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与美国洲际导弹发展研究

摘 要：火箭和导弹技术的突破使核武器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末，苏联首先掌握了陆基洲际导弹，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战，从而引发了美国国内对“导弹差距”和基本国家安全政策的一系列辩论。肯尼迪执政时期，美国洲际导弹生存能力和进攻能力的改进，对其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关键词：核投射能力；导弹差距；第二次打击；军控与安全

中图分类号：K7125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0559-8095(2006)03-0091-06

在50年冷战中，美苏导弹核投射系统，特别是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展曾对两国核安全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长期以来由于档案资料的限制，我国史学界对这部分历史的研究相对薄弱。美国网络数据库：国家安全电子档案①（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中“1955-1968年美国核历史：导弹时代的核武器与政治”（U.S. Nuclear History: Nuclear Arms and Politics in the Missile Age, 1955-1968）专题②为该项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此外美国解密文件参考系统③（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中最新解密的文件档案，以及美国国务院官方网站公布的《美国外交文件集（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中1961－1963年第8卷国家安全政策④的相关文件也为该项研究提供了重要补充。本文试图通过对白宫和五角大楼等美国政府部门解密文件档案的解读和分析，阐释决定肯尼迪政府基

本国家安全政策调整及影响美国核军备发展的若干重要因素。

一、美苏关于研制洲际导弹的决定

二战结束后，美苏两大国在利益上的碰撞导致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展开了全面争夺，并且为了确保国家安全，双方都优先发展进攻性核武器。虽然苏联紧跟美国之后在发展氢弹方面获得了成功，并且也设法拥有了自己的远程轰炸机图-4图-4在性能上比美国不需要中途加油的B-52洲际战略轰炸机要差的多。关于斯大林下令仿制美国B－29战略轰炸机生产苏联新式飞机图－4的叙述可参见［俄］谢·赫鲁晓夫著，郭家申、述臗译：《导弹与危机—儿子眼中的赫鲁晓夫》，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42－45页。，但由于航程不足，这种轰炸机对美国领土依然是鞭长莫及，特别是考虑到苏联在美国周边国家又没有空军基地，飞机不仅是有去无回，而且由于没有战斗机护航，体积大且笨重的图－4很容易被美军战斗机在中途拦截，所以用它投掷核弹的成功率极低。事实上，苏联的轰炸机力量直到60年代初都无法与美国相匹敌。另一方面伴随火箭技术的发展，速度快、威力巨大的弹道导弹逐渐被认为是未来携带核弹最有效的工具，［1］(P124)而能够跨洲越海把成百万吨威力的核弹头以惊人的速度打到世界各地的洲际导弹所具有的战略意义更是非同小可。这样在探索将核运载系统从有人驾驶的轰炸机转换为火箭助推导弹的新的竞赛中，苏联首先着重发展的是战略弹道导弹，［2］(P173)并于1954年5月29日颁布了关于研制洲际弹道导弹的决定(由火箭推进器专家科罗廖夫主管)。［３］(P48)在苏联领导人看来，如果能在洲际导弹上拉开差距，不仅可以弥补战略上轰炸机的劣势，而且由此产生的政治和心理影响都十分巨大。所以尽管其导弹工业起步晚于美国，仍然不遗余力地投入物力和人力进行开发和研制。

