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知识图谱的1999-2018年国际传播研究的计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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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Web of Science数据库1999-2018年间关于国际传播研究的英文期刊论文为研究样本，使用CiteSpace软件的共现分析和文献共被引分析功能，对20年国际学术界关于国际传播研究进行计量分析。具体来说，考察了近20年国际学术界关于国际传播研究的现状，包括文献的年度分析、地区分析等;揭示了国际传播研究前沿演变的过程，发现其研究主题词呈现一个从“公共关系”到“通信技术”再到“社交媒体”动态变化过程;并展望国际传播研究发展趋势，认为国际传播研究主题将日益丰富且紧跟时代发展，交叉性增强，视角更为多元。

关键词：国际传播;知识图谱;Cite Space;共现分析

当前国际传播已成为各国国家战略中重要组成部分，不同领域的学者利用各自学科的研究范式，从不同角度开展国际传播的研究，并创造出丰硕的研究成果，本文试图全面深入厘清国际传播研究进程，探究其研究现状，并展望其研究发展趋势。由于学术界将“国际传播”与“对外传播”“全球传播”视为同一概念，因此本文将以这三个词语作为主题词进行文献检索。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收集

（一）研究方法

为了更进一步地综述和评价国际传播的研究现状，本文采用目前学术界主流的文献研究方法——文献计量法，来探讨国际传播研究文献和文献工作系统的数量关系和规律，以及探讨国际传播研究的动态特征。本文运用CiteSpace软件对1999-2018年期间发表在国際传播研究成果进行定量分析并可视化呈现。

（二）数据收集

本文以美国科学引文（Web of Science，WOS）作为数据来源。本文检索条件为“主题：（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OR主题：（external communication）OR主题：（glo

bal communication）”、“时间跨度：1999年—2018年”、“语种：English”、“文献类型：Article”，引文索引包括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Science、Arts and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共计获得29435篇文献，其中包括传播学、法学、医学、地质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文献。接着，本文以“传播学（communication）”为主要类目对数据进一步提纯并进行去重，最终获得目标文献数据1396篇。

二、全球关于国际传播研究现状的知识图谱分析结果

（一）文献的年度分布

如图1所示，国际传播研究的发文数量，随着时间推移呈现增长趋势。本文将1999-2018年20年划分成3个时段，即国际学术界关于国际传播研究的三个时期，分别为：1999-2007年为发轫期，2008-2015年为成长期，2016-2018年为爆发期，其中2017年达到峰值，达到151篇。

（二）文献的地区分布

从空间分布来看，国际传播研究的学术版图以美国、欧洲为重镇。美国具有绝对的影响力，特别是它研究的布局优势最为突出。瑞士和挪威的学术影响力也相对较强，在学术版图中的地位不容小觑。

本文将节点类型选为“国家（Country）”，将节点抽取标准设定为“TOP50”，得到了图2。从图2可以看出，国际传播研究数量前五的国家分别为：美国（676篇）、英国（118篇）、澳大利亚（83篇）、中国（69篇）、德国（62篇），且美国占据最大的“学术版图”，与其他国家差距悬殊。图2网络中节点的大小反映的是国家发文量，连线表示合作关系。图中共有37个节点，121根连线，网络密度为0.1817，说明国家之间的合作情况良好。此外，图2用深色外环重点标注的节点，体现的是某些学术成果的影响力，即中心性（Centrality）指标。其数值越高，说明其在某一议题上的影响越重要。瑞士和挪威的发文量尽管较少（分别为28篇和12篇），但其中心性分别达到了0.05和0.02，位居中心性前十名，说明瑞士和挪威在国际传播研究领域中影响力相对较高，处于较为核心的位置。

（三）期刊的共被引频次

共被引频次反映期刊的质量和影响力，本文采用共被引频次确定核心期刊。本文将节点类型选为“被引期刊（Cited Journal）”，将节点抽取标准设定为“TOP50”，得到了表1。由表可看出，《传播杂志》是共被引频次最高的期刊，共有361次。在通常情况下，期刊的中心性越高，意味着其重要程度越高。《传播理论》的中心性最高，为0.20，因此可以认为《传播理论》是国际传播研究的相关期刊中重要性程度最高的期刊。

（四）高产作者及其合作

本文将节点类型选为“作者（Author）”，将节点抽取标准设定为“TOP50”，得到了图3。可以看出，国际传播研究的高产作者分别是莫汉·乔蒂·杜塔（8篇）、安东尼·莱斯维茨（7篇）、莫琳·泰勒（7篇）、迈克尔·布吕格曼（7篇）。图中节点字体大小代表作者发文量，连接边表示合作性。结果显示，网络节点数量为46，连线数量仅为10，网络密度为0.0097。显然，国际传播研究的作者队伍十分松散，作者几乎都是“单兵作战”，相互合作极少，尚未形成真正的学术共同体。

（五）主要机构及其合作

为了了解国际传播研究的主要机构及其合作状况，本文将节点类型选为“机构（Institution）”，将节点抽取标准设定为“TOP50”，得到了图4。图中节点字体大小代表机构发文量，连接边表示合作性。如图所示，迄今对国际传播研究最多的学术重镇为：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共15篇;瑞士苏黎世大学，共14篇;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共14篇;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共13篇;美国普渡大学，共12篇。网络节点数量为142，连线数量为78，网络密度为0.0078。由此可见，国际传播研究的主要机构均来自高校，且合作网络较为松散，机构之间并未形成紧密频繁的联系与合作。

