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晋藩：中华法文化复兴正当时

法律传统与法文化价值被重视

记者：当下，我们应当如何理解法制史研究的意义？

张晋藩：有些人认为，研究法制史没有什么意义，与现实好像很远，是“坐冷板凳”。殊不知，但得其中味，便知其价值之所在，真个是其乐无穷。研究中国法制史，可以了解中华法文化底蕴的深厚，了解中华法治文明的先进性，从而知道为何中华法系被世界所公认，并影响周边国家长达一千多年。

中华民族有四千多年未间断的文明史，这是我们的骄傲，也是我们进取的自信心、自强的根据所在。先人作出了那么伟大的成就，弘扬中华法文化应是我们作为子孙的责任。尊重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这个民族才是有希望的。

法治史学研究的是过去，面对的是现实，甚至还是有前瞻性的。历史是斩不断的，其价值在于给后人提供经验、借鉴。

今天，我们讲依法治国。其实，早在公元前七世纪，管仲就提出“以法治国”，当时在全世界领先。此后，法律成为治国之具、治世之具。

又比如中国古人留下的法律警语，放在今天看，仍然很有价值——慎到说：“法立而行私，其害也甚于无法”；韩非说：“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唐太宗说：发布敕令（一种法律形式）要审慎，就像汗出于体，一发而不可收拾。类似这样的警句，实在太多了。

记者：您如何评价现在的法制史研究及其与法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

张晋藩：可以说，现在法制史研究领域人才辈出。尽管法制史研究者不像应用法研究者那么多，但老中青三代衔接起来了，他们出版的各种著作，层出迭见，我常常将其形容作“云蒸霞蔚、俊采星驰”。

法制史研究，是总体、综合地研究法文化，并使其为现实服务。近年来，人们开始重视中国传统的法文化了，一些提法也有所改变。上世纪90年代，我出版了一本书：《中华法治文明的演进》。当时提法治文明的人并不多。现在再看，不仅提中华法治文明，还提古代司法文明。这说明，中国法律的传统与法文化的价值逐渐被认识、被重视，是好现象。

新时期应强调法律权威主义

记者：对于中华法文化的价值，人们的认识似乎并不一致。

张晋藩：目前，对待传统法文化，人们认识上有出入，甚至有较大出入。

究其原因，一是对古代法文化了解不够，特别是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将传统法文化一概视为糟粕，予以批判；再有，就是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只有刑法，没有民法。此论也有一定影响。自从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政体法制的改革都以西方为模式，中国法治的近代化就是沿着西方化的路径。西学对中国法文化也有积极的影响，但不能一切以西学为准，对于西方中心论残余的消极影响，还是需要加以清除的。

记者：在您看来，中华法文化的核心内涵是什么？

张晋藩：在中华法文化中，最重要的是人（民）本思想。《尚书》中写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这种人（民）本主义，是中华法文化的核心价值。

中国古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争取民心。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为了得民心，统治者也重视利民生，以德化民。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都反映了这一点。

记者：在新的历史时期，您认为，如何才能更好地传承和发扬中华法文化？

张晋藩：我们这个国家经历了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在专制之下，法律是君主手中的工具，其效用发挥受君主个人状态的影响。

魏征打过一个比方：国家好比一匹奔马，君主是骑手，法律则是他手中的鞭子。所以中国古代讲法，老百姓认为是王法、君主之法。但那个时代，人们也相信王法，有冤枉便诉诸法庭。认为中国古代老百姓完全没有法律意识，是不准确的。宋朝以后，为了民事权利诉诸法庭的事情多的是。甚至还有为了财产去状告长辈的。

“文革”期间的“无法无天”，伤害了老百姓对法律的信仰。我们今天提出的依法治国和古代的“以法治国”不同，它强调的是法律权威主义，而不是法律的工具主义。

我们要从中国的国情实际出发，自主创新地建设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使广大民众对法治中国有信心，对社会主义法律有信仰，使法律的权威植根于老百姓的心中，逐渐地完善辉煌的依法治国的伟大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