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群都”现象:上古文明史与国家史的考察

摘 要：自文明初期开始形成区域文化影响的古国，以中原地方遗存最为集中。中原多处历史悠久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可以借用蔡邕《述行赋》的说法，称之为“群都”。考古学的新收获使我们对这种历史真实的认识越来越清晰。上古时期“群都”这一历史存在所体现出的中原地区作为文化重心的地位，自有交通地理方面的优势条件。中原“群都”作为文化地理现象，也可以通过生态环境史视角的自然地理的考察说明其背景。

关键词：中原；上古；群都；文明史；国家史；生态环境史

中图分类号：K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2)04—0134—07

秦汉时人考察前代政治史的遗存，注意到中原地方政治中心的集中，有所谓“群都”的表述。中原“群都”的历史存在，体现出这一地区作为文化重心的地位。相关的探索，可以自文明初期起始。

一、“城”的出现与文明初期的中原古都

有学者指出，“早在距今约4000年的龙山文化晚期，河南就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批城堡，它可以称之为城市发展史上的胚胎期。”“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郾城郝家台都经过大面积的科学发掘。”据考古工作者总结，“这一时期的城堡，大致呈正方形，面积约在1万至4万平方米左右。城内布局主要是排列有序的排房建筑，城垣的夯筑技术还比较原始，淮阳平粮台古城址的发掘中，还发现了南门的门卫房，南门路土下敷设的陶排水管道，说明当时的城市建设，已经具有一定的规划”。①相关考古收获，还有新密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②、平顶山蒲城店龙山文化城址③、温县徐堡龙山文化城址④、博爱西金城龙山文化城址⑤、新密新砦龙山文化至二里头文化城址⑥、郑州大师姑二里头文化城址⑦等。有的考古学者认为，“城址是‘文明’的最为重要的物化载体，是国家的最为主要的政治统治、文化礼仪、经济管理、军事指挥活动的‘平台’”⑧。对于这样的论点或许因有的成熟的文明未必发现了这样的“载体”而存在不同意见，但是对于中国早期文明的研究，城址确实是重要的判定条件。苏秉琦划分考古学文化的六大区系，“同以往在中华大一统观念指导下形成的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国民族文化先从这里发展起来，然后向四周扩展，其他地区的文化比较落后，只是在中原地区影响下才得以发展的观点有所不同，从而对于在历史考古界根深蒂固的中原中心、汉族中心、王朝中心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但是仍然肯定“中原是六大区系之一，中原影响各地，各地也影响中原”。⑨各“区系”之间文化进程的未必同步和文明积累的未必平衡，则可以通过考古资料和历史资料的具体分析有所认识。我们这里的讨论，“中原”的定义与苏秉琦“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⑩有所不同，区域界定主要以现今河南省内的黄淮流域地方为主。

二、鲧禹神话和早期的“城”

所谓“城垣的夯筑”，是早期文明的主要标志。在黄河流域原始时代末期，华夏文化共同体迈上文明的初阶，是以鲧、禹治水由失败转而成功作为鲜明的历史标志的。鲧治水事迹，其实是富有神话色彩的传说。《山海经•海内经》中有这样的记述：“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郭璞注：“‘息壤’者，言土自长息无限，故可以塞洪水者”。对于“息壤”的解说意见纷杂，我们以为应当重视东汉学者高诱的判断。《淮南子•地形》：“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高诱注：“息土不耗减，掘之益多，故以填洪水。”按照高诱的说法，“息土”的神性，其实正在于“不耗减，掘之益多”。能够迎洪水冲激而“不耗减”，正是夯土的特征。夯筑层土，令其坚实，以阻御洪水，是传统防治水害的方式，即吕思勉所谓“此盖古代治水诚有之事，抑亦其恒用之法”。吕思勉又就《国语•晋语下》的记载有所分析，“太子晋言共工‘隳土堙卑’，即取土壤以填低地之事。其云‘壅防百川’，‘壅’者遏绝之；欲‘堙卑’，斯必不免于壅川矣。‘防’者，筑为堤防，《史记》所谓鲧作九仞之城以障水也”。注意到“息壤”和“城”的关系，是重要的发现。不仅“不耗减”，而且“掘之益多”，体现出夯土的基本特性。夯土密度大于一般土壤，更大于新掘之疏土，可能是“息壤”神话之所以形成的另一重要原因。

