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求索与寓意取向

【摘 要】《现代史》是鲁迅以寓言形式写成的杂文，文体杂糅，充分发挥杂文是“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最锐利武器的特征，创造性地通过“变戏法”的描写，针砭时弊，进一步开拓了社会批评的角度，入木三分地刻画了新旧军阀交替上台及其敛财的本质。此外，文章巧用反语，标题“所言者小，所见者大”，风格独具，形成其独特的创作特色。

【关键词】鲁迅;《现代史》;创作特色

鲁迅的杂文《现代史》作于1933年4月1日，当月8日发表于《申报·自由谈》，署名何家干。该文是以寓言的形式写成的杂文，从题材的表层意义看，写的是“变戏者”通过“变把戏”去谋取钱财，但从其深层意义看，则是通过“变把戏”漫画中国现代史上新旧军阀的矛盾及其敛财的本质。鲁迅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的经验，从对社会现象的概括中，印证了一个积极的文学命题，即杂文是对文体的解放，体现文学精神的自觉。①该文可贵之处在于具有现代意识，其思想是现代式的，其文体杂糅的特征也是现代白话文的创造。

一、文体求索

杂文是鲁迅将现代文学的一切文章形式和语言样式进行综合性创造的新文体。《现代史》选取“变戏者”这一类型，在杂文创作中突破文章各种体裁的鸿沟和边界，文体杂糅，呈现出文体融合的现代性。发挥各体文章的形式功能，更注意各种文体互补融合，追求无所顾忌、自由驱遣的恢弘气象。在这个意义上讲，杂文是文章形式的解放，也是文学精神的自觉。在《现代史》一文中，我们还观察到鲁迅杂文的两种表现技巧：

（一）善取类型或某些典型

鲁迅的杂文是社会思想和社会生活的艺术记录。虽然“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②他又说：“我的坏处，是在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③正因为鲁迅强调文学样式、创作手法不拘一格，因而这里所说的“一鼻，一嘴，一毛”和“类型”是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相结合，从而使所创造的形象具有代表性，能代表某一类型的人和事，具有很强的概括性。杂文中所写的类型近乎鲁迅小说所塑造的典型人物，如阿Q、孔已己、祥林嫂等典型人物，都是共性和个性的完美统一，这些典型形象往往带着事物的普遍性，又鲜明地突出“这一个”的个性，鲁迅杂文中的类型显然是某一类人或事物的共性，是为一群人画的像。

作者在《现代史》中所讽刺的反动统治者，也就是文中所描述的“变把戏”的，他们之所以能够变戏法，这“法”在那里，无非就是运用一些民间变戏的道具，“猴子戴起假面具，穿上衣服耍一通刀枪”，“骑了羊跑几圈”，“将一块石头放在空盒子里，用手巾左盖右盖，变出一只白鸽来;还有将纸塞在小口的坛子里面去。”“法子”用了一茬又一茬，但是变来耍去，这“变戏法的”目的却只有一个“末后向大家要钱”，其次还是“向大家要钱”。作者以“变戏者”的形象及其所“变戏法”把蒋介石这一类反动统治者的特点和本质作了生动形象的概括。这里作者强调的是“这一类”而又是鲜明的“这一个”，“照此看来，这一回的说‘叭儿狗’，怕有人猜想我是指着他自己，在那里‘悻悻’了。其实我不过是泛论，说社会有神似这个东西的人。”④鲁迅这里的“泛论”，也就是他所说的“常取类型”，是着眼于某一形象所代表的共性。从文学的本身看，杂文必须具有现实的内容，但同时又需要给人艺术的享受，发挥其感染和陶冶的作用。因此，作者抓住了“变戏法的”使尽各种手段，甚至用耍无赖的手段去向看客“要钱”的这一共同的本质特征。联系及近代史上新旧军阀忽上忽下的统治局面，鲁迅先生寥寥几笔，艺术地勾勒出军阀统治如同变戏法的表象，揭露其最终的目的不外乎是一次又一次巧取豪夺的敛财嘴脸。

