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阶层对秦末政治进程的影响

摘要：秦末政治进程分为反秦起义、六国复国运动、楚汉战争三个时期。社会阶层对秦末政治进程有着重要影响。贵族阶层依靠宗法制和地缘性政治势力形成较强的政治影响力与号召力，成为秦末政治的主导力量。项羽作为秦末贵族阶层的代表，推行分封制的贵族政治；刘邦作为平民阶层的代表，谋求建立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二人在如何建立新统治秩序上有着根本的矛盾与冲突。贵族阶层的腐朽与局限、平民阶层顺应大一统历史发展潮流的先进性，是刘邦战胜项羽的深层次原因。

关键词：楚汉战争；社会阶层；贵族；平民；中央集权

中图分类号：K23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3-0122-005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起义开启了秦末政治进程。这一时期，由于地缘性政治势力的整合，贵族势力开始形成影响力并迅速取代农民阶层，掌握了反秦起义的领导权，致使诸侯反秦起义演变为六国复国运动。秦王朝灭亡后，出身贵族的项羽与出身平民的刘邦逐渐成为两大敌对的政治军事集团。项羽出身楚国贵族，有着较高声望；刘邦出身布衣素族，得到了平民阶层的大力支持。二人不仅出身不同，处事风格也有较大差异，特别是在构建新的统治秩序上，二人更是有着根本分歧。刘邦最终战胜项羽，再造统一的中央集权政治，是平民阶层的先进性战胜了贵族的落后与腐朽。本文着眼于秦汉之际的宏观历史背景，就其中若干问题展开探讨。

一、秦末六国旧贵族影响力的形成

秦汉之际，六国旧贵族拥有巨大的社会号召力和影响力，这是由春秋战国以来形成的社会基础和社会阶层的分化形成的。

所谓贵族，是商周以来形成的社会上层的统称，《礼记·王制》曰：“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天子为王，下辖诸侯。”[1]122先秦社会是一个贵族等级社会，贵族拥有世袭的爵位和采邑，享受特权。如楚国封君之制，根据《史记·春申君列传》记载，“考烈王元年，以黄歇为相，封为春申君，赐淮北地十二县”[2]2394。黄现璠《唐代社会概略》对贵族的概念也有过论述：“中国历史上，所谓贵族阶层，夏、商、周有之，魏、晋、南北朝，亦有之。前者之贵族，皆系公侯伯子男，以及诸侯之世臣。”[3]92

平民阶层最早是由西周时期“国人”演变而来，春秋以降，国人参与政治的程度得以提升，成为春秋时期影响列国政治的一支重要力量。到了战国时期，国野制被郡县制取代，国人、郊人阶层演变为地主阶层和农民阶层。列国先后推行的变法运动，使得贵族垄断政权的世卿世禄制先后在主要诸侯国不同程度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以平民为主体的官僚制度，频繁的兼并战争使得军功地主崛起，成为战国中后期各国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同时，私学的兴起与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特别是“士”阶层的兴起，使得平民阶层在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各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力，成为战国中后期社会结构的主体。

秦汉之际，面对反秦起义风起云涌的浪潮，以六国旧贵族为代表的贵族势力仍然发挥了巨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成为领导反秦起义的中坚力量，这是由几个方面的因素决定的：

（一）秦王朝关东统治政策的失败

秦王朝建立后，如何制定政策，统治风俗制度、文化传统均与秦国不同的山东六国故地，统治集团内部有过争论。由于战国中期以来，以秦国为代表的关中地区与山东六国长期的对立情绪，并没有随着秦王朝的建立而消弭，相反，由于秦王朝通过推行郡县、统一文字、严刑峻法、迁徙六国豪强等大一统措施，反而激化山东六国故地的反抗情绪。秦始皇去世后，东西方矛盾进一步激化，进而成为秦末社会的主要矛盾。

