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僧侣文士及其译经与文学理论的关系

摘 要：佛教传入中国以后逐渐被本土化。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播是逐步深入的，由此带来的对中国文化的渗透和对文学创作、文学理论的影响也渐次浮现。其中，人的作用无疑是最直接、最重要的。考察僧侣文人的发展变化和他们的译经活动，将会直观揭示其给文学领域带来的新变。

关键词：汉魏六朝；僧侣文士；译经；文学理论

佛教是舶来品，但传入中国以后逐渐被本土化。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播是逐步深入的，由此带来的对中国文化的渗透和对文学创作、文学理论的影响也渐次浮现。这传播，因素当然很多，但人的作用无疑是最直接、最重要的。本文就是从人的角度，重点考察僧侣文人尤其本土僧侣文人的文学活动给文学领域带来的新变。

这首先表现在僧侣文人数量的变化上。笔者据曹道衡、沈玉成先生编撰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不完全统计，从三国、两晋十六国到南北朝这三个时期，僧侣文学家数量分别为0、10和28。记、序等文体写作与诗歌创作一样，也应该被视为文学活动，依严可均《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不含《全隋文》、《全先唐文》）统计，三国时期则有支谦、康僧会，晋代35人还应该加上支遁、（释）道安等8人之外的27人，南北朝则应该加上（释）慧琳、（释）宝林等13人之外的60人。单从诗歌创作上看，仅晋代，按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所收“释氏”就有15人（康僧渊、佛图澄、支遁、鸠摩罗什、释道安、释慧远、庐山诸道人、庐山诸沙弥、史宗、帛道猷、竺僧度、杨苕华、释道宝、竺法僧、竺昙林），而其中有8人未被严可均收列，有4人未被曹道衡、沈玉成收列，计有康僧渊、庐山诸道人、庐山诸沙弥等未被上述二书收列。综上，见录于上述三书的僧侣文人，三国时有2位，晋代有40位，南北朝时期则有75位，另有大量作者阙名。由此可得，整个魏晋南北朝的知名僧侣文人总数约120人。各种表征显示，由三国到晋代再到南北朝，我国僧侣文人数量不仅明显呈现阶段性递增趋势，而且这种增加是成倍的，发展迅速，形成的规模也不可谓不大。这是佛教传播的结果，也有着其客观、经济等方面的因素，但更多折射出的是此期人们的思想在发生着重要的变化，而这种思想的变化，自然会引发传统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的新变。

这种新变的一个最显见的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本土文人甚至许多高门望族才学高妙之士加入僧侣行列，《高僧传》所记载包括支谦、康僧会这2位僧侣作家在内的17位汉魏时期的僧侣几乎全为外国人，“外来和尚”；而晋代，随着僧尼数量的增加，本土僧侣作家已多达30位，出身于一流士族的僧侣就有王敦之弟竺潜、王导之弟释道宝、晋河间郎中令傅遐的长子释僧；而到南北朝时期，随着僧尼人数的迅猛发展，本土僧侣作家则骤增至71位，其中有刘勰及其所依存10余年、“凡白黑门徒一万一千余人”的僧祐。此外，本土僧侣文人中还出现了很多有才华的女性，即尼姑，如晋代的杨苕华、北齐的惠化尼。据梁朝宝唱撰《比丘尼传》记载，东晋至梁名尼65人，另涉及52人，尚有名不见经传者，尼姑之多，可见一斑。