《九章算术•商功》有计算“功程积实”的算题，指出了汉时建筑工程中土方测计的一般比例：“今有穿地积一万尺。问为坚、壤各几何。答曰：为坚七千五百尺。为壤一万二千五百尺。术曰：穿地四，为壤五，为坚三，为墟四。以穿地求壤，五之；求坚，三之；皆四而一。以壤求穿，四之；求坚，三之；皆五而一；以坚求穿，四之；求壤，五之；皆三而一。城、垣、堤、沟、堑、渠，皆同术。”对于土壤结构的这种变化，刘徽解释说：“‘壤’谓息土。”“‘坚’谓筑土。”“‘墟’谓穿坑。此皆其常率。”《说文•土部》：“壤，柔土也。”段玉裁注引麋信云：“齐鲁之间谓凿地出土、鼠作穴出土皆曰‘壤’。”按照《九章算术•商功》中提出的比率，“穿地”即掘地体积为4者，则掘出的“壤”，即“柔土”、“息土”体积为5，而再夯击为“坚”，即“筑土”，则体积为3。可见，夯土即“坚”和疏土“壤”的体积比例为3∶5。刘徽“‘壤’谓息土”，“坚’谓筑土”的解释，特别值得我们注意。

鲧又是传说中城郭建筑的创始者。《吕氏春秋•君守》：“夏鲧作城。”高诱注：“鲧，禹父也，筑作城郭。”《世本•作》也写道：“鲧作城郭。”《淮南子•原道》也有“夏鲧作三仞之城”的记载。《意林》引《风俗通义》：“按《世本》：‘鲧作城郭。’城，盛也；郭，大也。”《初学记》卷二四引《淮南子》：“鲧作城。”引《吴越春秋》曰：“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钱穆曾经论述“城”的早期作用：“耕稼民族的筑城有两种用意：一是防游牧人的掠夺，而另一是防水灾的飘没。”徐旭生也曾经指出：“城同堤防本来是同一的东西：从防御寇盗说就叫作城；从防御水患说就叫作堤防。”鲧所筑之堤防，“也就是鲧所作的城或城郭”，“大约就像今日北方乡间所筑的土寨子或叫做护庄堤”。宋代诗人刘克庄《登城五首》之四：“漫费人蒸土，常如物溃堤。傍疑为息壤，下恐有蟠泥。”就由“城”、“堤”联想到“息壤”。中国远古先民发明和应用的夯土技术，是适应黄河中下游地区较普遍的地理条件的最经济的最有效的工程形式之一。中国夯土技术的出现，在世界古代建筑史上记录了极富光彩的一页。以最普通的材料，用最简便的方式，筑土防洪，水涨堤高，可能正是“土自长息无限，故可以塞洪水”神话的由来。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发现了东西相连、先后修筑的两座夯土围墙建筑。其中一座略呈方形，西墙和南墙各长90多米，有人认为这处作为防御性设施的城堡，很可能和禹都阳城有关。其建筑形式是，先下掘基槽，然后在基槽内填土，逐层夯筑，当与地面相平时，夯土层再向两侧加宽，继续向上夯筑，从夯土印痕看，当时是用河卵石作为夯筑工具的。河南淮阳平粮台还发现了另一处早期城址。城墙的建筑方式比较原始，即先用小版夯筑宽度不足1米的土墙，然后以此作为城墙内壁，在其外侧堆土呈斜坡状层层夯实。从夯印看，当时曾经使用以4根木棍合绑而成的简单夯具。王城岗城址东城的东墙、北墙、南墙东段和西墙北段，都被山洪和河水冲毁。平粮台城址仅留宽1.7米的城门。这些迹象，似乎也都可以说明防洪可能确实是早期城郭建筑的主要目的之一。鲧禹治水神话发生于历代水害频繁的中原地方，而文明初期的城址也在这里集中发现。讨论中国城市史，不能忽略这样的事实。

三、三代中原“群都”

文献记载的夏都阳翟、斟寻、商丘、斟灌、原、老丘、西河等地，商都亳、隞（嚣）、相、邢（庇、耿）、奄、殷等地，有的已经为考古学收获所证实。这些都城，多数可以确定位于中原地区。周王朝则在洛阳建设了都城。于是研究者对于中国都城史的分期，有按照地域集中的特征，将前期称为“中原期”的。对于夏商时代的都城，有学者以为“屡迁”之说不可信，认为当时实行着“主辅都制度”。“屡迁”说和“主辅都制度”说两种意见的区别，一说在大致同一时间使用这些都城，一说在不同时间相继使用这些都城。这样的异见，其实并不严重影响我们对上古中原地区“群都”现象的考察。

