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述中国旧石器考古发掘方法的演进

摘要：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至尽已有近百年的历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掘方法各有不同，本文依据发掘方法的差异将其分为四个阶段，并对每个阶段的特点进行了简单总结。

关键词： 旧石器考古 发掘方法 演进

Abstract：It has been about one hundred years since Paleolithic-archaeology introduced to China. We think the history could be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through summarizing the characteristic of excavation way in each part which also has its feature.

Key words：The archaeology of the paleolithic period， unearthed method， evolution.

从1920年法国生物学家桑志华在甘肃庆阳发现出自地层的旧石器始，中国的旧石器考古至今有80多年的历史。期间，伴随着研究重点的转变、相关学科的发展以及考古资料解释体系的多样化，旧石器考古的发掘方法也在逐渐的改进。下面拟将中国旧石器考古发掘方法的演进分成四个阶段做一简单回顾。

第一阶段即为“漫掘法”阶段。一般认为，中国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发掘从1920年到1931年，一直采用所谓的“漫掘法”进行发掘{1}。虽然1920年法国生物学家桑志华在甘肃庆阳发现出自地层的旧石器，桑志华和德日进不久又发现了内蒙古萨拉乌苏（1922年）、宁夏水洞沟（1923年），但均未进行正式发掘。早期的发掘工作以周口店为代表，1921年到1923年周口店的试掘由师丹斯基负责，1921年8月，安特生和葛兰阶到周口店看望师丹斯基，其目的一是为了看看师丹斯基工作得怎么样，二是请他传授美国先进的发掘技术{2}。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我们不知道师丹斯基是采用哪种发掘方法，但“安特生通过葛兰阶把美国的先进发掘工具传到了周口店及旧石器时代考古学中”{3}则是不争的事实。应该说从1927年春开始，在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财政上的支持和拟订了合作的协议书之后，周口店遗址揭开了系统发掘的序幕；这次发掘主要由李捷和步林负责，另有刘德霖和谢仁甫等，发掘的地点即沿用至今的“周口店第一地点”。这次发掘先由李捷测绘1：2000的遗址地形图，然后李捷和步林把发掘部位选在整个堆积的中段，发掘面东西长17米，南北宽14米，往下缩成东西16.2米，南北宽12.3米，发掘深度近20米{4}。1928年的发掘方法没有变化，只是改由步林、杨钟健和裴文中负责。1929年的发掘由于步林和杨钟健的离开，改由裴文中负责，方法和前几年的相同，只在工作开始时在由堆积最高处往下19.6米的地方建立了一个基准点，借以确定全部重要发现物的方法{5}。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阶段，“漫掘法”也是初步发展的，到后期的发掘先测绘遗址的地形图，然后在遗址中布长方形探方，到最后发展到建立基准点，以测量重要发现物的深度，这些测绘记录方法均为以后的发掘记录所鉴用。“漫掘法”的局限性是不言而喻的，弊端很多，其虽然也注意到了层位的上下关系，但未严格控制，记录也不甚详细，给以后的研究工作带来了不少困难，如虽然德日进、杨钟健在报告中将北京猿人遗址含化石的堆积物自上而下划分10个层，但层位关系的不清楚还是对于有直接断代意义的哺乳动物化石研究带来了不便。

第二阶段是探沟法与探方法结合的“打格分方”按水平层发掘的阶段.这一阶段发掘方法的改革主要以1932年周口店“第一地点”和1933年山顶洞的发掘方法改革为代表，一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

