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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汉》三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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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君平之卜

严君平不姓严,姓庄。为什么改姓?东汉的班固在《汉书》上解释为:“因避漢明帝刘庄讳,改姓,为严君平。”也就是说,汉明帝叫刘庄,所有人就不能在姓名里用这个“庄”字了。(难道现在的庄姓,都是汉明帝之后才姓庄的?)避讳是封建朝代里常见的现象,但是普通的平头百姓一般就不必去避了。庄君平不是普通老百姓,要避讳,可是为什么改姓严呢?我没找到可供说明的线索和答案,反正,庄君平因避讳就改叫严君平了。

严君平,名遵,字君平。成都人。严君平有三个身份:一是算卦先生;二是民办学校校长兼教师:三是思想家。

严君平算卦在成都一带很有名气,据史料载他算得很精准,致使许多找不到北的人、人生混沌的官僚、富贾纷纷求他给打卦、看相、测阴阳宅。那时候算卦的工具是蓍草和龟甲,不像现在算卦的人用铜钱(硬币)和竹签。据说蓍草中有天地的信息,龟甲中有鬼神的暗示。铜钱(硬币)和竹签中有什么信息和暗示我就不知道了。严君平并不是以算卦为职业,但是要依赖算卦来糊口,所以,他算卦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赚够生活用资就停几天,这样就更让那些迷茫的人对他趋之若鹜了。据史料载,严君平算卦最著名的卦辞就是提前二十年泄露了天机,在公元5年,他与一些朋友、学生在平乐山他的校舍喝酒,聊天下、聊人生,聊着喝着,半醺之后,就提笔写下了“王莽伏诛,光武中兴”八个字。那时王莽篡汉的野心已经是天下人尽知,可公元5年,光武帝刘秀才刚刚出生。这八个字,后来真被历史应验了,严君平就成了历史上第一个泄露天机的人,也坐上了算卦界的第一把交椅。(有野史、传说载,姜子牙也是神算,但没有太具体的例证。)

中国历史上有四位“泄露天机”的人:严君平,诸葛亮,袁天罡,刘伯温。

诸葛亮未出茅庐便知天下三分;袁天罡指着未满月的武则天说这是将来的女皇;刘伯温提前十年就断定朱元璋当皇帝,他要去辅佐。神啊!这些“天机”真是被这四位神人给泄露的吗?信不信由你。嘘,不说了,也许他们已经算到了我在写他们。

都说泄露天机要遭天谴,严君平活到了91岁。看来严君平只是对历史进程的预测,不算是泄露。并且,严君平给人算卦时,都留有口德,只解决求卦人的眼前的诉求,不把话说到极致。重要的是,他不巴结官员,不恭维富商,不是指望着用算卦这门手艺敛财聚富,更不去谋个一官半职,所以严君平是个德行较好的算卦先生,天是不会谴的。

我是个唯物主义者,但是对算卦这件事还真不敢多加妄言。我就有三次被算的经历,所谓被算,就是我走在路上,算卦先生突然站在我面前说我如何如何,开始我还觉得这是骗几个小钱的,可是他们说完都分文未取。重要的是,他们说我的幼年、童年经历比我妈说得还详细。他们还说了我什么?对不起,涉及本人隐私,这里就不细表了。由是,我对算卦这个行当心存敬畏,并偷偷地感兴趣起来。《易经》中说:“人谋,鬼谋。”当然这个“鬼谋”可解释为:人的事,天都有定数。我知道一个“卦界”的常识,就是占卜、算卦是有规矩的,或者叫行规。“卦界”有四不占:一是意不诚不占;二是心不正不占;三是理不疑不占;四是事不法不占。关于这“四不占”,有一条我想多说几句,那就是“事不法不占”。近年看到许多新闻报道,说那些贪官污吏都有拜佛问道、求卦占卜的嗜好,希望那些佛祖、占卜大师能指点他们逃避法律惩罚的路径。而“事不法不占”就是告诉这些做了坏事、不法的事、伤天害理事的人,是一定要遭法律、天地、人心惩罚的,什么佛也不会庇护这样的人,什么神算大师也不会给占,或者占了也不会、不能为其指点迷津。如果给坏人出主意,告诉坏人怎样躲避惩罚,才是泄露天机!

