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军舰外交”：走向危机管控

美国第七舰队在亚太几乎是“全年无休”，但3年来中美两军交流都没有中断。中美竞争加剧不至于引发军事冲突，海洋亚洲很可能从持续的危机走向危机管控。

6月18日，美国海军第七舰队的“斯坦尼斯号”航母战斗群与“里根号”航母战斗群，抵达菲律宾西部毗连南海的海域。这两个航母战斗群同时出现，是为了进行双航母飞行作业演练，展示“美海军近距离操作多重航母战斗群的独特能力”。

同一天，中国海军153舰艇编队抵达西太平洋大东诸岛以南海域，与美国海军“斯托克戴尔号”、“劳伦斯号”驱逐舰会合。中美舰艇组成编队后，共同开赴珍珠港，参加美国主导的2016年环太平洋多国联合军演。

两场军事集结发生在同一天，在时间上或是巧合，在性质上却完全不同。这样的“不同”，很容易推导出中美在海上既竞争又合作的结论。亚太地区的海军竞争与合作，中美两国是主角，但也有日本、印度，甚至澳大利亚这些配角。当然，还有俄罗斯这样的“友情客串”。比如，6月8日～9日中俄军舰“几乎同时”出现在钓鱼岛附近海域，被一些媒体解读为中俄联手向日本施压。

从中国角度看，至少在目前这个阶段，无论对象是谁，竞争都是赤裸裸的实力较量，而合作依然非常脆弱。

竞争加剧

还是在6月18日这一天，美国第七舰队将4架E/A-18“咆哮者”战机部署至菲律宾。此类战机是目前美国最先进的电子攻击机，据称这项部署是美菲《加强防御合作协议》的一项具体实践。

这项部署也是美国近年来军事部署向亚太倾斜的一部分。五角大楼公开的资料显示，美国目前最先进的两栖攻击舰“美利坚号”，将在2020年前部署在亚太。新一代隐形战机F-35将在2017年部署在日本岩国军事基地。此外，美国军方未来数年将采购395架F-35战机，其中相当一部分会部署在亚太。

与军事部署相配合的是频繁且密集的联合军演。就在美国两艘航母抵达菲律宾西部海域的前一天，6月10日在日本冲绳附近海域上演的美国、日本、印度“马拉巴尔”联合军演刚刚落下帷幕。5月20日～30日，美、日、澳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举行了“南方新手”实弹演习。如果算上时间持续数月、对象涵盖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文莱、柬埔寨、孟加拉等七国的“卡拉特”年度双边联合军演，以及“金色眼镜蛇”、“肩并肩”等年度联合军演，美国第七舰队在亚太地区几乎是“全年无休”。

无论是军事部署重心转向亚太，还是多种形式的联合军演，都是为了凸显美军在亚太的存在感。从地理上说，存在感会制造“邻近性”，而“邻近性”能产生影响力。二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一个核心逻辑是，以绝对的军事优势，将安全威胁解决在远离本土的海外。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军事层面正是这个逻辑的产物。

长期关注美国亚太战略的学者梅尔西·郭近期撰文称，这些政策并未对中国的强势起到威慑作用，反而制造了以牙还牙的“不安全螺旋”，比如美国的“航行自由”以及中国的回应。“在这样的背景下，任何行为或政策都会被解读为零和战略竞争。”

中国最不愿看到美国在亚太打造针对中国的安全同盟和伙伴关系网。美国最担忧的则是，中国以所控岛礁为依托在南海构建军事支点网。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学者阿什利·唐斯亨德认为，在遥远的南海建立前哨站，配备雷达、防空导弹、机场跑道，将使中国有能力把地区军事平衡向有利于自己的一方倾斜。印度防务分析师阿披实·辛格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透露，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情报显示，中国将扩充后的南海岛礁军事化，就使北京具备有效控制南海航行自由的能力。美国对中国在南海岛礁填海造地，感觉如芒刺在背，原因也在于此。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战略学教授彼特·达顿，2014年1月在美国国会作证时表示，中国人长期以来受到来自海上威胁的困扰，他们现在的海洋战略，意在通过延伸对周边海域的控制，缓解海上安全的脆弱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面对美国的军事高压，中国不会有太大的退缩空间。正如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教授山姆·贝特曼所说，随着中国海上实力的增强，以及地理上的邻近性，中国不可能被美国军事上的攻击性回应所恫吓住。不过他认为，这只会强化华盛顿与北京的安全困境，“最近南海局势的发展，增大了最终演变为悲观局面的风险”。

合作脆弱

6月17日，在纳土纳群岛海域捕鱼的中国渔船，遭多艘印尼海军舰艇袭扰和枪击，造成一位中国渔民中弹受伤。据称，事发海域属于中印尼双方海洋权益主张重叠海域。

渔业冲突是包括东海与南海在内整个东亚海域的一个顽疾。除了岛礁争议以及海洋权益划界悬而未决，相关国家在主权问题上的敏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以这次印尼海军舰艇枪击中国渔民来说，促使其下重手的显然不会是渔民渔网中的几条鱼，而是印尼方被触动的“主权神经”。近年来，印尼有着多起用炸沉他国渔船来彰显执法刚性和外交强硬的先例。