（二）六国复国运动的兴起

《史记·陈涉世家》中记载“天下苦秦久矣”[2]1950，秦王朝在关东的一系列政策没有协调好原六国各阶层的利益关系。秦王朝关东统治政策的失败，使得反秦起义爆发后其在关东的统治迅速瓦解。随着陈胜吴广建立张楚政权，反秦起义迅速演化为六国复国运动，因而原六国贵族依凭其旧有的社会影响力迅速形成势力。

（三）宗法制与地缘性政治势力的结合

地缘性政治势力的形成是秦末政治走向的一个显著特点，虽然随着战国各国开展变法运动，以宗法血缘为核心的贵族势力受到很大的打击，但是宗法制度作为联系血缘、宗族的重要纽带，在秦末成为地缘性政治势力和贵族势力的重要基础。纵观反秦起义时期各主要军事集团，领导力量都是所谓豪杰、强宗、贵人、名族，这些力量都是原六国上层贵族势力，这些贵族通过宗法血缘，在东西方矛盾加剧时通过六国复国运动掌握了地缘性政治势力的领导权，而这些都是平民阶层无法达到的。

贵族的号召力也为当时社会所广泛认可和接受。反秦起义初起，社会各阶层纷纷起兵组成武力，而各路武装都在寻找六国旧贵族作为领导者，例如项梁项羽起兵江东后，东阳人陈婴也组织了一支两万人的武装，陈婴在听取其母亲的劝告后，谓其军吏曰：“项氏世世将家，有名于楚。今欲举大事，将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2]298秦嘉也拥立原楚国贵族景驹为楚王，“立景驹为楚王，军彭城东，欲距项梁”[2]299。魏人周市也表示“天下昏乱，忠臣乃见。今天下共畔秦，其义必立为王后乃可”[2]2589。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足见当时贵族强大的社会号召力和向心力。

因此，秦汉之际，在东西方矛盾交织、六国复国运动兴起的历史背景下，原六国贵族阶层通过宗法制形成地缘性政治势力，在影响力和号召力上远远大于平民阶层。但是，由于战国以来士阶层、中小地主和农民阶层已经成为社会的主体，在社会制度和社会阶层已经发生改变的前提下，虽然贵族掌握了反秦起义的领导权，但是其主要依靠的力量却仍是平民阶层。

二、楚汉战争：新旧统治秩序的对立与冲突

秦王朝的统一，是战国以来局部兼并战争和局部统一的结果，秦王朝采取的三公九卿制、郡县制，统一文字、度量衡等大一统的政治举措，也是战国中期以来封建化改革的继承与发展。秦王朝的统一顺应了当时历史发展的潮流，但是由于秦王朝统一之后没有及时转变统治策略，正如贾谊所言“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4]35，导致了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关东六国故地民众的强烈不满，“天下苦秦久矣”，秦王朝的灭亡，是统治策略失当，并不是大一统政治的失败。

战国中期以来，各国通过封建化的变法运动，沉重打击了世袭贵族的势力，但是贵族仍然在社会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而且各国都保留有大量的世袭贵族，如楚国“封君之制”，各级封君的食邑仍然广泛存在。秦王朝建立后，为了强化大一统，增强关中的实力，采取迁徙原六国豪强的政策，严重损害了六国旧贵族的利益。因此，当反秦起义的主导力量由农民阶层变为贵族势力之后，以项羽为代表的贵族势力在新统治秩序的建立上采取否定大一统的态度，而希望重新构建战国时期的政治架构。

刘邦作为平民阶层的代表，其政治集团更多倾向于重建统一的中央集权王朝。早在刘邦攻破咸阳时，“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独（萧）何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2]2054。萧何在刘邦入关后，即开始收集秦丞相府的图册典籍，可见刘邦集团在灭秦后已经开始着手调整统治策略，为建立新的政权做准备。汉三年，郦食其曾劝刘邦“复立六国后世”，也被张良谏止。类似的史料还有很多，说明刘邦及其政治集团并没有将恢复分封制作为新的统治秩序，而是希望建立新的大一统王朝。

楚汉战争不仅仅是刘邦项羽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战争，还是秦末两种政治路线的斗争，楚汉战争的结局，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刘邦战胜项羽，是平民阶层的先进性战胜了世袭贵族的落后与腐朽，是大一统历史大势的胜利。