严君平给人占卜的故事很多,有些故事很新奇,当然不排除后人加以演绎的成分。严君平不是每占卜一次都收费,尤其在劝有坏想法的人别再胡为时,不收费。一次,一个中年富商来严君平家求卜,刚一进院,狗就狂吠,吓得这个富商倒退着贴在一棵树上不敢动,严君平从屋里出来,稳住狗吠,对这个富商说:你是不是要休妻啊?回去吧,你老婆和你一起奋斗致富,现在你有钱了,就想休了糟糠老婆再娶,不行的。养外室或纳妾回家和你老婆商量去,休是办不到的。这富商听了,一下就懵了:您怎么知道我是要休妻?严君平笑了笑说:我这狗啊,很少狂叫,只有看到心怀鬼胎的人才这样叫;还有你贴着树站着,人贴木不就是休吗?这位富商要给钱,严君平一挥手:去吧。富商弓腰诺诺而去。这个例子若说严君平是神算,不如说是在用自身的能力和经验来助人为善。再补一句:严君平家的狗,可能都是有神算功能的狗。

当地州、府的官员一直想请严君平入官府任职,严君平坚定地推辞不去。官员和富商拿着金银财宝来请他,反被他一顿奚落。“尔等是以不足补有余啊。”严君平对他们进一步解释说:你和你的家人们日夜操劳,积累了万贯家财,但是,你从未感到过满足,还在想办法挣钱。我现在以卜筮为业,不用下床就有人送钱来,现在我家里还余着数百钱,没有可用的地方呢,你说是不是我有余,而你不足呢。“以不足补有余”这话说得好!我们看到一些已经当了官的人,总嫌自己的官小,也不管自己的能力如何,能为社会发展做什么贡献,更不会考虑是否是德位相配,使出溜须拍马的本事,想尽办法再往上爬;一些已经很富庶的人,总嫌自己的钱少,其实他们并不知道积攒这些钱用来干什么,只是钻牛角尖似的绞尽脑汁再赚钱,甚至不惜冒侵犯法律的风险,结果都怎样?我就不说了。钱是用来满足温饱的,温饱之后还能略有余,何其乐也!

严君平有一句话,我很佩服,被我牢牢地记在心里,可惜读到的有些晚。此句如下:“益我货者损我神,生我名者杀我身,故不仕也。”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给我财物的人,是在损害我的精神;让我扬名的人,是在毁灭我的身体。所以我不去做官。”

其实,严君平的主业是讲学,传授道家思想,讲老子,也讲庄子。要申明一句,庄子这个人及其著作是否真实存在,西汉之前一直是存疑的。《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倒是附带着提了一下庄子,说他是蒙人(现河南商丘一带),曾经被楚威王邀请为相,庄子拒绝而终生不仕。再无它录。至于庄子的著作,那时更是不被认可的。但是,严君平能讲授庄子,而且把庄子合并为老子的道家学说里,说明他一定读了庄子的著作,并认定庄子是道家思想的一位伟人。庄子的“生有何欢,死有何惧。” 严君平一定是体会很深,他的“吾生亦乐,死亦乐”应该就是受到庄子影响的。

史料上记载,严君平为学生讲座老子与庄子,却没记载他讲《易》。他是深得《易》之精髓的,为什么不给学生讲呢?他用《易》的一部分去占卜、打卦,赚钱养家糊口,但不去传授,不是他小气,不是怕教会了徒弟饿死师傅,而是他深知一个祖训:善《易》者不卜。他给人卜,是生计;他希望他的学生先学道,做一个有道的人,而不仅是学习养家糊口手艺。当下我们看到许多摆摊或游走江湖的占卜打卦者,把自己弄得神神鬼鬼的,赚几个钱也就罢了,偏说自己是“国学大师”,懂《易经》,甚而开设讲座。讲《易经》,收很高的听课费,所讲的内容却仅是“六爻八卦”。唉!真是没办法,这些人就敢公然地歪曲“国学”!《易经》之博大,岂是区区“六爻八卦”?是否可以这样说:善卜者,未必懂《易》?!不说现在这些打着“国学大师”幌子的骗子们了,再继续谈严君平。