有学者说：“都城是每个朝代的政治中心。”其实，应当注意到中国古史有若干政权分立的时期。如果仅仅以统一王朝的政治模式理解历史，会形成空白和缺失。而秦统一以前如两周历史文化热烈灿烂的局面，如果只以周王朝的“政治中心”来理解社会文明的基点、枢纽和重心，也是不符合历史真实的。东周时期，中原的“群都”形势有更典型的体现。河南经过考古调查和考古发掘所认识的东周列国都城和重要城邑，有新郑郑韩故城、上蔡蔡国故城、潢川黄国故城、濮阳戚城、偃师滑城、辉县城关共城、淮阳陈楚故城、淇县卫国故城、洛阳东周王城、登封阳城、商水扶苏城、淮滨期思古城等30余座。已经进行考古工作的列国都城，面积悬殊。郑韩故城达20余平方公里，蔡国故城约7平方公里，黄国故城只有约3平方公里。列国一般城邑往往在1平方公里左右。对于这些重要都邑的形制、规模和内部结构的认识，已经取得了许多具体的信息。

四、“僻陋之国”的崛起及其向中原的靠拢

《周礼•天官•小宰》：“掌治法以考百官府群都县鄙之治。”郑玄注：“群都，诸采邑也。”这里说到“群都”，似并未有关注历史区域文化的思考。蔡邕《述行赋》记录作者中原行旅感受，最后也说到“群都”：“历观群都，寻前绪兮。考之旧闻，厥事举兮。登高斯赋，义有取兮。则善戒恶，岂云苟兮。”，文中“历观群都”，是“述行”的交通实践记录，也是怀古的历史文化感叹。推想当时蔡邕“历观”的“群都”，很可能主要是东周的城郭建筑遗存。

春秋时期，诸强国逐渐崛起，出现了外围地区强势集团压迫中原的新局面。这一变化，正如《荀子•王霸》所说，“虽在僻陋之国，威动天下，五伯是也。”“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有学者论说，因楚、吴、越的兴起，“重心开始南移”，“中国国都的精神，也开始钟灵于南部。”战国时期最为强盛的主要大国均处于中原外围，《荀子•强国》说秦的“威强”“广大”，也使用了“地遍天下”，“威动海内，强殆中国”语。对照理解“中国”和“天下”、“海内”概念，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并不可以简单地以为“中国”与“天下”、“海内”可以完全等同。《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驺衍说：“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与“天下”的空间感觉极其悬殊。清代学者胡渭《禹贡锥指》写道：“古之所谓‘中国’者，《禹贡》甸侯绥方三千里之地也。”所提出的认识，可能接近多数人的理解。

战国时期多数强国都有都城移动的历史，即迁徙向中原的靠拢。以楚国为例，楚都起初在江陵郢城（今湖北江陵），楚顷襄王迁至陈（今河南淮阳）。于是其统治中心由江滨向北移动，迁到淮滨。其地临鸿沟，已经处于方城以外。此后，楚都又迁至巨阳（今安徽阜阳北），楚考烈王又迁都至寿春（今安徽寿县）。楚都沿淮河向东移动的迹象是非常明显的，这一态势，与楚向北扩张，方向是大体一致的。趋向共同的历史现象，是赵国都城从晋阳南移，魏都由安邑迁至大梁，秦都自雍城移至咸阳。燕国在蓟都之后，燕下都成为国家行政中心，也体现出往中原移动的趋向。趋向中原迁都动幅最大的，是越国自山阴迁都至琅邪。有学者指出，这一举措，与“句践灭吴后急于争霸关东的心态”有关。历史文献的相关遗存，有《吴越春秋》卷六《越王伐吴外传》：“越王既已诛忠臣，霸于关东，从琅邪起观台，周七里，以望东海。”《越绝书》卷八《外传记地传》：“句践伐吴，霸关东，从琅琊起观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水经注•潍水》：“琅邪，山名也，越王句践之故国也。句践并吴，欲霸中国，徙都琅邪。”

战国时期，中原曾经是列国盟会的热点。在东周时代列国政治领袖出行的历史记录中，以秦国历代国君远行经历最为醒目。他们主要的出行方向，也有面对中原的一致性。先秦列国故都在秦汉时期依然表现出某种文化优势。司马迁撰著《史记》的文化准备，即包括对历代名都的实地考察。他曾经以“太史公曰”的形式回顾这种特殊的考史的历程。其中《魏世家》“吾适故大梁之墟”，《春申君列传》“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孟尝君列传》“吾尝过薛”，都是“历观”故都的行旅实践。《太史公自序》所谓“讲业齐、鲁之都”，对于《齐太公世家》“吾适齐”、《孔子世家》“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之“齐”“鲁”也明确有“都”的定位。至于对“彭城”等地的考察，也可以理解为同样的访古经历。从司马迁到蔡邕，我们看到，在汉代知识人的历史记忆中，中原“群都”之“前绪”与“旧闻”的鲜明深刻。

