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文化与出版交流的实践与思考

摘要：东亚出版人会议紧扣着东亚文化与出版两大主题，从人的交流、书的交流到企划出版的交流这3个层面，既务虚也务实。一方面通过相互间的文化与理念的交流，期望了解彼此邻近却隔膜的现代化的心路历程；另一方面则通过共同出版”东亚人文书100”，进行跨越国界的文化事业的交流。不过，中、日、韩3国所推荐的书目依然代表着各自不同的文化诉求，因此，如何通过文化的交流来重构东亚的价值和理念，还需要出版人的进一步努力。

关键词：出版人会议；读书共同体；人文书100；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G2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458（2014）03-0059-09

2005年开启的东亚出版人会议，至今已经举办了15届。会议在回首东亚各国及地区人文书籍出版的历史与现状的同时，试图通过出版人之间的人文书籍交流的方式，超越过度竞争背景下的东亚出版危机，并且提出了创造跨越国界的东亚共同文化事业的交流蓝图。毫无疑问，这应该是东亚出版史上也是东亚文化史上的一次重要实践。

一、跨越边界的文化交流

就文化的同源性而言，可以说同处东亚的中、日、韩三国在历史上曾经有着非常的渊源。首先是文字的同源，都曾属于汉字文化圈。在韩国，自公元3世纪左右汉字传入朝鲜半岛后的1000多年间，汉字一直是朝鲜半岛唯一的书写文字。而在日本，汉字是经由朝鲜半岛传入的，直到片假名出现之前，汉字同样也是日本唯一的文字。其次是儒教文化的同源。在韩国，从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公元372年）设立太学，以儒学教授子弟培养人才起始，儒教就开始经由教育层面，向国家制度和社会价值层面进行渗透。直到朝鲜王朝建国之初更明确了儒教入国的政策，自此支配韩国社会长达五六百年之久。而在日本，自儒教传入后，一直到江户时代的后半期，还在“以寺子屋的教育作为基础，在各地设立以汉学（儒学）为中心的各种私塾，学问通过藩校得以普及”[1]109。

然而，自鸦片战争以来，随着清朝的国力衰落，日、韩两国对汉字及汉文化的崇拜心理开始发生变化，日本由此打出了“脱亚入欧”的旗号。1895年的甲午战争，曾经的天朝帝国又败给了日本，沦落为与朝鲜李氏王朝同病相怜的难兄难弟。所有这一切，加速了日、韩两国对汉字及汉文化的疏离。随后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更使得中、日、韩三国之间产生了严重的伤痕，并一度出现了三国间文化交流的断裂。

这种伤痕与断裂是如此之深，即便彼此之间恢复建交已经多年，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往来也日趋密切，然而，这一切似乎没有能够弥合彼此之间的猜疑与不信任。尤其在进入21世纪之后，中、日、韩三国之间领土纠纷、历史教科书、战争赔偿等问题迭出，三国的关系正逐渐变得情绪化和感情化。

在此背景下，“为了给闭塞的（东亚）现状送去新风，促进东亚间知识文化的交流，同时也为了文化领导力的育成”[2]14，日本的3位老出版人，MISUZU书房前社长加藤敬事、平凡社前董事龙泽武以及岩波书店前社长大冢信一产生了联合中、韩人文出版同行构建东亚出版人会议的构想。在这3人之中，加藤敬事因长期主持编辑《现代史资料》（全58卷，历时34年）这一“战后日本纪念碑式的出版物”而著称出版界；龙泽武的平凡社则汇编有《东洋文库》，自1963年创刊至2010年，收集、翻译并出版中、日、韩三国有关文学、历史、思想、宗教、艺术等古典名著800余种；至于大冢信一所在的岩波书店，更是日本人文出版的重镇，其出版的《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新、旧各100卷）、《日本近代思想体系》（23卷）以及《岩波文库》、《岩波新书》等，都已成为日本人文出版的经典。

