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教与晚明婚姻中的女性

提 要：晚明的历史特殊性已成为学界共识，在这一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层面都发生了不同于此前的变化。在女性婚姻家庭层面，女教的相对流行、伙伴式婚姻关系的出现，均成为新的社会现象。本文以晚明吴江叶纨纨的《愁言》为中心，考察女教与晚明婚姻中的女性之间的关系，重点探讨女教对女性情理观、婚姻观以及对待婚姻生活态度的影响。本文认为，这一时期女教为婚姻关系中女性情感与道德模式的选择提供了更多可能，对这一时期女性，特别是上层社会女性传统的情理观和婚姻观造成冲击，并因此对其现实婚姻生活产生影响。

关键词：女教；婚姻；《愁言》；晚明；情理

DOI： 10.16758/j.cnki.1004-9371.2016.03.009

晚明时期的变化一直受到明史学界高度关注。1时代的变化体现在社会内部诸多元素的改变。比如，这一时期商品经济发展、印刷出版繁荣带动了女教的盛行。女性有了更多阅读与教育的机会，从事诗文创作，2使得她们在原本是男性中心的文学领域占据更多席位。女子受教育内容呈现出时代特色，不仅包括传统女德教育，诗词歌赋、市民文学与小说戏剧等等也成为女教的重要组成。又如，这一时期的婚姻关系也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变化。高彦颐的研究已经注意到，“伙伴式婚姻”已然在上层知识分子家庭中出现，它强调的是见识相知、志趣相投的琴瑟和谐的夫妻关系组合，相互间充满尊重和喜爱。当然她也指出，“伙伴式婚姻并没有促进制度性平等的社会性别关系。”3因此，这只是社会性别平等的一种有限尝试与探索，或者更准确些说，是由“情”引发的婚姻关系的局部改变。

晚明兴盛的女教对明清时期婚姻与家庭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李国彤注意到明清女教对于家庭成员多向互动关系的积极塑造，并不仅仅局限于男性对女性的单向影响。另外她对“才女不幸婚姻”问题做了研究，指出女教虽然增加了女子才华，但此期女子成就的标准并不是才华卓著，相夫教子的传统观念仍然困扰着女性个人价值的实现；女教虽然拓宽了女子见识，但有些拓宽反而造成女子对“贞烈”的模仿，1所以女子多才对于两性、婚姻而言不一定是好事。但是作为才女本人，她们对自己的才华是何种态度？她们是否认为自己所接受的教育影响了她们的婚姻幸福？李著的研究并没有勾勒出受过教育的女性在婚姻中的多种心态以及情理观念。高彦颐探讨了女子教育的扩展造成的男性化女作家及女职业艺术家增加的问题，即女性职责的扩大以及女性特质的再定义，2她强调的是女教对女性角色的影响，对女性评价体系的塑造，并未完全着眼于女教对夫妻关系的作用。

晚明时期“唯情论”问题受到众多关注，而婚姻关系中“情”的因素也一直是文史学界的共同话题。相当一部分研究认为，这一时期，“情”在婚姻关系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比如有研究者认为“夫妾关系”超越“夫妻关系”的趋势反映了此期“重情”意识的崛起，3“明代大量出现的义夫以及传统士人对义夫现象的宣扬与鼓吹，不仅仅是对原始儒家伦理观念的一种复兴，而且是情感逐渐取代伦理的新反映”。4卢苇菁的研究认为，女子对“义”的理解和对“情”的感受交织在一起。5另有研究者指出：对于寡妇而言，守节是出自于对过去激情的回忆。6文学创作中的重情倾向得到广泛关注：“在明清文学中，除了对好货重利这一社会现象进行特别揭示和肯定外，彰现欲望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男女之情受到广泛的关注以及在这种关注中情欲的公开展示，”7“西门庆和金、瓶、梅四人都是情欲的化身、自然性的代表，他们极度膨胀和变态的自然性欲，有力地突破了封建犬儒学派的禁欲主义。”8总体而言，“晚明时期一些思想家和艺术家倡导‘唯情论’，试图通过情这一路径追求普遍意义和永恒价值。这种趋向由李贽发起，在袁宏道审美观的演变过程中更趋明显，随后的汤显祖表现出对超越肉体的精神意义的情的渴望与追求，而冯梦龙则试图以主体的内在情感为道德规范的基础。”9在晚明思想家的努力下、在俗文学的推波助澜下，这一时期的“情”具有了不同于以往时期的生动内涵与渗透力，这种“情”作用于婚姻之后，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那么，这一时期盛行的女教又是如何将“情”的思潮带入婚姻关系中，并且影响婚姻当中的女性生活态度与婚姻模式选择的呢？本文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叶纨纨诗文集《愁言》的文本分析，探讨叶纨纨对待婚姻的态度，讨论女教对这一态度的影响。

