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中山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关键词】春秋战国时期；中山国；鲜虞；周边国家；关系

【摘要】始建于春秋末年的中山国是古代少数民族狄族鲜虞部在今河北省中南部建立的诸侯国。在立国的200余年中，中山国在中原强国的夹缝中生存，几起几落，以“地方五百里”的“千乘之国”，却在各诸侯国的纵横纷争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并影响到各大国间的实力平衡关系。本文探讨了中山国在不同历史时期与晋、魏、赵、燕、齐等周边国家的关系，阐释了这个少数民族政权不屈不挠的顽强生存之路。

中山国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狄族鲜虞部在今河北省中南部建立的诸侯国，始建于春秋末年，战国中期达到鼎盛，后于公元前295年为赵国所灭。在长达200余年的风雨中，中山国在春秋“十二诸侯”、战国“七雄”等中原强国的夹缝中生存，成为仅次于七个“万乘之国”的“千乘之国”，堪称奇迹。本文试从不同历史时期探讨中山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一、鲜虞部族联盟时期与晋国的关系

中山早期称鲜虞，属于白狄族。西周时期，白狄活动于陕西北部和山西西北部一带，到公元前8世纪末，乘中原诸国混战之机，同其他戎狄族一起大举进入内地。当白狄进入太行山以东的广大地区后，占据了适于游牧的山区及部分农耕的丘陵及平原，逐步向外发展。春秋时期，狄族鲜虞部建立了鲜虞部族联盟，由鲜虞国、肥国、鼓国、仇由国等几个小国组成。

此时的鲜虞作为少数民族，其地位并不被周王室认可，《公羊传》记载：“（襄公）十有八年（前555年）春，白狄来。白狄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这样的身份使鲜虞无法为其他诸侯国所接纳，不能介入到当时诸国间的外事交往中。而从地缘上看，鲜虞西倚太行，北接弱燕，南与强晋为邻，尽管实力相差悬殊，但这一时期鲜虞的主要对手无疑是晋国，与晋的关系必然是充满火药味的争战关系。

公元前6世纪中后期的鲜虞部族联盟主要活动在滹沱河冲积扇地带，并以此为基地向四周扩张势力。这一带是整个河北平原自然条件较优越、经济较发达的地区，晋人对狄人在此拓地立邦当然不会坐视忍受。此外，公元前546年，晋、楚及其盟国在宋都商邱召开了弭兵会议，晋、楚两大国的争霸战争平息，这使晋可专心于对付鲜虞，所以在随后的20余年中，鲜虞屡遭晋国征伐。

公元前530年，“晋荀吴伪会齐师者，假道于鲜虞，遂入昔阳。秋八月壬午，灭肥。”[1]晋国的大将荀吴伪称与齐国军队会师，向鲜虞借道进入鼓都昔阳（今河北晋县西），但并未灭掉鼓国。秋八月，晋在返回途中灭肥（今河北藁城县一带），俘获肥国国君绵皋，肥国旧地归属了晋国。第二年冬，晋昭公得知鲜虞边境空虚，兵力涣散，即在鲜虞周围屯兵4000，又派甲车4000乘，仍由旬吴统帅“侵鲜虞，及中人，大获而归”[2]。公元前527年，旬吴再次率军攻鼓，俘虏了鼓的国君鸢。6年后，晋又“袭鼓灭之”[3]，鼓国被彻底毁灭。

因晋之征伐，鲜虞部族联盟由此而破，唯有鲜虞国还能继续与晋抗争。公元前507年的平中之战，鲜虞出兵晋国平中，大败晋军，生擒晋大夫观虎。次年，晋会诸侯于昭陵，谋为蔡伐楚，晋大夫旬寅言于范献子曰：“国家方危，诸侯方贰，将以袭敌，不亦难乎？水潦方降，疾虐方起，中山不服。弃盟取怨，无损于楚，而失中山。不如辞蔡侯。” 于是晋国拒绝了蔡侯伐楚的要求，一心对付中山。公元前505、504年，晋两次进攻中山，以报平中战败之仇。上引这段话见于《左传》，这是中山之名首次出现于史籍记载。此后，对鲜虞中山国，史书中兼称“鲜虞”、“中山”。

公元前497年，晋国发生内讧，中山开始介入列国纷争，趁机攻城掠地，削弱晋国实力。公元前494年，为救范氏，鲜虞人与齐、魏一起伐晋，取棘蒲（今河北赵县境内）。这说明鲜虞中山不仅收复了肥累、昔阳等城，而且向南扩地远至棘蒲。公元前492年，“齐魏围戚，求援于中山”[4]。次年，晋大夫旬寅因晋内乱逃奔鲜虞中山，为削弱晋国，中山与齐共“纳”旬寅于新占领的晋国属地柏人（今河北隆尧县西）。

