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晋书.载记》看异族君主的文学修养

摘要：五胡十六国君主对汉文化是极力推崇的，无论是在政治制度还是文化教育都是如此。这其中有不少爱好文学，且有着较好文学修养的统治者，同时也在国内大力发展文化事业，为少数民族的汉化和民族融合起了推动作用，为北魏孝文帝改革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晋书??载记》；异族君主；文学

中图分类号：I2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3-949X(2011)-02-0043-02

西晋灭亡以后，司马氏在江南重建政权，史称东晋（317-420年）。在北方，从刘渊建国到北魏统一北方（304-439年）的130多年时间内，各少数民族的上层分子和汉族官僚地主，在混战割据中纷纷建立政权，历史上叫做五胡十六国时期。这是继春秋战国之后第二次民族融合高潮。

在学界有这样一种看法，把五胡十六国的入主与欧洲史上蛮族南下灭亡罗马帝国的事件相比，认为后者造成了欧洲的“中世纪”，五胡入主则为魏晋的“封建化”一锤定音。对此，阎步克先生提出了异议。他认为，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化，几乎全是以全盘抛弃罗马的帝国体制和古典时代的文化为代价的，故有“黑暗时代”之称；而十六国对汉制和汉文化，却表现了相当不同的态度。[1]尽管十六国是个战火不断、人民惨遭痛苦、生产严重破坏的时代，但事实上五胡十六国时期，各民族政权在文化、政治制度以及社会经济等方面都在逐步汉化，而且此时的统治者并没有遗弃文教同时也加强了自身的文学修养。赵翼先生也曾说到“晋《载记》记“诸僭伪之君，虽非中国人，亦多文学。”[2]笔者对《晋书??载记》中有文学之才的君主做了个初步的统计，现举例如下：

首先看匈奴：刘元海（渊）。《晋书》卷一○一《刘元海载记》云：“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

刘聪，同书卷一○二《刘聪载记》云：“幼而聪悟好学，博士朱纪大奇之。年十四，究通经史，兼综百家之言，《孙吴兵法》靡不诵之。工草、隶，善属文，著《述怀诗》百余篇、赋颂五十余篇。”

刘曜，同书卷一○三《刘曜载记》云：“幼而聪慧……读书志於广览，不精思章句，善属文，工草、隶。”

赫连勃勃，同书卷一三○《赫连勃勃载记》记，赫连勃勃闻刘裕遣使来，预命皇甫徽为答书，默诵之，召裕使至前，口授舍人为书，裕观其文曰：“吾不如也。”由此可知，其文学水平应该也不错。

从以上可以看出匈奴君主不仅好学，还喜读经史。刘渊以他的汉文化程度，在起兵之后，冒充汉后，以相号召。赫连勃勃，大夏的建立者，匈奴右贤王去卑之后，刘元海之族。

羯族：

石勒，石勒是个不识字的君主，但却很喜欢文学，常让人给他读史书。悟性极高，战略眼光非凡，往往一语中的。在《晋书》卷一○五《石勒载记下》中记载：“勒雅好文学，虽在军旅，常令儒生读史书而听之，每以其意论古帝王善恶，朝贤儒士听者莫不归美焉。尝使人读《汉书》，闻郦食其劝立六国后，大惊曰：‘此法当失，何得遂成天下！’至留侯谏，乃曰：‘赖有此耳。’其天资英达如此。”

羯族文学水平较匈奴要低些，石勒自己虽大字不识，但仍然爱好文学，这是深受汉文化影响的结果。

河西鲜卑：

秃发傉檀。同书卷一二六《秃发傉檀载记》云：“少机警，有才略。”韦宗赞其曰“明世大才、经论名教者，不必华宗夏士。”

鲜卑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少数民族，他们都爱好儒学，博览群书。汉文化水平也较高，建立的国家，比匈奴、羯人所建国家，汉化色彩更浓。

羌族：

姚襄，《晋书》卷一一六《姚襄载记》云：“襄少有高名，雄武冠世，好学博通，雅善谈论。”

姚兴，《晋书》卷一一七《姚兴载记上》云：“与其中舍人梁喜、洗马范勖等讲论经籍，不以兵难废业。……时姜龛、淳于岐等，皆耆儒德，门徒各数百人，兴听政之暇，辄引龛等讲论。”

姚泓，同书卷一一九《姚泓载记》云：“博学善谈论，尤好诗咏。……泓受经於博士淳于岐。”

应该说这时的羌人汉文化水平还是比较高的，有些甚至可以与氐人苻氏相伯仲。从史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姚兴时期汉文化事业是发展比较兴盛的。