从1932年春季始，周口店的发掘方法进行了十分有意义的改进。这一年，发掘方法因发现了石器和用火遗迹做了改革，由不规则的漫掘，改为打探沟和分方的考古发掘的方法{6}。《周口店发掘记》记述了当时先用“探沟”的方法揭露出堆积的状况，探沟长3米、宽1.5米，每次挖5米深；然后再将要发掘的地面分成若干“方格”，每一方格叫做“一方”，关于一方的面积，刚开始想采用1×1米2为一方，但由于地层比较坚硬，层内含的石块太多且较大，后来改为3×3米2，等发掘面挖到5米后再向下挖新探沟。另外，为了避免发掘出的土石里含有文化遗物，由专人在指定地点进行筛拣，这次方法的改进保证了对标本和地层的科学记录{7}。到1933年开始发掘山顶洞时又进行了一次改革，因为堆积物比较细，因而把一方改成1932年刚开始想采用的1×1米2，深则为约半米。更可贵的是在发掘之前先绘1:50的平面图，每深半米为一水平层，每一水平层都绘有同样比例尺的平面图；而且每隔2米，绘南北向和东西向的剖面图，把自然层的情况绘在剖面图上；凡重要的标本皆加以测量，都一一绘在平面图和剖面图上{8}。除了绘图外，还有“记录照相”和“例常照相”。1934年～1937年的发掘方法与前面基本一致，只是对探方的编号记录有所改进，即“用东西向（横坐标）用字母A、B、C、D……代表，南北向以数字1、2、3、4……为代表”{9}。

在总结这一阶段的发掘方法前，我们先对一个关于周口店发掘方法改革的问题作一回顾。高星认为，裴老主导了周口店发掘的第一次改革，借鉴了当时安阳殷墟和西阴村的发掘方法，采用探沟和打格分方相结合的方式，先用探沟探明“地下知识”，然后确定发掘区域，并将发掘区划分为3×3米的方格{10}。这一说法甚确。但回顾一下早期中国的考古发掘状况，我们认为其实在1932年前，周口店发掘的工作人员已经知道这一发掘方法的应用，只是由于发掘目的前后有变化，所以发掘方法也不一样。从1921年安特生发掘辽宁锦西沙锅屯洞穴遗址、河南渑池县仰韶村，1926年李济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1930年梁思永发掘黑龙江昂昂溪遗址、山东日照城子崖等均是采用挖探沟或探方按水平层发掘的方法。这10年的中国考古发掘状况，当时在周口店的发掘者当是知晓的。若1921年葛兰阶来介绍新方法和新工具时，步林、杨钟健、裴文中等还未到周口店，那么1927年同李捷和步林一同到周口店并担任野外发掘的技术助理兼室内修理化石工作的刘德霖则应该知道当时流行的考古发掘方法，因为他是葛兰阶的技工，而且曾参加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中亚考察团两年的野外发掘，而他是1928年3月离开周口店参加安德鲁的中亚考察团的{11}。另外，1929年3月，裴文中参加了河南小屯村殷墟的第二次发掘工作，并与王庆昌一起测绘了河南安阳小屯村附近的地形图，该图被李济撰写的论文《小屯地面下情形初步分析》（1927年）所选用，即该文中的插图1{12}。而且，1929年裴文中负责发掘时，在由堆积最高处往下19．6米的地方建立了一个基准点，借以确定全部重要发现物的方法，当是受到了安特生发掘沙锅屯的影响，当时安特生发掘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在洞顶从里向洞口定一条基线，零点在里面，基线上表明刻度，以此基线为准，随时测量遗物及遗骨的出土位置。{13}”挖探沟观察地层的方法当时安特生也使用过，这说明当时周口店的发掘者从安特生等人那里借鉴了一些方法。也就是说，1932年前周口店的发掘未采用挖探沟或探方按水平层发掘的方法，其原因不是以前有人说的他们未受过考古学的训练而完全采取的是古生物学发掘方法，而是他们起初发掘周口店遗址主要是为了寻找化石，采用古生物学的发掘方法在当时是理所当然的事。导致周口店发掘方法改革的仅是因为发现了石器和用火遗迹，原来的“漫掘法”不能满足获取、记录和解释田野考古资料的要求。

上面我们知道，这次改革是因为发现了石器和用火遗迹，方法上受到了当时安阳殷墟和西阴村发掘方法的影响，那么这次改革也是发生在1931年殷墟后岗（普遍认为采用了按文化层发掘的方法）发掘之后，为什么当时周口店的发掘方法改革是采用按水平层而不是按文化层发掘？原因可能是发掘者考虑到周口店遗址特殊的堆积情况，石块太多且堆积厚，而且其目的主要是寻找化石和石器。也有可能周口店的工作者对殷墟后岗按文化层发掘的方法不甚了解。况且，后岗1931年的发掘方法现在看来也很模糊，没有直接的证据显示是按自然文化层发掘的。另外，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就是当时欧美等西方国家普遍采用按水平层发掘的方法。

