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地质学家的悲壮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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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春天的一个上午,我在家编《往事微痕》,电话铃响了,拿起听筒问:请问找谁?找铁流同志。一个苍老有力的声音。我就是,有事吗?我看到你们编印的《往事微痕》,很好!能寄几本给我吗?

当然可以,请问姓名、地址、邮编?……他一一回答了我,我记下后,补充一句问:你也是五七年的难友吗?对方没有作明确回答,只说:你到网上搜索下“谢学锦”就知道了。

我不便再问,立即打开“谷歌”,敲上他的名字,一行醒目的介绍跳入我的眼帘:谢学锦,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年当选),勘查地球化学家,中国地质科学院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研究员、名誉所长,曾任中国地质学会理事、中国地质学会勘查地球化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国际地质对比计划(IGCP)执行局委员,现还任国际地球化学勘查杂志副主编,国际地科联全球地球化学填图工作组指导委员会委员、分析技术委员会主席等职务……

我心里一阵惊喜,想不到《往事微痕》竟然引起了科学院院士的注意。第二天我叫司机开上车,按照他提供的地址,带上厚厚一叠“往刊”找了去。按响门铃保姆把我引上楼,一位比我年长十余岁的长者热情地接待了我。他行走不方便,慢步移到沙发前坐下,待我吮了口茶后,他翻着我带去的《往事微痕》说:铁流同志,你们真了不得,为国家民族做了一件大事,把尘封的历史留了下来,让后人知道在我国历史上有反右斗争这场大灾大难……

他说话的时候不断咳嗽,显得中气不足。我不插言,耐心地听着。他慢悠悠说:要是没有1957年那场反右斗争,把那么多有才华有骨气的知识分子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今天我们国家该是个什么样子啊?唉,人才呀人才,右派分子多是国家不可多得的人才呀……

我试探地问一句:谢老师,你是搞技术的,从事地球化学研究,一定远离政治,不像我们当记者的老和命运缠在一起?

他轻轻地笑了笑说:在那一切讲政治的年代,哪个人能躲开政治么?纵然你不过问政治,政治却要过问你。我与我父亲和你一样,在地质部双双都打成右派……

他不再说下去,似乎不愿意让过去那凄凉伤心的往事打乱他平静的思绪,妨碍他眼下正在研究的重大世界性的科研课题……

此后我连续几次去看望他,每次去都带些市面上买不到的书送他,他也将他编写的书送我。他的书皆是地球化学话题,数百万字的字里行间几乎找不出涉及个人问题的东西。虽然我们多次接触,他的身世总是个谜。近日偶然读到燕凌等老师编写的记实回忆录《红岩儿女》中第三部中的《欢乐和悲欢交织的人生——勘查地球的战略家谢学锦院士的自述》,又得阅旅居国外友人黄河清先生编撰的《国史简纲》资料,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1.说真话和坚持科学观点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

在抗日战争期间,谢老就接触了进步思想,在战时迁往贵州的浙江大学读书时他就参加了民运,1946年在重庆工作时参加了进步的政治活动。解放后回避了这段“光荣”历史,为了不再做政治性的工作,全力投入地球化学工作,反“右派”前夕被当做党的发展对象。哪知到了“大鸣大放”出了事,他所在的地质部那个小组,大家都为储安平的“党天下”叫好,他还批评说这话说得有点过火。后来别人问他:储安平是谁?他说解放前他办过《观察》,文章写得非常好,是一位党外的英才。

一天部里请他去鸣放,他不愿去,但不能不去,去了却一直没发言。会快开完的时候,部长助理李轩对他说:“你发个言吧?”他这才讲了两点:一点是研究工作计划性不能太强。研究工作往往有出乎意料的发现,要给研究人员一定的自由度。另外一点,出国去参加学术会议,最好是让写论文的人去,不要派没有写论文的人去。

“反右”开始了,物探所让他进入核心领导小组,到了部里开会,那会是批判他父亲谢家荣的会。他父亲是当时中科院学部委员(即院士),时任地质部总工程师。所里头头就跟他说:“你还是回避一下。”哪知就在批判他父亲的第二天,他过去的一位同事到部里去发言,说谢学锦和谢家荣父子唱的是一个调子。就因为他说了这位同事没有论文倒去了苏联开会那回事,被怀恨在心。

