阐释系统：一种强化博物馆展览传播效应的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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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当前中国大陆博物馆在展览建设中遇到了一些具有共性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对作为博物馆展品的物的研究广度与深度不够，对观众在空间形态下的认知特点和学习行为不够熟悉，以及对于作为沟通两者对话的传播技术掌握不够到位，由此导致展览的阐释不够充分，无法很好地实现预期的传播目的。然而，物、人与媒介三者并非孤立的要素，而是实现传播目的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不仅要强化对物的内涵、观众认知特点与学习行为，以及沟通对话的传播技术的研究，还要将它们融为一个整体，从系统的角度展开讨论，建立有效的阐释系统。这将是提高博物馆展览传播效应的一种新的探索。

关键词：博物馆展览

阐释系统传播观众研究物的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传承

（一）问题的提出

博物馆展览的核心是沟通“物与人的对话”，这里涉及到三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方面是对“物”的研究，即对作为认知对象的物的认识，因为只有我们明白的东西，我们才有可能让观众明白，我们认知的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观众理解的深度；第二个方面是对“人”的研究，即认识我们的受众是些什么样的人，有怎样的期待、愿望与诉求，他们的认知心理与学习行为有怎样的特点？我们对受众的认识越充分，我们的传播就越具针对性、越有效；第三个方面是对“对话”，即传播技术的研究，在许多场合，我们将自己明白的东西表达出来，但受众未必明白。这表明，科学研究与科学普及并非同一回事。如果说科学研究的目的是让自己变得明白的话，那么，科学普及的目标是将自己的明白转化为观众的明白，这往往需要恰当的传播技术的支持。只有同时做好这三个方面的工作，我们才能获得理想的传播效应。

在中国大陆博物馆展览建设的现实中，我们时常能看到这三个方面研究都不够充分的现象。一些策展人得不到深入的前期研究成果，自己又难以在短期内展开充分研究，导致物的认识不够深入；也有些策展人对空间形态下观众的认知心理和学习行为缺乏必要的了解，不懂得博物馆观众与其他学习者的区别；至于对传播技术展开专门研究，尤其是针对空间形态下以视觉传达为特征的博物馆传播的独特性展开研究，则更是凤毛麟角，难以产生适合博物馆传播的相关技术。

上述缺陷导致了博物馆展览传播效应差强人意，博物馆无法充分履行社会教育的使命。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与博物馆学研究者未能提供以物、人和媒介研究为核心的展览理论有关。在这种情形下，加强对展览理论的研究，构建一个纳入物、人和媒介三大要素的阐释系统，成为克服上述现象一种值得努力的尝试。

（二）阐释与阐释系统

传播效果不佳的本质是阐释不到位，所以有必要对阐释理论作必要的探究。英文中的inter-pretation（阐释）一词，从语义学角度分析，前缀in-ter代表在“在……之间”，词根pret=value，代表“价值、估价”，引申为“表达”，因此，其字面意义为（信息）由一方向另一方/多方表达。该词及其相关概念最早出现在哲学领域，尔后引入传播学、历史学等学科，甚至被运用至自然科学领域。

1957年，现代阐释之父弗里曼·提尔顿（Free-man Tilden）指出：“阐释，属一种教育活动，目标是通过原生事物的利用，参访者亲身经历，使用直观媒介揭示事物间的关系，并非事实信息的简单传递。”这句话至少包含三层含义：一是阐释资源为原生事物，实际等同于“物”；二是阐释关注接受者，实际相当于“人”；三是阐释手段为相关媒介，和本文所强调的“媒介”所指一致，即发挥展览连接人和物的桥梁作用；阐释的内涵与本文聚焦的问题极为吻合，因此本文引入“阐释”作为核心的关键词。