严君平的学生中最著名的应该属王莽时期的大思想家扬雄了,后来扬雄也为严君平及道家的老子、庄子做了很多阐释与著述,为道家思想在中华大地的确立,起到了重要作用。于是,到了南北朝和唐代时,道家思想才得以风靡。嚴君平讲学的地点是平乐山,现在成都附近的郫县。传说此山的命名也与严君平有关,“吾生亦乐,死亦乐”是严君平的座右铭,故后人将此山改为“平乐山”。

史料记载,严君平一生著述十万言,有《老子指归》《易经骨髓》等,他的书我都没读过,不敢在这里胡说了。

还是想回到严君平泄露天机那“王莽伏诛,光武中兴”八个字上。写这篇文章前,我特意去网上查了一下平乐山的资料,但是没查到严君平字曾在这座山上题写过这八个字。

究竟是严君平当年泄露的天机,还是后人借其大名泄露的呢?

我相信有天机,但不相信能被人泄露。

扬雄之混

孔子说:人之初,性本善。荀子说:人之初,性本恶。扬雄说:人之初,善恶混。哈哈,谁说得对?都对。他们各自的出发点不同,社会经验不同,对人类行为的期望值不同。所以,有不同的答案。如果问我,我同意扬雄的观点:善恶混。还有,对善与恶的判断,不同阶层的人也有不同的结论。岳飞抗金,宋高宗就认为是恶,全体国民认为是善。

扬雄是西汉末年的一个大文豪,人们都习惯把他和司马相如相提并论。但是,扬雄一辈子写的文章都是在模仿,只不过是创造性地模仿。扬雄的偶像是司马相如,他每写文章时,都要把司马相如的文章放在案头。“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汉书·扬雄传》)。他模仿(其实是学习、借鉴)的是司马相如的精神气质与美学境界,而不是字词句章。在我看来,论才情与文本力量,扬雄应该比司马相如强得多。

司马相如与扬雄都有一个毛病,就是口吃,俗称结巴或磕巴,医学上叫做“语阻”。我就有这样一位说话磕巴的哥们儿,说话时会在某个字词上徘徊、重复几次。我俩都曾经当过老师,我给他编过几个段子。其中一个段子,在朋友中小有流传。我捏造说,他给学生读课文时,这样读:“鱼儿离不开——开水。”但是,他一喝上酒,说话就流利了。扬雄也是如此,平时说话磕巴,喝上酒,就话如瀑布。所以,扬雄极其擅酒。

有史料载,扬雄本是姓杨,他为了表示自己的特立独行,不与其他杨姓相同,自己改成了“扬”。这个说法我没找到确切的佐证,甚疑。我更相信另一种说法,即明代以后的印本把杨错印成扬,后来就以讹传讹地约定俗成了。嗨!不管是“杨”还是“扬”,我们只考查其人本与文本吧。

扬雄四十多岁才进京,因其文章有才华有气势并广为流传,被推荐入朝当了个小官。那时的西汉王朝已经在外戚王莽的基本控制下,明争暗斗很是激烈。扬雄是从四川盆地到长安城的,家境并不是很好,内心带着一些恐慌和自卑。所以,到了京城不久,就写起了歌颂汉成帝的文章。虽然文采飞扬,但还是马屁的味道十足。后来,王莽夺了汉朝的龙椅,自己坐上去了,扬雄依然做着他的文职小官。这时,扬雄又写了一篇歌颂王莽的文章,这篇文章读着有点儿肉麻。“周公以来,未有汉公之懿也。”王莽曾自封安汉公,文中的“汉公”就是指的王莽。我能理解的是,扬雄想专心写作,就要有个可以安心的环境。那么,他一定知道当了皇帝的人都喜欢听“颂圣之声”。于是,他就使劲拍一下马屁,争得好环境,然后就能安心写作了。这是我以一个作家对另一个作家善意的解释。扬雄写这些“颂圣之声”,究竟是出于什么心态,就公说婆说大家说去吧。

有一件事儿,足见扬雄在京城一直是活得胆战心惊,那就是“跳楼事件”,也称“扬雄投阁”。与扬雄同朝为官的刘歆把儿子刘棻交给扬雄,请扬雄当老师,扬雄不好推辞,就接纳了这个学生。但是,这个刘棻伙同一些人给王莽整蛊,被王莽发现,把刘棻等给捕杀了。办案的人觉得扬雄是刘棻的老师,很可能是同伙,就去抓扬雄。扬雄一急,就从办公室的阁楼上跳了下来。阁楼不高,只是摔伤了,命还在。后来,查明扬雄没参与刘棻们的事儿,就没有再对扬雄追究。再后来,又给他官复原职了。这一跳,对扬雄的教育和触动还是很大的。从那时以后,扬雄真的成了专业作家了,不问世事,直到退休。