五、中原“群都”形成条件的交通史考察

秦始皇统一后，中央集权的一项非常重要的举措，就是前215年的“坏城郭”。碣石刻石写道：“遂兴师旅，诛戮无道，为逆灭息。武殄暴逆，文复无罪，庶心咸服。”“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地势既定，黎庶无繇，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群臣诵烈，请刻此石，垂著仪矩。”其中所谓“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张守节《正义》解释说：“堕，毁也。坏，坼也。言始皇毁坼关东诸侯旧城郭也。”作为创造“天下咸抚”之重要条件的措施，可能在“土域”、“地势”、“险阻”诸层面之上，另有文化象征方面的考虑。一如《艺文类聚》卷六引《地理志》曰：“秦望气者云东南有天子气，使赭衣徒凿云阳县北冈，改名曲阿，又曰天门”故事，可能只是象征性的破坏。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战国名都遗址依然高伟。也许先秦旧都，在一定意义上仍保留有秦始皇以为“无道”“暴逆”的政治影响的遗存。不过，我们对于秦始皇“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的直接理解，首先还在于改善交通条件的考虑。“凿云阳县北冈”改称“天门”，也透露出这种理念。

文明初期的政治建设曾经非常注重交通条件。先古圣王的政治成功也因自交通实践的辛劳。传说黄帝以“轩辕氏”为名号，所谓“轩辕”得名，一说“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又以为号”。一说“作轩冕之服，故曰轩辕”。“轩辕”，其实原义是指高上的车辕。《说文•车部》：“辕，辀也。”“辀，辕也。”“轩，曲辀藩车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谓曲辀而有藩蔽之车也。”“小车谓之辀，大车谓之辕。”“于藩车上必云曲辀者，以辀穹曲而上，而后得言轩。凡轩举之义，引申于此。曲辀所谓轩辕也。”“轩辕氏”以及所谓“轩皇”、“轩帝”被用来作为后人以为中华民族始祖的著名帝王黄帝的名号，暗示交通方面的创制，很可能是这位传说时代的部族领袖诸多功业之中最突出的内容之一。《文选》卷一班固《东都赋》写道：“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舆，造器械，斯乃轩辕氏之所以开帝功也。”“舟舆”等交通工具的创造，被看作“轩辕氏之所以开帝功”的重要条件。交通事业的成就，也被理解为帝业的基础。李善注引《周易》曰：“黄帝、尧、舜氏刳木为舟，剡木为楫。”也将交通工具的发明权归于黄帝等先古圣王。

炎帝又有“连山氏”称号，早期易学亦有称作《连山》或《连山易》的文献。通过“连山”之“连”的字义分析，也可以推进对早期交通的认识。《说文•辵部》：“连，贠连也。”段玉裁以为“贠连”应正之为“负车”。以为“连”即古文“辇”也。段玉裁注：“《周礼•乡师》‘輂辇’，故书‘辇’作‘连’。大郑读为‘辇’。‘巾车连车’，本亦作‘辇车’。”指出“连”与“辇”的关系的，还有高亨《古字通假会典》。其中凡举四例，除《周礼•地官•乡师》“正治其徒役与其辇辇”，郑玄注：“故书‘辇’作‘连’，郑司农云：‘连读为辇’”之外，又有三例：1.《周礼•春官•巾车》：“辇车组輓。”《释文》：“‘辇’本作‘连’。”2.《战国策•赵策四》：“老妇恃辇而行。”汉帛书本“辇”作“连”。3.《庄子•让王》：“民相连而从之。”《释文》：“司马云：‘连读曰辇。’”“连”字“从辵车”，《说文》归于《车部》。段玉裁说，“‘联’‘连’为古今字，‘连’‘辇’为古今字，假‘连’为‘联’，乃专用‘辇’为‘连’。大郑当云‘连’今之‘辇’字，而云读为‘辇’者，以今字易古字，令学者易晓也。许不于《车部》曰‘连’古文‘辇’，而入之于《辵部》者，小篆‘连’与‘辇’殊用。故云‘联，连也’者，今义也；云‘连，负车也’者，古义也。”所谓“‘连，负车也’者，古义也”，使人联想到“连山”名号出现的时代，很可能如黄帝传说“抚万民，度四方”，“披山通道，未尝宁居”等情形，同样经历着辛苦的交通实践。屈原《远游》所谓“炎帝”“直驰”，“往乎南疑”而“览方外之荒忽”，正是远古先王交通行为的映象。