对主权的过度敏感，正是阻碍亚洲海洋合作的重要因素。正如美国智库东西方研究中心海洋问题专家马克·瓦伦西亚所说，当亚洲国家想到海洋议题时，它们首先考虑的是边界争议，而不是保护海洋环境、维护渔业资源等。在这种思维定式下，渔业纠纷这样的非传统安全，被赋予了与主权相关联的传统安全色彩。在山姆·贝特曼教授看来，东亚目前主权争议被过度关注了。他认为，对主权的迷思导致了这样一种局面，即主权问题不仅成为有效管理南海以及相关活动的障碍，同时也阻碍了在这个地区采取“去军事化”的任何努力。

中国海军连续两次受邀并参与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联合军演（2014年和2016年），是亚太海上安全合作的积极迹象。但从演练科目来看，搜索救援、潜水、援潜救生、火炮射击、海上补给、损管救援等这些内容，与美国在亚太地区主导的其他系列实弹联合军演，还不在一个层次上。而且，在美国政界与学界，有种声音认为邀请中国参演是对中国的一种“奖赏”，或者说是对中国军事透明的“鼓励”。某种程度上说，中美的这类互动，反映的是两国在军事交流上更加务实，还谈不上安全合作迈上了新台阶。2013年以来，无论中美关系如何跌宕，两军交流都没有中断。

2014年4月，由中国首次承办的在青岛举行的西太平洋海军论坛上，包括中国、美国、日本、印度在内的25个亚太国家，共同签署了《海军意外相遇规则》。2015年9月，中美两国签署“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以及“空中意外相遇规则”。从技术层面上讲，这毫无疑问属于安全合作。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件”都是不具有约束力的，是否遵守全凭自愿，而且适用范围不包括主权争议区域。这与1972年美苏签订的《美苏防止海上事故协定》不是一回事，该 “协定”明确禁止挑衅性行为。也就是说，这些都是还处于较低水平的危机管控范畴，离“构建互信”这样较高水平的安全合作还有相当距离。

亚洲国家对主权的敏感，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共同塑造了目前亚洲海上竞争有余、合作不足的现状。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美国对任何双边主权争议的介入，都很可能引起中国的强烈反弹。这不仅会使地区局势更加复杂化，而且会给中国与其邻国之间的关系造成负面影响。韩国海洋战略研究所学者尹硕俊认为，就东亚地区来说，目前海洋安全对每个国家的安全都很重要，某些国家甚至视其为首要国家安全问题，“但这个地区似乎还没有为海洋合作做好准备，邻国之间陷入了针锋相对的博弈，影响了海洋的和平与秩序”。

未来走向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今年初发布了一份报告，预言2030年南海将成为“中国湖”，就像如今的墨西哥湾之于美国那样。

这或许是危言耸听，但南海以及东海的局势与几年前不一样，却是不争的事实。澳大利亚学者阿什利·唐斯亨德认为，中国通过海空力量在南海、东海显示存在，已经使中国在不触发危机的前提下，改变了亚洲海洋的现状。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学者葛来仪，在一篇文章中针对中国在南海岛礁填海造地指出，中国想通过这种“切香肠”的战略，以被动式强硬的做法，在不挑起冲突的情况下强化其地缘政治地位。

判断亚洲海洋竞争与合作走向何方，必须立足于目前已经改变的现状。对于这个现状，中国所付出的代价是需要修补与相关主权争议国家之间的关系。美国借此强化了其亚太同盟体系，但也面临政策困境—盟国们也希望在不引发军事冲突的情况下，回到过去的“现状”。但那样的“现状”已不可能存在。美国学者埃利·拉特纳在论及中美关系战略竞争性时提到，美国很难做到缓解中国的不安全感，也没法向中国提供让其满意的地区安全环境。同样的道理，即便中国的航母不出现在南海，像游艇一样沿海岸线游弋，美国也不会感到安全。

近年来中美海军在亚太海域遭遇，以及针对对方的跟踪、监视的频率都增加了，但双方舰艇都保持了10海里以上的安全距离。用美国军方的话说，是表现“非常专业”。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马克·蒙哥马利，6月初就曾对媒体表示，中美军舰在南海争议水域意外遭遇“引发冲突的可能性非常低”。阿什利·唐斯亨德也认为，中国海空力量表现越来越专业，战术上也更加克制，更加遵守国际通行的海上安全行为规则，“这使得意外冲突的可能性，比几年前降低了”。

在山姆·贝特曼教授看来，中国经济和海上实力的崛起，将是未来亚洲海洋环境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他认为，为了使局势不至于走向悲观，美国、中国，以及日本和印度，都必须调整目前的政策，在思维上从竞争转向合作。不过，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海洋亚洲的未来态势，很可能是从持续的危机走向危机管控。也就是说，竞争加剧但不至于引发军事冲突，合作存在但也不可能走向和谐。

针对亚洲安全的未来，彼特·达顿教授在一篇文章中强调了中美两国角色的重要性：如果存在某种找到新安全模式的路径，那么美国与中国都对彼此以及世界，负有找到这条路径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