而美国空军虽然从1940年代末便开始赞助洲际导弹的研究和发展工作，但是直到1954年才把它作为一项高优先权的项目。［4］部分原因是重要的空军组织，像最显赫的战略空军司令部一直对发展导弹很反感，不愿意为它投入资源，而更喜欢把资金用在核动力轰炸机的发展上。甚至在国家安全委员会1955年9月下令国防部和空军全速从事洲际导弹计划后，［5］(Item Number: NH00544)战略空军司令部仍然毫不重视洲际导弹的发展。例如其总司令李梅（Curtis E. LeMay）1955年11月26向空军参谋长特文宁(Nathan F. Twining)打报告贬低洲际导弹的价值，他写到：“导弹无法摧毁主要的目标，我们在未来某时发动进攻的骨干力量必然是由人驾驶的轰炸机，至于导弹主要是起配角作用，所以不应该为了导弹而限制发展轰炸机的资源”。［5］(NH00547)此外，虽然艾森豪威尔总统同意了“美国首先获得洲际导弹的能力是重要的”，但由于情报部门最初过高地估计了苏联的轰炸机力量又过低地预测了其弹道导弹的发展，使得负责战略导弹项目的约翰·冯·纽曼小组的工作一直没有得到他们所希望的那种全力以赴的支持。［5］(NH00142)结果苏联经过三年多的励志竭精在1957年8月抢先发射洲际弹道导弹试验成功，1958年又部署了世界上第一枚陆基洲际导弹SS-6，其射程达到8000公里，美国的东海岸被直接置于苏联的核攻击威胁之下。［6］(P6,7)尽管1958年1月7日艾森豪威尔在国情咨文中对国会说，在发展卫星和导弹方面，美国必须达到与苏联同等水平，［7］(P604)而1958年4月，美国也试验成功了第一枚陆基洲际导弹“宇宙神”(Atlas)，但 “导弹差距” 似乎已经拉开，即美国正在迅速进入加文中将（James Maurice Gavin）等称之为“差距”（“gap”） 或“导弹落后期”（“missile-lag period”）的危险时期。［8］(P61)

二、“导弹差距”的争论与肯尼迪政府基本国家安全政策的调整

就在人们苦苦思索因苏联发射火箭的成功和美国的失败而造成的危险重重的导弹差距究竟对美国政策有什么意义时，1958年8月14日民主党参议员肯尼迪就“导弹差距”危机在参议院发表演说，轰动了国会。肯尼迪指出在1960－1964年这段期间，“威慑力量的对比”恐怕会对美国极为不利，呼吁要以现实态度正视危机的困难时期，并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弥补这段差距，这些意见得到了其他有心人士的支持。［8］(P60，脚注1)虽然肯尼迪等人断言“导弹差距”将在1960年开始，但艾森豪威尔总统和特文宁将军都认为，如果到1961年出现了这样的“导弹差距”，到1962年美国也会赶上来。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8-1960, Volume III,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Document 82. 事实上他们的判断被证实是正确的，不仅如此，一直到1960年代末，苏联洲际导弹的部署都落后于美国，参见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Arms Control & Disarmament, .cn/qkpdf/sxjk/sxjk200603/sxjk20060315.pdf" style="color:red" target="_blank">原版全文

尽管美国情报界对于苏联部署在发射装置上的洲际导弹数量一直都无法统一意见，但1960年12月10日，国防部就美苏的洲际导弹力量和美国安全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时还是提醒道：“在不远的将来，苏联的洲际导弹就可以进入战备状态，具备攻击美国基地联合体的能力，而美国目前部署的远程陆基核报复力量对苏联战略火箭可能发动的重大攻击根本就没有或只有一点警报能力”。［5］(NH00421)况且在1961年1月13日的空军指挥官会议上杰里·D.佩奇还指出，即使美国采取先发制人的攻击，也不能避免巨大的破坏，因为进入弹道导弹时代后，已经不可能确切知道苏联核武器的所在位置以便能够在一次预防性攻击中全部将其摧毁。［5］(NH00140)所以1961年1月17日的国家情报估计报告国家情报估计报告是由中央情报局在情报界（包括政府各部门和各军种所属的情报机构）各单位参与下起草的；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有一个协调机构叫美国情报委员会（USIB），国家情报估计报告即由该委员会中除联邦调查局外的其他机构同时提交。参见［美］加特霍夫著，伍牛、王薇译：《冷战史：遏制与共存备忘录》，北京：新华出版社，2003，第45页。（NIE1-61）不得不承认，即使未来苏联的洲际导弹数量只有200枚或不到200枚也将对美国构成极大的威胁。［10］(Document 2)最后肯尼迪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1961年1月30日的研究结论是：美国已不再享有明显而不可争辩的对苏核优势，即在一场全面战争的初始阶段展开战略核进攻的能力，而且仍然存在“导弹差距”的可能性。预期在未来2-3年里苏联的许多导弹基地都将建成，特别是考虑到对飞行中的弹道导弹估计不会有积极的防御手段，肯尼迪执政的最初两年美国要面对的主要危险就是苏联在洲际导弹能力上的领先。［5］(NH00424)

