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诤：从国民党的“天子门生”到人民军队的“通信先驱”

1998年8月13日，《王诤传》首发式暨纪念王诤

逝世20周年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央军

委主席江泽民亲笔题词：“怀念王诤同志，开创电子信

息产业新局面。”消息见报后，曾是第三届国防委员会

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共第七、八次全

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人民军队的

“通信先驱”、“中国电子工业的缔造者”，我军、我国通

信电子教育、科研奠基人的王诤，再次引起党史、军史

研究者的关注。

一

王诤，原名吴人鉴，字凤岗，号雨峰，1909年5月

(一说7月)16日生于江苏武进县(今武进市)戴溪乡

天井桥村。1928年初，王诤在苏州工业专科学校毕业

后，考入南京军事交通技术学校学习无线电技术。同

年6月，该校被改编为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

长蒋介石，实为黄埔军校第六期)交通大队，这样，王

诤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天子门生”。1929年2月，因反

共军事行动需要，他奉命提前毕业，先后在国民党军

第九师、五十一师、十八师任无线电台话务员，军衔先

少尉而中尉。

1930年12月30日，中央红军第一次反“围剿”斗

争取得胜利，就在活捉国民党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的

同时，红军还俘虏了王诤、刘寅等10名无线电人员，

并缴获了敌人的“半部电台”。之所说是“半部电台”，

是因为电台的发报机已被砸坏，只保留了一部完整的

收报机。可别小瞧这“半部电台”，它可是我军历史上

最早的无线电通信设备。

有了电台，自然还得有会摆弄它的人。经开导，王

诤等人自愿留下当红军，成为我军最早的无线电通信

人员。富有战略眼光的毛泽东、朱德获悉缴获敌人“半

部电台”并俘虏了一批无线电专业人员的消息后，喜

出望外，决心以“半部电台”起家，创建红军的无线电

部队。1931年1月3日，毛泽东、朱德在红一方面军总

部接见了王诤等4名参加红军的电台技术人员，毛泽

东勉励他们说：“欢迎你们，欢迎你们当红军。无线电

是个新技术，你们学了这门技术很有用，也很难得。现

在你们参加了红军，就要把这些技术用来为农工服

务，希望你们为建立红军的无线电台努力工作。”朱德

指着缴获的“半部电台”高瞻远瞩地说：“无论大小电

台和武器装备，凡是白军有的，红军也一定会有。不要

看现在的苏区还小，将来全中国都是我们的。”