交通的创制成就着先古圣王的政治事业，考察文明初期的中原“群都”现象，首先应当注意到，这里因平原辽阔，提供了非常便利的交通条件。《战国策•魏策一》说，“魏地方不至千里……埊四平，诸侯四通，条达辐凑，无有名山大川之阻。”据《荀子•荣辱》，中原地方有“巨塗”、“小塗”等不同等级的道路相互联系，指出了中原古都的交通优势。所谓“天下之中”指出了中原“群都”现象形成的另一交通因素。由于位于华夏文明圈中心，中原具有部族联盟领袖得以“分州土，立市朝”的条件。中原地方便于控制天下，管理天下，如《史记•周本纪》所说：“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又《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以此为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

正是在这样的行政地理和交通地理条件的基点上，形成了巡狩传说。《说苑•修文》：“天子五年一巡狩，岁二月东巡狩至于东岳”，“岁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岁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岁十一月北巡狩至于北岳”。然而有人议论，“舜一岁而巡四岳，南方多暑，以五月之暑而南至衡山，北方多寒，以十一月之寒而至常山，世颇疑之。《汉书•郊祀志》：武帝自三月出行封禅，又并海至碣石，又巡辽西，又历北边，又至九原，五月还甘泉。仅以百日行万八千余里，尤荒唐矣”。这是因为以宋代帝王行为比量古事，不能理解上古勤政风格。其实，当时帝王出巡，也不似后世铺张，“王乃时巡，车徒简易。非如后世有千乘万骑辨严之难也”。其实，宋儒不能理解先古巡狩故事的另一个原因，是不明了早期中原国家并没有很辽阔的版图。《尔雅》卷七《释山》：“泰山为东岳，华山为西岳，霍山为南岳，恒山为北岳，嵩高为中岳。”郭璞注以为霍山即天柱山，恒山即常山。当时北岳在今河北石家庄附近，南岳所在也并没有超出通常理解的中原地域很远。

六、中原“群都”形成条件的生态史考察

古帝王巡狩，其条件，有人说不仅在于社会方面，也在于生态方面，即所谓“四陲无犬吠之警，中原蔼休和之气”。中原行政中心的确定，在于“地中”。其测度和选择，是考虑到生态条件的。如《太平御览》卷一五八引《周礼•大司徒》曰：“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影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这当然是以农耕为主体经济形式的国家建设的正常考虑。宋儒邵雍有诗句：“洛阳古神州，周公尝缕陈。四时寒暑正，四方道里均。”以为定都洛阳，交通条件和生态条件并重。同样的意见，又见于华镇的说法：“周公相成王，成文武之业，然后占星测景，考天地之中，作洛邑以会诸侯。俾朝觐贡赋，四方远近，道里均一。当风雨之所会，得阴阳之所和，极制作之美，以尽帝王之能事。”欧阳修也写道：“说者多言洛阳于二河间，古善地，昔周公以尺寸考日出没，测知寒暑，风雨乖与顺于此。此盖天地之中，草木之华得中气之和者多，故独与它方异。”

对于中国古代气候变迁，蒙文通、竺可桢、胡厚宜、王树民等都曾发表论著，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认真的考察。竺可桢发表于1972年的论文《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对于黄河流域古气候有更切实的关注。其中指出，根据半坡人捕获物有亚热带动物水麞和竹鼠，“推断当时的气候必然比现代温暖湿润”。殷墟发现动物遗存除了水麞和竹鼠外，还有獏和水牛等。从殷墟卜辞的内容看，降雪少见，又有猎获象的记录。“当时安阳人种稻”，下种的时间比现在的安阳要早一个月。因此，“仰韶和殷墟时代是中国的温和气候时代。”“周朝初期气候温暖”，有些迹象又表明“周朝早期的寒冷情况”，然而这一情况没有延续很久，“大约只有一、二个世纪，到了春秋时期又和暖了。”“在战国时期，气候比现在温暖得多。”“到了秦朝和前汉（前221—23）气候继续温和。”“司马迁时亚热带植物的北界比现时推向北方。”“到东汉时代即公元之初，我国天气有趋于寒冷的趋势，有四次冬天严寒，晚春国都洛阳还降霜降雪，冻死不少穷苦人民。”竺可桢引张衡《南部赋》“穰橙邓橘”文句，以为可以说明“河南省南部橘和柑尚十分普遍。”而曹操种橘于铜雀台，只开花而不结果，气候已较汉武帝时代寒冷，曹丕黄初六年（225），“行率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戎卒十余万，旌旗数百里。是岁大寒，水道冰，舟不得入江，乃引还”。竺可桢指出，“这是我们所知道的第一次的记载的淮河结冰。那时气候已比现在寒冷了。这种寒冷气候继续下来，每年阴历四月（等于阳历五月份）降霜。直到第四世纪前半期达到顶点。在公元366年，渤海湾从昌黎到营口连续三年全部冰冻，冰上可以来往车马及三、四千人的军队。徐中舒曾经指出汉晋气候不同，那时年平均温度大约比现在低2°－4℃。”

