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中国“导弹之父”

钱学森为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1958年4月起，他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对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个人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

钱学森1911年12月11日出生于上海，早年曾在北京师大附中和交通大学读书。

1934年，钱学森以第一名的成绩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考取了清华大学赴美公费生———麻省理工学院飞机设计专业。只用一年时间，他就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硕士学位。博士尚未毕业时，他就被聘为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研究人员。他在空气动力学、固体力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为现代喷气式超声速飞机、全金属薄壳飞机的出现，奠定了众多理论基础。他加入的加州理工学院业余火箭小组，后来发展成为著名的喷气推进实验室，是美国火箭的摇篮。1942年，加州理工学院成立了航空喷气公司，钱学森是公司顾问。许多好友劝他参与公司股权，但是都被他谢绝了。在钱学森的心中，他来美国不是来发财的，是来学技术的，终有一天，他要回国，为祖国服务。

1949年，钱学森辞去了美国国防部空军科技咨询团和美国海军炮火研究所顾问的职务，准备回国。他对妻子说：“祖国已经解放，我们该回去了。你现在正在怀孕，行动不便。等你生下孩子，我这学期的课也教完了，我们就回去。”

没有想到，美国国内政治形势发生骤变，形成一股反共浪潮，移民局决定驱逐钱学森出境。时任美国国防部海军部副部长金贝尔知道后，立即打电话给司法部，说：“他太有价值了，在任何情况下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毙了他，也不要放他回中国。”所以，当钱学森率全家准备回国时，海关扣压了他的全部行李，勒令他不准出境。并且，司法部借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他。在加州理工学院同事的抗议和多方努力下，15天后钱学森才被保释出来。然而，联邦调查局的特务日夜监视着他，监听他的电话，拆检他的信件，跟踪他。

1955年5月，钱学森夫妇在一张华人报纸上，看到了一张他们的老朋友陈叔通和毛泽东及其他国家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非常兴奋。夫妇俩商量，先与陈叔通联系上，通过他营救自己回国。

陈叔通收到信后，立即送到周恩来手中。

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举行。周恩来指示王炳南大使以这封信为依据，与美方进行交涉。王炳南大使当场宣读了钱学森的信，美方哑口无言。随后，他们请示美国国务院，国务院又请示总统，艾森豪威尔无奈地说道：“让他回去吧。”周恩来后来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长期没有积极结果，但是要回来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一件事情，会谈也是值得的，是有价值的。”

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率全家踏上回国的路程。

一句话决定了他的航天生涯

钱学森回国不久，中国科学院安排他去东北参观访问。1955年11月25日，在哈尔滨，钱学森与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大将有一段这样的对话：

陈赓问：“中国人搞火箭、导弹行不行？”

钱学森说：“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

正是这一句话，决定了钱学森毕生从事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

陈赓向彭德怀汇报了钱学森的这番话。彭德怀非常兴奋，希望与钱学森立即面谈。会见时，彭德怀直截了当地说道：“钱先生，我是个军人，今天找你来，想谈谈打仗的问题。我们不想打人，但是，如果人家打过来，我们也要有还手之力。我们能不能先搞一种短程导弹，需要什么样的人力、物力？需要多长时间？”钱学森在回答了有关问题后，说道：“美国从军方开始支持导弹，到搞出第一枚，用了近10年的时间。我想，我们可以比他们快，5年的时间我看是可以的。”

1956年2月，叶剑英带着钱学森来见周恩来。周恩来握着钱学森的手，说道：“学森同志，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赶快把你的想法写成一个书面意见，以便提交中央讨论。”总理的这一声“同志”，使钱学森激动万分。几天后，钱学森《关于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送到了周恩来的案头。1956年3月，中央批准成立航空工业委员会，任命聂荣臻为主任，钱学森为委员。同年5月，中央批准钱学森为航空工业委员会导弹管理局第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第五研究院即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

当之无愧的“导弹之父”

回国后的钱学森，作为新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技术领导人，长期奋战在第一线。1956年，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时，新分配进来的156名大学生，没有一个懂得导弹知识。钱学森自编教材，举办导弹技术训练班，建立起相关的研究室。

1960年，在我国仿制苏联P- 2导弹的最后时刻，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受周恩来的委托，陈毅、聂荣臻、陈赓等宴请钱学森在内的部分科学家，气氛严肃而悲壮。聂荣臻说道：“逼上梁山，自己干吧！靠别人靠不住，以后就靠在座的大家了。”钱学森站起来，坚定地说道：“我们不怕落后、不怕困难，我们一定要赶上去，我们一定能赶上去！”

1960年11月5日，在酒泉发射基地，P- 2导弹发射成功。现场工作人员情不自禁相互拥抱，高声欢呼。

1964年6月29日，东风- 2号导弹发射成功，揭开了我国导弹、火箭发展史上新的一页。随之，在钱学森的率领下，中近程、中程、中远程、洲际、地空、岸舰等各种型号的导弹，纷纷研制成功。

1967年10月27日，我国在导弹核试验基地，发射的装有核弹头的中近程地地导弹，获得成功。世界为之震动。毛泽东自豪而又幽默地说：“谁说中国人搞不出导弹核武器？我看要给赫鲁晓夫一个一吨重的勋章！”

而钱学森正是这次两弹结合飞行爆炸试验的技术总负责人。

钱学森还是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研制和发射的重大功臣。

1958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以钱学森为组长的人造卫星研究机构。1961年，在钱学森等人的倡导下，中国科学院举办了连续12次星际航行座谈会。1965年1月，钱学森建议早日制订我国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中央专门委员会批准了我国研制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规划方案。因为议案是钱学森于1965年1月提出的，因此工程的代号为“651工程”。在“651工程”中，钱学森担负着星、箭、地面三大方面的技术协调和组织实施工作。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载着优美的《东方红》乐曲，飞向星空。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在导弹、航天领域的重大成果，几乎都留有钱学森的智慧和汗水：“尖兵”返回式卫星、固体导弹、核潜艇和潜射导弹、“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地球同步轨道通信卫星、地面测控系统，等等。

钱学森，这个名字是与中国航空航天事业联系在一起的。当人们称他是中国“导弹之父”、“航天之父”时，他却摇着头说：“不可以这样说。导弹、航天是一项大规模系统，不是哪一个或两个人能完成的。主要有党的坚强领导，有成千上万人参加。”

“报纸上天天说我好话，我心里不是滋味”

1991年10月，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媒体上出现了宣传钱学森的小高潮。对此，钱学森很不安。一天，他把秘书叫来，说道：“这几天报纸上天天说我好话，我看了心里很不是滋味。在今天的科学界，大家都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家作贡献。千万不要因为宣传钱学森过了头，影响大家积极性。请你立即通知报刊杂志，把宣传钱学森的稿子撤下来。”

金钱、名誉、地位，在钱学森这里，都没有生存的市场。早在1992年，他就致信当时的政协主席李先念，请求辞去政协的一切职务。1988年，他致信当时的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请求免去自己“学部委员”，即今天的“院士”称号。1991年，在他退出一线工作后，他给自己定下许多“原则”，谁说情都不能破。比如：不题词，不为别人的书写序，不参加任何成果鉴定会，不出席任何应景活动，不出国，不到外地开会，不上名人录，等等。

不仅如此，在退休之后，美国方面曾多次邀请钱学森访美，甚至提出，只要他来，就授予他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称号。但是，都被他拒绝了。钱学森说：“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民族做了点事，那就是最高的奖赏。我不稀罕那些外国荣誉头衔！”

（摘自《时代邮刊》，赵兰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