虽然“阐释”一词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4世纪，但相关研究则出现在20世纪，主要包括对语言、图像、文字信息等的研究，呈现出多学科交叉渗透的趋势。在哲学视野下，以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等为代表的学者完成了由认知、方法论阐释学向哲学、本体论阐释学的转变，目前又显示出对认知、方法论阐释学的回归。这些学者不仅提供了层层深入的阐释方法，还促使我们正视因主客体在不同的历史境遇相遇，视域必然难以自然相融的现象；在传播学视野下，以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为代表的英国学者创建“编码一解码”理论，其精髓在于主张媒体传播中改变受众被动地位，使之主动参与并进行信息解码，从而完成意义再生产，再将结果反馈至编码者并促成其不断调整；在历史学视野下，以弗里曼·提尔顿、约翰·A·维佛卡（John Veverka）、大卫·洛文萨尔（Lowenthal D）等為代表的学者，分别探讨文化遗产阐释必要性、原则、方式、价值、模型和内容，旨在强调利用多学科揭示文化遗产内在联系，在保证其原真性、完整性的前提下实现和公众的对话。

这一概念也被引入博物馆学。国内涉及阐释的相关文献尚不多，仅见刘守柔、黄洋、严广宇的三篇文章。国外有关论著逐年增多，且不乏可圈之作。推桑德拉·达德利（Sandra Dudley）、卡萨诺瓦·费尔南德斯（Casanova Fernandez）从基础理论的角度来思考阐释意义和阐释内容，泰萨·巴莱多（Tessa Brida）则从应用理论的视角探讨阐释方法和阐释评估。学界已从多个学科与角度探讨了阐释、阐释系统问题，但在博物馆传播领域，尚有进一步拓展与深化的空间，主要包括：（1）如何通过理论构建促成科学、规范展览；（2）关于展览阐释理论依据的寻绎，阐释要素的内涵重构，及阐释系统的体系整合。考虑到该词似乎仍难以完整表达对展览涉及的要素进行整理、加工，使之构成相互关联的统一整体之诉求。为此，我们在“阐释”一词之上增加“系统”两字，提出“阐释系统”的概念。虽然“阐释系统”一词在文化遗产领域已有涉猎，但在博物馆学的使用尚属首次。关于“系统”的概念，一般系统论的创始人冯·贝塔朗菲（Von Bertalanffy）指出：“系统，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诸元素的综合体。”鉴于此，本文提出的“展览阐释系统”可以被定义为“把与展览传播相关的各种重要元素——人、物和媒介，构成互相关联的整体”。

二中国大陆博物馆展览研究的现状

目前，国内不少展览尚停留在对展品本体的呈现上，即使有一些展览开始注意揭示与展品相关的文化意义，但其阐释仍未能建立在人、物和媒介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物的内涵研究不足、人的秉性研究匮乏、媒介的传播研究缺失是阻碍展览有效沟通与观众对话的三大困境。

（一）博物馆物的内涵研究

随着博物馆社会功能的不断拓展，展览中物的内涵与外延也始终发生着变化。这一变化的进程首先从可移动文化遗产开始，经历了从珍贵艺术品向普通日用品延伸，然后又从可移动文化遗产拓展到不可移动文化遗产。然而，仅将人类及其环境的“见证物”（实物）收纳至博物馆还是无法发挥博物馆广泛意义的教育功能。因此，2007年国际博物馆协会维也纳会议正式将典藏对象拓展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遗产”，从而为博物馆物增添了全新的内涵。

博物馆物外延的扩大使得传统策展人在研究方面遇到了新的挑战。挑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观念上仍将阐释资源全部等同于实物展品或相关学术资料，获取资料的开放性不足；实践中对这些资料之外还存在哪些可用信息及获取渠道不甚清晰，也较少预先将教育项目的开发考虑其中；原先仅单向度依靠文物学、考古学和物质文化史的研究者，由于知识结构的局限，对新增的领域表现得有些不太适应。这一点可以与那些已经适应博物馆现代传播的地区进行比较，在那些地区，策展人不仅学术视野更辽阔，也更善于将物与相关的社会现象结合起来，从而使物的内涵能在更广阔与更深入的层面上得到阐释。如美国亚特兰大可口可乐博物馆（coca-Cola Museumin Atlanta），整个展览除了展示来自世界各地的实物展品外，为有效地诠释可口可乐的文化内涵——冒险、分享和幸福，有意识地到全球可口可乐产地采风，收集了极富感染力的各国人物表情照片。位于纽约的“9·11”国家纪念博物馆（9/11Memorial Museum），其阐释资料不仅包含实物资料，还包含“9·11”遇难者生前鲜活的生活视频以及事故现场此起彼落的电话录音等多元信息。