一、叶纨纨与《愁言》

叶纨纨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六月，10字昭齐，是晚明著名文人叶绍袁（1589—1648年）与闺阁诗人沈宜修（1590—1635年）的长女。十七岁时（1626年），叶纨纨与袁俨（字若思，袁了凡子）之子袁崧成婚，婚后生活郁郁寡欢。崇祯五年（1632年），其三妹叶小鸾（1616—1632年）去世，叶纨纨返家奔丧，却于七十日后的十二月二十二日忧郁而卒，1年仅23岁。

叶纨纨自小生活在一个文学世家，其父叶绍袁（字仲韶，号粟庵，又号天寥道人）少负文才，工诗赋。天启元年（1621年），科试二等第18名，五年（1625年），与袁俨同举进士三甲。叶绍袁堂弟叶绍顒，曾任南京大理寺卿；堂兄叶绍冕也有文名，曾入国子监，堂兄弟三人有“汾湖三秀”之称。2母亲沈宜修（1590—1635年）出身名门，其父沈珫是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进士，曾任凤阳府教授、南京国子监学政、刑部主事、山东东昌知府，宜修兄弟六人沈自继、自征、自炳、自然、自駉、自南、自东皆有盛名传诵海内。3沈宜修的从伯父沈璟（1553—1610年）有明代中叶“曲坛盟主”之称，是与临川派汤显祖齐名的吴江派戏曲家。叶纨纨的家中弟妹皆有文名，“午梦堂一门”可谓名满当代誉留后世：“乃若书传伏氏，史继班昭。阶满郑家之草，案盈路泽之蒲。男如八荀，女似三刘，颖藻风飞，惊才玉立。”4

叶纨纨去世（1632年）后，其父叶绍袁收集纨纨留存手稿并诸亲人哀祭之作编成《愁言》诗文集，5并与叶小鸾遗留手稿《返生香》合刻。崇祯九年（1636年）九月，叶绍袁编撰《午梦堂集》，收录十种（《鹂吹》、《愁言》、《返生香》、《窈闻、续窈闻》、《伊人思》、《彤奁续些卷上》、《彤奁续些卷下》、《秦斋怨》、《屺雁哀》、《百旻草》），这是《午梦堂集》最早的刻本，《愁言》排序第二种。崇祯十二年（1639年），曹学佺作序刻本《午梦堂集》增收了《鸳鸯梦》、《灵护集》，共收十二种，《愁言》仍排第二种。这一刻本的后印本调整很多，只收录八种，《愁言》排序第五种，并有删挖之处。到了清代，《午梦堂集》最早的版本是顺治十八年（1661年）叶邵顒序本，目前所见是抄本，与之前版本编次不同，收入八种，《愁言》为第二种。康熙丙寅（1686年），叶燮选辑本刊行，只收录四种，名为《午梦堂诗钞》，《愁言》仍是第二种。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沈德潜（1673—1769年）序刊本《午梦堂集》共收八种，《愁言》为第四种。谢斋藏版为六种本，漫漶与断版处多，且有删汰，《愁言》为第五种。叶德辉（1864—1927年）重辑版《午梦堂集》在曹学佺作序刻本十二种的基础上，增加了《琼花镜》，是崇祯九年流传下来的《午梦堂集》收辑最多的本子，《愁言》为第二种。冀勤辑校中华书局《午梦堂集》是在叶德辉重辑版的基础上，据清抄本和叶燮辑本增收了《存余草》，共为十三种，是《午梦堂集》的足本。6明末至今，《午梦堂集》有多种版本面世，主要是对各类诗集的增删与排列，形成“八种本”、“十种本”、“十二种本”等版本。不过无论何种版本，《愁言》皆是在选诗文集，虽在内容上有删减，但变化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