这一阶段发掘方法的改革可以说是中国旧石器考古发掘史上最重要、最有意义的一次，对以后的考古发掘影响深远，当今的旧石器考古发掘记录方法可以说在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奠定。当然，这一阶段的发掘方法也是逐步发展完善，灵活应用的，从以下几个方面就可见一斑。其一，如关于“一方”的面积因地而宜，堆积物体积大，“一方”的面积则大；堆积物小则，“一方”的面积也相对缩小。充分体现出发掘过程中的灵活性。其二，发掘记录从最初单一强调的文字记录，发展到测绘地层自然剖面图、每一水平层的平面分布图以及重要标本都绘在平面图和剖面图上，到最后的“记录照相”和“例常照相”，文字、图纸、影象资料三位一体。其三，关于探方的编号，从原来的用自然数字编流水号发展到1934年的在计划发掘面积中，定出南北的中线和东西的中线，根据划定的中线向外扩展划分方格。这一方法有两个优点，即南北线的交汇的点可以成为测量的中心点，又可以根据发掘现场情况往四面扩方；再者给每个方格提供了一个代号，实际上与今天采用横坐标、纵坐标代表的方法是一致的。可以说，这些方法都为今所鉴用，现在所采用的按水平层发掘的方法很多方面从某种程度来说是对20世纪年代发掘记录方法的细化，以及增加了关于埋藏学和矿物学方面的一些测量项目。

当然，这一阶段的发掘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如1933年在山顶洞发现了7或8个个体的人类化石，发掘者后来认为有三个个体是从下室的墓葬里发现的，但关于“墓葬”的判定是裴文中根据卞美年和贾兰坡送到办公室的头骨化石上有赤铁矿粉粒，以及发现盆骨和大腿骨的地层有部分土为赤铁矿染成红色，再对比欧洲旧石器时代后期的墓葬中散布有赤铁矿粉粒才判定的{14}。虽然后来裴文中赶到现场进行了重新布方发掘，但已经挖去了相当大一部分堆积。从考古发掘方面来说，这次对于墓葬遗迹发掘是不甚成功的，其原因除了缺乏经验、准备不足外，这种按水平层等深发掘的方法也有其弊端，对于遗迹单位很难象按自然文化层发掘的方式一样直观的反映出来。另外，每一水平层的每个方格内发现的标本都有相同的号码和发现日期，每隔一定的距离，南北和东西四个方向都绘制了剖面图，这些虽然都方便了以后室内的整理工作，但还是不能满足埋藏学的研究。

第三阶段，从1949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按自然文化层发掘和按水平层发掘同步并行，开始关注遗址内的遗迹和遗物的空间结构，并取得初步成就。

1937年之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周口店停止了发掘工作。解放后的1952-1957年，主要是整理工作。1958年，在贾兰坡主持下再次发掘周口店，北大学生在此实习。这年没有沿用打隔分方和水平层的发掘方法，而采用直接的地质（文化层）分层{15}。这一年采取的按地质层划分的方法，获得了中国猿人遗址当时完整的剖面图，为后来贾兰坡对中国猿人遗址分层和分期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把每件石器由原水平层换算成地质分层并重新进行分类提供了条件{16}。这一地层划分至今也未改变，这也说明了按文化层（地质层）发掘在划分地层、确定遗迹单位的开口等方面的优势。实际上，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地方考古工作的逐步开展，旧石器考古的发掘方法也不象20世纪20~30年代那样单一，在国内按文化层和水平层两种发掘方法同时并用。地方上的考古科研单位更多的是采用按文化层发掘的方法，其原因，一方面与全国考古工作的广泛开展，而旧石器考古专业人才缺乏有关；另一方面，在地方科研单位做旧石器考古工作的多为研究新石器时代以后的工作者，而此前他们多接受了按文化层发掘比按水平层发掘科学的观念。正如陈星灿先生所总结，中国的学者普遍认为从1921年中国史前考古开始，到1931年以后放弃依水平层划分地层的方法，中国史前考古学在地层学方面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17}。造成这种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与当时的发掘和研究目的有关。当时主要考虑的是在各地建立起按时间构架的完整编年史，而这一按文化层发掘的研究方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胜任的。