为实现这一构想，2004年，加藤敬事、龙泽武先后走访了北京与首尔，与中国及韩国的人文出版界进行了沟通。在中国，他们与三联书店的总编董秀玉进行了交谈；在韩国，则拜访了hangilsa出版社金彦镐总裁。在这过程中，加藤敬事真切地产生了“彼此之间空间的距离是那么的近，心理的距离却是那么的远”的实感，同时也坚定了“在面对面地率直地问题议论中，加深彼此之间的认识，构建起东亚的出版交流网络”[2]15的决心。所幸的是，加藤敬事的意愿得到了中韩出版人的共同响应。回首往事，中国的董秀玉也有过这样的言语，“在西方出版强势的长期笼罩下，东亚出版人也感受到了复兴东方文化的重要，需要进行区域性的结合，跨越边界，以实际有效的方式促进东亚思想与文化的交流。为此，有来自日本、韩国及中国大陆、香港、中国台湾地区的出版人，倡议组织了东亚出版人会议，以重构东亚图书共同体为宗旨，促成东亚世界在互相理解和尊重基础上的出版合作与思想文化的对话”[3]。而韩国的金彦镐也有同样的紧迫感，“全球化是21世纪不可避免的现实，因此，书的交流以及（东亚）出版人间的合作方式，已经成为摆放在我们面前的十分迫切的课题——在出版文化的相互交流与理解的基础上，产生出能够超越经济利益的文化理解。这正是我们出版人必须认真寻求的超越政治与经济摩擦的文化之路”[2]22。

毫无疑问，这些出版人都已经意识到了中日韩三国间国家关系的脆弱性，意识到国民在情感上的猜疑与不信任已经妨碍到了国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合作。因此，他们意图通过区域性的“出版合作与思想文化的对话”，来寻找出一条“超越政治与经济摩擦的文化之路”。于是，就有了2005年在日本东京召开的首届东亚出版人会议。

二、会议主题背后的焦虑

作为一个非盈利性质的民间组织，东亚出版人会议以促进东亚地区的出版与文化交流为目的。从2005年至今，总共举行过15次会议（参见表1）。从历届东亚出版人会议的主题来看，会议紧扣着东亚文化与出版两大主题，从人的交流、书的交流到企画出版的交流这3个层面，既务虚也务实。一方面通过相互间的文化与理念的交流，意在“了解东亚各国思想文化的渊源与流变，洞悉彼此邻近却相互隔膜的现代化心路历程”；另一方面则透过对东亚各国出版信息的分享，意图在“跨越国界的东亚共同文化事业”中确定东亚出版的角色与未来。为此，会议的创办者们最终将东亚出版人会议定义为“东亚读书共同体”。

表1历届东亚出版人会议简介

届别日期地点主题讨论内容

12005-09日本东京东亚各国的出版现状编辑的作用与地位、编辑与作者的关系

22006-03中国杭州出版在产业文化中的地位构筑超越国界的出版情报网络、东亚能否实现共同出版、能否设立比欧洲更为宽松的著作权基准

32006-10韩国首尔东亚出版今后该如何发展历史上的东亚文化共识、“东亚出版计划”

