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晋商博物馆探寻晋商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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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咸丰年间，有御史在奏章中称，仅山西太谷、祁县、介休几个县城中的富户家产，就已经超过一亿两白银，比国库存银还多。晋商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传奇，他们的富有程度几乎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同时，晋商的豪富似乎并没有引起过社会的仇恨。一方面，晋商的祖辈是本本分分地从放羊铲、打狗棍、豆腐磨、卖菜筐里掘出了第一桶金，走西口的路上不知留下了多少血泪、多少尸骨；另一方面，当他们生意纵横天下、富甲一方时，又能以一种从容不迫的心态驾驭亿万家财，满怀对家、国的责任感。在“暴富”与“仇富”同为高频词汇的今天，仅这两点，就足以让我们深思。

北京晋商博物馆位于通惠河畔，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晋商专题博物馆。据史料记载，当年通惠河漕运码头商贾云集，店铺林立，正是晋商大显身手之处。如今，20万平方米的灰色仿古建筑群中，收藏着4万余件流落民间的晋商遗物：信函、文稿、票证、印章、匾额、衡器……这些看似细碎的藏品中，沉积着晋商500年来的风雨沧桑，也展示着他们坚守了数百年的“忠、义、仁、勇”（对国以忠、待人以仁、合作以义、自强以勇）的精神世界。这些藏品倾注了多位藏家近30年来的心血与财力，现存可移动的晋商遗物几乎全部聚集于此，成为研究晋商历史、文化最直观、最鲜活的宝贵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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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晋商博物馆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58号

藏品：4万余件，涵盖账册、信函、文稿、票证、印章、钞版、牌匾、货币、衡器、量具、算具、交通运输工具等众多门类。

“忠、义、仁、勇”造就的现实传奇

北京晋商博物馆珍藏了不少老照片，可以供人追忆当年一代晋商艰苦创业的轨迹。那些早已陈旧、泛黄的人物影像，大多呈现出一种不卑不亢的从容之态。

晋商博物馆中藏有一组从榆次常家后人手中收购来的老照片，拍摄于光绪年间，记录了常家在俄罗斯开设的商号的情况。常家在清代开拓出万里茶路，商号不仅遍及南北，还远及欧洲，号称晋商外贸第一世家。透过这组照片，可以看到一个典型的晋商创业传奇，而解读这些传奇，不能不提的依然是“忠、义、仁、勇”。

勇闯恰克图，生意做到莫斯科

据史料记载，常家先人当年由太谷迁至榆次，曾以放羊为生，历经七代，至常威时期才初有起色。当年，常威身无分文上路，靠给人占卜算命勉强到达张家口，想在这里闯出一片天地。他从开布铺做起，后兼营茶叶、杂货，慢慢积累了一些资本。经过两代人的努力，常家在张家口设立了“大德玉”商号，终于在这块陌生的土地上扎下了根，站稳了脚。

雍正六年（1728年），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开放边境城市恰克图为两国贸易的唯一口岸。常威的三儿子常万达敏锐地嗅到了其中的商机，果断将“大德玉”商号改为茶庄，放弃苦心经营多年的张家口商埠，倾所有资产来到恰克图这片不毛之地。当时，俄国人急切地要与中国进行正式贸易，是因为想得到中国的茶叶。常家向俄商出口茶叶、绸缎，再从俄商手中购进皮毛、银锭，一出一进，获利丰厚。

恰克图口岸开放后，最先出现的就是山西商人，而常家则是当时众多茶商中最具实力的，全城十余个大商号中，常家占了四个。不仅如此，常家还将对外贸易之路从恰克图一举延伸至莫斯科、西伯利亚等地，当时欧洲各地都有常家茶庄的分店。常家先后增设了大升玉、大泉玉、大美玉、独慎玉商号，分号遍及汉口、上海、苏州等地，“独慎玉”的分号就在莫斯科。常氏“跨国企业”自此驰骋商界200余年，堪称奇迹。

搭了三年的仁义戏台

清光绪三年（1887年），晋、陕等地遭遇了百年不遇的旱灾，山西灾情最重，整整三年颗粒无收。当时常家主要是做茶叶贸易，大量茶叶需要从江南茶产区运往中俄边境，灾荒之年，连人都无以果腹，更何况是充当运输工具的大批牲畜。商路一断，损失可想而知。为了渡过难关，常家自己省吃俭用、缩减开支，同时却宣布要拿出三万两银子修建戏台。这当然不是为了摆阔，而是为了救助乡民——只要能搬动一块砖，都能吃上饭。这样做，可能是为了让被救助的乡民们还能保有一份尊严。大灾持续了三年，常家的戏台也搭了三年。

忠于故土，办工办学

如同大多数晋商一样，常家向外走得再久再远，也丝毫没有减少对故土的眷恋。榆次从来不是一块肥美的沃土，但常家发迹之后在故乡投资的土地占到榆次全土地的三分之一以上。现存的榆次常家庄园规模宏大，任何一家晋商大院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庚子事变，常家的商业蒙受损失，为了谋求变革，转而在老家创办近代家庭工业，开办了“敦义和”桑蚕局、“敦睦和”织布工厂，师傅全部从京津两地聘请，一方面为家族中不擅经商的子弟另谋出路，同时也面向社会招收一般学徒。桑蚕局和织布工厂“招徒工数十人，养蚕数十万”，“局内设置一切器具无不全备，一时敦义和之丝品织物，销售平、汾、文、交、祁、太、徐、榆等处，获利丰厚”。此外，常家还向山西近代工业火柴局、保晋矿物公司、晋华纺织公司投过资。重视教育的常家还兴办了山西第一所私立新式学堂——笃初学堂，山西最早的女子学堂也创设于此。

