主要由谢立惠负责。各分社常与各地区的民主党派及群众团体联合起来共同与反动政权作政治斗争,取得了积极成果,扩大了社会政治影响,有力地支援了全民的抗战。

三、九三学社主要成员在学社成立前的抗战事迹

(一)许德珩的抗战事迹

许德珩早期深受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五四运动中是北京学生运动的杰出领导人之一。作为九三学社首任主席的许德珩,一生中与中国共产党有着许多默契的合作。

在九三学社成立之前,他以个人的名义积极和共产党保持接触。1920年,许德珩赴法勤工俭学期间与中共旅欧支部的周恩来、徐特立等建立了联系。“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4年后日本变本加厉侵略中国,为了掀起抗日救国的浪潮,北平十五所大学上万学生上街示威游行,强烈要求国民政府积极主动抗日,爆发了举世震惊的抗日救亡运动——“一二·九”学生运动。当时,许德珩、劳君展夫妇始终与学生们在一起,不畏寒冬腊月的严寒和国民党的镇压,强烈抗议国民党政府的软弱和卖国不抵抗政策。当天晚上,清华大学约请他去讲演,他们夫妇又毅然前往,以实际行动声援和支持学生的进步要求。

抗日战争期间,根据周恩来的建议,许德珩回江西任江西抗敌后援会主任委员,动员抗战保卫家乡。1936年秋,许德珩夫妇得知延安物资供应困难,即用自己仅有的钱财在北平买了布鞋、怀表和火腿等,以北京大学教授们的名义托中共地下党员徐冰等人设法转送给在陕北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1936年西安事变后,许德珩积极拥护中共中央的正确决策,进一步团结在中共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围。1938年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大会在重庆召开时,远在新加坡的参政员陈嘉庚拍来“电报提案”,这个提案仅11个字:“官吏谈和者以汉奸论罪”。按规定,要有12人签字的提案才有效。而大会主席汪精卫是个主和的投降派,他强烈反对该提案,认为那只是一个人的提案不值得讨论。此时,作为参议员的许德珩率先在陈嘉庚的提案上签字,不到几分钟,在该提案上签字的参政员达20多人,提案获得通过。1年后,汪精卫公开叛变,许德珩在重庆出席一届四次参政会时又提了缉拿、法办汪精卫叛国投敌的提案。同时,许德珩与潘菽、梁希、黎锦熙、劳君展、涂长望等人发起组织了“民主科学座谈会”,经常参与讨论交流,积极参与国统区的民主宪政运动,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制独裁,赞成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1945年毛泽东带领中共代表团到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前宴请了许德珩夫妇,并相见甚欢,他特别鼓励和支持许德珩等人把“民主科学座谈会”办成一个永久性政治组织。许德珩等“民主科学座谈会”成员欢迎国共两党的和谈,支持国共两党签署的“双十协定”和“停战协议”,但对蒋介石的和平谈判诚意是怀疑的,提醒中共要警惕国民党再次挑起内战。同时,与其他爱国民主党人士一道坚决要求国民党政府施行民主宪政,保证人民的基本自由权利,避免内战再次祸害广大人民。

(二)潘菽在抗战中的事迹

潘菽不仅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学者,而且是一位有影响的社会活动家和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重庆的八九年中,他以很多精力积极投入抗日民主爱国斗争中,同时一直坚守着心理学这块科学阵地。在此期间,他与中央大学、重庆大学的十几位进步教授自动组织起来,自觉地了解学习马列主义和中共的方针政策,从中受到很大教益,尤其是列宁《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的某些精辟论述启发了他对理论心理学的探索研究,40年代,他特地为中央大学心理系的学生开设了《理论心理学》课,对后来中国理论心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期间,他积极支持“小先生制度”、“流动学校”等主张,并亲自到陶行知先生在重庆创办的社会大学讲课,普及文化科学知识,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潘菽也非常重视职业教育,大力支持黄炎培办中华职业教育社,并被聘为该社研究主任兼中华职业专科学校教务主任。他紧紧依靠中国共产党,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运动,成为“自然科学座谈会”、“民主科学座谈会”、“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九三座谈会”和“九三学社”的主要发起人、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在国共重庆谈判期间曾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

潘菽的以上爱国事迹对巩固和扩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重要贡献。

(三)涂长望在抗战中的事迹

1934年,正在英国留学的涂长望接受竺可桢的邀请,回到祖国,为发展中国的气象事业而努力奋斗。归国后,作为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研究员和中国气象学会理事兼学会刊物总编辑的涂长望,不仅与其他进步教授一起积极支持“一二·九”学生运动,怒斥反动当局镇压革命学生的卑劣行为,而且与许德珩夫妇及其他进步人士如杨秀峰、徐冰、杨亦周等并肩为抗日救亡和争取民主而战斗。1936年1月为响应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涂长望加入“北平文化界救国会”,并被选为常务理事,还与其他148名北平文化界知名人士在《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第一次宣言》上签名。