为了能安然渡过这一导弹差距的“危急时期”，美国必须根据眼前和将来的防务态势重新评估国家安全战略，特别是明确战略核武器在1960年代防御中的任务以及实现这一任务所需的远程运载工具特别是洲际导弹的规模等基本国家安全政策问题。因此肯尼迪执政后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基本战略判断”问题，即国家安全需要一个在政治上意味深长的打赢全面战争的能力还是仅创建一种确保报复的能力。［10］(Document 1,Editorial Note)

由于两种选择对战略核武器的需要是相当不同的，长期以来各军种都竭力使选择有利于自己武器系统的发展。空军主张建立一支大规模的以第一次打击为基础的核力量；但陆、海军则相信战略力量的规模只需保持足够的进攻能力。鉴于“威慑”这个词在1960年代得到了越来越高的评价，特别是肯尼迪政府怀疑与苏联在战略核武器方面出现了“导弹差距”，这样，凭借庞大的无人匹敌的战略核力量来获取胜利的空军反制力（Counterforce）战略便逐渐失去了可信性。［5］(NH00140)虽然空军在白宫新的战略选择中面临着严重冲击，特别是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上海军已经跟陆军联起手来对付空军，但显然空军会继续为其“能赢取全面战争”的国家安全战略而斗争。［5］(NH01387)其实两种战略目标所选择的不同规模的战略力量在花费上也相差很大，五角大楼在“基本战略判断”问题上的继续分裂必将引起越来越多的政治争论和尴尬。对肯尼迪来说，这无疑是其执掌美国庞大的行政机构的第一块“试金石”。好在早在大选前肯尼迪就组织其智囊团对安全领域里的重大问题进行过研究。以保罗·尼采（Paul Nitze）为首的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认为：真正赢取核战争要求精准并强大的进攻系统，第一流的目标探测系统，充分的积极和消极防御系统，可以彻底进行全面战争第二、第三阶段的实力和一个优秀的复原程序。以现在可预见的科技来说，获得这种能力的可能性值得怀疑。而对手为了获胜很可能会先发制人，从而破坏稳定。换言之，这种能力将增加爆发核战争的危险。而另一方面，如果仅仅拥有能进行惩罚性的报复而不可能胜利的能力则存在很大的政治、军事风险。一旦威慑失败，或受到威胁会失败，那么除了采取自招失败式的惩罚性进攻，美国将毫无军事行动的选择权。因此只具备单纯的报复能力会削弱核威慑对敌人的确实有效性，并且不能或只能对政策的政治方面给予很小的支持。所以其结论是：除了可靠的威慑态势国家安全还需要混合可能赢取战争的能力，即争取一个混合式的全面战争能力。1960年11月委员会完成了长达27页的报告，1961年1月17日西奥多·索伦森给麦乔治·邦迪的备忘录附上了这份报告。参见FRUS, 1961-1963, vol.Ⅷ,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Document 1.鉴于问题的重要性，肯尼迪接掌白宫后，其亲密助手西奥多·索伦森便建议总统及早安排那些对“基本战略判断”有见识的人作全面的基本情况介绍。