首长们充满信心和期望的教诲，王诤铭刻在心。

二

谈话后，毛泽东唯才是举，用人不疑，把作为红军

战利品的“半部电台”交给了几个刚刚“赤化”的“天子

门生”，任命王诤为红军无线电队队长，冯文彬为政

委，全队有100多人。1月28日，毛泽东、朱德又决定

举办无线电训练班，第一、二期都是由王诤负责(任队

长)。办第一期的时间是第二次反“围剿”之前，第二期

是第三次反“围剿”时期。在军务繁忙之余，毛泽东、朱

德几次到训练班看望，并给学员上政治课、军事课。谈

话中，毛泽东经常勉励王诤等人：红军今后要大发展，

这里要点火种，那里也要点火种，一块块被敌人分割

的革命根据地，要靠你们在空中架起的桥梁连接起

来。

在红军战士一天只有三个铜板伙食费的困难条

件下，红军总部对王诤等电台人员规定了技术津贴制

度，享受行军时骑马等“高规格”待遇。当时，电报纸奇

缺，毛泽东就把烟盒纸积攒起来，送给电台作电报纸

用。朱德总司令几乎每天吃完饭都要到电台来，有时

还给吸烟的同志送点香烟。后来，毛泽东、朱德又安排

其夫人贺子珍、康克清给王诤当“徒妹”，学习无线电

知识并参与电台的工作。王诤深受教育和鼓舞，决心

把自己的命运和共产党的命运连在一起；不久，他主

动给红军总部写信，请求免发技术津贴。就这样，王诤

逐步成长为我军通信兵和无线电情报侦察部队的第

一代领导人。

由于“半部电台”无法进行正常的通信联络，王诤

就根据自己对敌军电台工作特点和密码熟悉的有利

条件，利用收报机侦抄敌电台间的来往电报，截取、破

译敌军的来往密电，帮助朱德、毛泽东准确掌握敌方

动向。

1931年4月，蒋介石调集20万大军，以何应钦为

总司令，向我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军事“围剿”。战前，

红一方面军朱德总司令和毛泽东总政委要求红军电

台工作人员日夜值班，侦听敌军动向。敌人做梦也不

会想到红军会有无线电台，因此在无线电通信中经常

使用明码，无话不谈。5月15日18时，驻江西富田的

敌军第二十八师师部电台用明码告诉吉安留守处：

“师部现在富田，明晨出发，去东固。”这一重要情况被

王诤侦收后，立即报告了红一方面军首长。根据情报，

首长立即进行了战斗部署。晚8时，各部队接到作战

命令：夜里12点起床，凌晨2点出发，拂晓前占领富

田至东固间中洞地区的有利地形。16日6时，敌军如

期进入红军的伏击圈。红军以绝对优势兵力，向敌人

发起猛攻。激战一昼夜，全歼敌第二十八

师和四十七师一个旅的大部，第二次反

“围剿”首战告捷。此后不久，王诤又从“半

部电台”中获悉，敌人将对我“分进合击”，

大举进攻。红军总部立即进行部署，取得

了三战三捷的重大胜利。

1931年5、6月间，在王诤的努力下，

中央苏区通过无线电同上海党中央有了

直接联系。与此同时，王诤还亲自动手，制

作“土电键”、电码训练器，以解决器材不

足的困难。在红军缴获国民党军的多部电

台之后，王诤精心策划，建立起苏区中央

局和中共中央以及湘鄂西、鄂豫皖两中央

分局的空中电波桥梁，组成了中共中央无

线电通讯网。

1933年了月9日，中华苏维埃中央革

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会命令。于“八一”建军节

时颁发红星奖章，表彰有特殊功勋的红军

指战员。按照规定，奖章分为三等：一等发给“领导全

部或一部革命战争之进展而有特殊功绩的”人员；二

等发给“在某一战役当中曾经转移战局而获得伟大胜

利的”人员；三等发给“经常表现英勇坚决的”人员。同

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也作

出决议：对于“领导南昌暴动的负责同志及红军中有

特殊功勋的指挥员和战斗员”授予红星奖章。根据现

有资料记载，红星奖章只在1933年8月1日、1934年

8月1日、1935年7月中旬颁发过，前两次具体授奖

情况是：被授予一等红星奖章的有周恩来、朱德、彭德

怀等；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的有陈毅、张云逸、罗瑞

卿、肖克、何长工、罗炳辉、陈伯钧、李达、李聚奎、毕占

云、滕代远、彭绍辉、王诤等34人；被授予三等红星奖

章的有程子华、王震、李天佑、杨得志、杨勇、苏振华等

53人。1935年7月中旬，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毛泽东

代表中央政府分别授予徐向前、陈昌浩一等红星奖

章，以表彰他们在红四方面军的杰出贡献，是为第三

次授奖。

1931年11月起，王诤被任命为中央军委总参谋

部无线电总队总队长。1933年5月，王诤任红一方面

军无线电总队总队长兼通信主任。1931年，王诤主持