42007-03中国香港东亚出版以及国际化如何理解东亚出版国际化、如何推动东亚出版国际化

52007-11中国台湾新竹寻找东亚出版的将来各国出版的历史与现状、对以东亚为主题的探讨

62008-03日本京都“东亚出版人会议”的新体制与使命重新理解东亚历史与文化

届别日期地点主题讨论内容

72008-11韩国首尔人文精神与东亚出版的事例研究出版业共同面临的问题、具体出版个案的陈述及评论

82009-04中国丽江“东亚人文书100”丛书“东亚100部名著”的选定及出版计划

92009-10韩国全州东亚读书共同体的构建“东亚100部名著”入选名单

102010-05中国澳门编辑与作者及出版企画新时期编辑与作者的关系探讨，“东亚100部名著”的前景

112010-11中国台湾花莲东亚的读书运动及其实践“东亚读书大学”实施方案的构想，“东亚100部名著”的出版进展

122011-12日本东京21世纪的大学与书籍和出版书籍在大学的角色、大学出版的可能性、大学与书籍的公共性—大学能够成为读书文化的中心吗？电子书籍与读书的未来

132012-05日本东京如何描绘东亚文化地图东亚文化地图的编辑——中心主题是什么？走向东亚文化地图共有——如何描绘感情记忆

142012-12中国台湾台北出版的未来与知识流通文献与图书的数字化与公共化、书本的未来及其可能性

152013-05中国成都数字时代的编辑角色数字转型期的“编辑角色”、“编辑工作”及其核心价值

事实上，由于三国出版人彼此间的文化差异以及对出版危机所持有的意识不同，结果对“东亚读书共同体”就有了各自不同的解读，最终就形成了文化交流与出版合作两个不同侧面的会议主题。其中，有人侧重于文化的交流，也有人更偏爱出版的合作。侧重于文化交流者以韩国国民大学教授韩敬九及中国三联书店总经理董秀玉为代表。如韩敬九就主张“在欧洲，即使国家不同，也共享精神资产。而东亚由于国民及国家的对立严重，因此知识分子也不了解对方的当代主要著作。所以有必要经常翻越屏障，彼此参观，共享最起码的知识资产”[4]。而董秀玉则认为，组织东亚出版人会议，重构东亚图书共同体的宗旨，就是为了“促成东亚世界在互相理解和尊重基础上的出版合作与思想文化的对话。”

偏爱出版合作者则以日本平凡社的编辑局长龙泽武及韩国hangilsa出版社的金彦镐总裁为代表。龙泽武希望通过东亚出版人会议，积极开展“东亚（彼此间）的具体的出版交流，共同的翻译出版计划，以及共同的新的出版企画”[2]53。他认为“把出版的书推广给更多的读者以达到传播文化的目的，是出版者当仁不让的权利和义务。”同样，金彦镐也在香港举行的第四届东亚出版人会议上，更加明确地提出设立东亚出版基金，成立东亚出版学校，策划东亚丛书等3项具体合作建议[5]。意在通过“优秀图书东亚共享，构建东亚读书共同体，以促进东亚文化产业复兴。”

仔细分析这15届东亚出版人会议主题的变化，不难发现，如果文化的交流还带有几分务虚成份的话，那么，出版的合作就可看作十分典型的务实。在这一过程中，在韩国首尔召开的第七届东亚出版人会议，应该是会议主题从务虚走向务实的分界线。

从第1届东亚出版人会议的主题“东亚各国的出版现状”，到第6届东亚出版人会议的主题“‘东亚出版人会议’的新体制与使命”的具体演化过程来看，第1、第2届会议的主题应该是介绍与了解，即通过对本国出版业的介绍，以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第3届至第5届会议的主题应该是探讨，在东亚的背景下探讨出版的未来以及合作的可能性；而第6届会议的主题则在相互了解以及对出版危机共同认识的基础上对东亚出版人会议的重新定位。显然，这些会议的主题均以务虚的成分为多。

然而，第7届东亚出版人会议则有不同，三国出版人在“人文精神与东亚出版的事例研究”的主题下，开始对出版个案进行具体分析，以期寻找出危机解决的途径；而第八、第九届会议的主题更是在“东亚人文书100”的旗号下，开始了具体的翻译出版的合作；此后的第10届至第15届会议的主题，也都是诸如编辑与作者关系、大学出版的角色以及图书数字化出版等具体的出版实务性的工作探讨。

之所以会有前后这般的差异，是因为随着东亚出版人之间相互了解的加深以及对出版危机的感受逐年深刻化，开始有了共同的危机意识。诚如台湾经联出版公司总裁林载爵所总结的“第三个世代（1990年代末期开始）的出版人正式处于这样一个大变局的时代。他们面对的是‘书籍的死亡’的魔咒，出版的前途在哪里？读者在哪里？这些挑战是史无前例的严峻。他们需要付出比前两个世代的人更多的不断更新的创意，才能应付这个新局面”[6]10。也就是说，正是东亚出版业目前所面临的严峻事态，迫使出版人不得不由虚而实地寻求“新的创意”，来面向现实应对挑战。