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1961年1月26日的报告指出：过去苏联的轰炸机力量从未达到美国预期的规模，也没有能力展开成功的突然袭击。而美国轰炸机发展过剩的“成就” 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跟自己疯狂竞赛的结果。如果我们的目标仅仅是威慑苏联而不是发展一个压倒性的“先发制人”的能力，这种情况可能不会发生。［5］(NH00142)言外之意是，对于过度发展战略力量的规模持否定态度。值得注意的是1960年12月在莫斯科讨论裁军问题的“帕格沃希会议”上，苏联外交部的瓦·瓦·库兹涅佐夫在提到“导弹差距”的狂热竞赛问题时指出，如果美国新政府进行大规模的重整军备活动，就不能指望俄国人会静坐不动，尽管华尔特·惠·罗斯托初期在白宫担任邦迪的副手，后来暂任国务院顾问（1961年11月至12月14日），最后1962年12月14日终于如肯尼迪所愿安排他当上了国务院政策设计委员会主席。解释说，肯尼迪政府如果采取任何重整军备的措施只是为了改善威慑力量的稳定性。［11］(P228)那么美国对苏联洲际导弹评估的第一反应若是激增战略进攻导弹的数量，可能的代价就是新一轮军备竞赛的开始。并且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麦乔治·邦迪在1961年1月30日给总统的备忘录中指出：空军对特定武器对特定目标所造成的爆炸破坏程度的评估是建立在不可信的技术判断之上的，如果交给上届政府的科学顾问乔治·基斯塔科夫斯基（George Kistiakowsky）来研究，结果很可能显示我们所需要的是便宜得多的计划。［10］(Document 7)看来，邦迪不赞成花费昂贵的军事计划。而肯尼迪本人也一向严厉批评那种认为一切问题都要依靠军事手段来解决的倾向，并大力主张向不结盟世界提供经济援助，因此这种对国家资源的浪费自然是他所不想看到的；况且为了改变僵硬的冷战外交政策，肯尼迪除了持强硬的态度外，另一方面还努力探索在边缘上进行试探的有效途径。［11］(P228,229，230，231)这样，军控的压力、增加经济援助及加大对其他冷战手段投入的想法和改善关系的希望都提出了控制战略武器规模的要求，特别是肯尼迪对常规力量长期被忽视的形势更为担忧。所以最后1961年2月10日国防部下达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示是美国发展战略武器的需要基于这样的假设：我们不会首先使用战略武器实施打击，但必须拥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在苏联及其卫星国以全部力量对我们实施突然袭击后生存下来；而且幸存的剩余力量也足够去摧毁苏联及其卫星国的所有导弹基地和具有发动战争的其他能力。［5］(NH00307)

令人信服的“第二次打击并奏效”的能力要求“核力量在苏联先发制人的攻击下有足够的安全性”。［5］(NH00910)过去虽然有苏联在一场全面战争的初始阶段突然实施大规模轰炸机攻击的可能性，但轰炸机的威胁与如今洲际导弹的威胁相比显得黯然失色。能够相对进行灵活移动的导弹不仅使核打击在筹备阶段具有较好的隐蔽性，其发射的突然性、能迅速击中目标且投射工具小型化的特点，也都给美国侦察、跟踪并摧毁来袭的核弹头造成了空前的技术难题。［5］(NH00426)所以当国防部依据新的战略目标重新评估战略核力量时，便又出现了一个清楚而占优势的关注领域：远程投射系统的脆弱性和生存能力。

显然国家安全委员会之所以考虑在新的财政年度（FY）即1962财政年停止给B-52和B-58轰炸机的拨款，而且到1963公历年不再生产B-52和B-58便是因为战略轰炸机部队的脆弱性在洲际导弹的进攻下增加了，当然任何对新式轰炸机的要求（例如B-70）也会变得越来越困难。［5］(NH00424)而所有的陆基洲际导弹（1960年开始于战略空军服役的宇宙神以及研发中的大力神Titan和民兵Minuteman），由于可以采用相对有效的消极防御措施（分散、加固和机动）来提高部队的生存能力，则可以在众多拥有高优先权的空军项目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而且国防部武器系统评估小组(Department of Defense.Weapons Systems Evaluation Group,缩写为WSEG) 1960年12月27日第50号报告也已经明确指出：“到1960年代中期，洲际弹道导弹将成为最有效的战略武器”。［10］(Document 5, Editorial Note)所以肯尼迪上台后便立即决定采取行动加速执行整个洲际导弹计划，并为此调整了艾森豪威尔1961和1962财年军事预算中的相关项目。