的无线电训练大队，随着军事通信需要而逐渐扩大为

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瑞金通信学校)，王诤任校长。

1934年1月，中央军委正式成立了统管红军通信工作

的领导机关通信联络局(军委三局)，王诤任局长，执掌

全军通信大权。无线电学校直属王诤主持的三局领

导。无论是作为直接领导还是间接领导，王诤对学校

的发展都非常关心，他为学校提出的校训是：“一个红

色技术人员一定要做到：政治坚定，技术精明，身体健

康。”无线电学校的开办，为红军培训了大批的通信人

才。可是，这位深得党内高层器重的“军机大臣”当时

还只是党的追随者。此时，王诤参加红军已三载有余，

且一直在红军总部工作，得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

中共高层领导的长期教诲，思想已完全“赤化”。但他

认为自己还应经受更多的锻炼和考验，才有资格成为

布尔什维克的一员。

1934年秋，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

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长征。在此严峻时刻，王诤毅

然向党递交了入党申请书。9月，经过中央苏区第二、

第三、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考验的王诤，在军委

三局政委伍云甫(伍绍祖的父亲)等人的介绍下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

长征初期，红军处境危急，为保障中央红军在长

征中的通信联络，王诤创造性地组织起两支电台分队

交替前进，保证了中央军委对各部队的不间断指挥。

四渡赤水、两占遵义、巧渡金沙江，中央军委同各军团

之间的联络一直畅通无阻。在红二、六军团与党中央

长期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王诤组织电台人员想方设

法，终于恢复了联络，及时传达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

指示，对促使张国焘同意北上、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

师、保证长征取得胜利，都发挥了重要作用。1935年，

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更名为中央军委无线电通信学

校门935—1947)，王诤兼任校长多年，为我军通信人

才的培养付出了大量心血。

抗日战争爆发后，王诤主持的军委三局为保持延

安与各根据地等联络对象之间远距离通信的可靠和

稳定，迅速为八路军、新四军编配了通信兵，并于1938

年6月，在延安创建了通信材料厂，组织研制、生产电

阻、电容、电键，装配小型电台、手摇发电机等通信器

材。同时还变革组织方法，创造性地建立了发信集中

台和收信集中台，以延安为中心和龙头，建立了沟通

党政军各方面和全国各根据地及各游击区的无线电

通信网络，有力地保证了党中央、中央军委对八路军、

新四军以及其他抗日部队的作战指挥，对抗日战争取

得最后胜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41年10月，毛

泽东亲自给通信兵部队题词，誉之为“科学的千里眼

顺风耳”，称赞王诤是人民军队的“通信先驱”，“我军

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

解放战争时期，为了粉碎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

战，王诤领导军委三局指导各大战略区的通信组织，

迅速建立并形成了适应大兵团运动作战的通信体制。

三大战役期间，军委总台平均每月收发报量达140多

万字，仅毛泽东起草或送毛泽东阅示、修改的电报就

数以千计。

三

在抗战进人相持阶段后，为宣传中共实现国内和

平、民主的方针，推动抗日救国的神圣大业，党中央、

毛泽东曾几次提出建立广播电台的任务。但由于当时

延安没有现代工业，没有发电设备，也没有适合的技

术人才，所以广播电台一直没有建成。

1939年11月，周恩来到达莫斯科，同任弼时一起

向共产国际交涉，探讨在延安建立广播电台的问题，

共产国际决定援助一部广播发射机。1940年3月，周

恩来归国，发射机被拆卸成散件带回：先从莫斯科空

运到迪化(现乌鲁木齐)，然后由陆路经过兰州、西安

等地，沿途多次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无理扣留。经过周

