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翻译学视角下《呼啸山庄》汉译本中三维观的应用探究

摘 要：生态翻译学是一种生态学的翻译观，也是翻译研究的一种崭新途径。在生态翻译学理论基础上对比分析《呼啸山庄》两个译本，全面分析杨苡、方平汉译《呼啸山庄》的过程，从而有助于人们更清楚地了解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要地位和主导作用。另一方面，这些翻译可以作为证明生态翻译研究的可行性案例。

关键词：生态翻译学;适应/选择;呼啸山庄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7836（2019）09-0132-03

一、引言

在人类历史中，翻译作为一种文化活动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根据历史学家的说法，翻译实践起源于人类语言。然而，翻译研究已经从微观视角探索很长一段时间。许多翻译理论曾经聚焦在一些狭隘和有限的主题上，如翻译标准、翻译的策略和技巧。大量的翻译理论都是源文本导向或目标文本导向，但忽略了翻译过程中最活跃、最有活力的元素。中国翻译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对翻译的研究也取得了许多辉煌的成就。

目前，翻译理论更注重翻译的本质、标准、技术和策略，而较少从宏观角度研究翻译理论。大多数传统理论都侧重于翻译文本的翻译，而忽略了翻译活动中最活跃的因素。除了“译者的主体性”概念外，以“适应/选择”理论为基石，胡庚申教授提出了他的生态翻译学，对翻译问题的深度、广度、精度都有更高的要求。本文选择诸位名家译文进行研究是因为这几部译文都符合生态翻译环境，可以称之为译本的典范。

二、生态翻译学的理论基础

（一）生态翻译学的产生

生态翻译学起源于中国学者，迄今为止已经发展了十多年，是生态学和翻译学的交叉学科。自20世纪60年代起，人们在发展工业的同时，生态环境成为影响全人类文明的重要因素。生态翻译学是运用生态理性、从生态学视角对翻译进行综观的整体性研究[1]。生态翻译学理论根据达尔文进化论的“适应/选择”，提出了“翻译适应理论”。

（二）生態翻译学的主要观点

生态翻译学的基本观点主要聚焦于生态环境与翻译环境之间的动态与静态关系。翻译生态环境网络中涉及译者本身状态、环境以及读者之间的联系。比如说同一作品的翻译，译者不同，译本不同，由于译者本身所处的生态环境不同，译者对源文的认知逐渐改变，不断更改对译文加工的方式方法，保持自然界与翻译界的平衡状态。而且翻译环境的变换也会使译者和译本不断面临适者生存的进化过程，其主要包括生态范式、关联序链、生态理性、译有所为、翻译生态环境、译者中心、适应/选择、“三维”转换以及事后追惩[2]。

（三）生态翻译学的三维观

生态翻译研究简要总结了翻译方法为“三维转换”，即在“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原则之下，生态翻译学对于翻译研究提供了更为精细化的研究，相对于集中于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进一步展开细致的翻译本体的生态观系统研究。名著重译是近年来常见的文学现象，《呼啸山庄》同样也有很多个版本，本文试图通过不同的翻译文本如方平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 年版）、杨苡译本（译林出版社，1990 年版），下文简称方译和杨译，在生态翻译学理论的指导下，分析与翻译操作过程相关联的语言、文化、交际等视角的具体翻译应用。

三、杨苡及其译本

（一）译者在文化维的选择与适应

1.人名

文学作品中往往会有很多人物，作者在为每个人物形象起名字时都经过深思熟虑，有些名字来源于典故，名字也就象征着人物形象的人生命运，还有些名字在字典里有深刻的内涵，则也就注定了整个人物形象特征。因此，在对此类文献中人名进行翻译时更应该考虑到文化的因素，使中文名字与作者想表达的含义相契合。举个例子，Heathcliff 、Catherine Earnshaw、 Lookwood 、Nelly在杨译本中分别译为希刺克厉夫、凯瑟琳·恩萧、洛克乌德、耐莉。首先，在“牛津现代高级英汉词典” 中将希思解释为“荒野荒野”;cliff意为“悬崖，绝壁，合起来即是“荒原绝壁”，这听起来令人不寒而栗，与主角的性格一致。通过对 Heathcliff的翻译我们可以看出，“刺”与“厉”在中文中均有狠毒、冷漠的内涵，用在Heathcliff的中文名字里很合适地表现了其性格的执迷复仇情结[3]。

