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北鼓吹丧葬仪式用乐的传承现状与衍变

西省忻州市自古为边防戍守要地，雁门关有“天下九塞，雁门为首”之说，与宁武关、偏头关合称为“外三关”，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造就了当地民众豪放悲壮、侠义重情又百折不挠的塞北民风。五台山佛教文化的长期熏陶，滋养了当地民众慈悲、向善、孝道的观念。双重文化造就了当地民众重视礼俗，并在长期的礼俗仪式中形成了共同的民俗习惯与审美习惯。丧礼作为五礼中“凶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民间礼俗信仰中保存最为完整的部分。直到现在，厚葬的习俗、孝道的观念在当地民众内心一直没有改变，在忻州当地，只要有丧葬仪式，必然有鼓乐班的出现，这也是晋北鼓吹得以流传并仍然活跃在丧葬活动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当地丧葬礼俗用乐是现今鼓乐班最重要的经济来源，俗称“跑事宴”。根据主家的经济情况，至少请一班，也有两班，俗称打对台，多者不定，以享逝者，以慰生者，以娱众人。随着时代的变迁，“鼓房”变为“八音”，“八音”更名为“艺术团”，伴随着名称与时俱进的改变，鼓乐班在表演形式、曲目、乐器的使用上也更为丰富。但在特殊的仪式（祀神、祭鬼）中，鼓班社仍会恪守传统程式，演奏固定曲目。目前，这种“表演”样式已经“约定俗成”，伴随着班社走南闯北，承应各地仪式。

一、晋北鼓吹的主要流传地——忻州

袁静芳的《中国传统音乐概论》中将河北音乐会、晋北笙管乐、鲁西南鼓吹、山西鼓吹、辽宁鼓吹作为鼓吹乐的代表性乐种，其中晋北笙管乐流传地为山西省北部、东北部地区的五台、原平、代县、繁峙、定襄、忻县、应县、浑源、左云、大同、阳高等地；山西鼓吹乐遍及全省。{1}周青青的《中国民族民间音乐》{2}将晋北鼓乐与河北吹打乐并列于“合奏曲”之“吹打乐”。据该教材介绍，晋北鼓乐中最著名的是“八大套”，曾流行于山西省北部的五台县、定襄县、原平市、忻州市部分地区，由七部笙管套曲和一部唢呐套曲组成。两位学者都认为忻州是晋北鼓吹、晋北笙管乐、山西鼓吹的主要流传地。

在《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山西卷》（下册）的“班社与艺人”中，收录有山西省知名艺人名单。按照行政区域划分，艺人们属于忻州地区、吕梁地区等11个市。经统计，山西省知名艺人名单共收录397人，其中忻州188人，占47%。{3}该“集成”中忻州艺人所占比重足以说明忻州作为全国北方四大鼓吹乐种之一的晋北鼓吹（其他三种：鲁西南鼓吹、山东鼓吹、河北音乐会）{4}流传所在地，在全国鼓吹乐种中具有较大影响。

忻州各县市民间并无晋北鼓吹的称谓，直到现在当地百姓一般称从业班社为“鼓房”“鼓班”“鼓房子”“鼓班子”，称从业人员为 “鼓手”“鼓匠”“吹鼓手”“响工”“鼓上家”。艺人们喜欢称自己的班社为“八音艺术团”，忻州各县县志也以“八音”称之，并认为“八音”是从上世纪50年代始有此称谓（下文统一称为晋北鼓吹）。

晋北鼓吹以唢呐、管子为主奏乐器，笙为主要伴奏乐器，配以锣、鼓、镲。后来随着演出中增加吹戏（晋剧和北路梆子），晋北鼓吹乐器编制随之增加板胡、北胡、二胡等拉弦乐器和梆子、马锣、板鼓等打击乐器。除此之外，还有海笛（小唢呐）、口噙子（口哨或噙子）、笛、电子琴等，甚至近年来有的班社加入萨克斯、长号。乐队组合灵活多样，根据主家办事规模大小、佣金多少、奏乐种类而定。现在各县从事该行业的人数较多，竞争激烈。

笔者经过为期3年（2014—2016）在忻州范围内展开的田野调查，发现各县城乡这些流程都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具体在这些流程中，不同县市的各个传统班社所吹奏的曲目、乐器运用是否相同呢？