（二）观众认知与行为特征研究

另一个沟通的障碍来自于对观众在博物馆中的情感及行为方式不熟悉。对于当代社会而言，“博物馆不仅是发挥国家礼仪和功能的地方，还是普通大众会客的地方”，观众是否满意是展览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要开展对观众的研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理念更新，即从关注单纯的“物”转向到关注“物与人的关系”。步入21世纪后，随着“博物馆体验”、“社区博物馆”等理念的引入，加上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升级，一些博物馆开始立足观众，改善参观环境，建立“博物馆之友”等，观众的作用和地位因此获得提升。这一点在修订后的国家一级博物馆评估体系“公共关系与服务”一级指标中亦可窥见一斑。然而，不能将博物馆以人为中心理念的确立等同于博物馆策展中已具备以人为中心的意识，况且国内有相当一部分博物馆仍沿袭苏联模式，保留以物为中心的传统，强调藏品研究的核心地位。

第二个问题是博物馆观众究竟有何特点及其评断依据。国内的博物馆观众研究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但大多数研究主要局限于展览开放后的观众满意度调查，关于展览中观众的心理及行为特征的研究很少有人涉及；业界普遍认可的观众评估指标体系也没有有效地建立起来。曾获首都博物馆新馆“北京通史”陈列概念设计第一名的美国RAA（Ralph Appelbaum As-sociates）公司指出：中国与国外观众差别比较大，较多是走马观花式，不会深究，也不会计较收获。这表明他们在设计前曾对中国观众的观展特点展开过研究，但我们自己在策展时却较少关注中国观众观展特点。在许多场合下策展人是按既有经验来定义观众的，并将经验视为理所应当，缺乏深入和精确的调查研究。

第三个问题是观众研究在展览实践中应如何实施。许多国家的博物馆已有成功的做法，在英国选择展览主题时需通过严格的市场调查，在美国则对目标观众进行前置研究。为此，澳大利亚、英国等还创立了专门的观众研究部门，在美国，观众研究协会、观众研究和评估委员会相继诞生。然而，目前中国大陆有关观众特征的研究还很不充分，未能建立起一套观众认知特点、行为习惯和心理需求的模型。基础层面研究的不系统、不深入直接阻碍了其向应用层面的转化。

（三）媒介传播方法研究

和其他媒介相比，博物馆的传播具有独特个性。其一是学习的空间性。一方面，作为学习对象，物是以实物为核心的三维的形象体系；另一方面，观众是在特定的场所内，在行走与站立中观察与阅读的。这种特点决定了观众的认知过程及其特点是与众不同的，同时也决定了其适用的传播方式也是不同的。其二是学习的非正式性，即学习驱动并不来自外部的压力，而是来自内在的兴趣，所以，如何激发兴趣，構成博物馆传播的重要前提。这些特点决定了，简单和直接借用其他媒介的方法未必奏效，它应该得到专门的研究。

博物馆作为非正式教育机构，在传播中要善于将抽象的、理性的、深奥的科学知识转换成感性的、美的和有趣的信息，这就有一个将理性的内涵用感性的形式表达出来的任务。关于这一点，国内已有学者展开了初步的研究，同时也有《博物馆展览策划设计与实施》、《博物馆陈列展览内容策划与实施》等相关著作相继问世。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其研究的程度尚不高，没有形成一套切实可行的理论。

