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晋商衰落的原因

摘要：晋商是明清时期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商帮之一，其商贸网络遍布全国，其叱咤中国商界数百年，然而晋商却如夜空中星星一般一闪而过，仅仅几百年的时间便退出了中国历史舞台。晋商的衰落令人扼腕叹息，而其中的原因更加发人深思，诚然，他们的命运与大社会的变动有着无法分割的关系，但其自身的经营方式也同样是其衰落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票号纳捐银行汇兑

与官府联系过密，种下苦果

从晋商的发展史来看，晋商的兴起恰恰得益于与朝廷的紧密联系。晋商发展初期，明朝中央政府为北方各边镇筹集军饷推行开中制，其实质就是商人用实物和力役换取盐的专卖权，并负责将相关物品运输到边界。晋商以此为契机，结合其自身的地理优势，捷足先登。由于为朝廷操办盐铁买卖是一桩一本万利的独占性买卖，晋商在很短的时间一跃成为当时富甲一方的大商帮。明清两朝，晋商的经营范围重点在中国北方，内蒙与东北一带，他们长期的长途贩卖物资活动，对关外的经济起到了带动和繁荣的作用。清军入关前，努尔哈赤等后金贵族给予山西“八大商人”隆厚恩尝。及至清王朝定都北京后，晋商又对清朝在统一、平叛的用兵作战、发展边境贸易和皇帝巡幸等活动中，做出了很大贡献。如在康雍乾三朝征服准葛尔以及平息叛乱的西征战争中，范永斗的后代子孙就承担了输米馈军运送军粮的艰巨任务。当军粮被寇截夺12余万石后，他们又出私财14万两补运。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为佐四川的金川防务，太原等府州绅士孟赢等人共筹本钱110万两，并由郭继传等率伙商赴川办军需物资①，乾隆三十八年十月庚寅。直到清末，晋商与清廷形成了较为密切的关系，但祸兮福兮，这种与朝廷的亲密关系成为日后晋商衰落的主要因素。

自鸦片战争后，清廷面临内忧外患的局势，对外与各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政府负担大量的不平等战争赔款。在对内对外战争经费吃紧，外国资本主义的冲击下，财政来源枯竭，国库空虚。清廷为解决财政危机，解决眼下燃眉之急，一时之间大开捐输、捐纳之门。晋商想以此拔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获得社会认同，可谓与清廷各取所需。而“捐输”，表面上是商人自愿捐输，实际上是政府摊派。当时报捐之名目繁多，如皇帝出巡、生皇子、出兵、赈灾、开河、造游船、修行宫等。清廷以此为取财之捷径，巧立各种名目向晋商进行索捐。如以晋商为主的两淮盐商，从雍正十一年至光绪三十二年间，共向朝廷助饷22次，其名目繁多，无孔不入，如饷“助边饷”、“军需”、“荡平尝需”、“奏凯尝需”、“匪平定尝需”、“匪扰善后之用”、“尝恤之用”、“海防善后款”、“报效银”等等，计银2419万两，粮食21500石。还有赈济捐额银352万两，铜钱56000串，粮食23万石。助工捐银622万两，粮食10万石等等。②

在19世纪60年代，恰逢太平天国占领长江中下游一带，清廷的京饷来路被切。在当时内外用兵紧张，军饷发放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具有雄厚实力的晋商承担了兑汇京饷的重责。山西票号的后期主要业务重心从普通商业间的兑汇改此时的清政府早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气数已尽。辛亥革命以后票号的主要对公垫借款无人承担，甚至大量的财政借款无法收回许多票号都因呆账、坏账而在挤兑潮中纷纷倒闭。

思想守旧，票号错失改组银行良机

晋商创建票号之初，票号是当时中国商业界较为先进性的代表物。票号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东家只出资，不过问经营之事，大掌柜全权负责经营。这项制度总经理有至高的决断权，在利于大掌故独立施展其管理权同时也容易出现墨守成规、不纳良言、不求进取、主观武断的独裁作风。再者山西票号汇通天下，其分号虽遍布全国各地甚至远至俄国、朝鲜、日本、越南、印度等地。但其东家和大掌柜却坐拥在平遥、太谷、祁县三地，仅凭经验主持票号一切事指挥全局。在清末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对外界情况不了解，看不到社会变革的大潮流，思想保守，不能带领票号开拓创新，错失了票号改组为银号的良好契机。