二、传统班社班主——丧葬礼俗音乐的守护者

礼俗是晋北鼓吹得以流传的深厚土壤，传统班社的班主则是晋北鼓吹这种艺术之花得以常开不败的资深园丁，丰厚的晋北民间音乐艺术为晋北鼓吹提供了充足的养料。

本文的调查对象在当地均为知名传统班社，具有一定代表性。卢补良班主是晋北鼓吹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牛玉堂班主是牛为贵后人，据景蔚岗先生《“山西八大套”名实辩证》一文记载，山西八大套在五台县槐荫村赵成贵的乐坊初步形成，赵成贵曾向民间鼓乐艺人牛为贵请教，魏明友班主就在前文中所讲的《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山西卷》（下册）的“艺人名录”鼓吹乐和吹打乐艺人之列，范秀文、秦文才班主手艺来源于祖辈世代相传。

通过对比忻州五个不同县市的传统班社在丧葬仪式中的用乐情况，发现该地区的丧礼用乐在为神奏乐的仪式流程、乐曲、乐器等方面的传承确实变化较小。

（一）仪式流程的传承

虽然各县市鼓乐伴随的丧仪活动持续时间有所差异，但基本的丧仪流程是一致的，必不可少的流程有“安鼓”“送行”（或称“送夜”“告庙”） “吊唁”“出殡”，其中，“送行”和“出殡”（“出引”或“发引”）中的“起棺”“盘棺”“卸棺”主要服务对象是亡者。

（二）乐器与乐曲的传承

鼓乐参与丧仪两天以上者，如五台、定襄、原平、宁武4个县，班社都会在“出殡”前一天晚上参与“送行”仪式。该仪式最为讲究，五台牛玉堂、定襄范秀文、原平魏明友三位班主在这一仪式中从乐器到乐曲都有讲究。首先，主奏乐器必须为管子，而不是唢呐。其次，有固定的演奏曲目。五台牛玉堂在该仪式中奏山西八大套中《箴言套》的曲子。定襄范秀文奏笙管曲牌【爬山虎】【西方赞】【雁过南楼】【八板】【柳叶青】等曲子。原平魏明友奏管子曲牌【爬山虎】【隔念曲】。这些曲子基本为山西八大套中的笙管曲。

各班主除了在“送行”仪式演奏乐器和曲目基本相同外，在“安鼓”和“出殡”仪式曲目选择上也基本一致。“安鼓”环节，忻州卢补良、五台牛玉堂、定襄范秀文通用曲目为【一句半】，而原平魏明友和宁武秦文才在这一仪式中，则按照当地百姓的习俗和审美习惯，奏《大得胜》。“出殡”环节，各班主通用的曲目为【苦伶仃】【爬山虎】等。这里所讲的【一句半】【苦伶仃】【哭皇天】文献谱例最早见于1959年山西群眾艺术馆编《民间器乐曲选（2）大得胜》《哭啼啼套》。{5}据载，该套共有5首曲牌，依次为【苦伶仃】【一句半】【四堵墙】【哭啼啼】【哭皇天】（并转《寡妇上坟》）曲牌。书中讲道，“以上五曲出丧时常用，（1）、（5）两曲常在路上行走时用。”{6}

在“娱神”场合演奏固定曲目可以看做是一种符号，通过“约定俗成”来满足人、神的审美期待，以享逝者，同时为生者祈福。

（三）传承曲目【一句半】分析

【一句半】是忻州各县市丧葬仪式中运用最多的一支曲牌，在本文所考察的五个传统班社中均用到此曲，同时，据笔者近年来在忻州各县大范围调查，忻州所有班社在丧仪音乐中都会用到该曲。该曲主要用在安鼓、吊唁、下葬等场合。