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两种发掘方法均在并用，如辽宁海城小孤山遗址的发掘既是采用打格分方，对堆积物进行过筛检查的发掘方法{18}。张森水先生在《五年来中国旧石器的研究——纪念北京猿人第一头盖骨发现55周年》一文总结了1980-1984年旧石器考古取得的成绩，其中包括新发现的遗址、各种文化内涵的研究现状、年代学研究和古气候研究等方面成果{19}。由于资料发表滞后，没有提到发掘方法方面的改进问题。我们认为，在这一阶段的最后几年，旧石器考古发掘方法其实还是有些改进的，开始关注遗址内的遗迹和遗物的空间结构，这可以从阎家岗古营地遗址和金牛山人遗址发掘中得到体现。1984年用按自然文化层发掘的方法在金牛山人遗址中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该年发掘面积56平方米，分为4个探方（T1、T2、T3、T4），在T2、T4发现有两处灰堆，其中一处由三个直径约50~60厘米的圆形灰堆连在一起，灰堆中有烧土和炭屑以及烧过的动物骨骼。在两处灰堆之间约7平方米的范围内分布有大量的动物管状骨碎片，在整个层面上可以观察到动物遗骨、人类化石和火堆及敲骨吸髓打碎的骨头分布各自有序，充分说明这个平面是当时猿人的居住面{20}。另外，旧石器晚期的阎家岗古营地遗址（发掘时间为1982年~1985年）{21}，故张森水先生认为随着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的重点已经由遗物转向遗址已成为学科发展的关键{22}。

第四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本地学者自主思考发掘方法的改进；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与国外考古合作的加深，引进国外流行的按水平层发掘方法；另外，结合实际情况，开始采用大面积揭露的发掘方法并取得重大成就。在发掘过程和研究中开始密切关注埋藏学、石器拼合、栖居形态等方面的问题，学术视野拓展，旧石器考古向发掘方法更加完善，记录更加详尽的方向发展。

20世纪80年代后期，本土学者的思考与改进，以巫山猿人遗址第三次（1987年）发掘为例，该年在前两次（1985、1986年）发掘的基础上，为了确定化石埋藏地的空间位置，在新开的工作面上，以南北为基线，分成74方格，由西向东，由南至北依次编号，前者编号以A、B、C、D、E…为序，后者编号以A1、A2、A3…，B1、B2、B3…为序；工作人员可参照方格定位发掘，每深1米，作为一个记录单元，即一个水平层（Level Layer）{23}。这些布方的方法都基本上还是沿用20世纪30年代的水平方格法，但在发掘记录中增加了很多项目，如层间要求发掘者对岩性特征、化石产状与风化程度、人类化石或巨猿化石，以及文化依存等的埋藏情形等分别予以详细描述，并将其标记在方格编码图上，另外对发掘出来的泥土进行淘洗。这些工作都是值得肯定的，淘洗工作保证了不遗漏出土标本。特别是对埋藏学的研究更直接影响到今天的发掘工作，拓宽了研究视野。另外，谢飞、石金铭先生在1988年板井子遗址的发掘就开始对发掘技术做了这一重大改革，并对出土文化遗物逐层测量、绘图、照相，将文化层的沉积物全部过筛，获得较为丰富、全面的科学资料，惜《河北阳原板井子旧石器地点1988年发掘简报》可能因故遗失{24}。