不得不说,扬雄的《甘泉赋》《河东赋》《法言》《太玄》等篇对后世的影响是很大的,作为一代文豪是当之无愧的。学习扬雄文章的读后感和评价这里就不说了,想说说眼前的事儿。我们看到当下有一些到处写赋的人,这些人大部分都在学习、临摹扬雄,但是只临摹了一点儿皮毛,内在的精神、气质没有学到,更不堪的是本来没才华,却要装腔作势地蒙人(嘿嘿,我说的不是你认识的那个人,不许对号入座。),和当年扬雄学习、临摹司马相如完全是两回事。扬雄学司马相如,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三字经》:“五子者,有荀扬,文中子,及老庄”。其中,“有荀扬”中的“扬”,就是指扬雄。唐代的刘禹锡在《陋室铭》中写到:“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扬雄,字子云。“子云亭”说的就是扬雄的家。虽然在《陋室铭》中诸葛亮与扬雄并列,但是,《三国演义》中诸葛亮在东吴舌战群儒时,着着实实地把扬雄给讥讽了一通(诸葛亮很瞧不起扬雄捧王莽的臭脚)。“且如扬雄以文章名世,而屈身事莽,不免投阁而死,此所谓小人之儒也。”

“子云亭”其实是“子云宅”,“亭”和“宅”的语义是截然不同的。“亭”,是具有公共性质的建筑;“宅”,是私人居所。刘禹锡要说的是扬雄私人居所,但为了韵律要求,就改“宅”为“亭”了。以韵害意的事儿古人也没少做。《陋室铭》被传诵以后,各地纷纷建“子云亭”。据史料载,仅四川就建有几十座。后来,都因各种原因坍塌、毁掉。目前,绵阳市西山景区还有一座“子云亭”,是1987年建的。据说,当年扬雄进京时曾在现在的绵阳境内住过几天。所以,绵阳就有理由建一座“子云亭”了。这个“子云亭”有一副对联,值得一读:

八百里飞天大道,袖拂云霞,高歌过剑门,翠廊连新市。看旗山雄,鼓岭峻,宝塔秀,神龟灵,西蜀名亭,蓬荜辉新,须知铭陋刘郎早向先生深致敬;

两千年吐凤奇才,胸罗宇宙,余韵腾涪水,书台仰古风,想长卿赋,子安文,少陵诗,永叔史,中华贤哲,词章卓古,尚有赏心介甫犹令后进倍倾城。

扬雄退休后,闲居在家,一些人想找他聊天或请教一些学问,扬雄就要求必须带酒来。成语“载酒问字”,就是这么来的。

那么,怎样评价扬雄呢?我还真不敢一言以蔽之。我只能说,一个想专心著述的作家,一定要有一个好的环境。如果写几篇“颂圣之声”就能获得好的环境,也是值得同情和理解的。天下许多成功的事儿,都是通过妥协完成的。是否可以这样说:因为扬雄有勇气妥协,才在写文章上获得了更大的成功?

人要善恶混,如扬雄。

匡衡之偷

我家里有五本解读《诗经》的书,著述的解读者都是我敬仰的人。这五个解读本各有各的长处,也各有各的局限。我是《诗经》虔诚的读者,对解读本的阅读也非常虔诚。当然,我对解读本的评判也带有我个人的局限性。

《诗经》诞生三千多年来,一直被奉为儒家(现在叫国学)的经典,而我主要是为了读诗,对“经”的部分还无法理解到位。孔子编《诗三百》时,是用来教学的,不仅是教孔门弟子,是要教全社会的,孔子也是打定主意要使《诗三百》成为“经”的。汉朝是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独尊儒术”的开始,汉朝的思想家、政治家、哲学家、教育家们深懂孔子编《诗》的用意。于是,就把《诗》缀上“经”字,就有了现在的《诗经》。“经”是哲学,由此也可以判定,哲学最初是由诗歌衍生的。