为报复中山国，公元前489年春，晋大夫赵鞅“帅师伐鲜虞”[5]。这次进攻对鲜虞中山国的打击极为沉重，以至于此后20余年间，史籍对中山国没有只字记载。

其后，晋国又把矛头指向中山国最后一个属国仇由。晋国的智伯（名荀瑶）诡计多端，唯恐仇由国路险难行，遂新铸大钟一口，诡称送给仇由国君，使仇由国“斩岸堙溪”（辟山填谷）以迎钟。仇由丞相赤章蔓看透了荀瑶的诡计，多次劝说国君，但仇由国君得钟心切，不听劝阻，7天之后仇由被灭[6]。

最后，晋国开始进攻中山本土。公元前459～457年间，“荀瑶伐中山，取穷鱼之丘”[7]（今河北易县境内）。前457年，晋派新稚穆子伐中山，直插中山腹地，占领左人、中人（今河北唐县境内），“一日下两城”[8]。由于连遭晋国的报复性讨伐，中山呈现“其国数散，其君幼弱”[9]的状况。尤其自新稚穆子的征伐后，鲜虞中山似乎消失了，在众多史籍中一时均不见了它的踪影。

二、战国早期与魏国的关系

战国早期，中山国再次兴起并日渐强盛，但此时已称霸中原的魏国却意图吞并中山，壮大国势，使中山在振兴之初便遇上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公元前414年，“赵献侯十年，中山武公初立”[10]，建立了新的都城顾（今河北定州市），不仅收复了失地，而且开辟了新的疆域。此时的中山才真正建立了国家机构，“其国益强，遂建国备诸侯之制，与中夏抗欤！”[11]同时，中山国还受到周天子的册封和各诸侯国的认可，这从中山王墓出土的带铭中山侯钺可以看出。铭文曰：“天子建邦，中山侯惟作兹军斧，以儆厥众。”[12]可惜，这位颇有建树的君王刚刚使国家步入正常的运行轨道，便不幸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刚刚即位的桓公年幼无知，“不恤国政”，中山落后的风俗也使它有着自取灭亡的先兆。《吕览·先识》中晋太史屠黍对中山之俗的分析就入木三分：“中山之俗，以昼为夜，以夜继日，男女切倚，固无休息。康乐歌谣，其主弗知恶，此亡国之风也。”

与此同时，中山西面的邻国魏国由于魏文侯的政治革新而强大起来，与西方的秦国展开了连年会战，攻取了秦国的河西地区，成为中原霸主。中山与之相邻，且实力日益强大，无疑成为继秦之后魏国的首要之敌和国土扩张的对象。此外，魏国吞并中山还有另一层意义，即借以增强对另一个强邻赵国的震慑。

公元前408年，魏国派遣著名将领乐羊、吴起统帅军队进攻中山，由于中山的顽强抵抗，历三年苦战方被魏灭掉。同年，魏文侯把太子击封于中山，因太子击只有14岁，文侯忧其少弱，派得力大臣李悝为相辅佐，并“封乐羊以灵寿”。李悝治理中山实行了一些宽容的政策，不听窕言，不受窕货（见《韩非子·难二》），当地居民得以安居乐业，缓和了中山人对魏的仇视。公元前403年，太子击思念他的父亲，由其傅赵仓唐使魏，用巧妙的言辞打动了魏文侯，把他召回，换少子挚出封。

魏在中山的统治长达20余年。在文化较先进的魏国统治下，中山和中原各国加强了交往，促进了与先进的华夏文明的交融，使经济、文化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这些为后来中山复国后的强盛以及与列国的交往、抗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战国中期与赵、燕、齐等国的关系

中山被魏占领后，“不恤国政”的桓公经过20余年的反思，重又积蓄力量，与强大的魏国抗争，终于在公元前380年前后重新复兴了中山国，并于灵寿（今河北平山县三汲村附近）重新建都。成公即位后，继承先祖遗风，继续学习中原先进的社会制度，发展生产力，使国势得到进一步加强。

复国之初的中山尚可在各国关系中保持中立，但由于地处赵国“腹心”，东、西、南三面皆被赵国包围，仅东北一隅与燕相邻，政治、经济、军事、交通地位十分重要，堪称“控太行之险，绝河北之要”，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出现错综复杂的局面。与燕、赵两国是时战时和，而“隔赵相望”的齐国则态度暧昧，在中山与燕、赵的斗争中常站在中山国一边，意图利用它来牵制燕、赵二国。而中山也正可“负齐之强”，保证自己在大国夹缝中的生存和发展。“五国相王”之后，为了得到更多的利益，中山不断改变依附和进攻的对象，最后被周边国家彻底孤立起来，终被赵国所灭。