三、洲际导弹的发展及其影响

在新政府做出尽快加强美国洲际导弹威慑力量的决定后不久，情报部门对苏联部署作战洲际导弹速度的评估（NIE 11-8/1-61 Strength and Deployment of Soviet Long-Range Ballistic Missile Forces, September 21, 1961）结果却大大降低了。根据DNSA, NH00764，19A页上的表显示：1960年8月和12月的综合评估是1962年中期125-450枚，1963年中期200-700枚，而1961年9月的综合评估（包括结果一向偏高的空军）已骤变为1962年中期25-100枚，1963年中期75-250枚；另参见FRUS,1961-1963, vol.Ⅷ,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Document 129，footnote 2.根据掌握的信息，苏联的洲际导弹不大可能会超过美国。但对于肯尼迪总统来说，制订有意义的洲际导弹发展政策和合理的预算计划仍然是一项要经受得起严峻考验的防务决定。

首先，在导弹取代轰炸机成为主要运载工具的时代，“究竟多少才算足够”的问题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这主要是因为能够确保摧毁苏联目标的导弹数量必须基于对以下三个难以精确估计的因素的考量：（1）苏联会有多少导弹？（2）美国的导弹力量有多安全？即根据各个导弹系统的脆弱性估量美国在遭到没有预警的突然袭击后有多少数目的导弹会生存下来。（3）如果发生核交锋，苏联领导人准备接受多大程度的破坏？［5］(NH00142)显然，给这样复杂的“足够威慑”问题下定义已经成了美国安全战略遇到的最为棘手的问题。

其次，决策层内对洲际导弹部队的具体扩建水平一直存在分歧。一边空军和武器承包商不愿意放弃反制力战略，而另一边几乎所有为安全问题提供咨询的白宫官员以及除了为国防部和原子能委员会工作的科学家都希望维护军控。也就是说，鼓吹反制力战略的人写预算咨文，而提倡 “有限”威慑的人控制预算决定。［5］(NH00145)虽然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强调比照美苏导弹数量的净估计没有关注建造基地和部署部队的方式来得重要，［10］(Document 46)并一直强调应以第二次打击为条件评价他所建议的和其他可供选择的部队水平。［10］(Document 112)但由于空军所要求的“民兵”导弹数量总是比部长提出的军备采办申请要多得多，而空军在国会中又是最有势力的一个军种，因为散布在许多州的广大工业部门都得依靠空军的经费来维持生产，［11］(P235)以至于麦克纳马拉不得不经常做出让步，当然也就不可能采纳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副助理卡尔·凯森(Carl Kaysen)要求压缩部队发展水平的建议了。［10］(Document 107)可以说，肯尼迪执政时期有关战略导弹的预算其实是那些在总统周围提倡 “有限”威慑的人与那些在国防部长身边鼓吹反制力的人妥协的产物。结果国防部规划的洲际导弹规模经常超出严格分析所要求的水平。［12］(P733)肯尼迪任内对洲际导弹计划的调整和发展可详见下表参见DNSA，NH00423、NH00426、NH00439、NH00443。：