三、合作出版的尝试：《东亚人文100》丛书

东亚出版人会议在成立初始，便有了合作出版的设想。因为，“以现势而言，政治的东亚是无法想象的事情，经济的东亚只能勉强成局，而一个休戚相关、相互信赖的东亚，只有靠区域各族群在文化及情感上的相互理解才能实现。而这件事情正是出版产业最足以着力的地方”[6]152。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从2008年的京都会议起，东亚出版人会议便联手出席会议的三国五方a推动合作出版的事宜。而《东亚人文100》丛书的选编，应该是东亚出版人会议所主导的合作出版的最初尝试。该丛书的入选图书，主要以文学作品之外的人文类学术著作为对象。其中，中国大陆、韩国、日本各占26本，台湾15本，香港7本。2010年9月，中国四川教育出版社率先出版了《东亚人文100》丛书中文简体版导读，随后，日本、韩国也推出了日文版与韩文版的导读。

之所以选择人文类著作为三国五方合作出版的对象，用MISUZU书房守田省吾董事的话说，这是因为在过去“日本的出版业对中国料理书籍，韩国的出版业对中国的小说，而中国出版业对韩国、日本的漫画有着强烈的关注，然而彼此之间对文化思想类图书却没有大的关心”的缘故。对此，台湾联经的林载爵与大陆三联书店的董秀玉都有同感，“我们无法了解日本、韩国的知识分子在思考什么，他们面临了哪些问题？提出了什么解答？同样的，我也怀疑日本、韩国对于当代中国的思想又了解多少”[7]13。“东亚版权交易其实不算少，比如日本动漫、韩剧，大都是时尚类产品，人文、学术图书交流很少。日本的人文书我们还出了一些，韩国书基本没有”[8]。

由此而言，《东亚人文100》丛书试图通过对三国五方代表性的人文类图书的推荐介绍，让三国的读者渐次地熟悉了解文化的渊源以及当代知识界层正在思考的那些问题。诚如《东亚人文100》日文版封底介绍中所说的那样，“在20世纪初期，东亚地区曾经有过极为繁盛的书籍、文化与学术的交流。但是，在这之后却持续了一个长时间的历史险恶时期，加上商业主义以及殖民主义的盛行，多年来，日本几乎见不到任何中国语及韩国语的人文图书。因此，本书所介绍的各种作品，一定会给日本的读者带来新鲜感般的惊喜”[9]。

因为，《东亚人文100》丛书的本意是通过对东亚三国五方60年来的人文、社会、艺术类图书的翻译出版，达到向其他国家的读者介绍本国文化的目的。有意思的是，从《东亚人文100》丛书所推荐的书目中可以看出，中、日、韩3国又显示出了各自不同的偏好与侧重。

就中国大陆的推荐书目而言，因为是由中方代表董秀玉与8名专家采用了先确定作者，再寻找作品的原则，所以，就比较偏重于作者的学术地位。平心而论，从《诗论》（朱光潜，1942）到《东亚儒学九论》（陈来，2009），跨度长达69年，所选书目已基本将这一时段的人文学术大师的代表作品罗至其中。不过，从作品的名单来看：首先，存在有一个明显的时间断层（1958年—1978年）；其次，因为过于强调作者的身份，所以在感受到了作品的学术厚重感的同时，而常常感叹重“古”而轻“今”，即缺少当代社会研究的境界。好在有《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汪晖，2004），运用了后现代理论和感觉，作为一部观念的历史化的著作，为读者建立了一种新的研究的视野；还有《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赵园，1999年），以思想史的方式进入历史语境，并通过包含有丰富的心态史的展现内容，让人感受到了些许当代中国人文研究的风采。

至于韩国人的推荐书目，因为金彦镐把《东亚人文100》丛书视作为“韩国走上世界知识舞台的一个契机”，是“东亚文明和文化被正确认识、评价的人文学运动”[7]7。所以，其书目的主题就更多地偏重于对韩国历史与文化的介绍，在其全部的26部推荐作品中，竟有11部书的书名中都带有史字，如《具有意义的韩国历史》（咸锡宪，1965年）、《韩国医学历史》（金斗钟，1966年）、《韩国科学史》（全相运，1976年）、《韩国音乐史》（张师勋，1976年）、《韩国近代文艺批评史研究》（金允植，1976年）、《韩国数学史》（金容云、金容局，1977年）等等。由此可以看出，韩国的出版人希望通过有关韩国的“史”的介绍，将韩国的文明与文化渐次推向东亚其他的区域，以最终走上世界知识舞台的心情。