近年来，聚落考古学和环境考古学的结合受到重视。以中原地方为对象的相关工作包括对古都的生态环境条件的认识有所推进。许多收获可以印证和充实以往的相关研究。据考察，距今大约8000年至5000年间，“驻马店地区高温高湿”，“至龙山文化时期，进入温湿度较低的温暖湿润气候”，龙山文化后期，“洪水泛滥增加”。“二里头文化初期，气候的温湿度又有所增加”，河流水文状况“有利于人类活动”，但是“易发生洪水危害”。山西陶寺龙山文化遗址发现鳄皮制品，有学者以为“表明了当时中原地区具有类似现今长江流域的气候特点”。通过对新砦遗址遗存的孢粉分析以及全岩样品的化学组合分析、氧碳同位素分析、有机组分分析，得知新砦第二期的中晚阶段“洪水频发”，“当时决口扇上泛滥河道水深流急”，“在先民居住地附近形成大片的水域”。有研究者认为，生态环境的这一变化，“对当时人类文明的兴衰带来极大的影响。”“另一方面，通过对洪水的抗争，早期夏文明得以巩固和发展。”这正是鲧禹治水传说生成的年代，而历史在中原大地最显著的遗存，是文明初期的城址群。通过对郑州商代遗址的孢粉和硅酸体分析，可知仰韶时期中原气候为“温暖的亚热带气候”。商代“比仰韶时期略差”，但“气候仍为温暖湿润的”。商代经济的发展和商都的确定，也与生态环境条件有密切的关系。关于中原“群都”之形成因素的认识，因此得到了新的条件。在这样的学术基础上，已经可以对早期文明史和早期国家史的若干迹象进行初步的说明。当然，要全面地认识和理解这一历史进程，我们深心期待可以推进相关研究的新的考古发现。