可见，虽然艾森豪威尔已经作出了加快发展洲际导弹的决定，但美国洲际导弹的大规模生产和部署还是在肯尼迪当政后。经过三年多的大力扩展，至1963年4月美国陆基洲际导弹已达200多枚：所有13个中队总计126枚“宇宙神”导弹和6个中队共54枚“大力神”Ⅰ导弹已经部署完毕，“大力神”Ⅱ的计划虽有所下跌，预计到1963财年底也能有77枚（除去训练和试验用导弹外），且第一批30枚“民兵”导弹也已经被部署在地下井内。［5］(NH00443)可以说，肯尼迪执政后期，美国不仅具备了进行大规模第二次打击的能力，而且事实上一直保持着对苏联的导弹核优势。

虽然肯尼迪在制订美国洲际导弹计划时，为了与苏联争夺优势地位批准了更为庞大的导弹部队建设规模，但他本人并不象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那样痴迷于洲际导弹力量的发展，据赫鲁晓夫儿子回忆，赫鲁晓夫经常召开秘密的军政要员会议听取关于各型火箭和导弹发展的汇报，而且虽是外行却直接参与某些设计意见，例如第一个提出将导弹部署在地下竖井内，并对自己的这一发明洋洋得意。参见［俄］谢·赫鲁晓夫著，郭家申、述臗译：《导弹与危机—儿子眼中的赫鲁晓夫》。特别是对战略力量幸存能力的讨论使肯尼迪政府早就认识到导弹核潜艇才是最重要的核威慑力量，1961年1月30日肯尼迪在国会发表其第一个国情咨文时便称北极星潜艇是一支决定性的威慑力量。［13］(P317)而肯尼迪之所以会一步步地扩大洲际导弹的规模，不能不说部分原因是出于对“导弹差距”的政治考虑。

刚刚上台的肯尼迪曾非公开地表示“防御态势不依靠我对导弹的考虑”。但基辛格告诫他,这正好是上届行政机构由艾森豪威尔（致使发生导弹差距的那位总统）反复指示的观点，对于“导弹差距”基辛格建议：解释确实存在一种差距，它的意义在于什么以及采取怎样的措施才能克服它。［14］这样，国防部的官员除了麦克纳马拉在1961年2月曾宣称不存在“导弹差距”，国防部长特别助理亚莫林斯基（Adam Yarmolinsky）后来对此解释说，事实上不管根据额外的情报还是重新评估苏美实力，1961年1月－2月并没有什么迹象可以表明 “导弹差距”已经不存在了，言外之意，部长的说法在当时还没有根据。参见FRUS,1961-1963, vol.Ⅷ,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Document 129。之后再没有此类容易让记者们造成误解的言论了。而到了1963年，开始筹备连选总统的肯尼迪还想要其手下拟一个报告来证明导致“导弹差距”发生的上届政府在军事和情报上存在落后。这样囿于一再虚构的“导弹差距”神话，肯尼迪不得不一直强调其政府在洲际导弹建设上的努力。而他在核安全和洲际导弹发展问题上所承受的来自国会和军队的压力更是强大而可怕的。

一般的历史学家都承认，这位美国历史上最年轻，又是以微弱多数当选的总统，对来自国内的政治压力十分敏感。特别是在经历了麦卡锡的破坏后，人们更惮于对增强国家战略力量、加强洲际导弹作战能力的措施提出疑问。而早在艾森豪威尔的第二个任期，公众就开始为苏联在导弹竞赛中的领先地位感到忧虑。信奉“没有舆论什么事也不会成功”的肯尼迪自是不会漠视公众的要求。［11］(P28)而且要恢复美国人领导世界的希望和信心，并警告自恃手中拥有的洲际导弹便以为可以与美国较量一番的得意忘形的赫鲁晓夫，肯尼迪更不会当众示弱。当然这些都对其制订政策有着显著的影响。此外，虽然感到莫斯科也想缓和紧张局势，甚至在各种裁军和军控会议上双方都努力谋求某种妥协，但美国与苏联在安全利益上的分歧在冷战高峰期是不可能消除的，因此要想制订一项军备控制政策对肯尼迪短短的1000天任期来说额外艰难。所以不断地扩大洲际导弹的规模，主要是增加使用固体燃料助推从而可缩短发射时间而又有加固和分散保护方式的民兵导弹，就成了肯尼迪任内不可动摇的安全战略。