涉及到展览的空间形态，博物馆传播还要解决从符号化向视觉化的转化，因为博物馆学习的主要形式是观众对物及现象的观察，而不是对常规语词符号的阅读或听讲。这种转化的研究尚没有大规模地展开。正因为如此，线型的和扁平化的展览大行其道，展览的空间体验感不佳。在这方面，国外的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播手段研究，而是涉足传播空间研究。如Design MuseumHow to Design A Ligllt（设计博物馆怎样去设计一盏灯），Multisensory Museum：Cross-DisciplinaryPerspectives on Touch，Sound，Smell，Memoryand Space（多感官博物馆：触摸、声音、气味、记忆和空间的交叉学科视角）分别从照明和体验的角度探讨博物馆空间经营问题。在国内，尽管有关传播空间的研究论文数量近年来有所增长，但主要聚焦于建筑学、艺术学等其他学科领域。

三博物馆展览阐释系统的构建

针对中国大陆博物馆展览实践及研究中存在的上述三方面问题，我们希望通过努力来构建一种阐释系统理论，以便为博物馆策展实践中更好地开展物、人和媒介研究提供助益。系统主要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明确阐释的内容构成，其次是阐释的步骤与方法。

（一）阐释资源的构成：博物馆物与博物馆观众

1.博物馆物研究

物的内涵研究主要由博物馆典藏等相关部门专家承担，而策展人主要从传播的角度对研究成果进行取舍与组织。

（1）揭示博物馆物的内涵

博物馆物的内涵可抽象出三个层次的信息：本体、衍生与流转。本体信息是指物本身所携带的信息，包括制作和功能等。如果是一件手工作品，那它包括以下因素：在什么时间与空间，为什么目的，采用怎样的材料、工具、工艺、方法制造的，反映了什么样的技术水平与生存状态；衍生信息通常指物在使用过程中新增或改变的，超越或偏离生产者本意的功能信息，以及它与配合使用的其他物品关系的关联信息；流转信息则指物品在使用者、收藏者变更中产生的故事，以及在退出使用领域，进入收藏领域后被赋予的新内涵。对于现代展览，仅仅揭示展品本体信息，已难以满足观众对物品理解的阐释需求，只有将衍生和流转信息一道纳入物的内涵研究，才能向观众进行更系统、更完整、更有内涵的阐释。这是一种内涵极其丰富和复杂的研究，具有明显的跨学科性质，所涉及的方法也是多元的，包括材料与工艺学分析、风格与图像学分析、器物与类型学研究、历史文献查询与当代民族学田野调查等。

（2）挖掘非物质遗产的内涵

相对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传统策展人相对陌生的领域，但目前迅速成为越来越多博物馆阐释的新对象，其内涵主要包含：口头传统、表达，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传统手工艺及有关自然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与物质遗产研究方法不同，非遗内涵研究主要可采取“参与观察法”，步骤分普查、调查、采集三步。首先，通过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掌握本区域现存应保护和继承的非遗；其次，借助民俗学、人类学等研究方法，开展深入的田野调查，过程坚持整体论，调查对象绝非某个孤立的非遗，而应包含与之相关的自然环境、历史溯源、宗教信仰、社会组织、风俗习惯等诸多方面；最后，采集手段需不断更新，除传统文字、摄影和摄像记录外，还应采用数字化和影像化记录。但无论如何，以“局外人”身份介入，最终变成“局内人”去切实理解非遗的整体面貌，进而阐发其意义成为非遗内涵研究中方法使用的内核。需指出的是，非遗属非物载信息，其阐释需借助一定的可视化现象才能加以呈现。

2.博物馆人研究

（1）设置观众研究部门

在中国大陆博物馆界，对人的研究远不如象对物的研究那样热衷，这一点严重地影响了博物馆阐释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从这种意义上讲，加强对人的研究，是目前需要特别加强的方面。如果有可能，各博物馆应设立观众研究部门，配置如艺术教育、科学教育、心理学、传播学、社会学、人类学等专业人员，专门从事观众研究。