2.呼语

《呼啸山庄》中的人物虽然不多，但故事情节复杂多变，两个家族两代人之间的亲缘关系相互交错，对话中人物关系也复杂多变。作者Emily在原作中使用了大量的单词来帮助源语言读者理解人物与情节之间的关系。经过统计原著中“sister-in-law”“brother-in-law”“daughter-in-law”“nephew”“cousin”“father-in-law”等亲缘关系，在杨译本中这类亲缘词汇的汉译就表现出明显的文化维因素，选择了符合中文称呼表达习惯的词语，如嫂嫂、妹夫、儿媳妇、外甥/侄子、表兄弟/表哥、公公。采取这样的文化维翻译策略是因为译者知道中国人熟悉亲戚之间的称呼语，复杂甚至拗口的称呼，会影响译文接受者阅读文章的流利度、对于文章行文气氛松紧度的把握，甚至对于文章最基本的情节理解也会出现问题[4]。

（二）译者在语言维的选择与适应

在词汇方面，译者在翻译时应注意词汇的选择，首先应弄清楚单词的词义以及背后的文化内涵，举个例子：

“Perhaps I can get a guide among your lads， and he might stay at the Grange till morning - could you spare me one？

杨译：“或许我可以在您的仆人中间找一位带路人吧，他可以在田庄住到明天早上——您能给我一位吗？”

在原文这个句子中，“lad”在字典中有少年的意义，杨译文中译为仆人，而仆人在中文字典中包括男仆和女仆，另外一层含义还包括年轻和男人，此时了解“lad”含义的读者就会误会原文作者想表达的意思。因此，译者在语言维的选择与适应上应更细化更好。

在文本层面，在翻译过程中，寻找与原文效果相对应的目标语言的平行形式是非常重要的，原文的形式和内容应得到同等重视。文学译者应该明确原文的形式，并尽量在译文中揭示出来，以达到原文与译本之间的同等审美效果。

（三）译者在交际维的选择与适应

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外教会和传教士开始在中国建立女子学校。在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无论是以宗教教育为中心，还是以神学教育为目的，传教士学校的英语教学都对我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为中国学生提供了大量的英语教师，而且在中国也普及了英语教育。外国教会学校以英语为教学语言，在中国的英语教学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促进了英语文学的传入。正是因为杨苡等众多学者接受了良好的英语教育，为《呼啸山庄》的翻译铺平了道路，使其进入中国并影响了中国。

杨苡先生对于译文中的交际作用甚为重视。在其多版译文中，先生不断寻找最合适最能表达原文交际意图的译文。如：“...which she was to hold up with both hands that she might sail in.”这个句子中的“sail in”经杨苡先生不断改正，由“飘飘”逐渐改为“雍容富贵地走进”。这种译法的不断修饰正是体现了凯瑟琳由不知荣辱的粗鲁女子慢慢变为优雅的小姐，这种修正正是基于译者对交际维因素的考量，使译文更加适应生态环境[5]。

不同的地理位置、环境特征、心理取向、传统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促进了作者和译者形成了不同的思维方式。虽然艾米丽·勃朗特的原著与杨苡的译文在写作和翻译的特点、作者的地位、生活背景和个人经历以及读者的特点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差异，但有良好教育背景的杨苡对艾米丽·勃朗特的理解却比较全面，如写作背景、写作目的、语言习惯和写作风格。这表明，杨译在宏观结构上与原作相似，但在微观结构上与原作有一定的差异，是杨苡忠实介绍英国文学要领的努力与将外语艺术融入中国文化和中国读者的意图的折中做法。