蔚丰厚京都分号经理李宏龄颇有眼光，多次写信给总号，邀请掌权者出来看一看。信中说：“方今出洋游历者，非但学界之人，即王公贝子出洋考察政事，讲求商务，现在银行林立，互相争胜，若不细心讲求，何以自立？故弟以为，非星垣兄必须出外考察，即四东亦应出外一游，以观世变。”③自光绪二十三年（1897）成立第一家通商银行后，各省的官钱局、商办银行大量涌现，他们的出现极大地挤压了山西票号的生存空间。大清户部银行成立时就曾邀请山西票号入股，并请人组织银行，山西票号业的组织者顽固保守，不愿入股，坐失良机。李宏龄等人意识到票号大势已去，便联合祁县、太谷、平遥三帮票庄致函总部，力陈改组银行的必要性，要求效法近代银行的组织、经营方法，集股500万两实行票号大联合，组织股份银行，以图生存。遗憾的是这项颇有见识、力挽颓势的倡议遭到以平遥帮票号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瀚为代表的保守派强力反对。毛鸿瀚诬蔑李首倡银行的行动是“李某自谋发财”，“毋庸审议，径束高阁可也”④，致使经过一年多的酝酿终究还是落空。山西票号错失了这次在历史大变局中转身的机会，便如李宏龄所说：“今者机会已失，商务已衰，纵有救时良策，亦徒托空言。惟耿耿之怀，终难自已。”⑤

国内外的激烈竞争，生存空间受挤压

近代以来，帝国主义洞开我国的大门，资本输出与资本入侵紧随其后。他们带来了比山西票号更为先进的金融制度——银行。外资银行利用中外不平等条约获得一些列优惠政策，加之其业务更为全面，制度更加严密，外资銀行在与票号的竞争中具有绝对性和压倒性的优势。李宏龄对于此事在他的个人日记中曾经心痛的指出：每次遇到倒账，外资银行可以凭借本国势力，朝廷的银行可以凭借官府的权力解决生存。但作为民营资本的票号，即无外力也无法依赖官府。外资除去在银行行业与票号相竞争之外，在晋商的传统的长途运输行业也受到了外国资本主义的挑战。帝国主义列强早已进入工业化和机械化大生产，列强的货物由于机械生产的关系往往物美价廉，他们利用不平等条约向中国大量倾销货物，而晋商所销售的货物采用的仍然是土法技术人工出力，质差价贵，很难与洋货匹敌。所以 ，在与列强的竞争中 ，以往的优势便逐渐丧失 ，由上风退至下风，毫无优势可言。清末民初时期，俄国商人为与山西茶商竞争，从货源上卡住山西茶商，侵入中国茶区后，俄国商人先在中国国内设立据点开始收茶，并在九江、汉口等地设立茶厂制茶，并大量采用机器制茶。凭借《中俄北京条约》给予的特权，俄商在北方贸易中占明显的压倒优势。恰克图边境贸易——这条晋商的传统黄金路线，在俄国商人的挤压下一落千丈。

此外，清朝末期的南帮票号大有崛起之势，在一定程度上对山西票号有所冲击。南帮票号因总部自江浙一带而得此名，为当地官员和商人所开设。南帮票号代表性的人物首当推胡雪岩。他所开设的阜康票号，主要经营范围在江南地区，其主要业务为朝廷和民间的存放款业务和汇兑业务。南帮票号与当时朝廷中的封疆大吏，来往密切，得到了王有龄、左宗棠的赏识，从他们手中获得了许多的商业机会，声势显赫。南帮票号的崛起打破了由山西票号业在官民存款、汇兑方面的独一地位，他们同样与清政府的关系紧密，得到了许多政府业务，获得了巨额利润。

综上所述，尽管晋商的衰落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无论是其思想守旧导致的错失改组银行的良机，还是与官府过密的关系，甚至是外国资本主义与南帮票号的联合夹击。但笔者认为追本溯源，最重要的还是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社会的大变革，国家危亡之际，覆巢之下，焉有玩卵。

注释：

①《清高宗实录》卷944

②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 年版.p34

③④⑤（清）李遂、李宏龄：《晋游日记？同舟忠告？山西票商成败记》，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3.

参考文献：

[1]黄鉴晖：《山西票号史》，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

[2]山西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山西金融志》（上册？初稿），太原，2000

[3]葛贤慧、张正明著：《明清山西商人研究》， 香港欧亚经济出版社1992年8月版

[4] 孫光慧.中国金融简史[M].兰州：甘肃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

[5 ] 孔祥毅.山西票号兴亡的原因及教训 [ J ] .中国金融，2003

作者简介：

魏明璐（1994-）女 江西萍乡人，西南民族大学 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 专门史专业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区域文化与旅游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