谱例1{7}

张林雨著《晋昆考》细吹曲牌，有【前一句半】【后一句半】，曲牌说明为“此曲用于剧中人灵堂祭奠、刑场梳妆等悲伤场合”。{8}

谱例2{9}

谱例3{10}

將谱例1与张林雨《晋昆考》中的【前一句半】和【后一句半】相比，主要存在以下区别和联系：

调式类别方面，【前一句半】为清乐商调式，而且曲中第6、第8小节强拍位置出现较长时值的偏音——清角，有调性游移之感，即“清角为宫”，尽管其余小节也有该偏音，但从节拍和时值等方面来看，是属于经过音的性质。【后一句半】为清乐徵调式，曲中第1、3小节和第5、7小节强拍位置分别有偏音——清角和变宫，出现变宫的位置有“变宫为角”的调性游移之感，尽管之后几小节也出现了该偏音，但从节拍和时值等方面来看，仍属于经过音的性质，每一句结束音均与主音形成上、下方纯四、五度的音程关系，这两首都有偏音出现，旋律更加流畅自然，情感表达更为细腻丰富。谱例1为五声徵调式，因此，该曲与【后一句半】的调式类别一致。旋法特征方面，谱例1的前4小节为【前一句半】开始的加花变形，之后的4小节又是【后一句半】开始的下四度模进，之后旋律进行了变异，但骨干音的性质保持一致，即第8小节为宫音，【后一句半】“清角为宫”的调性游移使这个偏音也取得宫音的含义，最后4小节与【后一句半】的结束句极为相似，只是个别骨干音的位置进行了微调。综上所述，谱例1【一句半】有着与【前一句半】和【后一句半】不可分割的渊源关系，可以说，50年代由五台杜三演奏的【一句半】就是晋昆丝弦曲牌【前一句半】和【后一句半】的提炼与升华。

谱例4

谱例5

谱例4与谱例5是本文所调研的班主所奏【一句半】，基本与前文所讲谱例2【前一句半】为同一曲牌。同样，该曲牌也用在中路梆子和北路梆子中，曲牌说明分别为“用于思索的场面”{11}和“用于祭奠等悲伤场面。此曲经常加笙、管子和唢呐演奏”。{12}在北路梆子《双吊孝》的灵堂，《血手印》的刑场均用到该曲牌，由于在戏班和班社的长期运用中，【一句半】的用乐场合已经固定，且成为一种“约定俗成”，为班主和百姓所接受，成为忻州丧葬仪式“安鼓”“出殡”“下葬”等环节必不可少的曲牌，并传承下来。

五位班主在不同县市的丧葬仪式活动虽然加入了电子琴等新式乐器和戏曲、流行歌曲等音乐，但这些都是为了更好地适应民众的审美需求，达到娱人的目的，从而能在竞争中得以生存。但是在特殊的场合如娱神、祭祀的场合，各位班主能够按照“约定俗成”的规定“入乡随俗”，在乐器、曲目的选择上，保留当地流传已久的仪式用乐。

综上所述，晋北鼓吹的精髓山西八大套的部分曲目、传统套曲《哭啼啼套》《大得胜》得以流传至今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当地各县民众在礼俗仪式与审美习惯上的一致性；其二在于传统班社班主能够恪守古训，他们自幼跟随父辈、师傅承应红白事宴，熟谙各地仪式流程，并能很好的继承、运用。其三在于民间乐人与民众的执着和对礼俗、礼俗用乐的敬畏之心。

三、衍变——传承与发展过程中的变化

由于生存环境的改变以及城镇规模不断扩大，年轻一代的审美观念必然会发生改变。这种“改变”亘古以来从未间断，只是在某一个时间段不易被察觉，而在另一个时间段则表现比较明显。我们在田野调查中还注意到，老年群体、中年群体和年轻一代（包括表演者和受众）对“传统”的不同理解、对民间文化传承的不同认识和不同的审美观念等等因素，均对晋北鼓吹在丧葬仪式中用乐的“传统”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伴随传承过程始终，并且在人为设定的任何一个时间段都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

本文所遴选的班社均为地地道道的传统班社，班主的年龄一般在五十岁以上，学艺经历基本是家传数代、甚至数十代，渊源深厚。但据近几年的田野跟踪采访，目前在忻州从事这一行业的人员年龄、学艺经历较为复杂，除了家传，还有许多从业人员是毕业于当地戏曲学校或艺校的年轻人，年龄在三十岁左右，他们对于传统的认识与保持显然不像传统班社班主那么清楚与执着。另一方面，从办事宴的主家和参与事宴的乡亲民众来讲，主家和乡亲民众年纪越小，传统礼俗观念越淡泊，对礼俗中用乐规矩的重视程度亦随之渐渐弱化，加之城镇化的推进，导致礼俗用乐的场合越来越少，其生存空间越来越“狭小”。