（二）巧用批评性反语

鲁迅的杂文带有很强的政治批判色彩，因此他的杂文往往像投枪，像匕首似的战斗利器。国民党集团中那些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和新闻检查官们，可以算是鲁迅的特殊读者，他们对鲁迅的诋毁、迫害不遗余力，什么“堕落文人”的名字一立，接着便是通缉令。“弄文罹文网，抗世违世情。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⑤为了逃避反动统治者及其文人的迫害，鲁迅除了用种种笔名（《伪自由书》用到何家干、干、丁萌、何干等笔名），更频繁迁移住处，隐匿地址甚至离家避祸。鲁迅在杂文的创作实践中，还大量运用嘲讽性的反语进行讽刺，在都市丛林里用种种煞费苦心的游击战术坚持写作。成功驾驭批评性反语的语体特征，体现出作为无产阶级文学战士的鲁迅善于驾驭语言、巧用修辞的斗争水平，具有“韧”的战斗精神和战斗策略，顽强地以壕堑战、钻网术等战斗方法来坚守杂文的阵地。

在反语的运用上，鲁迅在写给许广平的书信中自称：“好作短文，好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现代史》文末说：“到这里我才记得写错了题目，这真成了‘不死不活的东西’。”这里的第一句话是反语，题目并没有写错，而是再一次提醒读者，翻开一部中国现代史，就是帝国主义豢养的新旧军阀相互斗争，此消彼长的混战史。这个标题寓意深刻，真可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第二句则是指明了在当时高压统治下，没有言论自由，鲁迅使用迂回曲折的方法来讽刺敌人，想办法钻出统治者布下的严密文网，充分发挥杂文文字的最大杀伤力。

二、寓意取向

《现代史》题目看似很大，所写的事却甚小，它通过对“变把戏”场景的描写，辛辣、高度概括了反动派变化无常的嘴脸和专权贪婪的本质，几乎写出了整整一个时代的风貌，真可谓“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鬼舞翩跹”，实是一部民国以来中国现代史缩影。从其创作的内容看，我们不难发现作为议论性散文体裁的杂文，采用寓言的形式，在文体杂糅的现代性中继续保持文学整体精神的同一：坚持知识分子与社会的联系，坚持文学对现实的关怀。

（一）批判新旧军阀争权夺势，混战不休的社会现实

郁达夫曾这样评价鲁迅的杂文，“鲁迅的文体简练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之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⑥鲁迅往往将历史分析和现实分析相结合，又使现实的分析和文艺的分析相结合，从而加强了文章的思想深度和广度。这篇《现代史》不到1000字，却将现代史上新旧军阀之间的矛盾及其共同的本质画了一幅漫画，容量至大，精辟无比。正如文中写到的“这变戏法的，大概只有两种”，虽然只是两种变把戏，却浓缩了民国年间风云变幻的时事现实。翻开一部中国现代史，我们可以看到，帝国主义豢养的新旧军阀相互斗争，辛亥革命以后的袁世凯、段祺瑞执政府，你方唱罢我登场;一直到大革命失败以后的蒋介石政权，此中还有桂系、滇系、奉系等大小军阀，各自投靠一个或若干个西方国家，割据一方，你方唱罢我登场。“这空地上，暂时是沉寂了。过了些时，就又来这一套”，真是一会儿狗咬狗斗得不可开交，一会儿又握手言和。

（二）揭露军阀敛财的本质及其愚民的变戏手段

鲁迅深刻地揭露军阀纷争，“这变戏法的，大概只有两种——一种，……末后是向大家要钱;一种，……其次是向大家要钱。”袁世凯也好，段祺瑞也罢，还有蒋介石，不管他们如何变化，如何耍伎俩，万变不离其宗，说到底就是为了骗人民，为了敛财。在榨取百姓的钱财这一点上，他们的本质则是一致的。

