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真相最近的距离

古人说：“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这是读史的金科玉律。我发现自己从小在书本里读回来的历史，大部分都是可疑的，何止近现代史，包括整个二十五史，甚至上古史，随便拎一个观点出来，几乎都有商榷的空间。虽然不一定是史家故意蒙人，但只有一个视角，绝对是不够的。史，还是得对照着读，不断质疑，方是进矣。

两年前在海丰参加“陈炯明学术研究座谈会”，获赠《一宗现代史实大翻案》一书。这是一部由陈炯明哲嗣陈定炎博士与高宗鲁教授合著，为陈炯明翻案的大作。许多人一听是亲属写的翻案文章，便觉不屑，以为总跳不出“为亲者讳”的局限。其实，亲属的角度，也是一个角度，你能搞清楚他到底为亲者“讳”了一些什么？为什么要“讳”？你就离真相近一步了。

陈定炎先生六年前已仙逝，我们虽然缘吝一面，但有过一段时间的通信，我对他的治史方式，有粗浅的了解，获益匪浅。陈先生对我说：“我年来研究先父历史，主要是填补史实，对他的政治思想，实未作深切的分析，我也觉得不大胜任。”这是先生的谦词，中国学术传统，讲究义理、考据、辞章，谁说考据不是一门大学问？只要把“填补史实”这事做扎实了，陈炯明的政治思想脉络，自然浮现出来。此所谓经史同源也，整理史料实际上也蕴涵了义理的研究。

《一宗现代史实大翻案》收罗了大量与陈炯明有关的史料，旁求博考，巨细弗遗。其中不少是以往为陈炯明定罪的史家所不愿提及的，如今统统被陈先生这位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终身研究员从图书馆的尘埃中翻了出来，与国民党官史对照着来读，碰撞出一片火花，有趣有趣。

先生在通信中对我一些不正确的习惯思维，不时会一针见血地指出，令我有醍醐灌顶之感。比如我给先生信中有一句“陈炯明追随孙中山革命”。这种表述方式，是我所习惯的革命史学中常见的方式，所有革命者都是革命领袖的追随者，似乎理所当然。但先生马上纠正说：陈炯明与孙中山是反清的革命同志关系，不是追随关系，我的说法还没有脱离“良禽择木而栖”的窠臼。

还有一次，我说到陈炯明曾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当年无政府主义在中國很流行，这应该没什么疑义了吧？先生回信指正：准确地说应该是安那其主义（Anarchism），不是无政府主义。根据希腊原文应为“无统治者”（without a ruler），不是反对政府，而是反对“侵害个人自由的统治者”。我不禁大为汗颜，这世界真没什么不容置疑的常识了，一切皆可推敲。毫厘之误，便会谬之千里。

近年来陈炯明已获得史界愈来愈多的关注，有时和朋友谈起，他们会问：对陈炯明的政治思想，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概括，是什么呢？尽管我认为用关键词来概括是极不严谨的，但茶余饭后，闲聊也无妨，便回答：是“自治”二字。我极少听到有人会进一步追问：什么是自治？其实我倒很想问那些作明白状的人：你真的明白什么是自治了吗？

《一宗现代史实大翻案》中的许多观点，我未必同意，但我不得不承认，它通过大量史料，提供了一个视角，这就很了不起。真相就在各种不同视角的交汇处。你对不同视角的兼容尺度，可以量出你与真相的距离。（摘自《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