由此可见,《诗经》在汉朝是享有崇高地位的一部思想之经、教化之经、文学之经。这样说来,汉朝的时候,谁懂《诗经》,谁就会受到尊重。谁能把《诗经》活学活用,就可能当官儿。学得好,讲得好,用得好,就能当大官儿。

匡衡就是因为把《诗经》学好了、讲好了,当了大官儿。用得怎么样?对别人用得很好,对自己嘛?咱们先按下不表。

匡衡讲《诗经》远近闻名,汉朝当时的“讲诗界”都佩服匡衡,那些儒学大师不得不感叹:“无说《诗》,匡鼎(鼎,是匡衡的乳名)来。匡说《诗》,解人颐”。大意是:《诗经》上有哪些不明白的地方,就去请教匡衡来讲解。他讲解的《诗经》,可以让听者心旷神怡。了不得!相当于说匡衡是独霸《诗》坛啊!因为讲《诗经》讲得好,匡衡做了太子刘奭的老师。后来,刘奭继位成为汉元帝,匡衡就一步一步做了丞相,总理国家朝政了。

有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被经典化,成为一句很励志的成语叫“凿壁偷光”。这个故事在《西京杂记》上被描述成是匡衡所为。其实,匡衡无论是在家里穷的时候还是在贫的状况下,怎样地刻苦读书,他少年时的学习成绩都不好,高考九次不及第,最后勉强考中了个丙科(相当于今天的职业高中或中专),后被补为太原郡的文学卒史。如果他不懂《诗经》,不会讲《诗经》,就不会当那么大的官儿,大概也不会有人知道他了。

“凿壁偷光”是晋代葛洪在《西京杂记》所写。《西京杂记》属于野史类,可信度不大。也许是葛洪的想象,也许是把别人的事迹强行按在匡衡的头上,反正在正史上查不到“凿壁偷光”这件事儿。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匡衡在少年、青年时,习读《诗经》是下了苦功夫的。历史上以及今天,高考不及第,后来却在某个领域有大成就者众多。这里不一一列举。

匡衡做了丞相后,做了许多对国计民生有益处的事儿。他最大的功劳就是在汉元帝死后、汉成帝继位时,弹劾并制裁了中书令宦官石显及其党羽,为朝廷除却一个毒瘤。但是,剪除石显一党后不久,匡衡就被举报有重大贪腐行为,被贬为庶人。

匡衡作为丞相,在朝廷握有重权,渐渐地有了高人一等的意识,狐假虎威的做法也不少。同朝为官的同僚们开始对他不满,悄悄地收集他的材料。结果,发现他有强行吞并土地四万多亩的行为。当证据确凿后,同僚们就把材料递给了汉成帝。汉成帝看了以后大怒,让匡衡解释。匡衡竟然辩解为:“郡图之误。”意思是说,把地图看错了。(好吧,好像懂《诗经》的人就不会看地图、不识数似的。)匡衡最终以“专地盗土”之罪被贬为庶人,回到了他“凿壁偷光”的地方,不久后因病而死。

不过,我还是愿意相信匡衡曾“凿壁偷光”的,而且是用来读《诗经》的。不下“偷光”的功夫,是不可能把《诗经》讲得天下第一的。有道是:一招鲜,吃遍天。何况在“独尊儒术”的汉朝。匡衡因《诗经》而当官儿,且当了大官儿;当了大官儿,就忘了《诗经》的教育,于是就胆大妄为地“偷”国家的土地据为己有。匡衡仅被贬为庶民,汉成帝已经是看在他过去有过功劳的份儿上了。

贪腐这件事,往往是职位越高,贪心越大。穷人只想一日三餐吃饱;官员或富人不是因为物资和金钱缺乏而起贪心,是用积累财富来证明自己的身价。穷有尽头,富是没有尽头的。常常是越富的人越有权的人,越会感到不足,不是蛇吞象,是吞国。其实,所有的官员、富人都懂得财富与地狱是邻居,弄不好就会走错门。有一个成语说得非常精准:“利令智昏”。“利”是诱饵,“昏”是冒险。

匡衡聪明半世,仅在划分自己封土的时候,觉得有机会可贪了,“智昏”了一次。自己毁了“凿壁偷光”的光荣历史,却“偷”走了自己的后半生。重要的是,他在“偷”占國土时,竟忘了《诗经》中“硕鼠硕鼠,无食我黍”这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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