三、项羽失败：贵族身份的双刃剑

项羽出身楚国贵族世家，是秦末贵族势力的代表。正如前文所述，贵族势力在秦末政治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陈婴曾言“项氏世世将家，有名于楚，今欲举大事，将非其人，不可，我依名族，亡秦必矣”，这正是项羽的雄厚政治资本。项羽充分发挥了贵族的号召力与影响力，迅速成为诸侯联军的统帅，成为秦朝灭亡后势力最为强大的政治军事集团，具备了建立新统治秩序的条件。项羽最终战败，与贵族的腐朽落后、局限性以及推行分封制贵族政治违背历史发展的潮流密切相关。

（一）项羽继承了贵族阶层的腐朽与落后

项羽及其集团势力的形成，得益于秦末贵族巨大的号召力与影响力，但是贵族政治也是一把双刃剑，世袭贵族对平民阶层的轻视，导致优秀的人才不断流失。以韩信为例，韩信“无所知名，羽以为郎中，数以策干项羽，羽不用”，项羽因为韩信地位低下并没有重视其才能，以至于原属于项羽集团的韩信、陈平等优秀人才纷纷投奔刘邦。

贵族的落后与腐朽还使得项羽在重大问题上的决策有着很大的随意性与局限性。项羽家族及其部下在政治斗争中更多强调道义而忽视利益。以鸿门宴前后项羽的决策为例，鸿门宴前一个晚上，项羽在得到刘邦军队中左司马曹无伤的密报后，作出“旦日飨士卒，为我击破沛公军”[2]311的重要决策，准备在第二天与刘邦集团决战。但是就在这个晚上，项羽的叔父、楚国左尹项伯却“夜驰之沛公军，私见张良，具告以事” [2]311，将己方重大军事情报提前外泄。项伯这样做的原因却是出于私心，如张良言：“项伯杀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来告良。”[2]312项伯从刘邦军营回来后，面见项羽时言“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2]312。

分析这条史料不难发现，当项羽集团在作出消灭刘邦的重要决策后，作为项羽的叔父、楚国的左尹，项伯居然连夜前往刘邦军营，不但和盘托出本集团的全部决策，而且还与刘邦约为婚姻。项伯完全没有站在己方的立场考虑问题，向对手出卖了项羽和自己。而他这样做的原因，却只是为了报答张良的救命之恩。也就是说，项伯将贵族知恩图报的道义看得比政治军事利益更为重要，这充分说明了贵族的落后与腐朽。面见项羽的时候，项伯居然说刘邦先入关破秦“有功”，发兵攻打他是“不义”。他再一次强调了“义”，就是在强调贵族的行事准则。项羽为此“许诺”，放弃了先前发兵攻打刘邦的决策。前后对比，项羽的决策如此随意，也正是贵族的行事风格。

此外援引两条史料作为补充。项氏家族作为楚国贵族，曾为项羽部下的韩信对项羽行事风格有过分析，认为“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2]2612项羽儒雅有风度，具备贵族的气质和礼节，受其影响，项羽的部下也大都注重道义和名节。钟离昧作为项羽帐下大将，他在项羽战败后投奔韩信，韩信面对刘邦的猜忌和压力，“汉王怨眛，闻其在楚，诏楚捕眛”，逼迫钟离昧自杀，钟离昧乃骂信曰：“‘公非长者！’卒自刭。”[2]2627钟离昧认为韩信非“长者”，而长者是指有德行的人，具备“义”“德”的人一般都拥有贵族身份，钟离昧受项羽贵族行事准则的影响，用道义来要求出身市井的韩信，自然只能落得自杀身死的结局。

（二）贵族政治的局限性：缺乏对不同文化的包容

项羽统帅诸侯联军进入秦国故地，“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2]315，建立一种残暴的政治形象。考察项羽集团的作为，并不是简单的残暴所能概括，而是有其深刻的阶层属性和文化属性。