与中、韩的推荐书目相比较，日本人的推荐书目似乎要有趣的多。其中一个典型的特征是作品范围的多元化，如《汽车的社会性费用》，是用新古典派的经济理论，阐述汽车给现代社会所带来的社会成本的增加及对市民权利的伤害，是对现代社会弊政的社会经济分析；而《狩猎和游牧的世界》，则是作者在对亚欧大陆的狩猎和游牧民社会的考察基础上，将狩猎、游牧和农耕三种生活方式在地球历史的范围内的重新定位；还有《都市空间中的文学》，作者借鉴了现象学与符号学的研究成果，在都市的文本中去考察日本近代文学的变迁，开拓了文学批评的新视界。凡此等等，都体现出了一种现代的学术研究的方法与特色。而另一个典型的特征则是对于“精神”的热衷，如有《战时日本精神史》（鹤见俊辅，1982年）、《精神史考察》（藤田省三，1982年）、《意识和本质——追求精神层面的东洋》（井筒俊彦，1983年）、《细微事物的诸形态——精神史备忘录》（市村弘正，1994年）、《精神史》（林达夫，2000年）等等。事实上，作者们在这里所指的“精神”，更多的是日本人所关心的世界观与价值观，是日本文化的“精神”。

此外，还有台湾与香港的推荐书目，在全部的22本书目中，竟然只有3本带有台湾与香港各自特色的图书，即《日据下台湾政治社会运动史》（叶荣钟，1971年）、《台湾历史图说》（周婉窈，1997年）与《香港与中西文化之交流》（罗香林，1961年）。更多的书目也被冠上了中国或者中华的字眼，成为大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事实上，从年代上看，甚至都可以作为对中国大陆推荐书目的缺失年代的补充。

毫无疑问，中、日、韩3国所推荐的书目可以说代表了各自不同的文化诉求。通过各国专家（职业读书人）推荐出他们认为的能够代表本国人文经典的作品，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诚如董秀玉所说，“从来各国很多的合作与吸收，都是从‘我想要什么’出发，但我们也发现，他想要的，未必就是人家真正的思想精华”。

2013年4月，第1批《东亚人文100》的4种中译本由四川教育出版社正式推出，其中包括来自日本的两部作品《汽车的社会性费用》与《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韩国的1部作品《韩国人的神话：那对面、那里面、那深渊》以及台湾的1部作品《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这也表明，在东亚出版人会议的推动下，中日韩3国间的文化与出版的交流，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四、东亚出版的未来愿景

对东亚出版人会议而言，他们对《东亚人文100》这样民间的文化、出版交流可以说寄予了无限的希望。用韩国的金彦镐的话说就是：“我们所推出的“东亚人文100”丛书，应该会成为一项强有力的文化运动，成为一条克服东亚现存的政治、经济问题的文明之路，最终成为形成真正的东亚共同体的基础”[7]而中国的董秀玉同样也“希望以此为契机，消除偏见与隔阂，共同复兴、建设东亚文化，重构东亚的价值和理念。[7]”

事实上，自本世纪初以来，东亚三国出版人在出版的交流方面确实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来自国家出版局的统计资料充分反映出这一时期中国与日本、韩国在图书版权贸易上所有的良好的增长势态（参见表2表3）。资料显示，就在2002年—2012年这11年间，中国对日本图书版权的引进增长了1倍多，而对日本图书版权的输出则增长了近8倍；同样，中国对韩国图书版权的引进增长了近3倍，而对韩国图书版权的输出也增长了3倍多。

表2 中国图书版权引进年度统计

国家年

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201020112012

日本90883869470548482211341261176619822006

韩国275269250554315416755799102710471206

其他905211409909681231015190171388710854109311167913981

合计102351251610040938210950102551577612914137241470817193

本表根据中国版权局有关资料整理制作

表3 中国图书版权输出年度统计

国家年

20022003200420052006200720082009201020112012

日本181522151167356101214161405

韩国10389114304363334303253360446310

其他1176707117811151581216420812749330653156853

合计1297811131414342060257124403103388059227568

本表根据中国版权局有关资料整理制作

然而，问题在于有了图书出版的交流并不就意味着文化交流的实现。这是因为“文化并非单向的交流和疏通，只有当融合与共享的美德共存时，文化才得以相生相长”[10]。对此，日本筑摩书房的渡边英明也曾用“镜子”一词来描述图书翻译出版的功用，“那些存在于我们意识之下的本民族文化是一个不可视的存在，只有借助其他文化的力量，我们才能够意识到‘差异’和‘不协调’。为了理解对方和自我，不同地域的人们要齐心协力制作一面‘大镜子’，通过这面镜子，我们才能够面对自我真实的姿态，也才能够清楚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11]。