其次，表现在僧侣文学活动的量与质上。随着佛教僧侣文士队伍的扩大，文学作品数量日益增多，文学创作的成就颇高。根据《隋书·经籍志》等史志记载，不少佛教僧侣有文集传世。他们首先在佛教传记文学方面取得了累累硕果，成绩甚为可观。汤用彤先生将僧侣创作的史传文学作品分为六大类，一曰释迦传记，如梁朝释僧佑所撰中国史传文学中第一部外国宗教教主传记《释迦谱》；二曰印土圣贤传，如萧齐时释玄畅所撰的中国文学史上中国人为外国人所作的第一篇完整的传记《诃梨跋摩传》；三曰中国僧传，如释宝唱的《名僧传》、《比丘尼传》和释慧皎的《高僧传》等；还有佛教通史、名山寺塔记、外国传志等三类。同时，他们还创作有大量赋、颂、序、论、书、启、铭、赞等作品，如释慧琳的《新安寺释玄运法师诔并序》、昙无谶的《水赞》、释僧佑的《弘明集序》和《出三藏记集序》、释慧皎的《高僧传序》、释法生的《造像记》、释真观的《愁赋》《梦赋》等均属当时名篇。而真正体现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成就的，应该是诗歌创作。此期佛教僧侣普遍参与或擅长诗歌创作，仅南北朝时期有诗歌作品传世的就有释宝月、释道猷、释宝志、释智藏、释亡名、释昙瑗、释洪偃、释智恺、释灵裕、昙延等近三十人。众所周知，南朝的诗歌创作内容上新奇淫靡，形式上讲究声律。而这两方面的特点均获益于佛教，特别是当时的佛教僧侣的诗歌创作实践。

再者，表现在僧侣文学活动的内容上。通过查读，我们发现这些僧侣并不纯粹是遁入空门、一心向佛、终日面壁、诵经吃斋而不闻世事、不交不游的释家弟子，他们往往首先是熟读中国典籍的文人，或与皇族权要、贵族文人交接，成为他们的属吏或朋友。不论是研读、译注典籍，宣讲、争辩佛经义理，还是朋友之间的诗书往来，他们的活动质量都相当高。他们的接触面广，而且触及的是当时人们的思想和生活层面，因此，不论是横向的还是纵深的，都必然会直接给当时的主流文化以及主导当时文学方向的贵族文学带来诸多新的观念和追求，并促进了六朝小说内容和形式上的变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之所以取得突出实绩，推动唐宋文学走向繁荣，得益于学术和宗教思想引领下的文学理念的变化。而推动这一时期文学理念变化的，除了传统文士的贡献，就是这一时期尤其是南北朝时期僧侣文人对佛教经典的翻译、诠释，对当时乃至以后中国文学和理论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笔者认为，当时僧侣文学活动与文学理论最前位的关联在于佛经的翻译及所形成的理论对传统文学理念的衔接和发展。

因为在僧侣看来，佛经的翻译对佛教的传播来说至关重要。加拿大翻译史学家凯利认为，古罗马时期以来西方文化的发展，首先应当归功于翻译。佛教对中国文化发展的重大作用也是首先来自翻译，而我国翻译历史上第一个高潮就是佛经的翻译。佛教的最初传入当然离不开翻译，而成规模的佛经翻译（笔译），始于东汉的安世高和支娄迦谶(简称支谶)。随后，有支谶弟子支亮、再传支谦，所谓“三支”，以及竺朔佛、安玄、支曜、康巨、康孟详等。魏晋以降的翻译名家有曹魏时的昙摩迦罗、昙无谛，孙吴时的康僧会，西晋的竺法护，东晋的释道安和鸠摩罗什。南北朝时期，则出现了许多像陈代释真谛、齐粱时的僧佑（祐）这样的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这些僧人中，安世高是西域安息国太子，安玄、昙无谛也是安息国人，“三支”、竺法护等都是大月氏人，竺朔佛、鸠摩罗什是天竺人，昙摩迦罗是中天竺人，康僧会是西域康居国人而世居天竺，释真谛是扶南（今柬埔寨）人，而只有严佛调（临淮人）、释道安（常山扶柳人）和释僧佑（祐）（彭城下邳人）等少数几个是本土汉僧。不难发现，最初感到传经之困难、翻译之重要从而探讨翻译问题并做出卓越贡献的是外籍高僧，其次才是本土僧侣；而外籍高僧中先是西域（大月支、安息、康居等）国的，后来才有天竺和扶南的。可见，最早翻译的佛经的确不是根据梵文而是用中亚和新疆一带今天已经不存在的许多古代语言转译的。