四、方平及其译本

（一）生态视角下文化维的解读

1.宗教背景的脚注译法

《呼啸山庄》是一部以18世纪为背景的小说，宗教作为与中国截然不同的背景因素，因此原文中蕴含一些需要通过脚注解释促进译文接受者了解西方的宗教知识，让中国读者对作家想表达的宗教冲突感到并不陌生，甚至不影响译文接受者对原著深层涵义的理解，译者认为加注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经统计，原文共有4处涉及宗教知识，其中约瑟夫这一宗教缩影值得研究。有些人认为约瑟夫的命名来源于《圣经》，也有部分学者认为约瑟夫是圣母玛利亚的丈夫。这一宗教人物形象的出场注定了在翻译时译者要关注中外文化差异，如：

Joseph fell under a ban also： he would speak his mind， and lecture her all the same as if she were a little girl.（Emily Bronte， 2015：70）

约瑟夫也同样受到了逐出教门的处分;尽管这样，他可还是要发牢骚，一本正经地训她，仿佛她还是个小女孩似的。

（译者注：逐出教门，意即断绝往来。基督教会对于他认为犯有严重不敬神行为的教徒的最严厉的处罚，凡是基督教徒都不准和被逐出的教门者有任何联系。）（方平，1986：108）

原文中作者用“ban”一词，基本含义为“禁令”，译者在翻译这句话时联系上下文以及宗教背景知识认为，约瑟夫违反基督教的规定，遂给予他逐出教门的惩罚，并解释为基督教徒不得与此类逐出教门的人有任何联系。由此可见，若直译为“禁令”，会影响语义理解，甚至使译文接受者混淆原文的含义。

2.西方文化背景的加注译法

西方原作中经常在表达中蕴含了一些西方特有的文化习俗，按照字面意思來看往往会让读者不知两个意象之间的关系，会出现不知所云的现象。译者用直译加注的方式帮助读者理解原文，读者在欣赏原文的过程中可以轻松地获取一定的文化知识，同时也提升了读者阅读兴趣，如：

“Thats a turkeys，”she murmured to herself;and this is a wild ducks; and this is a pigeons. Ah， they put pigeons feathers in the pillow-no wonder I couldnt die！”（Emily Bronte， 2015：98）

“那是火鸡的鸡毛，”她自个儿咕噜着，“这是野鸭的，这又是鸽子的。啊，原来他们把鸽子的绒毛放进枕头里啦——怪不得我死不了！”

（译者注：英国习俗，病人垂死，在他身下放一袋鸽子羽毛，他的灵魂就不会离开躯体;等亲人赶到，见了最后一面，然后拿去羽毛，让他安然死去。）（方平，1986：151）

这句原文的场景是卡瑟琳大病一场时，发高烧，举动异常，胡言乱语。由上文可知，原文中提到两个意象鸡毛和鸽毛，她把枕头里的羽毛拉出来，是英国特有的习俗，中国读者感觉陌生，也会觉得不知所云，译者的加注译法有助于读者理解原文。

（二）生态视角下语言维的解读

在词汇方面，方译原文中一句话为：“也许我能在你的小厮中间找一位向导吧，他就在我那边过夜，第二天早晨再回来——-你能让我借用你的小厮吗？”

“Lad”在英语中有少年，仆人之意。但是，在方译文中译为小厮就很合适。在中国读者的语言认知中，仆人包含男仆与女仆。而原文背景下的人物应特指男性，因此译为小厮更合适。

在句子层面，中英文之间主被动句的应用体现得尤为明显。由于两种语言间的差异，他们的使用方法不尽相同。正如我们所了解的，英语更似于一种树状形语言。在被动句的表达方式为“be+done”，后面引出动作的发出者，而中文中经常会用“为……所……”和“是……的……”来表达，甚至在科技文献中还会译为“可以”来表示被动现象。方译本中对于这一明显的语言差异很重视，并做出示范。

例1：If I had been，I would have set my signet on the biter.