恩来的反复交涉、斗争，最后才得以安全运到延安。

周恩来抵达延安后，党中央决定成立广播委员

会，领导延安广播电台的筹建工作。周恩来亲任主任，

成员有王诤、新华社社长向仲华等。1940年5月间，周

恩来去重庆工作，筹建工作转由朱德主持，王诤负责

具体落实。他两次派人考察台址，并向朱德总司令做

了汇报。很快，“王皮湾”这个在中国地图上根本找不

到的偏远小山村，以新华广播电台的诞生而载人了史

册。

王诤不但参与创建了解放区第一座广播电台，还

是广播工作者的良师益友。延安广播电台最早的播音

员姚雯、麦风和继任的肖岩、孙茜，都受到过王诤的教

诲。王诤曾反复对广播人员强调：“播音工作可不是什

么简单的技术工作，这可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工

作。你想想看，现在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投降派对我

们实行新闻封锁，党中央的抗日救国主张、新华社的

许多重要消息都传不出去，所以我们才开辟这条广播

战线，和敌伪、国民党投降派展开空间宣传战，这还不

是头号的政治工作吗?”在王诤的关注下，最早的播音

员虽然都没有经过正规的专业训练，但他们都怀着饱

满的政治热情和高度的责任感，以勇敢的开拓者姿

态，开创了人民播音员的一代新风。

1941年底，延安广播电台的同志们隆重庆祝延安

台播音一周年，他们用石块垒筑了一座露天舞台，周

围张贴了许多标语。军委三局和新华社的负责同志、

各部门代表、警卫战士、村里的乡亲们，都兴高采烈地

参加了庆祝会。虽然天气十分寒冷，但大家都充满了

火热的激情。会上，亲历广播电台诞生艰辛的王诤向

大家表示热烈祝贺，并和大家一起唱响了汤翰璋写词

谱曲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进行曲》：“我们向着明朗

的天空，我们向着广阔的星野。我们向着祖国的山河，

我们向着无边的海洋。让党的声音自由奔放，让党的

光芒照耀四方。……我们是广播战士。我们播送党的

声音，我们放射党的光芒。”

四

建国后，王诤出任中央人民政府邮电部副部长兼

党组书记，同时兼军委三局局长。1950年5月，在原军

委三局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

军事委员会通信部，简称军委通信部，王诤任部长(同

时兼电讯工业局局长)。1955年9月27日，我军第一

次授衔仪式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王诤位列中将(共

175人)，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

放勋章。1956年4月13日，中央军委又决定成立中国

人民解放军通信兵部，行使兵种领导机构职权，王诤

任主任，同时兼军事电子学研究院院长。后来，通信兵

部又一度改隶军委总参谋部，称总参通讯部，王诤任

部长。在王诤的倡议下，通信兵部隶属关系虽几经变

化，但将通信兵作为一个兵种，大力加强现代化建设

这一点始终没变。

1956年10月8日，为迅速改变我国科学技术的

落后面貌，在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等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的领导和亲切关怀下，我国第一个导弹(火

箭)专门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航天总公司

的前身)创建，并提出了“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为

辅，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的建院

方针。1957年11月16日，周恩来总理任命总参通讯

部部长王诤为国防部五院(院长钱学森)副院长兼二分

院院长，并明确二分院的任务是负责地地、地空和飞

航式导弹控制系统的设计工作。从此，国防部五院二

分院就成为导弹控制系统研究分院。二分院建立后，

导弹控制系统的研制应当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成为

当时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通过学习五院建院方

针和聂荣臻副总理的重要讲话，王诤确立了“先仿制，

后自行设计”的思路：“仿制的目的是为了独创，但必

须在仿制中把技术吃透，才能独创和进行自行设计。”

