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易学研究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易学研究在探索和凸显易学学科主体性和自洽性的过程中，在多个层次、多个方向上展现出传统学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勃勃生机。每十年为一个阶段，以“返本开新”“以西释中”“全面创新”“走向未来”四个时代主题为线索可以对四十年的易学研究进行一次全景式的扫描。易学内涵横跨文理，贯穿百科，其独特价值和重要意义在四十年的学术发展之中已经被不断重新发现。其也必将成为新时代中华民族复兴的学术支撑和思想泉源。

关键词：改革开放  四十年  易学

作者张朋，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助理研究员、哲学博士（上海  200235）。

改革开放以来，易学研究从被打入冷宫、噤若寒蝉的封闭状态中苏醒过来，在“返本开新”“以西释中”等时代主题的影响之下，既有体现出因应时代哲学化、科学化的一面，同时又始终坚持其独特的研究视域，进而在观念上和方法上都逐步摆脱对传统经学和西方哲学的依赖。在探索和凸显学科主体性和自洽性的过程中，易学从多个层次、多个方向展现出传统学术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勃勃生机。在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易学研究之前，试对易学的重要性简要说明如下：

首先，从伏羲画八卦算起，易学肇始于远古时期，这是中国哲学的源头，也开创了中国思想史和学术史的先河。千百年来，易学一直作为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处于变化与发展之中，治易者代不乏人，时至今日其在学界与民间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其次，“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易学与儒、释、道三家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长期的互相影响不仅使得四家学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且使得易学与中国的社会、人事、习俗等方方面面都息息相关，而这些最能体现出中华民族整体性的思维观念与天人合一的哲學精神。

最后，依托民国易学学术的开创新局，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易学研究呈现出多元化、多进路的特征，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一大批优秀成果在易学学术史上都居于不可忽视的地位。如考古发现易学材料的研究，易学史的阐发和建构，以及人文易、科学易的研究，还有《周易》核心文本的研究等。

基于以上原因，易学才理所当然地成为一个散发无穷魅力的传统学术的清幽园圃，因而有必要对改革开放四十年易学研究进行总结。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来看，不仅应该认真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易学研究的成就，而且还应该在这个总结的基础上，争取在更大的学术视野内来建设面向新时代的易学研究。下面即以每十年为一个阶段，以时代主题为线索，对四十年的易学研究进行一次全景式的扫描。其中难免挂一漏万，且有个人独断，敬请方家不吝指正。

第一阶段：返本开新（1978—1987） [见英文版第45页，下同]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哲学研究开始走出“唯心与唯物”“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个对子的研究范式。在当时“文化热”的背景下，易学首先破茧而出，焕发出勃勃生机，产生了一大批突破思想禁锢和学术框架的研究成果。可以说，当新时期的中国人开始重新审视传统思想文化的时候，易学当之无愧地被首先发现了。不同于当时仍然如教科书一般多限于泛泛而论与宏大叙事的中国哲学书写，易学研究已经以其不断拓展的研究领域、不断深化的思想内涵、不断创新的研究方法引领着中国思想文化的创新之路，彰显出传统学术的恒久价值。

1978年12月，中国古文字研究会在吉林省长春市召开，针对商周出土材料中的“奇字”问题，张政烺先生在会上做了《古代筮法与文王演周易》的简短发言。因应于1956年李学勤先生所提出的“奇字”与《周易》九、六之数有关的看法，张政烺先生运用《系辞》所载揲蓍法的操作原理来解说商周甲骨文和金文中的这些数字符号。虽然“当时手头无书，无从准备”，“事实上没有解决多少问题”，但实际上这是学术史上第一次把商周出土材料中的“奇字”与《周易》卦象符号联系起来进行系统考察，堪称意义重大。在回到北京之后，张政烺先生收集相关材料，写就并发表了《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张亚初与刘雨二位先生的《从商周八卦数字符号谈筮法几个问题》一文紧随其后。两篇文章一个讨论“易卦”一个讨论“筮法”，主题前后呼应，内容互相对照，从考古学出发给易学研究以绝大的震撼。这样一来，作为新时期易学中的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数字卦”问题就横空出世了！

值得注意的是，在张政烺先生的口头发言中，大致认为“数字卦”是由五、六、七、八构成，即由老阴、少阳、老阳、少阴四爻构成的六十四卦，属于六爻组成的“重卦”，并认为其为周文王重卦的传说提供了证据。但是在其正式发表的学术论文中，张政烺明显把变卦或爻变的过程省略了，或者说是在其对数字卦的解说中完全没有考虑到变卦或爻变这一重要环节。继张政烺先生之后，对数字卦展开持续研究的李学勤先生对此也没有进行修正。

数字卦诞生之初，就引起易学界的普遍重视，很多人视其为解开《周易》卦象诞生之谜的钥匙。学者们围绕着数字卦的问题展开了持续讨论，并取得了一些共识。比如有学者指出现已发现的数字卦分别属于商代晚期和西周，进而颠覆了一些关于《周易》起源的历史成说。他们认为，根据商代晚期材料中的六画数字卦，就可以说明自古相传的“文王发明重卦”之说并不可信——这就是一个有根据又很合理的推论。但是结合考古资料对其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却不多，很多学者都只是接受了张政烺等先生的一些并不准确的观点，甚至把其中隐含着的谬误继续放大。比如有些学者在数字卦的性质没有搞清楚之前，就匆匆忙忙地得出大而化之的结论，甚至得出这样一种观点：数字卦是六十四卦符号的起源和前身，即“现在所见的《周易》卦形是由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数字卦逐渐演变而来的，到战国秦汉之际才定型成符号卦”。这种观点明显错谬。诸如此类的错误看法被人云亦云地多次重复，进而长期在学术界保持着一种近乎统治的地位，直到2007年，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

数字卦的发现和系统研究是当代易学研究的重大成就，它拓宽了易学的视野，延伸了易学史的研究领域，给重卦问题和筮法问题的探究以有力的支撑。但是，数字卦研究对于传统易学研究中的卦象符号的形成问题实际上很可能并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只要是对历史文献有足够的尊重就会知道，虽然“伏羲画卦”属于无所稽考的传说时代，但是这却是八卦起源问题的权威解说。依靠在“伏羲画卦”之后至少几千年才出现的数字卦来“逻辑重现”八卦符号的形成过程，这是只有以“古史辩”思想为武器的学者才可以设想的登天之路。所以以数字卦为切入点从发生学上探讨《周易》卦象的产生，这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