这位同事的发言在“快报”上一登出来,部里的政治部门马上打电话到物探所,查问他现在是什么状态,物探所马上批判他了。在批判会上,他把那个同事说的话一一反驳。批判就进行不下去了。大家都说:谢学锦很好,怎么可能是右派呢?停会一星期,整顿内部“右倾思想”。最后,一个人把他说的“不要层层领导都要党员来当”揭发出来了,说这跟储安平的话是一个调子,特别是他还说过“储安平是党外英才”。这一下有“重大突破”,“反党”罪名成立;“反苏”罪名是现成的——因为他曾因业务观点不同,和苏联专家辩论。还有,他的实验室对面有一个厕所,经常往外漫水,他说过:“怎么连一个厕所都管不好。”批判的人上纲上线地说:“这句话可厉害了,说连一个厕所都管不好,不就是反对党的领导吗!”

于是他就被划成“右派分子”了。

宣布他是“右派分子”之后,副所长冯善俗马上找他谈话。冯说:“虽然你犯了这么大的错误,但是工作还得做,你还得做你的领导工作。”他不懂反右是怎么回事,傻乎乎的,领导工作就照样做下去了。

当时他是室主任,每星期开一次例会,然后各组在会上汇报研究工作。汇报以后看看还有什么问题,讨论讨论,怎么解决。这样过了几个星期。忽然一天有人贴出大字报说:“谢学锦这个右派分子,人还在心不死,还在那里想要向党夺权。”于是撤消了他的室主任职务,换一个行政干部来领导。

后来地质部所有的“右派”都“下放”了,就剩下三个人。一是他父亲,一是李春昱,他们被称为“翁文灏的哼哈二将”:一个是矿产测勘处处长,一个是地质调查所所长。第三个人就是谢学锦。不能做领导工作了,但还让他做技术工作。他壮志未已,就扩展地球化学研究工作,开始研究热液矿床原生晕。

什么是原生晕?比如说,在地下深处,铜、铅、锌这些元素的热液在某个位置上富集成矿了,它们的残余的流体还会向上升几百米甚至上千米,在矿的四周形成一圈,像圣者头上的光环一样,这就叫原生晕。地质工作人员只能看得见露在地表的矿石,如果矿埋在地底下很深,就找不到它。但是,可以在地表或浅层对土壤或岩石进行分析,发现上升的残余流体中沉积下来的元素,从而推测下面有什么矿。这就是“原生晕找矿法”。

他和所里邵跃一起在辽宁凤城青城子勘探。那里有个铅锌矿,已经开采完了,露出一层厚厚的大理岩。那里工作的地质学家都认为下面根本没矿了。他们分析它过去的一些钻孔和岩心,研究它的原生晕,发现大理岩下面还有矿。钻探下去,果然打到了很大的矿体。这个本来要宣布死刑的矿山复活了。

这是一件很大的事。地质科学院的院长朱效成很重视,要在青城子开现场会议。到了那里,不让他做报告,得让别人做,还得要他教他如何做——那个时候他没有资格露面。

“原生晕找矿法”一炮打响以后,冶金部马上推广。开了好多次现场会。后来他写了一本书:《地球化学岩石测量的理论基础与工作方法》。地质出版社请化探方面的负责人审查,竟然压了一年。他跟那位审稿人在业务上经常有冲突,弄到所长那去,所长总归是赞成他的意见。所长人很好,来了运动,说是“重用右派”。于是谢学锦又变成了“人还在心不死,想夺权”。运动一过,又用他了。下一次运动来了,他又是“人还在心不死”的“右派分子”。这样反反复复的拉锯局战闹了几年,白白耗费了他人生不少时间。

2.一心为国家探矿找油,父母含冤双双死于文革

“文化大革命”前,他了解到四川的地球物理探矿队,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水系沉积物测量工作——系统地大面积采集河床底部的淤泥,加以分析,一幅一幅绘制成图。这叫做“地球化学填图”。