进入20世纪90年代，由于与国外科研机构考古合作的增多，对中国旧石器发掘方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对泥河湾盆地开展的一些工作中。1990年发掘飞梁遗址就是主要依据美国旧石器考古学家J.Desmond Clark、Nicholas Toth、Kathy Schick等介绍的他们在非洲旧石器考古发掘所采用的方法，后来的半山、马圈沟、岑家湾遗址也基本采用了新的发掘方法{25}。以半山遗址为例，半山遗址的布方系在清理好的平面上布置相邻的二个1米×1米的发掘方，发掘网格的南北线从西往东分别为E100和E101，东西线从南到北分别为N100、N101和N102，发掘层以10厘米为一单位，逐层剥露清理遗物；重点对出土的石制品、骨化石和贝壳化石以及大于细砾（砾径2~20毫米）的石块做观察记录，每一发掘层揭露完毕，对发现的标本分别一一依次编号，作暴露顶点和指北方向记号，用水准仪测分布高度，用钢卷尺测水平分布位置，用罗盘测倾向和倾角，现场绘制标本分布图和做照相记录{26}。对埋藏学的研究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如通过统计分析，认为半山遗址形成在河流相堆积层中，遗物呈带状分布，从遗物和砾石的产状判断当时这里的河水流向大致从东向西。不论是石制品还是动物骨头，大多数材料磨蚀和风化轻微，有的甚至保存得相当新鲜，说明多数遗物是就地迅速埋藏的，后面卫奇先生还特意撰文介绍了该方法{27}。岑家湾遗址的发掘也非常典型，采用1平方米一探方，5厘米为一水平层的发掘方法。每件遗物的平面坐标、相对高度和埋藏状况都做了确切记录，并将各水平层出土的遗物按探方绘制了平面图。然后根据田野资料，将各水平层的遗物投影在一张相对应的平、剖面图上，以分析遗物整体在平、剖面上的分布规律，并对石制品、动物骨骼进行观察、测量、分类和初步拼合，分析当时人类行为方式、埋藏环境和条件，进而可以讨论该地点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28}。1995-1997年洛南花石浪龙牙洞{29}、1997年泥河湾东谷坨的再次发掘{30}、1998年小长梁遗址的发掘{31}和郑州织机洞遗址的发掘{32}将这一方法进一步完善。

大面积揭露方法的应用表现在对湖北荆州鸡公山遗址下层活动面的发现上{33}，发掘者之一刘德银先生曾对这一大面积揭露的网格发掘方法进行了总结{34}。该方法实际上是综合了按自然文化层和按水平层发掘两种方法，从布方来看，先采用5×5米2布探方，两个大方之间留1米宽的隔梁，以便控制地层和对接地层剖面图；然后在5×5米2的探方内以1米×1米为单位均分成25个小探方，小探方间不留隔梁而代之以绳索，小探方的编号以大探方西南角为基点，由西往东为A、B、C、D、E，由南往北为1、2、3、4、5，这样25个小探方的编号为A1-A5、B1-B5、C1-C5、D1-D5、E1-E5。所谓大面积揭露，即在发掘的过程中，各探方保持统一的进度，利于观察地层的变化；当一个探方可以观察到出现一个自然层面时，该探方暂时停止发掘，等其他探方也发掘到这一自然层面后再统一观察遗物的统一布局并判断是否有遗迹现象。

众所周知，由于旧石器时代考古和旧石器时代以后的考古显著的区别在于前者具有很强的自然属性，所以裴文中先生认为应该旧石器、古人类、古脊椎动物和第四纪地质要一起抓，坚持“四条腿走路”。有些学者认为，我国发现的旧石器地点真正属于原生堆积的为数并不多，大多数地点的文化遗物或多或少经过了流水等自然营力的移动，象这样的地点发掘时着重把地层和遗物的位置搞清楚就可以了；如果发掘原生堆积遗址，确实需要按照严格的考古方法揭露古人类生活面，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做得还不多{35}。时至今日，在旧石器考古发掘中，关于按自然文化层和按水平层发掘两种方法哪种更科学，更合适，不同学者都还持有不同的看法。在这方面，湖北荆州鸡公山遗址的发掘方法或许给学者们提供了一个参考借鉴的实例。毫无疑问，由于测量的细化和记录的详尽，按水平层发掘的方法无疑将成为今后的主流，但是在有遗迹现象出现和地层为坡状堆积的情况下，我们认为按自然文化层发掘将有利于更直观的揭示堆积的原貌。