后来的实践证明，王诤的“先仿制，后自行设计”思路

是掌握尖端技术的一条捷径。

1963年初，党中央、国务院决定以第三机械工业

部第十局(无线电工业管理局)为基础，组建第四机械

工业部，任命具有几十年无线电通信工作经验的王诤

为部长。其主要任务是：为适应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

需要，无线电工业(即电子工业)要以军为主，军民结

合，统一规划与管理全国的无线电工业，加速发展新

技术，为国防和国民经济建设提供先进的电子装备。

到任后，王诤多次开会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

势、我国电子工业概况、与世界电子技术的差距、敌对

势力对我国的封锁，以及无线电工业部的基本任务。

在一次党组会上，他指出：“我们要贯彻执行‘以军为

主，军民结合’的方针，就应‘寓军于民，以民养军’。要

下最大的决心，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形成优势。第一，

加强科研，开发新技术、新产品，研制军事电子尖端技

术，保证军事电子装备适时更新换代，要跳出单纯仿

制的模式，不受制于人。第二，要重视‘平战结合’，现

有的工业基地(主要指解放前的老厂)大部分在沿海地

区，有利条件比较多，但也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技

术改造，充分发挥其作用与潜力。同时，对新基地已建

成和即将建成的新厂，要抓紧收尾，尽快发挥生产能

力，并要积极规划在后方建一批新基地，要‘准备打

仗’，使其在战争期间一定能保证电子装备的供应。第

三，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要发展新产品，就必须厂、

所结合，研制改进产品。同时，必须抓好基础产品——

元器件、仪器仪表、专用工艺设备，以及基础的基

础——专用原材料等。第四，对国民经济建设，邮电、

通信、广播、医疗、地质、矿藏勘探、遥控与遥测，以及

人民文化生活所需要的电子产品，根据市场需要组织

好生产。以‘寓军于民’，储蓄力量，培养技术队伍。要

积极发展地方电子工业，把电子技术及产品推广应用

到各条战线各个方面。现在，半导体技术是国际上一

种新兴技术、西欧各工业强国只注重发展电子管技

术，而美国、日本以发展半导体器件为代表的微电子

技术为主，进而形成了两大发展趋势。目前，我国与日

本在半导体技术方面的水平已有差距。我认为：应成

立—个专门机构‘全国半导体器件专业委员会’，同若

干研究所、工厂认真研究协调，并强调注重半导体技

术的发展与应用。”上述各要点经党组会讨论后，一致

同意提交电子工业领导干部会上讨论，制定具体的政

策与措施，积极组织实施。

1963年4月，王诤首先从陆军通信装备改进设计

结构出发，提出了对现有通信机产品进行革新，搞“系

列化、小型化、半导体化”的建议。他指定由第四机械

工业部二局(即通信导航局)牵头，与通信兵部共同商

议拟订“三化”方案。同时，考虑到“三化”后各个整机

必须由相应的小型基础件构成，故要研制与设计同步

进行，研制新型基础产品，如超小型电子管、半导体器

件、小型阻容元件、电池、微电机等配套问题，这也是

为以后的陆军通信装备“通用化”、“标准化”打下基

础。根据王诤的指示，第四机械工业部二局与通信兵

部及使用单位先拟订了陆军用的几种整机的系列化、

半导体化、小型化方案：1、1OOW--1600W系列短波发

射机(车载或固定)。2、15W半导体化电台(代替大"dk

一”电台)。3、半导体小型化短波团营电台(代替老“七

一”电台)。4、半导体小型化"883"型轻便野战营、连

(排)报话机(后改为"884"型)。5、短波半导体化全波段

接收机代替7512型12管接收机，仿苏克洛特机)。6、

改进仿苏的坦克电台和炮兵电台(混合式)，以及其他

可用半导体管小型化的产品。

为实现上述产品的“三化”，王诤召集了100多个

有关单位的总工程师、设计科长及有关同志，群策群

力，动脑筋想办法。经过一年多的辛勤劳动，第四机械

工业部先后拿出了可行性报告和样机，并送部队试

用、验证、评议、鉴定，发现问题后立即改进。按照试

用、改进、再试用、再改进的辩证唯物论路线，王诤主

持的第四机械工业部很快走出了一条自行设计、成龙

配套生产我军通信设备、以军带民发展应用半导体新

技术的可行之路，并且越走越宽广，使当时濒于停顿

的半导体技术首先应用于军事通信装备的改革中，并

通过产品订货促进了我国半导体技术的长足发展。

1995年1月，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极具远见的战略

决策——忆王诤同志对电子工业发展方针的决策的

贡献》纪念文章，对王诤的业绩给予了高度评价：“所

有的这一切都是在王诤同志亲自指导下取得的!……

在20世纪60年代我国经济技术的条件下，在国际敌

对势力的封锁下，能够取得当时的成绩是多么的不

易，这里凝聚着多少人的汗水与劳动!特别是凝聚着

王诤同志的多少心血与智慧啊!”