他就去了四川,在现场做分析工作,结果在四川找到一个大锡矿。写了一个《区域化探调查报告》,建议开始研究使用多元素分析的定量方法进行大规模的区域地球化学探矿工作。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电话、电报从四川把他召回北京。他回来一看,满墙都是批他的大字报,罪名是“反动学术权威”。在那血腥岁月,凡是有“家”和“者”头衔的人,没一个不遭到批判斗争。

1966年8月8日上午,地质科学院“八八暴动”的“红卫兵”摆下战场,揪斗“牛鬼蛇神”,做了十年右派的谢家荣、谢学锦父子两人与其他的“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一起,黑压压地在坝子里跪成一片,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谢学锦眼睁睁地看着68岁的父亲被人呵斥,因为年老身体不好,下跪的动作不利索。

8月12日半夜里,再次召开批斗会,把部里三个科技精英揪到现场狠斗。这三人,一个是他父亲,一个是郭文魁,一个是陈毓川,被叫做“老修”、“中修”、“小修”。

“老修”谢家荣,“中修”郭文魁是谢家荣的学生),“小修”陈毓川是解放后派到苏联去留学的。斗争会开得很猛,又打又骂又戴高纸帽和挂牌子,没把人当人,谁受得了?当天夜里,68岁的谢家荣含恨服安眠药自杀。由于自杀是一项“自绝于人民”的罪行,罪至鞭尸。

8月13日早晨,谢学锦发现父亲去世了,立即打电话给妹妹谢恒,通知她来。在清理现场发现父亲留了一个条子,是写给他母亲的:“侬妹,我先走了,望你保重。”(他母亲名叫吴镜侬)。

“父亲是自杀!”自杀是要罪加几等的。他们赶紧就把那个纸条子销毁了,也没有让母亲看,对外说是服过安眠药。“红卫兵”不相信,把他父亲的遗体送到医院解剖鉴定,解剖后遗体拉出来的时候解剖的刀痕也没有缝合。解剖医生心地善良,出据了“谢家荣死于心脏病”的鉴定书。他们一家还是非常感激这位医生和保姆,因为自杀要祸及家属。

谢家荣,曾考入国民党工商部地质研究所,后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深造。在北大教过书。1930年就有著作《石油》一书出版。1945年到台湾开发了油田,1948年与李四光、叶企孙、胡先骕、汤飞凡、饶毓泰等科学家,一起被选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数理组和生物组院士。新中国成立后的1955年他们又被遴选为中科院第一批院士,其中只有胡先骕因政治原故落选,故能善终。谢家荣还出任全国地质工作指导委员会第二副主任;1952年任地质部总工程师;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他是我国不可多得的应用地质学家,自杀前夕正在编写的《中国矿床学》一书随他逝世而流产。

谢家荣不是第一个自杀的院士,早在1958年9月30日,我国第一代病毒学家汤飞凡自杀,那是一场对在反右派运动中漏掉的权威们的补充打击,叫做“拔白旗”。汤飞凡没成为“右派”,却免不了被拔白旗。汤飞凡是发现重要病原体迄今为止唯一的中国人,在汤飞凡死后的半个世纪里,再没有一个中国人取得过那样的成就。1981年国际沙眼防治组织向他颁发了金质奖章。在谢家荣之后,饶毓泰也上吊自杀了,时间是1968年10月,据说是在北大校园的一个厕所里,时年已77岁。

饶毓泰是中国物理学界的泰斗,与叶企孙、吴有训、严济慈并称物理学界的“四大名旦”,其中叶企孙也惨死于“十年文革”。国民党政府撤退时,曾派飞机接饶去台湾;由于与胡适关系较好,胡适也劝他离开。饶断然拒绝,却没有想到后来走上这条凄惨之路。

3.把全部生命奉献给人类一个巨大的战略性目标

父亲去世后,谢学锦的母亲就搬到妹妹家里住了。一个月以后,母亲也服安眠药自杀了,和他父亲一样。母亲给他妹妹留下一张简单的条子:“我回百万庄了,今天晚上你不要来。明天早上你们来看看我。”那天晚上,他妹妹觉得不对劲,连夜赶到百万庄母亲家,门反锁着,使劲敲门,也没有反应。妹妹急匆匆找到了谢学锦。等他们开门进去,一切都晚了。母亲穿得干干净净,神态安详。一盒阿胶压着一张条子,是这样写的:“女儿:我走了,去追赶你的父亲,他得有人照顾。留下一筒阿胶,这种药,你可能用得着。另外,有几个小箱子放在你家里,你们兄妹5人,一人一个,上面都贴好各人的名字了。父母没有遗产给你们,箱子里装的是过去的一点小东西,权当纪念吧……”

