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安事变的两份珍贵文献

有人的地方就有良知,有良知的地方就有民族大义的张扬;有民族大义的张扬就有毁家纾难,舍生取义的慷慨悲歌;有毁家纾难,舍生取义的慷慨悲歌,就有中华民族仰之弥高的——千古功臣。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如今,它整整过去了72年。

近一段时间来,笔者查阅了陕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档案资料,在大量丰富的馆藏史料中,有两份发黄褪色的刊物中记述的内容,深深地打动了笔者的心灵。又一次将笔者带进72年前,中华儿女为抗击日寇,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的解放,舍生取义,惊心动魄的斗争场面;又一次使笔者感知中国人民伟大抗日战争的艰苦卓绝;又一次认知中国共产党人为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拯救中华民族于危亡之中,所付出具大努力。更使笔者为之感动的是,抗日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为停止内战,救国为民,国共统一战线政策的实现,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所作出的伟大贡献。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真不愧为,誓雪国耻挽狂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中流砥柱。笔者依据档案史料记载,将这一震惊中外决定中国命运前途的伟大事件,从一卷卷档案史料中记述下来,期望能因枝振叶,沿波讨源,见人之未见。从而深化丰富我们今天的年青一代,对这段在中国现代史和世界现代史上,都具有重大影响和鲜明特点的伟大事件的意义和作用有新的认识。

第一份发黄褪色的杂志《东望》(见右图),长:26厘米,宽:18.5厘米,厚:0.5厘米,总计36页。该期刊于1936年12月20日由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参谋处刊行的《东望》杂志,第六卷第六期主要内容如下:

1、封面:左上角竖写有“中华邮政特准挂号认为新闻纸类”。正面上方从右至左写有“东望”刊名,刊名下方竖写楷体1936年10月11日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将军的题词:“东北如何伟大,如何富饶?在我国经济上国防上如何重要?以及关系我民族生存上如何密切?世人之论,至详且备。所欲告我武装同胞者,不徒东望,必须东归,不达不止,誓必我身而完成之;方不愧为东北健儿,方不愧为现代革命军人。”王以哲,二五·一○·二(王以哲:西安事变发生时,任东北军67军军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被蒋介石扣押,东北军群龙无首,在如何使南京政府放回张学良,东北军内部意见分歧,在1937年2月2日晨被东北军少壮派孙铭九遇害。二五·一○·二:指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月十一日,即:1936年10月11日)题词下方有两行从右至左的注名:第一行:“陆军第六十七军参谋处刊行。”第二行:“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第六卷第六期,社址:西安东木头市公字三号”。

2、封底:刊登《为援助绥东抗战告东北将士及流亡民众书》,落款为:东北民众救亡会启1936年12月6日。

3、封二、封三:刊登日本侵华的照片。

4、时事简言:《一二一二的革命火花爆发》,《中央飞机在渭南等地掷弹》,《抗日援绥军开始组织》。

5、《文电中的八大救国主张》。

6、《一二一二事件的原委》(张主任委员演讲)。

7、《兵谏的意义张杨两将军告全体将士书》。

8、《举行诤谏与对日抗战的决心》。

9、《一二一二事件后之真相》。

10、《停止一切内战》(录自《解放日报》评论)。

11、《华北中日通航的前后》。

12、《欧洲主要各国军事实力的总检讨》。

13、《绥东战事爆发后,张代总司令请缨抗敌书》。

14、《军歌》,(罗家伦作),《士兵救国歌》。

15、《东北妇女抗日同盟会成立宣言》。

16、《建立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总辩证书》。

17、《出卖华北的何梅协定》。

18、《日军在东北大演习的实况》。

19、《男儿血》。

20、《编辑后记》等内容。该刊物从封面到封尾共有25篇文稿,真实的记录了西安事变的真相。

使我们惊喜的是,在72年后的今天大家在档案中这份已褪色发黄的期刊里,看到了张学良将军在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下午(即:1936年12月13日下午),在东北军参谋总部对全体干部职员题为《一二一二事变的原委》的内部讲话的全文,张学良将军在讲话中,剖心剥腹,痛陈国难当头利害,置个人生死荣辱于度外,毅然担负起团结抗日,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的重大责任和决心。言词刚正,陈情恳切,一片赤诚的爱国之心,让大家恭敬。在事变发生前的1936年12月7日,张学良将军到临潼华清池蒋介石住处,向蒋面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时,张将军讲得声泪俱下,而蒋介石最后定将桌子一拍对张学良说道:“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这充分证实蒋介石卖国屠杀革命力量政策的确凿事实。《一二一二事件的原委》这篇讲话不但说明了西安事变发生的历史真相,更使大家看到了,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伟大的爱国情怀和崇高的人格魅力,人民的千古功臣。