注释

①杨育彬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第41—43页。⑥赵春青：《新密市新砦龙山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时期城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4》，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244页。②蔡新法：《新密市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4》，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240页；蔡新法、马俊才：《新密市古城寨龙山城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6》，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269—270页。③魏兴涛、赵文军、楚小龙：《平顶山市蒲城店龙山文化及二里头文化城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6》，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269—270页。④《中国文物报》2007年2月2日，《温县徐堡龙山文化城址及西周至汉宋明清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7》，文物出版社，2008年。⑤王青、王良智：《博爱西金城龙山文化城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8》，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270—271页。⑦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师姑（2002—2003）》，科学出版社，2004年。⑧刘庆柱主编《中国考古发现与研究（1949—2009）》，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1页。⑨⑩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32、30页。《国语•晋语三》：“公孙枝曰：‘不可。耻大国之士于中原，又杀其君以重之，子思报父之仇，臣思报君之雠。虽微秦国，天下孰弗患？’”《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载主父偃语：“七国谋为大逆，号皆称万乘之君，带甲数十万，威足以严其境内，财足以劝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为禽于中原者，此其故何也？”“中原”都不包括秦国重心地方即“关中（陕西）”。今本《国语》作“堕髙堙庳”。吕思勉：《共工、禹治水》，《吕思勉读史札记》甲帙“先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75页。《淮南子•原道》：“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艺文类聚》卷六三引《淮南子》曰：“鲧作九仞之城。”引《博物志》曰：“禹作城，强者攻，弱者守，敌者战。城郭自禹始也。”《春秋谷梁传•隐公三年》杨士勋疏引麋信云与此文同。杨慎《升庵集》卷五《息壤辩》引“《九章算术》云穿地四，为壤五，为坚三，壤是息土”，徐文靖《管城硕记》卷一五引“《九章算术》穿地四，为壤五，壤为息土”，然而都没有继续深究“息壤”“息土”之说。《水经注•河水二》：“《世本》曰：‘鲧作城。’《风俗通》曰：‘城，盛也，从土成声。’”钱穆：《论秦以前的封建制度》，《读史杂志》第2期1939年6月。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46页。《后村集》卷一二，《四库全书》卷一三六。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文物》1983年第3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周口地区文化局文物科：《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王子今：《“息壤”神话与早期夏史》，《中州学刊》2003年第5期。张国硕：《夏商时代都城制度研究》，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38页。叶骁军：《都城论》，甘肃文化出版社，1994年，第7、8页。张国硕《夏商时代都城制度研究》第45—66页以为这种“主辅都制”对东周一些诸侯国形成影响。楚之都城为郢，但《国语•楚语上》记载楚灵王在陈、蔡、不羹三县筑城，‘赋皆千乘’，称为‘三国’。韦昭注曰：‘三国，楚别都也。’武城也是楚的辅都之一。”“武城有宗庙，楚王常到武城驻次。鄢更是楚的辅都之一”。“齐国在战国时代曾实行五都制度。据《战国策•燕策一》记载，除主都临淄之外，齐国在四境分设平陆、高唐、即墨、莒辅都。燕之主都为蓟，另设下都辅都。”“郑国曾有别都栎。”“战国时期秦国都城雍、栎阳二都并存，亦应为主辅都制。”第222页。今按：所说栎阳为秦都不确。认真分析文献记载，并证之以考古资料，可知栎阳非秦都。参看王子今《秦献公都栎阳说质疑》，《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5期；《栎阳非秦都辨》，《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3期。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9页。陆德明《音义》：“注释曰云‘群都，诸采邑也’者，谓大都、小都、家邑三处也。”《周官义疏》卷三引李叔宝说：“群都亦謂公邑也。”《蔡中郎集》卷四；《文选》卷一四鲍照《舞鹤赋》李善注引作《述行赋》；卷二八陆机《前缓声歌》李善注引作《述征赋》；又《水经注》卷七《清水》亦引作《述征赋》。姜渭水：《中国都城史》，和平出版社，1957年，第136—137页。对照《荀子》书中有关“中国”的表述，有助于理解“中国”的文化地理涵义。《荀子•王制》论“王者之法”“四海之内若一家”，有这样的文句：“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紶、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可知“中国”是指四海之内。又《荀子•致士》说：“川渊深而鱼鳖归之，山林茂而禽兽归之，刑政平而百姓归之，礼义备而君子归之。故礼及身而行修，义及国而政明，能以礼挟而贵名白，天下愿，令行禁止，王者之事毕矣。《诗》曰：‘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此之谓也。”其语言“天下”“王者”，而注家有谓：“《诗•大雅•民劳》之篇。‘中国’，京师也。‘四方’，诸夏也。引此以明自近及逺也。”“中国”与“四方”为对，但是其空间界域，可能并不限于“京师”。应是指文化重心地带。《盐铁论•论邹》载文学言：“邹衍非圣人，作怪误惑六国之君，以纳其说。此《春秋》所谓匹夫荧惑诸侯者也。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神。近者不达，焉能知瀛海，故无补于用者，君子不为；无益于治者，君子不由。三王信经道，而德光于四海。战国信嘉言，破亡而泥山。昔秦始皇已吞天下，欲并万国，亡其三十六郡。欲达瀛海而失其州县。知大义如斯，不如守小计也。”是汉儒对于“中国”、“天下”、“四海”，有不同的理解。对于谋求“治”的“君子”来说，“中国”似是倾向于“近”“小”的空间概念。或只看作文化坐标，如清代学者李光地《记南怀仁问答》写道：“所谓‘中国’者，谓其礼乐政敎得天地之正理。岂必以形而中乎？譬心之在人中也，不如脐之中也。而卒必以心为人之中，岂以形哉？”《榕村集》卷二○《杂著三》。