鲁迅不无辛辣地写道：“其实是许多年间，总是这一套，也总有人看，总有人Huazaa，不过其间必须经过沉寂的几日。”变戏法之所以能够这一套，那一套，其根源“也总有人看”——作者用敏锐的社会洞察力指出统治者是善于运用骗人的伎俩，善于玩弄阴谋诡计，其骗人的手段如作者的《捣鬼心传》里所述：“天实在不及人能捣鬼（玩弄阴谋诡计）”。但是，“人的捣鬼，虽胜于天，而实际本领也有限”，既然捣鬼本领有限，却屡屡得手，“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⑦显然，造成这种骗人、被骗的局面，其症结在于“捣鬼有术”，“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文中变戏法的方式五花八门，反动当权者骗人的伎俩就多种多样，有猴把戏、羊把戏、狗熊把戏、白鸽把戏、火把戏、孩子把戏、杀人把戏等等，文章生动形象地讽刺反动派善于耍手腕，欲盖弥彰，用尽各种方法愚弄百姓。基于此种对社会现象的深刻剖析，鲁迅召唤民众不要再“有许多人Huazaa了”，“死于敌手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器，却是悲苦”⑧，要看清统治者的反动嘴脸，善骗的伎俩，要奋起抗争。

（三）继续批判国民的劣根性

鲁迅除了一针见血指出统治者敛财的本质外，还曲笔批判了国民的劣根性。轮流上场的变戏法者使尽浑身的解数，耍完了各种骗人的伎俩，“得到数目和预料差不多，他们就捡起钱来”，心满意足地收到钱，结束变把戏，“收拾家伙，死孩子也自己能爬起来，一同走掉”时，“看客们也就呆头呆脑的走散。”在这里，鲁迅又明确提出“看客”的问题，借此批判了国民劣根性的麻木心态。他一边诅咒“现在的变戏者”，一边激烈地批判被扭曲了的生活现象，对中国的社会做出切中要害的另一个批评，“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⑨因此，鲁迅强调“夫立人，后立国”。国民的劣根性若不改变，整个民族的觉醒就难以在短时间内实现，有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所强调的，“千百人的旧习俗是一种很可怕的力量，旧习俗不改，新政权如同沙上建塔，顷刻倒坏。”

鲁迅生逢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残酷的现实和严酷的斗争，使他高度重视杂文的攻击性和战斗性。他的杂文尖锐地批判时事政治，洞察力鞭辟入里，即所谓的“对于时局的愤言”。因此，他主张文学不能对社会黑暗无动于衷，“仰慕往古的，回往故去罢！想出世的，快出世罢！想上天的，快上天罢！灵魂要离开肉体的，赶快离开罢！现在的地上，应该是执着现在，执着地上的人们居住的”⑩，反对“世极迍邅”，“辞意夷泰”的做法，而应当“志深而笔长，梗概而多气”（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第四十五》，范文澜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74-675页），必须奋力挣扎，充分发挥杂文的长处，发出战斗的吼叫。“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⑪在《现代史》中，鲁迅从日常生活中的变把戏，联想到民国二十余年间的军阀混战和帝国主义蚕食中国的进程，看到了中外反动派他们内在的联系，把握住整整一个时代的社会脉搏，对激烈的民族矛盾和黑暗的社会政治作了深刻的毫无教条气息的阶级分析，提出令人深思的政治和社会问题。

三、没有写错的题目，画出杂文的眼睛

鲁迅先生说过：“要极省俭地画出一个人的特点，最好是画他的眼睛。”作为美文的杂文也是如此，所不同的是，杂文的眼睛是标题。

一切文章都很重视题目，但似乎杂文更注重推敲标题。一篇杂文，尽管内容精彩，但如果只是配一个平淡无奇的标题，只会使文章大为逊色;反之，好内容再配以新颖准确的题目，则有如画龙点睛。因此，有人说：“题目出好文成半”，鲁迅的杂文同他的小说一样，立意深刻，形象鲜明，他在杂文标题上的安排，确实为杂文的创作提供了典范。