张学良将军在《一二一二事件的原委》中说:“董参谋长,诸位同志:这几天因为我很匆忙,所以今天早晨想和诸位讲话,结果未能腾出时间。方才又令诸位等了好些时间,很觉得对不起。”

“过去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没有到班,没有同诸位讲话。不到班,不同诸位讲话的原因,实在是由于我内心不愿意做‘剿匪’工作(剿匪:系指与陕北红军作战)!在外侮日迫的时候,我们不能用枪击打外国人,反来打自己人,我万分难过!我不愿意同我的部下说假话,说违心的话;可是,因为我限于命令和职务的关系,不说则已,要说就得说些违心的话,不得已,只好根本不说。关于此次十二月十二日事件的原委,想诸位已大概的明了,现在我再简单的述说一遍:我同蒋委员长政治意见上冲突,到最近阶段大抵已经无法化解,非告一段落不可,谁也不能放弃自己的主张。于是我决定三个办法:第一,和蒋委员长告别,我自己辞却职务走开;第二,对蒋委员长用口头作最后的诤谏,希望蒋委员长能在最后,万一改变他的主张;第三,就是现在所实行的类似兵谏的办法。假如不是因为我遭逢国难家仇的处境,假若不是因为我对国家民族负有重大的责任,假若不是因为采纳部下的意见,接受部下的批评,或者假若我只身离去,同东北义勇军一起做工作,也能收到和实行第三种办法同等的效果;实行第一种办法,对我个人没有什么,我一点不在乎。”

“第二种办法,是我最近一个月来所实行的,在实行这种办法时,我真是用尽心机,也可说是舌敝唇焦,而绝对是纯洁无私的。我曾去洛阳两次,有一次为了表明心迹,是单身去的;可惜,因为蒋委员长气太盛,我的嘴太笨,总未能尽其词,在上面已经说过了。我可以说是蒋委员长的最高干部,而他对最高干部的话,不但不采纳,甚至使我不能尽词,反之,却专听从不正确的一面之词,这实在不能算对!”

“第一第二种办法都行不通,只好采用第三种办法。采用第三种办法,还有几个近因,也是主要的原因:第一,上海七位救国领袖被捕,上海七位救国领袖究竟犯了什么罪,我想全国大多数人谁也不晓得。沈钧儒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著名教授,他所犯的罪,只好像他自己所说:‘爱国未遂罪’!有一次,我对蒋委员长表示上项意见,他竟说:‘全国人只有你这样看,我是革命政府,我这样做就是革命。’我心里的话那时没有说出来,革命政府并不只是空洞的四个字,革命必须有革命的行动;第二,一二九西安学生运动,事前我听说了,便同杨主任、邵主席计议,想各种办法来制止,我仅提出几个办法:令学生在学校开纪念会,请邵主席召集扩大纪念周,令学生用文字表示,实在还不成,非游行不可,由我和杨主任、邵主席尽力劝阻,无论如何不叫到临潼去。对学生运动我实在是尽力排解,假如不是蒋委员长,饬命警察开枪,武力弹压,使群情愤激,我想学生决不至于坚持到临潼去。学生走向临潼后,我不顾一切利害,挺身而出,幸而把学生劝回来,而委员长却怪我没有武力弹压,而且竟公开说是他叫警察开枪枪击,假如学生再向前进,他便下令用机关枪打!我们的机关枪是打中国人的吗?我们的机关枪是打学生的吗?蒋委员长有了以上两种表示,杨主任、其它西北将领和本人,就都断定了他的主张是决不能轻易改变了!尤其是常听他说,除了到西北,除了我,没有人敢那样说他,没有人敢批评他;他是委员长,他没有错,他就是中国,中国没有他不成等话以后,便断然决定采取第三种办法。的确,我们平情的说,从蒋委员长的一切言行上看,他和专制大皇帝有什么区别?”