巴人：

李流，《晋书》卷一二○《李流载记》云：“少好学。”

李雄，同书卷一二一《李雄载记》云：“雄乃兴学校，置史官，听览之暇，手不释卷。”

李期，同书同卷《李期载记》云：“聪慧好学，弱冠能属文。”

李寿，同书同卷《李寿载记》云：“敏而好学，雅量豁然，少尚礼容，异於李氏诸子。”

卢水胡：（下转第63页）

（上接第45页）沮渠蒙逊：《晋书》卷一二九《沮渠蒙逊载记》云：“蒙逊博涉群史，颇晓天文。”

赵翼先生曾评说：“此皆生於戎羌，以用武为急，而仍兼文学如此，人亦何可轻量哉。”[3]确实如此。

十六国时期，各少数民族统治者都不同程度的加强自身汉文化修养，同时在国内也不遗余力的发展文教事业，是与当时的环境以及君主自身素质密切相关的。

第一，深受当时的历史环境影响。魏晋南北朝时北方陷入了大混战时代，社会动荡不安，士人流徙。原来一直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各少数民族纷纷建立政权，不断吸收汉民族文化，大批汉族豪门士族和俊杰之士进入政权，如张宾、王猛等都成为了这些君主们的左膀右臂，推行儒家思想及汉族政治制度，汉族文化和意识形态逐渐占住了主导地位。正如马克思所说：“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4]他们懂得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必须任用士人，认同汉族封建文化。各统治者纷纷推广汉文化，设置专门机构，教授生徒学习汉文经典，并从学生中选拔官吏，从而逐渐提高全统治区的汉文化水平，从先进的中原地区传播到偏远地区。“将中华民族古老而成熟的文化，从典章制度、礼乐教化到生产技术都传播给少数民族”，由此“促进了北部中国的教育普及，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水准，促进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进一步融合。”[5]

第二，儒家思想及正统意识的强大吸引力。儒家学说在历朝政治生活中都占有着重要地位，在西汉武帝时甚至确立了正统地位。在十六国时期，其影响力仍是不可估量的。这一优良传统便为此时的少数民族君主所承袭，并加以创新，融入草原文化。苻坚推行以儒家宽怀仁义、忠孝恩信为准则的民族政策，虽说这一政策给前秦王朝带来了致命的伤害，但不能不说儒家“仁”思想的结果。正统意识，一直是少数民族所追逐的。在这一方面表现出对汉文化的认同就是强烈的“大一统”观念。匈奴刘渊起兵反晋就自称“汉氏之甥，约为兄弟，兄亡弟绍”，以汉朝继承者的身份“绍修三祖之业”。后赵皇帝石勒曾说：“朕若遇汉高祖，当北面事之，与韩、彭比肩；若遇光武，当并驱中原，未知鹿死谁手。”仍然是一统天下的口气。前秦伐晋也是如此。纵观《载记》发现各少数民族君主无一不是都以“正统”所在自称。

第三，各少数民族君主自身对汉文化的尊崇。异族君主不仅自身有着很强的文学修养，同时对文化教育事业也是尽心尽力。石勒、苻坚、慕容皝、姚兴、慕容德等异族君主，都有亲临考校、躬亲奖励、黜陟任用的记录。前赵、后赵、前秦、前燕、南燕等都有学校，其学生从数百到上千人不等。后秦之主姚兴，让儒生在首都长安立学教授，诸生自远方而来的成千上万。而在同时间的东晋，国家学校不过百十人，而且时有时无，管理散漫。虽说东晋文化是十六国无法比拟的，但异族君主在对文化教育所做的努力却是东晋王朝统治者望尘莫及的。清人李慈铭曾十分感慨：十六国“虽旦夕小朝，兵戈云扰，而文教之盛，转盛江东，岂非盗亦有道者欤？”

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了使政权得到巩固，以控制文化素质较高的汉民族，因此加强自身文学修养，学习经史，发展文教，以团结和拉拢汉族士人。这是北方少数民族在历史进程上的重大进步。十六国时期的各少数民族政权，他们开创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先例，给中华民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增添了新的内容，其不同程度的汉化措施加速了民族融合的步伐。同时也为以后北魏孝文的改制创造了条件。

参考文献：

[1]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208页.

[2][3]赵翼著，王树民校正.廿二史札记(卷八)[M].北京:中华书局，2005.第164页.

[4]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70页.

[5]宋大川，王建军.中国教育制度通史(卷二)[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第53页.1

责任编辑：刘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