《现代史》这篇文章是用寓言形式所写成的杂文。从题目上看，好像是写整整的一部现代史;但是从内容上看，所写的事却很小。它通过对日常生活变把戏的描写，从日常生活现象中引发出标题，以小见大，“所言者小，所见者大。”⑫文章高度概括了反动派变化无常的嘴脸和专权贪婪的本质，这“变把戏”实质上是一部活生生的现代史的缩影。整个标题以实带虚，显得新颖别致。

就杂文创作的角度来看，鲁迅先生认为杂文是实行“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最有力武器。杂文向来是作者有感而发的随感录的短文，它篇幅小，内容凝练精粹。战斗力是杂文的生命，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之一，兼有文学家的成就和思想家的高度，他所具有的敏锐深邃的社会洞察力以及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往往给杂文高超的标题提炼提供了“物质”保障。许广平在《鲁迅先生的写作生活》一文里谈到鲁迅：“人家说这些短文就值得如许花边，殊不知我这些文章虽短，是绞了许多脑汁，把他锻炼成极精锐的一击，又看过许多书，这些购置参考书的物力，和自己的精力加起来，是并不随便的”。从“现代史”这个独具概括力的标题中，我们可以看出鲁迅确实为创作这些战斗的杂文“绞尽了脑汁”，而标题的深刻鲜明也必然决定了作者思想的深刻与明晰。试想，如果没有对中国现代史上新旧军阀的勾心斗角的清醒认识，如果没有对专权统治根源的洞若观火，以及对人民的关爱和对敌人的憎恨，能够概括出“现代史”如此精辟的题目吗？寥寥数语就使人与物无所遁形，跨越时空的阻隔，“变戏者”的绰号准确地罩在一切强暴者、反动派的头上。

读《现代史》，譬如观水，有容乃大;犹如挖井，愈汲愈深。千字不足的《现代史》，却提出了许多重大的命题，每一文句都概括包容了多少时事、史实、世情和人性。篇首章尾，无不强调杂文在“切迫的”、“不从容的时代”，“作者的任务，是在于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⑬读《现代史》这样的杂文，除了领会鲁写作杂文的特有风格和修辞取喻的方式，更重要的是理解鲁迅思想的伟大和深刻，把握鲁迅思想与文章的精髓。一如郁达夫对鲁迅的评价“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局，当我们热中去掌握现实时，他已经把握了古今与未来。……”⑭

注释：

①郜元宝著，吴士余、倪为国编.言立而文明——从小说到杂文[A].鲁迅六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三联评论），2000.

②华山编.鲁迅作品精选·杂文[M].鲁迅.准风月·后记[A].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

③华山编.鲁迅作品精选·杂文[M].鲁迅.伪自由书·前记[A].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

④华山编.鲁迅作品精选·杂文[M].鲁迅.华盖集续编·不是信[A].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

⑤华山编.鲁迅作品精选·杂文[M].鲁迅.集外集拾遗·题《呐喊》[A].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

⑥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影印.

⑦华山编.鲁迅作品精选·杂文[M].鲁迅.南腔北调集·捣鬼心传[A].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⑧华山编.鲁迅作品精选·杂文[M].鲁迅.华盖集·杂感[A].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

⑨鲁迅.鲁迅小说全集[M].呐喊·自序[A].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⑩华山编.鲁迅作品精选·杂文[M].鲁迅.华盖集续编·记念刘和珍君[A].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

⑪转引程帆.我听鲁迅讲文学[M].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2.

⑫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⑬华山编.鲁迅作品精选·杂文[M].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A].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

⑭郁达夫.郁达夫文集[M].鲁迅的伟大[A].广州：花城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