在这里，渡边英明的“镜子”与李建雄所说的“融合与共享”可以说是异曲同工，他们所指的都是通过出版、阅读这样的文化交流，让读者有意识地通过交流、学习、模仿来影响他人与自身，并在此基础上构造出能够融合与共享的新的信念。这才是真正的文化创新。

由此而言，要实现东亚三国间真正的文化交流，未来的东亚出版人首先需要能突破文化的隔阂。即需要深入挖掘与认识图书文化中的公共性意识，呈现图书文化中的人文性素质，传播图书文化中的革命性思想，齐心协力地制作出“大镜子”，让读者能够共享图书文化的各种内涵。

其次，要实现东亚三国间真正的文化交流，还需要未来的东亚出版人能够摆脱悲怆的历史记忆。在历史上，东亚各国曾经有过深入的文化交流，甚至还组成过“汉字文化圈”以及“儒学文化圈”。但是，近代以来兵戎相见的悲剧的上演，加之在战后又缺乏深刻的政治反省与民间交流，因而稍有风吹草动，便会激发出与历史记忆紧密相关的怨怼与仇恨。正因为此，就需要东亚出版人能够通过学术出版的方式，来对悲怆的或者说是怨怼与仇恨的历史记忆加以梳理。东亚出版人会议以及此前中日韩三国合编历史教科书《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等都属于历史记忆梳理的一部分。

第三，要实现东亚三国间真正的文化交流，还要需要未来的东亚出版人能够突破语言的隔阂。语言是文化交流的工具，然而，即便是思想先行的东亚出版人会议的与会者们，也都因为语言的障碍，“相互交流起来却相当的艰难，会议中及会后的交流中，参加者除个别人外，大部分人基本都不能用中文、日文或韩文直接沟通交流，之间的沟通与交流过程颇费周折，最后大家只能用简单的英语来交流”[8]。而他们的努力也因此被媒体形容成为“就像一群操着不同语言的人，打着熟练的手势试图重建‘巴别塔’。”正因为此，即便是为了项目的实施，无论是会议还是图书的文字翻译，也都需要有更多地双语甚至三语皆通的人才参与其中。

第四，要实现东亚三国间真正的文化交流，还需要未来的东亚出版人能够突破人文图书的市场隔阂。目前，中、日、韩三国之间的图书正随着版权贸易的推进，源源不断地进入彼此的图书市场。至少在三国间文学小说类的交流上，市场的坚冰已经被打开。如日本作家黑柳彻子的《窗边的小豆豆》，连续两年进入了中国十大畅销书行列；韩国作家金荣眩、柳敏珠的小说《大长金》在中国的销售量也已超过了50万册，进入了超级畅销书行列；与此同时，中国作家覃卓颖的《一生要做的49件事》曾经二度入围韩国畅销书100部；而中国作家莫言也已经有包括《红高粱》《丰乳肥臀》在内的13部小说在日本翻译出版。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在三国的图书市场上，至今仍未能看到有影响力的畅销的人文图书。由此看来，东亚出版人的文化交流的未来依然任重而道远。

作为一个出版人，韩国的金彦镐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人类间不可能没有矛盾，但书可以给人们希望和将这种希望予以实践的可能性。我们在试图重新发现书籍原本的意义”。金彦镐的这段话，可以说是对东亚出版人会议的意义所在的最好解读。然而，真正想要实现会议创始者们所提出的“成为一条克服东亚现存的政治、经济问题的文明之路，最终成为形成真正的东亚共同体的基础”的梦想，还需要克服诸多的障碍与难题，需要东亚出版人更进一步的努力。这或许会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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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孙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