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视角下的《诗》《书》关系

[摘 要]先秦典籍常见的《诗》《书》并称现象说明，在《诗经》和《尚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从历史渊源看，二者具有相同或近似的历史起源;从现实功用看，二者在西周时代的礼乐活动中共同发挥着近似的作用。从文学视角探究《诗》《书》关系，可以揭示先秦诗歌和散文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乃至相互转化的关系，这对认识先秦时代《诗经》与《尚书》的生成与功用，对认识《尚书》的诗化特征均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尚书》;《诗经》;文学视角;《诗》《书》关系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4）05-0008-08

[收稿日期]2014-07-0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尚书》文学论”（13FZW055）;山西省姚奠中国学教育基金项目（2012GX06）;山西师范大学2012年度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阶段性成果。

先秦文献多《诗》《书》并称的现象。择其要者，如《论语·述而》：“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墨子·公孟》：“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记·王制》：“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荀子·劝学》：“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礼，安特将学杂识志，顺《诗》《书》而已。”《韩非子·难言》：“时称《诗》《书》，道法往古，则见以为诵。”由此可见，在春秋战国士人的观念中，《诗》与《书》具有同等的地位、相同或相近的意义和作用，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作为两部前代流传下来的最重要的经典，《诗》《书》受到了诸子学派，尤其是儒家学派的高度重视和推崇，成为儒家学派的思想理论源泉，二者在思想意识方面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从先秦典籍中可以发现，《诗》《书》并称的现象从西周时代就已经存在，这说明在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深层的发生学的内在联系，这种内在联系是由二者的历史形态和早期功用所决定的。那么，在《诗》《书》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历史渊源呢？它们之间的这种联系又对《尚书》的文学性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一、《诗》《书》关系的历史渊源

《尚书·尧典》载，有舜帝任命夔为乐官时的一段命辞：

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偕，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这段话的来历虽然不一定要上溯到传说中的尧舜时代，但其中“诗言志，歌永言”等说法，显然有着久远的历史，可以认做我国古代最早的文学思想与文学观念。《毛诗正义·诗谱序》引郑玄说：“诗所以言人之志意也。永，长也，歌又所以长言诗之意。”“歌永言”道出了上古时代诗与乐之间存在的密不可分的联系，而“诗言志”在先秦时代成为广泛流传的成语，许多典籍都有近似的说法。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赵文子之言：“诗以言志”，《庄子·天下》有“诗以道志”，《荀子·儒效》有“诗言是其志也”，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也有“诗亡隐志”的说法。后世文论家对“诗言志”说有着多种多样的解释和阐发，此处不拟详论，要而言之，“诗言志”堪称我国古代文论的发端，对后世产生了重要而积极的影响。但是，我们也应认识到，“诗言志”的理论引申义不等同于它的原始义。从语源来看，“诗言志”的“志”经历了较长的发展演变过程。闻一多先生认为，“志”的意义有三个发展变化的阶段：首先是“记忆”，其次是“记录”，最后是“怀抱”。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中论及的“诗言志”只不过是“志”发展变化的最后一个阶段，“志”实际上指作者的主观“怀抱”而言。闻一多先生认为：“志”从止从心，“本义是停止在心上。停在心上亦可说是藏在心里，故《荀子·解蔽篇》曰：‘志也者，臧（藏）也’，注曰：‘在心为志’，正谓藏在心。《诗序疏》曰：‘蕴藏在心谓之为志’，最为确诂。藏在心即记忆，故‘志’又训‘记’。《礼记·哀公问篇》‘子志之心也’，犹言记在心上;《国语·楚语上》‘闻一二之言，必诵志而纳之，以训导我’，谓背诵之记忆之以纳于我也。《楚语》以‘诵志’二字连言尤可注意，因为‘诗’字训‘志’最初正指记诵而言。诗之产生本在有文字以前，当时专凭记忆以口耳相传。诗之有韵及整齐的句法，不都是为着便于记诵吗？所以诗有时又称‘诵’”。他举《诗经》作品《节南山》“家父作诵”，《崧高》及《烝民》“吉甫作诵”为例，证明“诗有时又称诵”。[1]（p.185）诗最初指记诵，这一点在先秦文献中保留了足够的证据。《周礼·春官》“保章氏掌天星”，郑注：“志，古文识;识，记也。”《国语·晋语九》：“《志》有之曰：‘高山峻原，不生草木’，韦注：“《志》，记也。”“志”“记”二字在先秦古籍中通用。可以推断，“诗言志”的本义应该就是“诗言记忆”，诗就是以歌唱的方式传递对遥远过去事物的追忆。在这个意义上，远古时代的“诗”也就等同于口诵历史，承载着先民的遥远记忆和精神寄托。但这只是文字尚未产生之前的情况，到了文字产生之后，文字便代替了口耳相传的歌唱，成为记诵的主要载体。《管子·山权数》：“诗者，所以记物也”、“诗记人无失辞”;贾谊《新书·道德说》：“诗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旨，令人缘之以自成也。故曰：诗者，此之志也。”至此，“诗言志”的“志”由“记忆”演变为“记载”，“诗言记忆”也相应地转化为“诗言记载”“诗言记录”了。

既然在文字产生之后，“诗言志”的“志”不再是口述形式的“记忆”，而是文字形式的“记载”，那么，这种“志”便应和“书”一样，是当时一切文字记录的统称。《说文解字·叙目》：“著于竹帛谓之书”。在进入文字时代以后，文字逐步代替了瞽矇的口头传诵，“书”成为传承历史，记载记录的主要载体。广义的“书”指一般的简册文字，而特指的“书”指史官记录的君王在重大场合的言行，是后来《尚书》的早期形态。考察先秦典籍可以发现，“志”与“书”往往同义互训。《左传·文公二年》：“《周志》有之，‘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杜注：“《周志》，《周书》也。”此语出自《逸周书·大匡》，可知《周书》在先秦又称《周志》。《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杜注：“《志》，古《书》也。”可见，“志”与“书”一样，在当时是一切古书的泛称。《国语·晋语四》：“夫先王之法志，德义之府也。”韦注：“志，记也。”《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有“《诗》《书》，义之府也”之言，可知所谓“法志”即《诗》《书》。《国语·楚语上》：“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韦注：“故志，谓所记前世成败之书。”《周礼·春官》：“小史掌邦国之志”，郑众注：“志谓记也，《春秋传》所谓《周志》，《国语》所谓《郑书》之属是也。史官主《书》。”由以上五例可见，“志”与“书”所指相同。与“书”一样，广义的“志”也就是“记”，即“著于竹帛”者，指一般记录在简册上的文字;专指的“志”即《书》，指《尚书》一类古代史籍。而从语源上看，“诗”与“志”也往往同义通用。《广雅·释言》：“诗，意志也。”王念孙《疏证》释云：“诗、志声相近，故诸书皆训诗为志，无训为意者。《诗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贾子《道德说》篇云：‘诗者，此之志者也。’《诗谱正义》引《春秋说题辞》云：‘在事为诗，未发为谋，恬淡为心，思虑为志，诗之为言志也。’《书大传》注云：‘诗，言之志也。’《说文》及《楚辞·九章》注并云：‘诗，志也。’”[2]（p.140）《左传·昭公十六年》载郑六卿饯晋韩宣子于郊，六卿赋诗皆为《郑风》作品，宣子喜曰：“郑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贶起，赋不出《郑志》，皆昵燕好也。”可知《郑志》即“郑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