译：我要是给咬着了，我可要是在这咬人的东西上打上我的。

例2：That entrance was fastened，and we heard him coming round to get in by the other.

译：厨房的门闩拴住了，我们听见他转过去想进另一扇门。

以上几个句子原文中都包含被动现象。但是，例1中原文旨在传达被咬后引起的后果，且是不幸事件。因此，译者在翻译时选择留下被动语态。而例2中表意为“门是被拴起来的”，但是在汉语的表达习惯中，中国人更习惯于“门拴起来了”的表达方式，在这句译文中完全抹去原著中被动的使用。通过以上几个例子可见，在翻译经典著作时应灵活地操作语言层面的翻译方法，尽可能在不影响原作意图的前提下提升译文接受者的阅读感受。

（三）生态视角下交际维的解读

生态翻译学的交际维主要体现在方译本中对原著对话的翻译策略选择。原作者在小说中使用对话的写作形式的意图在于传递人物信息，因此，在译者选择翻译方法时应考虑对话中的交际因素，也就是所谓的交际维特征，如：

“I should be sorry to think so，” returned his companion. “Half a dozen nephews shall erase her title，please heaven！ ”（Emily Bronte， 2015：86）

“如果让我说是的，那我心里就会难受了，”他的同伴回答道。“会有五六个侄子来取消她的继承权呢，只要老天喜欢！”

正如例子所示，单独看原文中卡瑟琳与希克厉的表述字面意思只能分析出财产的继承者，但是原文中作者也表达出事实上这句话隐藏了更深一层的含义，即卡瑟琳希望自己有一天能生下五六个男孩子。因此，译者在译文后又加入了注释，方能达到中英语言中交际维角度的平衡。

五、总结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对于一部经典作品的重译十分重要。庞宝坤副教授曾在《社会文化语境下英美文学经典重译》一文中认为，翻译不仅仅是文本的对照，更多的翻译者认为翻译是一种文化的继承[6]，其观点与生态翻译学如出一辙，翻译应关注以上三维因素。通过复译以及对比分析，译者可以修正误用、死译和混淆关系等语言维方面的问题，这对于正确传达原作者的写作意图以及思想至关重要。同时，复译其实就是通过对原著及之前译本的认真分析研究，对比不同译者对于自己或其他译者译品使用的相同与不同的翻译策略，不断揣摩原作中文化以及交際意图，以提升译作的品质，使之更加符合读者的阅读期待，同时也是对原作的极大尊重，也对于传播原作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复译经典文学对文学以及翻译领域都有重大促进作用。

总而言之，在具体的翻译操作过程中，译者应关注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因素，使三者相互促进，互联互通，彼此之间是很难分开，译者在翻译时考虑到更多的动因以及复杂的变量，为了产生更完整的翻译，无论做出何种适应性选择和选择性适应的努力都不为过，正如文章所选译本，杨译和方译均是经过生态环境考验后流传甚广的译作。

参考文献：

[1]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J].中国翻译，2011（2）.

[2]胡庚申.从术语看译论——翻译适应选择论概观[J].上海翻译，2008（2）：1-5.

[3]张丽丽.生态翻译学视域中的歇后语翻译[J].外语学刊，2014（3）.

[4]刘艳杰，程绍华，孙琳.从人称看《呼啸山庄》译本中“归化”和“异化”程度[J].价值工程，2011（13）.

[5]王从亮.翻译适应选择论视角下杨苡版《呼啸山庄》汉译本研究[D].南京：江苏师范大学，2013：1-17.

[6]庞宝坤.社会文化语境下英美文学经典重译[J].语文建设，201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