另外，与之前班社成员较为固定相比，受市场经济的影响，现在大多数班社组合方式更为灵活，固定乐人较少，除家族性班社人员较为固定（如本文所提到的牛玉堂、范秀文班社），大多数班社人员不固定，以忻府区为甚，俗称“攒班”或“揽活”，揽活人（可称为班主）提供交通工具、音响、打击乐器等，揽活成功后，通过微信、电话等快速联络人员，组合班子，此举与当地从事该行业人数众多、竞争激烈有关系，灵活的组织方式为艺人们节约时间、成本，较为高效。但是，没有固定的排演时间，对于传统音乐传承，则会大打折扣。

从晋北鼓吹丧葬用乐的传承现状来看，非传统乐器的出现、传统乐器性能的改进和演奏技巧的提高，都对“传统”的“旋律形态”产生了一定影响，比对谱例1和谱例4、5（两次调查、记谱时间约相隔五十年），即可管窥一二。

另外，针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晋北鼓吹传统用乐在传承过程中的衍变现象，不同年龄群体（包括班社和受众）亦有不同的看法和感受。老年群体（60岁以上）是恪守传统的一代，他们依稀记得祖父、外祖父时代丧葬仪式活动的场景，对上一辈丧葬仪式中的用乐曲目记忆犹新，因此认为现状和发展前景均令人堪忧，并有“怅然若失”之感。中年群体（45岁左右）对传统仪式和用乐有清晰的记忆，在怀旧的同时对仪式某些细节的“衍变”大多取宽容的态度，但较难接受非传统乐器的出现。年轻一代（30岁以下）是最具活力的传承群体，他们希望成为“传统”的继承者，同时也对一切新鲜事物有着浓厚的兴趣。在主观上，他们认为在丧葬仪式中使用非传统乐器以及改进传统乐器的性能和提高演奏技巧，都对丧葬仪式用乐乃至晋北鼓吹传统用乐的继承和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继承传统”并不等于“因循守旧”。

根据笔者的田野调查，近期影响晋北鼓吹丧葬用乐在传承过程中产生“衍变”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即老年群体的父辈、师傅多以工尺谱为演奏和传承晋北鼓吹丧葬用乐的依据，而现在的班社则习惯用简谱记写晋北鼓吹丧葬用乐的旋律。

有感于此次田野调查所见晋北鼓吹丧葬用乐的传承现狀，笔者以为：既然晋北鼓吹丧葬用乐（亦包括其他乐种）在民间传承过程中的“衍变”是不可逆转的趋势，作为从事田野调查工作的科研工作者有义务也有责任持之以恒，对具有典型意义的班社、曲目给予长期关注，并认真做好各项后续工作：

其一，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科技手段（包括录音、测音技术），准确记录、分析调查对象的形态（音乐）特征，并客观描述与之相关的人文、地理等方面的因素；比对前次调查的相同项目（可以使用其他人的调查成果和报告内容），客观指出明显的或不明显的“衍变”现象，但不做主观的审美评价。

其二，教学单位应有效利用“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的优势，有计划地对同一地区、同一班社的演奏活动及相同用途的仪式音乐进行定期跟踪调查，以3年或5年作为一个时间段，主要调查有记录的相同项目的“衍变”程度和成因。如能长期坚持，无论是对本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深入研究，还是为后续的田野调查工作提供尽量准确的参照，都可谓是功德无量之举。

其三，除了对同一地区、同一班社的演奏曲目进行纵向比较研究外，还可以对不同地区、不同乐种的同类用乐——特别是仪式音乐中的同名曲牌和曲目进历史的、现实的行横向比较研究，以期追溯其历史渊源及流变轨迹。

以上浅见当否，望方家斧正。

{1} 袁静芳《中国传统音乐概论》，上海音乐出版社2000年版，第376页。

{2} 周青青《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349—350页。

{3} 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山西卷》下册， 中国ISBN中心2000年版，第2048页。

{4} 乔建中《和而不同 多样统一——四种北方鼓吹乐的比较分析》[J]， 《音乐研究》1994年第3期。

{5}{6}{7} 山西群众艺术馆编《民间器乐曲选（2）大得胜》，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8}{9}{10} 张林雨《晋昆考》，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年版，第533页。

{11} 《中国戏曲音乐集成》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音乐集成·山西卷》（上册）， 中国ISBN中心1997年版，第490页。

{12} 同{11}，第651页。

（本文为忻州师范学院第三批院级专项课题支持，编号：ZT201306）

常 芳 忻州师范学院音乐系讲师

赵桂珍 忻州师范学院音乐系教授

（责任编辑 刘晓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