秦末政治的一大特色就是贵族势力与地缘性政治力量的结合，这种结合固然使得贵族势力迅速形成武力，但是也存在着地方主义的局限。正如秦王朝对崤山以东六国故地的歧视一样，项羽集团也对秦文化有着较深的仇恨，东西方矛盾在反秦起义中达到顶点。秦朝灭亡后，造成东西方对立的政治基础已经不存在，这就需要新的统治阶层采取措施弥合东西方矛盾，而项羽由于楚国贵族的阶层属性，在取得军事霸权后并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相反在一些重大问题上采取短视的政策，进一步激化了矛盾。

章邯统帅秦军投降后，面对这样一支武装力量，项羽集团并没有正确处理。“诸侯吏卒异时故徭使屯戍过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无状。及秦军降诸侯，诸侯吏卒乘胜多奴虏使之，轻折辱秦吏卒。” [2]310诸侯军队对秦投降士兵的侮辱，实质是对秦统治集团的报复，也是东西方矛盾的体现，项羽集团并没有从统一天下的角度进行包容协调，相反采取了极端的方式，“于是楚军夜击坑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2]310。而项羽以“富贵不回乡，如衣绣夜行”的理由拒绝定都关中，也就是放弃了融合楚文化、齐鲁文化、秦文化的机遇。之所以会有这样政策的短视，是因为项羽在政治上并不接受大一统的政治形态，而是以恢复楚国的霸权作为政治目标，当这一目标实现以后，项羽集团以征服者的姿态实施了一系列类似春秋战国时期“灭国绝嗣”的军事掠夺，这是由项羽的贵族阶层的属性所决定的，也是对秦文化的一种报复。

（三）贵族政治的落后性：分封制违背了历史发展潮流

当时，“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2]315 ，具备号令天下的政治优势和战略地位。但项羽并没有统一天下之雄心，而是“欲自王，先王诸将相”，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企图仿效春秋五霸，凭借拥有的军事霸权，构建一个以楚国为主导的分封制统治秩序。

关于中原地区的“统一”，西周时期就已经实现，只不过统一的形式表现为王权下的分封制。秦王朝的统一表现为“大一统”，就是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这是战国中叶以来各国变法运动和兼并战争的必然结果，构建以三公九卿制和郡县制为主体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在关中地区的秦国故地推行最为彻底，但是在山东六国故地，由于变法运动的不彻底，保留了大量世袭的贵族阶层，秦末地缘性政治势力的重组导致的六国复国运动，使得当时各诸侯都想恢复春秋战国时期的邦国林立、诸侯割据的政治局面以维持各自的现实利益。

项羽作为贵族势力的主要代表，迎合了“诸将相”的利益诉求，并进行了变通，“天下初发难时，假立诸侯后以伐秦。然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于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之籍之力也。义帝虽无功，故当分其地而王之”[2]315。项羽以反秦起义时的军功为标准，对“初发难”时六国复国运动所拥立的诸侯进行重新调整，先后分封了十八诸侯王。项羽推行分封制，维护了贵族阶层的利益，却违背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司马迁批评他“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2]339，指出项羽不建立秦朝业已构建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重回分封制局面，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这也是导致其最终走向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项羽对建立新统治秩序的选择，是由其贵族身份所决定的，项羽最终战败，也是贵族势力干预秦末政治进程的失败。

四、刘邦的胜利与平民政治的先进性

刘邦虽然出身平民阶层，但是也融合了贵族政治的某些特征。刘邦充分运用了宗法制与地缘性政治势力，通过丰沛籍子弟形成丰沛集团作为核心力量。平民政治对不同文化的包容使得刘邦集团能得到更广泛的支持，选拔人才上更看重才能而非出身，使得刘邦集团人才济济。大一统的政治局面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刘邦集团顺应这一趋势，是战胜项羽的根本原因。平民政治的先进性体现在如下方面：