1939年,气象研究所内迁到重庆的临时所在地曾家岩。当时的曾家岩是日军轰炸的重点,同时,国内社会政治混乱,气象研究所小环境也很不好,很少有人安心工作,但涂长望却坚持在极其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和极其简陋的设备条件下收集资料,潜心研究中国气团的性质、特点和影响,完成了《中国自由大气气候状况的初步研究》、《中国的气团》等重要学术论文,不仅直接为苏联、美国支援中国的空军作战做出了贡献,而且对中国航空事业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1945年,刚建成的延安气象台运行面临诸多的问题,于是通过在延安气象台工作的涂长望的学生蒋金涛,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下的重庆沙坪坝找到了涂长望。涂长望毫不犹豫地答应帮忙。他不顾特务随时的盯梢、监视,机智勇敢地把一大包有关美军气象仪器和气象知识的书籍、资料送到了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周恩来对涂长望的这些行为十分赞赏,派人把那包资料书籍安全送到了延安,对延安气象台后来的正常运行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四)金善宝的抗战事迹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当时在中央大学农学院农艺系任教授的金善宝,随校西迁到重庆沙坪坝。抗日战争初期,在重庆沙坪坝境遇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贫病交加的金善宝不仅十分重视培养和发掘人材,还为了培育中国小麦的优良品种而东奔西走,殚精竭虑。

1938年,金善宝不满校长罗家伦等人在中央大学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会上为抗日将士“献金”活动的“表演”,分文不献,毅然离开了会场。第二天,他不顾国民党特务的盯梢,手拄拐杖来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慷慨献金100元,并对接待的同志说:我的心在延安,在八路军将士的身上!当金善宝因故无法去延安时,听从中共领导人林伯渠的意见,留在重庆,继续从事小麦的研究工作,后来为延安的大生产运动送去10多斤小麦种子,有力支持了革命运动。

1939年,他和助手们从国内外引进的3000多份小麦材料中,通过系统选择方法,历经千辛万苦,选出了适于四川盆地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种植的优良品种“中大2509”(又名“矮立多”)和“中大2419”(后改名为“南大2419”),为我国的小麦种植及产量的提升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重庆的许多日子里,由于他和林学家梁希教授共同住在临时建筑的一间平房里,两人经常一起去听《新华日报》社组织的时事报告或参加座谈,有时直接聆听周恩来的演讲。这使金善宝逐渐认识到中华民族的希望在中国共产党身上,新中国的未来也依赖于中国共产党,特别是1945年国共两党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亲切地会见了金善宝后,更坚定了他的这种认识和信念。

(五)谢立惠在抗战中的事迹

谢立惠,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著名的电子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学生运动。1932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为中共地下党传递文件、保存宣传品、起草宣传稿等。1937年初,到重庆大学数理系任讲师,1939年冬任教授,同时他还兼任几所大学的教学工作。同年,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来等的领导下和重庆《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的指导下,谢立惠参加了由进步科学家组成的“自然科学座谈会”,后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和授意下,又参与发起成立了另一个爱国统一战线组织——“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中国科协”),号召自然科学工作者,在争取抗战胜利的旗帜下,广泛地团结起来、组织起来。

1940年春开始,谢立惠与其他四位教授一起负责编辑了《新华日报》的“自然科学副刊”,向社会大众普及科学知识和大力宣传抗日救国主张。1944年底,参与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定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讨论《新华日报》上的重要社论和专论,提高了政治认识。重庆谈判期间,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在此期间,谢立惠还为《新华日报》修理收音机与收发报机,并将收音机改装成收音与收报两用机,为当时南方局与延安中央的通讯联系做出了贡献。

此外,还有九三学社筹建人之一,著名英文教授初大告(原名初铭音)等人在抗战中也以不同方式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四、九三学社对抗战的历史贡献

多年来,“五四运动”倡导的爱国、民主与科学精神影响鼓舞着一代又代的爱国仁人志士。九三学社的创始人及前辈,都是在爱国主义思想驱使下走上革命道路的。他们历经辛亥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和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动荡,目睹中国广大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在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上,虽饱受挫折,甚至失败而决不退缩。经过观察、对比,特别是经过抗日战争的实践考验,终于选择了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

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与领导下,聚集在爱国、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为新中国的美好未来以各种方式作出了自己应有的牺牲和贡献。虽然九三学社是抗战胜利后才正式成立的,但在侵略者猖狂,国民党独裁,民众科学精神匮乏的旧中国,九三学社在筹办初期就举起了爱国、民主与科学的大旗,竭力发出自己时代的呼声。其成员在抗战爆发后就积极参与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从办报、著书、写文唤醒、动员民众支持参与抗战到自己亲自以各种方式参与抗战的行动都表明,九三学社为抗战的全面胜利和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作出了卓越贡献的。正因为如此,2007年12月,中共中央在致九三学社九大的贺词中说到:“九三学社秉承爱国、民主、科学的优良传统,走过了60多年的光荣历程。”这是对九三学社所作贡献的最好评价。

参考文献:

[1] 抗日战争后期的形势和“民主科学座谈会”[DB/OL].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员会网站.

[2] 《重庆统战政协文史资料丛书》编委会.重庆九三学社[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7.

责任编辑:周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