（2）开展常规研究和展览研究

人的研究应包含常规研究和展览研究。常规研究，指一般意义上的观众基础与应用研究。展览研究则是指针对某个具体展览涉及的观众研究。无论是常规研究，还是展览研究，皆暗含着一条分步实现的逻辑线索：其一，掌握走进博物馆的人群特点；其二，观察走进博物馆的人群行为，以探求其参观心理；其三，对观众参观活动的实地调研。从中可提炼三项研究内容：观众投入、参观过程和参观结果。同时，常规研究和展览研究，其研究内容中的参观过程和结果两项，研究方法较为相似，而两者区别主要在于观众投入研究。“参观过程”和“参观结果”研究一般都采取问卷调查法、访谈法、行为观察法、实验法、参与法等，而常规研究的“观众投入”通常也使用上述方法，此外还有文献研究法等，展览研究中的“观众投入”，则较为依赖博物馆内相关部门的配合，除前述方法之外，还可采用“头脑风暴法”、“德尔菲法”、“名义小组法”等比较管理学方法。

（二）阐释的步骤与方法：从展览文本到展览空间

当由文物典藏部门提供的物的研究和由观众研究部门提供的人的研究转移至策展人手中时，策展人需在“理性到感性、符号到视觉”的指导原则下，对这些基础资料和其他外部资料加以妥善“编码”，之后通过博物馆空间经营实现“编码”的视觉转化，为观众的最后“解码”创造条件。展览作为连接物和人的媒介，其阐释过程由四个互相独立又关联的环节构成：展览策划、展览设计、展览建造、布置和展览补救。其中，展览策划是整个阐释的核心环节，同时也是一个多元参与的动态过程。

1.展览策划：阐释核心环节

展览策划虽然结果以展览文本形式呈现，但其实际涉及到拟定展览大纲，选择展览手段，安排传播空间，确定教育项目和编制展览文本五项内容，前四項为信息编码过程，这个过程实际同时承担着完成信息由理性到感性、符号到视觉以及教育项目融入展览的三项任务，而最后一项则是编码合成过程。

（1）由理性向感性、由符号向视觉转化

为保证实现信息由理性到感性、由符号到视觉的转换，展览大纲的拟定不但要将物的内涵、观众特征的研究成果纳入，而且应邀请文物典藏部门和观众研究部门人员一并参与。这个过程可通过五个步骤实现：一是绘制大脑地图，以寻找原始的有意义信息。即准备一块木板或白板，绘制一个空表，表头标明不同主题，这些主题无需非常准确，如观众兴趣、重要概念、藏品、互动想法、担忧之处、切入点、推荐书目、现存多媒体等。这块板被搁置在整个阐释团队有可能经过的任何地方，如博物馆办公区、策展公司办公室等。成员都可以通过便签条的形式随时粘贴，发表个人观点，甚至可添加新的主题。绘制大脑地图的环节看似漫不经心，却能收集尽可能多的个体的最初观点、兴趣等，该信息收集过程，为其后会议奠定基础。二是邀请与主题相关但不同领域的专家召开专家座谈会。专家们在“大脑地图”草图基础上，提出自己认为该领域最应呈现的内容，并就其重要程度进行排序。三是召开观众代表座谈会。座谈会是观众参与的重要手段，主要完成对专家意见进行筛选和重新排序，同时补充主题、信息和方法。四是召开典藏部门专家座谈会，探讨本馆收藏特色，典型藏品，藏品组合等相关资料。五是策展人对讨论结果进行梳理，撰写展览的主题和主要主意，其中主要主意包含一级传播目的结构书、展览框架和故事线、展品及其诠释手段和说明文字。

（2）由展览向展教合一转化

吸收教育人员参与策展，将教育项目一并考虑且加入编码。主要参与者为策展团队、博物馆教育人员、学校教师和教育专家。将教育项目预先放在策展阶段探讨和确定，有助于从教育需求逆向思考，以强化某些展览主题、单元、展品或展品组合，进行重点阐释，若有需要还可提前预留教育项目的实施空间。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博物馆（National Air and Space Museum）一楼的“如何飞翔？（How Things Fly）”策展时预留好了教育人员演示项目的进出暗门和二层楼面。