关中地区是楚汉战争中刘邦集团的后方基地，“关中事计户口转漕给军，汉王数失军遁去，何尝兴关中卒，辄补缺”[5]418，成为刘邦取胜的坚强保障。关中后方基地的巩固，与刘邦对不同文化的包容密切相关。关中地区是秦国故地，刘邦入关后，不杀秦王子婴，并采取“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约法三章，悉除去秦法，诸吏人皆案堵如故”[5]5的政治举措，一定程度上弥合了战国以来东西方矛盾，获得了关中各阶层的大力支持，“人又益喜，恐沛公不为秦王”[5]5。反观项羽，入关后“屠烧咸阳秦宫室，所过无不残破”，自然是“秦人大失望，然恐，不敢不服”[2]311。这一对比，显示出平民政治的先进性。关中这一秦国故地居然能成为刘邦的后方基地，正是刘邦文化包容政策的成功。

刘邦集团人才济济，文有萧何、陈平、张良、郦食其等，都堪称一时之选，武有韩信、周勃、樊哙、灌婴等，猛将如云。虽然张良属于韩国旧贵族，但是大多数谋臣武将都是平民阶层，萧何、曹参是秦王朝基层官吏，周勃、灌婴、樊哙都是社会底层平民。刘邦自身就具备了平民政治家的优秀品格，坚韧有毅力，虚心纳谏，唯才是举，重视并极力拉动“贤士大夫”阶层，选择关中作为后方基地，这些政治家的远见也是贵族出身的项羽所不具备的。

在如何构建新的统治秩序上，刘邦集团摒弃了贵族政治，顺应历史潮流，谋求建立新的中央集权的政治格局，政治上的先进性与时代性，与项羽谋求贵族政治的局限与落后形成对立，刘邦最终战胜项羽，既是平民政治先进性的胜利，又是历史潮流的必然选择。

五、新统治秩序的建立：汉初布衣将相之局

刘邦开创的政治格局，清代赵翼概括为“汉初布衣将相之局”。事实上，布衣卿相从战国中后期就已经开始出现。李斯、白起、苏秦等人就以布衣之身而致王侯将相，秦王朝通过三公九卿制、郡县制巩固了官僚制度，因此，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是顺应历史潮流的继承与发展，是大一统的政治局面的具体表现。

战国中期以来列国变法运动极大地提高了平民阶层的政治参与度，并改变了春秋以前以贵族为主体的社会结构。秦王朝虽然在官僚制度的建设上打破了“世卿世禄”的贵族政治，但是其统治的主体，仍然是世袭的王族、贵族，正所谓“下虽无世禄之臣，而上犹是继体之主也”[6]36。反秦起义领导权被以项羽为代表的贵族势力掌握，他们将秦王朝关东政策的失败归因于大一统政治的失败，因此掀起六国复国运动，希望通过重建列国回到春秋战国的贵族政治形态，这无疑是历史的倒退。

新兴西汉王朝的社会基础，以中小军功地主和自耕农为主体，正所谓“汉祖以匹夫起事，角群雄而定一尊。其君起自布衣，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此气运为之也”[6]36。同时，刘邦以平民的身份认识到弥合东西方文化的重要，因此在攻占关中后，采取“约法三章”、封存府库等多项举措，甚至任命“秦吏”宣喻政令，因而赢得了关中父老的好感，“唯恐沛公不为秦王”。他采取措施弥合了秦文化与以楚文化为代表的关东文化的矛盾，楚汉战争胜利后更是采取定都关中的方式进一步巩固统一的局面。可以说，秦王朝的统一只是政治军事的统一，而刘邦建立的西汉王朝，除了政治军事的统一以外，还做到了文化认同的统一，而这正是贵族阶层所做不到的。

清代史学家赵翼对刘邦及其开创的政治格局大加赞扬：“于是三代世侯世卿之遗法始荡然净尽，而成后世征辟、选举、科目、杂流之天下矣。岂非天哉！”[6]36刘邦战胜项羽，从历史进程上看，是平民阶层战胜了贵族阶层，是布衣寒门战胜了世袭贵族，是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延续与发展。汉承秦制，西汉王朝的建立，使历史进入了历史发展的上升期，开创了两汉持续近400年的大一统繁荣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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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吴 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