翻译就是不同语言的沟通，需要互动。历史资料显示，是外籍僧侣来华译经在先，本土僧侣译经在后，有史可查的中国西行求法、精通梵汉双语的第一人则是到了东晋后期的法显（334—420年），这也就决定了我国佛经翻译的成熟时代只能是在东晋之后，而事实也是如此。先是低级阶段的摸索——直译，然后发展到会译、意译，经过中外高僧的共同探索、总结，最终在本土僧侣手中完成了对翻译标准的提升和理论归纳，形成了专门的佛经翻译理论。

翻译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不同语言间的差异问题。梵汉两种语言的语法结构迥异，梵文不但词性的变格和变位异常复杂，词序也与汉语完全不同。释僧佑曾云：“梵、佉取法于净天，仓颉因华于鸟迹……至于梵音为语，单复无恒：或一字以摄众理，或数言而成一文。……且胡字一音，不得成语，必余言足句，然后义成。译人传意，岂不艰哉?”最初的译经属于创举，没有借鉴，又因是外来和尚，以弘法宣教为己任，基于口述、笔受的形式，故多采用直译。安世高到洛阳后才学习汉语，所译往往“了不加饰”（道安《道行经》序），而意义也欠明白；支谶虽通晓汉语，多用音译，尽量保全原意，但支敏度也批评其所译“贵尚实中，不存文饰”；其再传弟子支谦虽“通六国语”（皎然《高僧传》），反对译经过于质朴而主张文质调和，畅达易解，首创会译之法，竭力减少音译，但也有人认为他的译文“理滞于文”（僧肇《维摩诘经序》），不尽符合原文。

直译的佛经因多从梵文逐字逐句翻译过来，造成质木无文、诘屈聱牙之感，鸠摩罗什在《为僧睿论西方辞体》中说“天竺国俗，甚重文藻，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人呕秽”；而偏于会译、意译的佛经，又因追求易懂、贯通而失去原貌，释道安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中批评为“斲凿之巧者，巧则巧矣，惧窍成而混沌终矣”。东晋以来的翻译家不满于此两端，而追求“文义详允，梵汉弗差”。东晋释道安、鸠摩罗什的理论贡献是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观念，主张“不严于务得本文，而在取原意。”南北朝本土高僧释僧佑的《梵汉译经音义同异记》的出现，标志着我国佛经翻译理论的真正成熟。他说：“然文过则伤艳，质甚则患野，野艳为弊，同失经体。故知明允之匠，难可世遇矣。”直译有点“野”，文笔华丽又有点“艳”。这也就涉及到了中国文学理论中固有的“文”“质”论。释僧佑在这篇大论中申明，译经要把握好“文”“质”的关系，做到不“艳”不“野”、文质彬彬。由此不难看出，这实是孔子“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君子修为主张在佛经翻译领域的运用和发展，是先秦以来文学理论中“文”“质”观在佛经翻译理论中的体现。六朝时代文学趋于繁缛竞采，文质关系混乱。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中倡导“文附质”“质待文”的和谐文质观，就是基于对“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文坛现状的批判。如果这体现的是以儒家文学理念为宗的文士刘勰的态度，那么，面对同样存在文质不和谐、日益由质趋文的佛典翻译现状，这体现的未必不是作为僧佑的弟子、佛学造诣颇深的僧侣刘勰的态度。稍晚的释彦琮在《辨正论》中对数百年佛经翻译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和总结，提出华与野、繁与简、文与质两相得当以及“八备”“十条”的具体主张，是文学理论中“言意”说的深化、丰富和发展。

参考文献：

[1] 曹道衡、沈玉成.中国文学家大辞典[Z].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2] 严可均.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Z].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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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5] 中华大藏经编辑局.中华大藏经[Z]. 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