王子今：《战国秦汉时期楚文化重心的移动——兼论垓下的“楚歌”》，《北大史学》第1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王子今：《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晋阳城市史料考议》，《晋阳学刊》2010年第1期。王子今：《秦定都咸阳的生态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分析》，《人文杂志》2003年第5期；《从鸡峰到凤台：周秦时期关中经济重心的移动》，《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曲英杰：《先秦都城复原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11页。或说句践所迁琅邪在吴越间，已有学者驳议，徐文靖《管城硕记》卷一九《史类二》：“《笔丛》曰：《竹书》：‘贞定王元年，于越徙都琅邪。’《吴越春秋》文颇与此合。然非齐之琅邪，或吴越间地名有偶同者。按：《山海经》琅邪台在渤海间琅邪之东。郭璞曰：‘琅邪者，越王句践入霸中国之所都。’《越绝书》曰：‘句践徙琅邪，起观台，台周七里，以望东海。’何谓非齐之琅邪？”顾颉刚予相关历史记录以特殊重视。《林下清言》写道：“琅邪发展为齐之商业都市，奠基于勾践迁都时”，“滨海之转附（之罘之转音）、朝儛、琅邪均为其商业都会，而为齐君所愿游观。《史记》，始皇二十六年‘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乃徙黥（今按：应为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正以有此大都市之基础，故乐于发展也。司马迁作《越世家》乃不言勾践迁都于此，太疏矣！”《顾颉刚读书笔记》，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第10卷第8045—8046页。辛德勇《越王句践徙都琅邪事析义》就越“徙都琅邪”事有具体考论，《文史》2010年第1辑。王子今：《论战国晚期河洛地区成为会盟中心的原因》，《中州学刊》2006年第4期。王子今：《秦国君远行史迹考述》，《秦文化论丛》第8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彭城据说历史上也曾经作为古都。彭祖立国与“徐偃王作乱”，都曾经以此为地理依托。《史记•秦本纪》：“（周穆王）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裴骃《集解》：“《地理志》：临淮有徐县，云故徐国。”张守节《正义》：“《括地志》云：‘大徐城在泗州徐城县北三十里，古徐国也。’”王子今：《论西楚霸王项羽“都彭城”》，《湖湘论坛》2010年第5期。《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高祖本纪》：“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之。”《汉书•高帝纪上》：“秦始皇帝尝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东游以厌当之。”《三国志补注》卷六引《胡综别传》曰：“吴时掘得铜印，以琉璃盖画布云布于其上。间之得白玉如意。太子因问综，综曰：‘秦王以金陵有天子气象，处处埋宝物以当王者之气。此即是也。’”《续汉书•郡国志四》：“（吴郡）由拳。”刘昭注补：“干宝《搜神记》曰：秦始皇东巡，望气者云：五百年后，江东有天子气。始皇至，令囚徒十万人堀污其地，表以恶名，故改之曰由拳县。”司马贞《索隐》引皇甫谧云。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博士家本《史记异字》引邹诞生音云：‘作轩冕之服，故曰轩辕。’”王子今：《轩辕传说与早期交通的发展》，《炎黄文化研究》第8期（《炎黄春秋》增刊，2001年9月）。高亨：《古字通假会典》，齐鲁书社，1989年，第212页。《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73页。《史记•五帝本纪》。王子今：《神农“连山”名义推索》，《炎黄文化研究》第11辑，大象出版社，2010年。《太平御览》卷一五八引《孝经援神契》曰：“八方之广，周洛为中。”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一○。胡宏：《五峰集》卷二《书•与彪德美》。王子今：《关于秦始皇二十九年“过恒山”——兼说秦时“北岳”的地理定位》，《秦文化论丛》第11辑，三秦出版社，2004年）；《〈封龙山颂〉及〈白石神君碑〉北岳考论》，《文物春秋》2004年4期。华镇：《云溪居士集》卷二七《策问•问历代巡狩制度因革策》。《击壤集》卷八《履道会饮》。《云溪居士集》卷二七《问宅都》。《文忠集》卷七二《洛阳牡丹记》。《史学杂志》2卷3、4期合刊，南京中国史学会，1920年；《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58—63页；《国风》半月刊2卷4期，南京国风社，1933年；《图书集刊》4期，1933年；《中国文化研究汇刊》4卷上册，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33年；《禹贡》半月刊1卷2期，北平禹贡学社，1934年。今按：唐李德裕《瑞橘赋序》：“昔汉武致石榴于异国，灵根遐布”，“魏武植朱橘于铜雀，华实莫就。”《李文饶文集》卷二○。竺可桢引作“华，实未就。”“华实”与“灵根”对应，不当分断。原文其实并没有“开花”的涵义。《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晋书•五行志下》。《资治通鉴》卷九“晋成帝咸康二年”：“前此海未尝冻，自（慕容）仁反（333年事）以来，连年冻者三矣。”慕容皝部遂于冰上行军，“自昌黎东，践冰而进，凡三百公里，至历林口，舍辎重，轻兵趣平郭。”《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476—481页。曹兵武：《聚落考古学的几个问题》，《考古》1995年第3期；《浅谈聚落考古学中的环境考古研究问题》，《环境考古研究》第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张虎勤、刘博：《新石器时代人类聚落遗址生态特征因素的构建和统计》，《环境考古研究》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张莉：《洛阳地区古人地关系研究及其考古学意义》，《环境考古研究》第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宋国定：《嵩山腹地文明进程中的人地关系初探》，《环境考古研究》第4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莫多闻、宋豫秦、李水城：《河南驻马店地区与甘肃葫芦河流域中全新世环境演变及其对人类活动影响的对比研究》，《环境考古研究》第2辑，科学出版社，2000年。周本熊：《山东兖州王因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的扬子鳄遗骸》，《考古学报》1982年第2期。宋豫秦等：《中国文明起源的人地关系简论》，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201页。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新密新砦——1999—2000年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506—512页。宋国定、姜钦华：《郑州商代遗址孢粉与硅酸体分析报告》，《环境考古研究》第2辑，科学出版社，2000年。王星光：《生态环境变迁与商代农业发展》；张松林：《商汤都郑亳的环境因素与历史原因》；《环境考古研究》第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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