在完全从实力地位出发的冷战年代，核武器技术的突破和核军备的发展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目标。肯尼迪对美国洲际导弹发展政策的调整是其全面军事战略调整的一部分，反应了美国相对实力的下降和不安全感的上升。由于担心预期的苏联核优势会导致自由世界对美国安全伞信心的下降，并诱使欧洲人改变对美国的政治忠诚，从而引起巨大的中立主义思潮（不管这种想法是否正确），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外流行的观点是：一个坚定的核态势是维持美国在西欧影响的要素。［4］肯尼迪政府的政治精英们深信：保持盟国对美国的信心并且威慑苏联，需要各种能够摧毁军事和城市工业联合体的核力量。虽然是否这一努力真的起到了威慑大战的作用我们不得而知，除非有苏联文件披露出来的资料可以解开这一谜团，但是核军备的发展一直在肯尼迪的全球战略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尽管肯尼迪重整军备后使美国有条件重申导弹优势，特别是能够使总统充满信心地面对重大危机，例如在古巴事件中有资本与苏联进行强硬的外交抗争，但不能说因此超额发展洲际导弹就是无可厚非的。有一个事实很耐人寻味：随着美苏两国战略导弹力量的不断扩展，虽然美国国防部逐渐认识到“限制对美国的破坏”这一标准在制订战略武器规划时高不可攀，即战略力量的发展无法达到并维持一种满意的限制美国及其盟国受损害的能力，进而加强了“确保摧毁”的可幸存的第二次打击力量标准，但直到1965年由于不得不承认双方都有可幸存的超量毁伤力量(“overkill” capability)，“足够”才被美国人认定为足够了。［12］(P787)而同时在古巴导弹危机中，苏联相较于美国洲际导弹力量暴露出来的战略劣势却令莫斯科如芒在背。虽然在经济上捉襟见肘，但安全竞争和霸权追求的驱动力还是使苏联陷入了与美国疯狂的军备竞赛。结果双方的洲际导弹竞赛步步升级，曾被“导弹差距”预言的苏联大规模导弹部署终于在1960年代末成为现实。仅从1966年到1969年，苏联的洲际导弹就从250枚猛增到1000枚，此外，苏联的陆基导弹虽然不如美国的民兵式导弹精良，但当量却要大的多。参见《美国核战略》，第736页。所以邦迪和麦克纳马拉一直提醒主管战略力量决策的人士，追求核导弹且多多益善是十分错误的，美国安全所要的足够是不致招惹苏联做出激烈的反应，为此应该保持“稳定威慑”的安全观。Bundy, McGeorge. “Maintaining Stable Deterren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 no. 3 (1978-1979): 5-16；另参见麦克纳马拉：《跌入灾难的泥淖》，第44－45页，转引自《美国核战略》，第805页。而核威慑理论家也认为“相互威慑”并不取决于在这种或那种系统上达到与对方并驾齐驱。况且在拥有威慑对方的能力之后，应该将军备竞赛的关系稳定下来，以便防止因报复力量过度增长而引起冲突乃至核大战。

可见，为了有限的利益便急功近利地扩充军备的做法造成了极大的浪费，而且使肯尼迪总统和他的非军事顾问们对于使用核武器的后果变得越来越担心，因为两个超级大国发展出来的可怕的热核导弹已经具有制造相互毁灭的大灾难的潜力。但一面大规模地制造武器一面谈论和平，这种行动与现实追求的不一致，只能令冷战的双方思想混乱，使得美苏都不敢认定核武器在双方来说都是没有实践性的。可以说，肯尼迪时期美国洲际导弹的发展加速了冷战的深化，而历史证明，只要人们不愿意首先采取“自我克制”，核军备竞赛就会不断以新的形式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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