在任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不久，王诤还为我军打

下美制U-2型侦察飞机立下了功勋。

1963年3月9日至9月25日，国民党空军U—2

型飞机多次深人至我国西北地区侦察，3次飞入地空

导弹设伏地点，均因其使用预警系统，及时改变了飞

行航向，避开了导弹的打击。当在一份“情况通报”中

看到这则消息时，王诤立即陷人了深思：敌U-2型飞

机之所以能避开我地面导弹的攻击，关键是他们的机

载雷达接收机在发挥作用。其机载雷达接收机可以根

据接收到的我地面雷达发射出的频波特点和各种空

导雷达工作的具体参数，准确地判断出我地面雷达的

类别、性能和工作状态。敌U-2型飞机在飞行中一旦

接收到我雷达电波，便知道已被我雷达或导弹跟踪。

于是，它便提前采取措施逃离我导弹火力网。事实上，

是敌人的电子技术使我地面导弹部队“望空兴叹”!第

四机械工业部是电子工业部，集中了全国一大批电子

技术专家，现在空军遭这么大的难，电子工业部门难

辞其咎。于是，他调集第四机械工业部的精兵强将，为

导弹部队攻克技术难关。在王诤派出的第四机械工业

部专家的指导帮助下，导弹部队的官兵很快制定了一

个使U-2型飞机落人“陷阱”的周密计划：通过更换

电器元件及各种技术手段，改变地空导弹制导站搜索

雷达信号的各种参数，使之酷似一个普通的高炮雷

达，从而诱使敌机丧失警惕。“陷阱”计划的具体落实，

由第四机械工业部的专家协助我地面导弹营来完成。

为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中央军委聂荣臻副主席建

议将几个地空导弹营统一部署，集中使用，组成大面

积有机结合的火力网。根据这一指示，空军将几个营

机动到江西弋阳至衢州160公里的拦截正面集体待

命。11月1日，我导弹部队岳振华营连续发出两枚导

弹，击中窜犯的国民党空军第五联队少校叶常棣驾驶

的U-2型高空侦察机。一时间，国际军事界惊叹不

已，蒋美侦察机“望我兴叹”。

正当我国电子工业蓬勃兴起之时，“文革”爆发

了，王诤被诬为“推行奴隶主义、爬行主义、取消主义”

和有“特务嫌疑”，受到隔离审查。但他始终不向林彪、

江青一伙屈服。在一次批斗会上，他理直气壮地说：

“我无限忠于毛主席。我反对提‘以毛主席为首、林副

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多中心，中心只有

一个，那就是毛主席。林彪不是一贯正确，历史上也有

错误。”红卫兵“造反派”问：“你敢不敢写下来？”王诤

回答：“写就写，怕什么?”他立即把这些内容写在了三

张条子上。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干将黄永胜等立即指

示：向中央写报告，拟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王诤。

1970年11月14日，一向深知王诤的毛泽东在日理万

机中批示：“王诤是有功的，对他的处理要慎重。”11月

19日，周恩来也指示：“对王诤的批判要一分为二，实

事求是。王诤在建立无线电通讯和侦察敌台方面是有

过功劳的，没有发现他有通敌罪行。”由于毛主席、周

总理的亲自干预，王诤才得以躲过“杀身之祸”。然而，

黄永胜等仍以“三张条子”有罪为由，要王诤到“干校”

劳动改造。一些好心的领导和同志为争取王诤早日出

来工作，劝他写个检讨，王诤坚决不写。其后，一些同

志从大局出发，瞒着他代写了检讨，并让他的长子王

苏民模仿他的笔迹签字，送给黄永胜以求“过关”。王

诤发现此事后，当即给黄永胜写信声明：“那份检讨是

别人瞒着我王诤代写的!”这样，他的工作问题最终被

“挂起来”。

在林彪折戟沉沙后的1972年7月，王诤被重新

任命为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在王诤挨批

期间，电子下业战线广大职工排除“左”的干扰，贯彻

王诤制定的发展方针，坚持生产和建设，使我国微电

子产业犹如悬崖峭壁上的一棵小松树，艰难而又顽强

地成长着!但是，由于“外界”干扰过大，小树的树干既

不“壮”，又多了几道“弯”，成长的速度不能不受到影

响。复职第四机械工业部后，王诤以时不我待的精神

拼搏在电子工业战线。

1977年4月，在地方工作多年的王诤重披战袍，

出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第四部部长，负责作战情报

事宜。到军队工作后，他和王震等积极准备材料，要求

邓小平复出主军问政。1978年8月13日，为人民军队

通信事业奋斗了一生的王诤在北京病逝。原第四机械

工业部党组成员高峻曾感叹道：“为我国电子工业的

发展和军事装备的现代化，他(王诤)呕心沥血，忘我

工作，政绩卓著，深受电子行业和通信兵广大干部和

群众的爱戴。”1998年，中国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了

25万字的《王诤传》，缅怀这位中国电子工业开拓者和

卓越领导人对我国电子工业的丰功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