母亲吴镜侬,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文化大革命”中,父母被抄家,被打斗,尊严的人格一再遭到侮辱,只能以死来反抗。

谢学锦失去了值得尊敬又无限关爱他的父母,他一直很忧郁,这种忧郁一直伴随他到现在。但人总要活下去,还要往前走。“文革”中他被迫从事体力劳动的时候,夜晚就在小油灯下仍然研究他的专业。“文革”后期,又让他干业务了。1976年唐山地震之后他就动身南下,到广州就看到街上贴了大标语:四人帮倒台了。他心里一阵高兴,似乎看到了科学的春天……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自至始终的信念,是爱国家、爱人民,其最大的抱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他和他父亲就是怀着这个抱负而活而生,不在于个人得失与荣辱。

他父亲经常告诫他说:“Be not lost in details。”就是说“不要迷失在细节中”。这句话是他一生信奉的箴言。他的意思并不是不要重视细节,而是说,细节很重要,应该研究;但是绝不要迷失在细节中,还要清醒地看到这个细节在全局中所处的地位。这个告诫对他非常起作用。从一开始,他就感觉到地球化学还只是处于一种战术地位,只是跟在地质工作后头走,作为一个辅助性的找矿方法。他认定,这门科学应该取得战略地位。

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到来了。十几年前想做而不能做的事情,终于又可以做了。他要把地球化学演变成为全球的战略性的科学。1979年初,地质部批准了他提出的建议,开展全国性的“区域化探扫面计划”,也就是“地球化学填图”。

1980年是他最得意的一年。

一,国家地质总局也批准了“区域化探全国扫面计划”。

二,他做了物化探研究所的副所长,负责化探。

三,当选为院士。他父亲1955年当选为中科院首批院士,那一年他57岁。他当选中科院院士也是57岁。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命运所致?

四,入了党。领导人要他入党。他说入党开会太多,耽误时间。领导就说:你可以少开会。这样他就入了党。

五,第一次出国,到德国参加第8届国际地球化学勘查学术会议。去了一个5人代表团。他在大会开幕式上作报告Geochemical Explorationin China(《中国的地球化学勘查》)。大概有500来人听报告。他讲完以后,台下掌声持续了很久。一大堆人围上来提问题。他一一回答。这次会议使得全世界对中国的化探工作刮目相看。

1980年以后他做副所长那段时间,所里欣欣向荣。任人唯才。他反对勾心斗角。促进全所工作顺利开展。

好景不长,领导物化探所的勘察设计院被取消,他们归物探局领导了。此后就没有能够充分发挥他的作用了。区域化探全国扫面计划由物探局负责按规范要求进行,他就受到冷遇。随着各省大量资料的积累,大量矿床的发观,他不断提出有很多新问题需要研究与解决,总是无人理睬。只是由于中国的全国扫面计划受到国际上的重视,才使他得以经常出国,介绍中国在这方面的新进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面有个项目,International Geo1ogcal Cogrrelation Program,就是国际地质对比计划,是鼓励不同国籍的科学家合作的,有一个执行局,有12名委员。他当了6年执行局委员。这些年他基本上在国外活动,用国外提供的资助在国外参加会议,在国外发表论文。在国内他没有经费。

过去30年地球化学填图只覆盖了世界陆地面积的10%,按此估计,世界各国陆续完成地球化学填图工作后制作全球地球化学图,也许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因而他和芬兰、挪威的两位同行于1987年共同提出建议:在全球大陆上大约每3万余平方公里采集1个组合样,以大约5000个组合样大致覆盖全球,以便用较短时间、较少费用,初步制作出来全球地球化学图。各国学者对此大为惊讶,但无人支持。1999年他在布拉格作报告,展示出一幅全中国各种元素的地球化学图。全场哗然。从此,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开始支持这项建议。