（3）编码的合成与完善

策展人将前四项编码进行合成，完成内容文本的编写，以构建合理的阐释框架。此时，需召开汇报会、座谈会。一是向参与阐释的主要人员进行汇报，包含相关领域专家、观众代表、典藏部门专家、观众研究部门和教育部门人员，并根据阐释人员的反馈进行修正和定稿。二是召开建筑师、策展人座谈会。策展人告知建筑师展览内容结构及其空间需求，如展览中体量最大的展品，以保证层高满足需求；参观动线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以便于预先安排电梯和楼道；展览空间大小，以利于合理安排和分割公共空间、展览空间和办公空间。该环节主要是为了使建筑师更好地理解展览“阐释语言”，以便在空间经营时能尽可能接近策展初衷，以免造成展览空间的浪费和后期纠正的成本。

2.展览设计、建造、布置和补救：阐释施工环节

展览设计、建造、布置和补救属于阐释的施工环节，旨在依据文本来实施展览空间的良好经营。因此，在这一阐释过程中形式设计师应充分理解内容文本，继续实现理性到感性、由符号到视觉的转化，并接受建筑方的监督。

展览设计是指展览概念设计和深化設计阶段。其中，概念设计即从内容策划文本的主题中提炼出的审美风格定位，所有设计要素均应服从这一概念，以保证风格的统一。主要通过展览平面图、立面图、效果图、全景鸟瞰图和效果图加以呈现。这里“展览平面图”因涉及总平面布局而显得尤为重要，应安排好各主题、展品、展柜、展板、观众休息的位置以及观众参观的路线。深化设计，指由形式设计师或公司根据内容文本、展品资料和展览空间进行二度创作，内容涉及可供直接操作的全套布展执行方案。由此最终确定展示手段、展区规划、参观动线、照明系统、氛围营造、外延设计；设计展示的道具、家具、灯光、辅助展品、多媒体、版面、互动装置；规定工艺要求、技术要求、装饰材料的规格、性能，编制成本明细表等。展览设计过程中应注意两点：其一，策展人和形式设计师必须保持高度对话，使得双方的工作能相得益彰，形式设计师只有充分理解展览的阐释主题和内容结构，才能运用形象思维和艺术手段将文字等符号信息有效地“阐释”成为视觉表达。其二，展览设计完成后需进行检测，这种检测相对于整个阐释过程，属于过程性检测，主要通过组织设计专家进行会审的形式执行，以避免失误和及时补阙，遏制比如基于设计施工一体化考虑而出现的偷工减料之举。

展览建造和布置，通常情况下建筑方会委托设计公司一体化完成。结束后应进行总结性检测，检测工作可交由观众研究部门执行，采取内部专家和外部观众代表的双重评估，以发现展览阐释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并完成“展览补救”。

至此，根据物的内涵和人的秉性研究所提供的阐释资料，依照媒介传播四步走的的阐释步骤和相应的阐释方法完成对阐释资料的分步加工，阐释系统由此完成基本构建，详见图一。

四余论

博物馆是一个以空间形态的视觉传达为主要特征的传播机构，其观众是在站立和行走的交替运动中藉由观察与阅读来获取信息的，他们面对的学习对象主要是实物，其间的信息不像显性的符号化的图书，而是隐性的，隐藏在物质深处，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观众往往无法自行解读，需要展览作为中介。这个帮助观众理解的中介过程就是阐释。本文研究表明，如果不展开对博物馆物和博物馆观众的深入研究，不对沟通两者对话的传播技术展开深入的研究，我们的阐释往往缺乏深度与有效性。而且，博物馆、博物馆观众、传播技术这三者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的一个整体，只有对三个方面均有充分的研究才能达到理想的目标。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尝试构建合理的阐释系统，将物的研究、人的研究与传播的技术研究联合成一个整体，一个系统。我们希望这一探索能对当代博物馆展览传播效应的提升产生积极的影响，也希望这一努力能转化为博物馆展览实践的理论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