奇迹般的信用体系

北京晋商博物馆的藏品门类广、数量大，仅各式印章就多达上千枚。这些印章多用于票号汇兑，工艺精湛。小小的印章，浓缩了当年晋商创立票号的商务风云，也见证了世界企业史上一个奇迹般的信用体系。晋商“忠、义、仁、勇”的精神世界背后是过人的眼光和智慧。

清嘉庆年间，山西平遥有一个“西裕成”颜料庄，总号掌柜叫雷履泰。“西裕成”早先靠制造和贩运发家，分庄遍及北京、天津、汉口、重庆等地，颇具规模。山西人在外做生意的很多，年终结账，大量现银通过镖局运送回老家，运费高且风险大。有熟识的主顾将银钱交给“西裕成”的北京分号，由经理写信给平遥总号，凭信取款。雷履泰觉得这是一个商机，便与东家商量放弃颜料生意，专营汇兑。1823年，“日升昌”票号创立，中国几千年来现银结算的方式被金融票据取代。

此后，平遥、祁县、太谷一带的商贾纷纷效法，至1904年，山西票号在中国共设分号450家，覆盖一百余座城市。数以千万计的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晋商的深宅大院之中。

两百年前的企业文化

票号实行完全的两权分离，东家最主要的两项职责就是出银子和挑掌柜，其余事务一律不准插手。大掌柜一旦上任，将成为票号经营管理的最高领导，职权之大，令人瞠目。当然，这种经营模式为大掌柜施展才能提供了制度保证，“董事长兼总经理”毫无实现的可能，这点恐怕要羡煞如今的职业经理人。

深受儒教熏陶的晋商时刻要求员工“重信义，除虚伪；节情欲，敦品行；贵忠诚，鄙利己；奉博爱，薄嫉恨；喜辛苦，戒奢华”。这种要求还明确为“十不准”，即不准携带家属，不准嫖妓宿娼，不准参与赌博，不准吸食鸦片，不准营私舞弊，不准假公济私，不准私蓄放贷，不准贪污盗窃，不准懈怠号事，不准打架斗殴。一旦违反，不仅会丢掉本号的饭碗，同行亦不予录用。

票号训练学徒自有一套办法，从心性品格至业务技能，至少要经过三年严格的训练，才能由总号派出独当一面。许多山西票号中流传着这样一首学徒歌谣：“黎明即起，侍奉掌柜；五壶四把（茶壶、酒壶、水烟壶、喷壶、夜壶和笤帚、掸子、毛巾、抹布），终日相随；一丝不苟，谨小慎微；顾客上门，礼貌相待；不分童叟，不看衣服；察言观色，唯恐得罪；精于业务，全会精髓；算盘口诀，必须熟背；有客实践，无客默诵；学以致用，口无怨言；每岁终了，经得考验；最所担心，铺盖之卷；一旦学成，身骨入柜；已有奔头，双亲得慰。”

奇迹背后

山西票号在全权授权经营的结构下，几乎没有出现过分号经理人贪污、携款私逃或被客户诈骗的事件，堪称世界企业史上的一个奇迹。究其原因，除了对员工的“道德教育”，一套完善的风险防范体系也不可或缺。

“龙门账”杜绝贪污

晋商的簿记制度是由明末清初山西思想家傅山先生创立的龙门账，把全部商业活动按性质、渠道划分为“进”“缴”“存”“该”，分别设立账簿核算。各票号账簿多达十几种，相互核对就可以防止内部人员贪污等行为。

纯手工防伪

由于票号实行“认票不认人，见票即付”原则，为了保证款项的安全，票号设计了一整套防伪密押制度，包括精心刻制印章；书写由一人负责，笔迹可辨；电汇时附加票庄自编的汉字密码。想来，现代社会各种高科技防伪倒不如纯手工来的安全、可靠。

票号所用的密押制度源于长年累月的经商，为了避免商业信息的泄露，晋商将汉字密码运用于商业信件，并不时更换，杜绝了冒领、造假等事件的发生。这是一张榆次棉花庄总号写给各地分号的机密信件，告知分号汉字密码的使用方法。例如：“元庆号记”四个字表示“榆次分号的普通棉花和次等棉花”。

山西票号的印章兼顾功能性和艺术性，别具一格。印章形制有方、圆、菱形及不规则图形，纹饰也变化多样，以民俗活动、吉祥图案为多，体现了晋商的文化涵养。就印章功能而言，分为抬头章、落地章、骑缝章等，印在汇票的不同位置。为了防伪，还设计了微雕章，内容为王羲之的《兰亭序》，全篇300余字，精雕细刻，想仿制也难。

镇馆之宝大德兴汇票。汇兑是晋商票号的主要业务，一纸汇票取代了2000年来的现银流通。为了确保款项安全，汇票的书写内容和格式极为规范。作为凭证的汇票在执行完汇兑之后，必须立即销毁，因此存世的汇票实属罕见。

从明代开始，晋商已经在经营实践中形成了“东伙合作制”。“东”即财东，“伙”即合伙人。东伙合作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体制，某种意义上，“企业”由此诞生。值得一提的是，以日升昌为代表的山西票号，其结构和经营方式已经与现代企业制度相当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