以上，我们回顾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发掘的历程，从20世纪20年代初期由西方学者开始，到30年代裴文中、贾兰坡等先生在周口店遗址和山顶洞人遗址的发掘研究，这段期间，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应该说一直走在世界的前沿，这有国外学者的贡献，更多是国内学者的摸索。新中国建立后的50~60年代，旧石器时代考古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期间有采用水平方格发掘法，也有按自然文化层（地质层）发掘方法的应用。60~70年代，当西方的旧石器时代考古从发掘到研究到解释体系都发生了重大变革的时候，中国由于文化大革命等原因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里，发掘方法、研究手段、解释体系与此前未发生多大的变更。80年代中期开始关注遗址内的遗迹和遗物的空间结构，80年代后期，中国学者自发进行了一些探讨，发掘记录开始注重埋藏学的研究，也开始自主探讨规范的按水平层发掘的方法。更可喜的是90年代以后，随着与国外合作的增多，水平发掘方法更加规范完善，大面积揭露方法的探索，研究视野不断扩展，诸如遗址内部空间结构的探讨、拼合分析、栖居形态和埋藏学研究等都已经起步，基本与国际上通行的旧石器考古发掘方法接轨。

注释：

{1} 张森水：《中国旧石器时代》，天津科技出版社，1987年。

{2}、{4}、{7}、{8}、{9}、{11}、{14} 贾兰坡、黄慰文：《周口店发掘记》，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

{3}、{13}、{17} 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5} 裴文中：《周口点中国猿人成年头盖骨发现之经过》，《裴文中科学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0年。

{6}、{15}、{16} 裴文中、张森水：《中国猿人石器研究》，科学出版社，1985年。

{10} 高星：《论裴文中先生对中国史前考古学的贡献与影响》，高星、裴申主编：《不朽的人格与业绩——纪念裴文中先生诞辰100周年》，科学出版社，2004年。

{12} 张森水：《裴文中简要年谱》，高星、裴申主编：《不朽的人格与业绩——纪念裴文中先生诞辰100周年》，科学出版社，2004年。

{18} 张镇洪等：《辽宁海城小孤山遗址发掘简报》，《人类学学报》4卷第1期，1985年。

{19} 张森水：《五年来中国旧石器的研究——纪念北京猿人第一头盖骨发现55周年》，《人类学学报》3卷第4期，1984年。

{20} 吕遵谔：《金牛山猿人的发现和意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2期。

{21} 黑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阎家岗旧石器时代晚期古营地遗址》，文物出版社，1990年。

{22} 张森水：《中国旧石器考古的新转折——〈阎家岗旧石器时代晚期古营地遗址〉评述》，《北方文物》1991年第2期。

{23} 黄万波、方其仁等：《巫山猿人遗址》，海洋出版社，1991年。

{24}、{25} 中美泥河湾考古队：《飞梁遗址发掘报告》，《河北省考古文集》，东方出版社，1998年。

{26}卫奇：《泥河湾盆地半山更新世旧石器遗址初探》，《人类学学报》13卷第3期，1994年。

{27} 卫奇：《石制品观察格式探讨》，《第八届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学术年会论文集》，海洋出版社，2001年。

{28} 谢飞、李珺：《岑家湾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物及地点性质的研究》，《人类学学报》12卷第3期，1993年。

{29} 王社江等：《洛南花石浪龙牙洞1995年出土石制品的研究》，《人类学学报》23卷2期，2004年；王社江等：《洛南花石浪龙牙洞1995年出土石制品的拼合研究》，《人类学学报》24卷1期，2005年。

{30} 侯亚梅、卫奇等：《泥河湾盆地东谷坨遗址再发掘》，《人类学学报》18卷第2期，1999年。

{31} 陈淳等：《河北阳原小长梁遗址1998年发掘报告》，《人类学学报》18卷3期，1999年。

{32} 本人参加了2004年郑州织机洞遗址的发掘。

{33} 刘德银、王幼平：《鸡公山遗址发掘初步报告》，《人类学学报》20卷第2期，2001年。

{34} 刘德银：《网格发掘方法在鸡公山旧石器遗址中的应用》，《江汉考古》1998年增刊之《湖北省考古学论文选集》，1998年。

{35} 贾兰坡、 黄慰文、卫奇：《三十六年来的中国旧石器考古》，《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责任编辑：至 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