中山复国不久，赵便先后两次进攻中山。公元前377年，赵“与中山战于房子”，第二年，“赵伐中山，又战于中人”。在成功抵御赵国的入侵后，“赵成侯六年（公元前369年），中山筑长城”[13]，这也让人看到桓公复国后巩固疆域、加强防备的振兴景象。成王时，中山国势更强，又倚强齐，与赵相互抗衡，发生了震惊赵国的“引水围”事件。邑（今河北高邑县境内）原为中山属地，被赵国强占。公元前332年齐、魏共同伐赵时，中山军队趁机决槐水围邑，迫使赵军龟缩在城之中，直至齐、魏撤军，中山军队才离开这里。这次事件成为30余年后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消灭中山国的导火索。

公元前327年前后，中山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君王——王登上了历史舞台。此后十余年间，中山国富兵强，先是参与“五国相王”，后又伐燕取得大胜，“错处六国之间，纵横捭阖，交相控引，争衡天下”[14]，进入最为鼎盛的历史时期。

公元前325年，秦国称王。秦经过商鞅变法后，国势、兵力已远远强于山东六国，开始向东扩张，占领了魏国的大片土地。魏极力讨好齐国，指望齐国派兵救援，齐却一直按兵不动。秦的扩张政策不仅使魏国惊慌不已，也引起韩、赵的恐惧。于是，公元前323年，由魏国犀首（即公孙衍）发起倡议，联合韩、赵、燕、中山几国共同“相王”（即称王），以抵御秦、齐、楚等大国的侵略。在称王的诸侯国中，只有中山是“千乘之国”，其余四国都是“万乘之国”，足以证明中山的政治、经济地位及影响与中原诸国相当，且在和平时期与燕、赵等国联系紧密，有许多政治上的往来。对此，《战国策·中山策》上有一些相关的记载。但中山称王时受到齐国的极力阻挠，“闭关不通中山之使”，虽最终“与燕赵为王”[15]，但也埋下了与齐国之间怨恨的种子。

公元前314年，燕国内乱，齐国打着平燕内乱的旗号攻进燕国。中山国见有机可乘，就背弃了与燕共同称王的同盟，派相邦司马“亲率三军之众，以征不义之邦”[16]，夺取燕国城池数十，占领其疆土方圆数百里，同时还掠取了燕国许多财物。

中山此次伐燕固然与其军队骁勇善战、实力强大有关，倚恃强齐也是一个重要原因。齐伐燕后，无意退兵，引起了以赵为首的其他诸侯国的不满，共谋伐齐救燕，燕人也奋起反抗。齐在各国军事压力下不得已把军队撤出，赵武灵王把燕公子职从韩召来，派乐池送到燕去，立为王，这就是燕昭王。这次战争使燕、赵两国更紧密地站到了一起，而中山虽获利颇丰，却因背信弃义不容于列国，并与燕、赵二国结下世仇，无怪乎王在位时即告诫后嗣：“邻邦难亲，仇人在旁。呜呼念之哉！子子孙孙，永定保之，毋并厥邦。”[17]

王死后，继任的由于内政外交政策的不当，使中山国国力逐渐衰落，出现了“战士怠于行阵”、“农夫惰于田”[18]的国贫民散状况。这与赵武灵王发奋图强，实行胡服骑射，矢志要“报中山之怨”[19]形成鲜明的对照。尤其赵国对在其“腹心”的中山国久有吞并之心，于是乘中山国弱之机，自公元前307年起，连续向中山发动了七次进攻，到公元前296年，联合齐、燕最终灭掉中山，达到了吞并中山的目的。公元前295年，中山的傀儡国王尚被赵迁往陕西肤施，“千乘”强国中山国的历史至此被划上了永久的休止符。

纵观中山国自建国起，直至终被赵国所灭这200多年中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可谓是在斗争中求发展，体现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不屈不挠的顽强生命力。尤其到战国时期，虽然只是“地方五百里”的“千乘之国”，却在各诸侯国的纵横纷争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它的外交立场往往影响到各大国间的实力平衡关系，正如清代王先谦所言：“战国所以盛衰，中山若隐为之枢辖。”[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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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左传·昭公》十二年、十三年、二十二年。

［4］［5］《左传·哀公》三年。

［6］李建丽、姚苑真：《战国中山国史话》，地质出版社，1997年。

［7］《竹书纪年》。

［8］《吕氏春秋·慎大篇》。

［9］《说苑·辨物》。

［10］［13］［19］《史记·赵世家》。

［11］《战国策·中山策·补》。

［12］中山侯铜钺铭文，见《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文物出版社，1995年。

［14］［20］王先谦：《鲜虞中山国事表·疆域图说》。

［15］《战国策·中山策》。

［16］［17］中山王鼎铭文，见《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文物出版社，1995年。

［18］《韩非子》难二、外储说左上。

〔责任编辑：许潞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