“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将要发生什么影响,我们真是再三再三的考虑,假如无利于国家民族,我无论如何也不干;反过来说,我们一定要干!我们这次举动,无疑的,对于国家的秩序,或有相当的影响,但权衡轻重,为了拯救国家的危机,是不得不如此,这样做,对于国家终于是有好处的!”

“现在蒋委员长极为安全,我们对蒋委员长绝没有什么私仇私怨,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是反对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办法,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使他反省,正是爱护。我们这种举动对蒋委员长是绝对无损的。如果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的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他对我们这次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们,我们绝对坦然接受,因为我们所争的是主张,只要主张能行通,目的能达到,其它均非所计。”

“这次事件关系我们国家民族兴亡,务望诸位集中全力,格外努力任事!都要下最大决心,献身国家民族!我真不信我们中国不能脱离日本帝国主义的羁绊!我们要承认过去的错误,我们决不一错再错!诸位同志!中华民族终有自由解放的一天!”

第二份褪色发黄的刊物(见下图:名称:《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毛泽东与史沫特列谈话)。时间:1937年3月1日,在延安出版刊印的油印本。封面正面有用钢笔书写的:“1937年4月19日出席延安西北青年家一次救国代表大会筹委会赠”的字样,该刊物为32开马兰纸油印制,其长:19厘米,宽:14厘米,厚:0.15厘米,总计29页。主要内容为:美国作家史沫特列女士于1937年3月1日访问苏区。在延安会见毛泽东同志关于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做如下之谈话,史沫特列女士共提16问,毛泽东答了16问,现选辑有关西安事变的问答,以飨读者。

史问:“对日作战是否已成为不可避免?”

毛答:“不可避免。在日本人民推翻日本军阀政府以前,日本的侵略政策是不会停止的。因此,战争无可避免,德日协定之后,战争威胁更加骤了一步。”

史问:“共产党为什么主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大家如出意外,希望有所解释?”

毛答:“并不在意外,实是在意中,大家没有联系过去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罢了。自从日本侵略开始以来,我们就是愿意停止内战的,因为只有国内和平,才能对日抗战。四年前三个条件下与国民党军队订立抗日协定的宣言,前年的八一宣言,去年的致国民党书等等,无不是表示我们诚恳地愿意同国民党建立新的联合战线。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十二月二十五日张汉卿(指张学良)送蒋介石先生回京一举,如果不依照蒋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然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损害,当西安事变中,日本军阀方面,宁沪平津一部分中国人方面,都说西安事变是共产党的阴谋。这种说法完全不合事实。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与国内改革问题上因政见不同而发生的,完全是一件突发的事变,我们事前全不知道。事变之后,宁陕对立,于是又有人说:共产党把西安造成马德里。这也完全不合事实。中国与西班牙的政治环境根本不同,在西班牙不能不是内战,而在中国的今天唯一的是对外抗战,国内则必须和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事实,已经证明他们的话完全是臆测,有些则是恶意的造谣。”

史问:“许多人不但说西安事变是共产党干的,而且说在城墙上红旗高悬,又说红军在三原一带掳掠青年男女,究竟事实如何?”

毛答:“关于西安插红旗一类的事,大概只有日本人和汉奸看见了罢,可是西安人至今没有看见。掳掠青年男女的话,也必然是出之于日本人与汉奸之口,这也只有去问三原(三原:指陕西三原县---笔者)的青年男女才会明白。现在官方文件中,还在说红军杀人放火,压迫民众,破坏农村。这些话他们已经说了十年了,可是至今还不疲倦,还要说一遍,说话的人固然有他说话的自由,可是全中国人也都有眼睛看事实的自由。现在政府还没有制出禁止人民用眼睛看事实的法律,任何人都可以跑到红军走过或者住过的地方去看看实在情形,用不着我来多说。”

……

今细阅馆藏72年前两份褪色发黄的珍贵档案史料,回顾72年前那场气壮山河的西安事变斗争史,历史档案史料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再现了中国现代史具有转折意义的“西安事变”,张、杨两将军一片赤诚的爱国情怀。感奋之余,笔者深深的感受到历史档案的珍贵价值,更进一步感受到自己作为一名档案工作者肩上的责任。笔者将陕西省档案馆藏72年前,这一卷卷珍贵革命历史档案资料,向社会广大读者披露出来,进一步弘扬馆藏历史档案史料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用,激励当今的人们更加缅怀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丰功伟绩。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停止内战,走上了合作抗日的道路,从此,中华民族的历史又翻开了崭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