三、全球关于国际传播研究演变与展望的知识图谱分析结果

（一）研究前沿演变

在CiteSpace中，可将所考察的时段进行区分，分别生成每一时间段内共现词网络快照，通过对不同时间段内网络快照的对比分析，能够识别并历时性地呈现一个学科或研究领域的前沿热点的动态变化过程和知识演进脉络。（1）在本文中，CiteSpace的“TimeSlicing（时间切片）”分别设定为1999-2003、2004-2008、2009-2013、2014-2018，每个时间段的“Years PerSlice”的值设定为1，节点类型设定为“Term（主题词）”，节点选取标准设定为“Top50”，通过软件分析获得相应时段主题词共现网络图谱。

图5显示，1999-2003年期间国际传播研究领域以“公共关系”（public relation）频次最多，为7次，中心性最高，为0.13，形成了较为简单的主题词共现网络，由此表明这一时期的国际传播研究带有浓重的政治色彩。Davis A认为在英国，公共关系对新闻制作过程的影响日益增大，诸多组织已开始利用对外报道来实现其特定的外交目标，因而公共关系也成为新闻媒体在选取境外媒体新闻的考量标准之一。（2）

图6显示，2004-2008年间国际传播领域形成了以“公共关系”（public relation，频次为13次，中心性为0.73）、“通信技术”（communication technology，频次最多，为14次，中心性为0.54）、“传播学者”（communication scholar，频次为4次，中心性最高，为0.80）等为关键节点的主题词共现网络。这5年间，国际传播的研究主题形成了“公共关系”和“通信技术”并驾齐驱的场面。

2004-2008年，出现了一批植根于非西方大国的本土化表达的学者，他们多是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批判英美等大国对国际话语舞台的操控，期待能够有多重视角的研究，创造出新兴的国际传播格局。随着互联网2.0时代和3G通信时代的到来，“通信技术”“传播学者”等研究主题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Sooryamoorthy R等人通过对南非的275名科学家进行调查，发现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科学家们的国际合作提供了便利，提高了科学家的工作效率。（3）

图7显示，2009-2013年期间国际传播研究形成了以“通信技术”（communication technology，频次最多，为23次，中心性最高，为0.35）、“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频次为21次，中心性为0.29）、“公共关系”（public relation，频次为18次，中心性为0.27）等为关键节点的主题词共现网络。这5年中，WIFI和4G等通信技术快速成长和发展，因此“通信技术”主题的研究更受研究者青睐。在分析具体案例时，研究者多采用内容分析法，对各国国际传播的内容进行考察。

图8显示，2014-2018年期间国际传播研究形成了以“社交媒体”（social media，频次最多，为58次，中心性最高，为0.20）为关键节点的主题词共现网络，社交媒体研究在整个网络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主要是利用深度访谈（in-depth interviews）和内容分析两种方法进行研究，重点探究社交媒体为国际传播带来的变革，包括传播内容、传播双方、传播效果等多方面的改变。

（二）研究趋势展望

运用CiteSpace软件对1999-2018年期间发表在国际传播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可以展望国际传播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和趋势，其研究趋势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将更进一步的拓宽和丰富研究主题并将紧跟时代发展步伐。在四段时期中，国际传播研究的主题词个数和连线条数逐步增加，密度逐年递减。这充分表明国际传播研究主题和内容日益多样化，且研究发散性增强，涵盖领域逐步扩大。早期各国研究者将注意力集中在政治变化和经济发展，具体表现为国际传播的研究主要围绕外交、政治经济学等相关主题展开;特别是随着环境问题的凸显，各国开始重视环境保护与治理，因而国际传播的研究开始关注全球变暖、气候变化等主题。

二是将越来越多的与其他学科相结合，学科交叉性增强，研究视角更加多元。随着国际传播研究不断发展，学界对研究成果广度与深度的要求将越来越高，因而研究难度越来越大，单一学科知识已经难以应付复杂的国际传播问题，必须通过不同学科交叉融合才能全面系统解决和回答这些问题。因此，在未来国际传播研究中，不同学科、不同国家、不同机构的研究者将进一步增强合作交流，并将形成更为紧密的学术共同体。

注释：

Chaomei Chen.CiteSpace II： Detecting and visualizing emerging trends and transient patterns in scientific literature[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2006，57（3）：359-377.

Davis， Aeron.Public relations， news production and changing patterns of source access in the British national media[J].Media， Culture & Society，2000，22（1）：35.

Sooryamoorthy， R. Producing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collaboration in the South African scientific community [J].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ociety，2016，19（2）：141-159.

參考文献：

[1]Naren Chitty.Mapping Asia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J].A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10，20（2）.

[2]Falk Hartig.Political slogans as instruments of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 communication–the case of China[J].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2018，24（1）.

[3]Hamid Mowlana，Chenjun Wang.An intergenerational conversation 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J].Th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2018，24（2）.

[4]逄增玉.当代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现状与路径述论[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5）：14-20.

[5]向志强，张淇鑫.分层传播：中国对外传播的理念创新与实践突破[J].传媒观察，2018，（3）：2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