终于在河南上宫找到大型金矿,各省纷纷仿效,使化探找金效果大为提高。他在国际杂志上发表了论文。

地球化学除用于勘查矿产外,在环境保护和农业生产方面也应当广泛地应用。1995年,根据他和刘东生院士的建议,在香山饭店召开了“地球化学定时炸弹与可持续发展”学术会议。会上介绍了奥地利科学家提出的“地球化学定时炸弹”的概念。世界上工业化的国家,特别是欧洲,经过200年的工业化,污染得非常厉害,经过近几年的努力,空气已经有所改善了。但是累积在土壤中的大量污染物仍然被忽视。要知道,土壤并不是藏垢纳污的无底洞。当污染物累积超越土壤的承受能力时,大量污染物就会像爆炸一样被“喷吐”出来,造成难以挽救的巨大危害。前些年在东德、波兰交界的地方,大片森林死掉了,大量的鱼类死掉了。这就是“地球化学定时炸弹”区域性爆发的结果。这项建议经过了这么多年以后,已经开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

1998年4月13日晚他出了车祸。在医院卧床半年。他就在病床上工作,看资料。到离开医院的时候,病房里面他的资料已经堆积如山。

把地球化学从战术地位提升到战略地位的目标,现在看来已经初步达到了。地球化学填图肯定将成为21世纪地质学发展的前沿,将对解决人类环境与资源问题做出重大的贡献。但是这门新兴的科学尚有待发展,谢学锦将以自己的余生为它的发展奠定基础。

谢学锦说,有些“右派分子”到后来棱角磨尽,时光也耗尽了;他呢,棱角还是棱角,时光也没有白白耗费。他浙江大学的物理老师束星北是位非常了不起的物理学家,后来被打成“右派”以至“现行反革命”,在监狱里关了多年,非常可怜。80年代初恢复名誉时已经老了,一生没有机会发挥天才。

4.他一生为什么不绝望?

我写完这篇文章惟恐有疏漏和错误之处,决定去拜望谢学锦老人请他校正。他家里人告诉我,他患了脑梗塞住在博爱康复医院。我拨通他的电话,当他听我的声音后十分高兴,但提出一条警示:不要买任何东西。我遵约只带去一册书法家张飙的书法年历送给他,他送给我的是一页“圣诞快乐新年好”的明信片。这是他向所有朋友拜年的明信片,明信片上说:“他正为他科学的英文著作Geochemical Mapping-Regional, Nationaland Global做准备:“4月份‘香山科学会议’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这次会议将大大推动中国环境农业地球化学填图工作,会上有关土壤碳储存成果的报告,催生了我们在物化探所建立碳循环与壤碳储存研究中心的思想。……正当一切工作都顺利进行时,10月22日,我突发脑梗塞,左侧支体失去了活动能力,这给本年度所有成功的工作投上上阴影,但我的右侧肢体、我的思维都没有因此受到损害。……2010年春天来到,大地复苏,我将重新站立起来!”

他一生频磨难,从未终断过他对科学的追求,对进步的追求。他告诉我,他一生看了很多历史书,觉得整个人类的发展就是在克服困难中前进的,常常是很残酷的。不能因为残酷就绝望。残酷中孕育着希望。大仲马在《基度山恩仇记》一书里最后说得好:“所有人类智慧凝结为两个词:等待和希望。”虽经无数坎坷,他的抱负和希望依旧。

谢学锦院士就是用这样的人生哲学来支撑他的一生。在交谈中他鼓励我说:铁流先生,你还年轻,一定要看到国家的希望,无论怎样说,现在总比毛泽东时代好,你能办《往事微痕》留下历史,我能搞科研并负责重大项目的研究课题,这就是进步!我们要承认这个进步。

中国传统的知识人多伟大!多光明!多有人格魅力!哪像而今某些迎合权势、窃名窃利的“大师”。这时,我想起吴祖光难友生前为我写下的那幅单条:“不屈为至贵,最富是清贫”。

谢学锦老师就是这样的楷模。

(作者为著名作家)

(责任编辑杨继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