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生命之谜

第一次见到谈家桢教授是1987年。当时我在广西农业大学任讲师，谈家桢应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的邀请到广西作学术报告。期间，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副主席王蓉贞和广西农业大学校长马庆生陪同和主持报告会。

1991年，我在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工作时，到上海组织一流科学家和科普作家编写“新编十万个为什么”丛书，马庆生教授写了推荐信，介绍我认识了谈家桢。谈家桢在上海陕西南路63号的寓所里热情地接待了我，并欣然答应担任《少年科学文库》的顾问，还亲自为《新编十万个为什么·生物工程卷》撰写了几篇稿件。

谈家桢教授住在一栋欧式二层楼房里，庭院里种植了各类植物和花卉，还有高大的法国梧桐树和丁香树。在二楼会客厅里，谈老给我讲述了他在美国留学．1956年参加青岛“双百”方针会议，曾受到毛泽东主席4次接见和难忘的杭州西湖长谈，受命建立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1992年6月率大陆科学家代表团首次成功访问台湾，以及关于基因工程、克隆技术、遗传学发展态势等等情况。在会客厅和书房，我还看到了谈老与邓小平、江泽民、朱镕基等中央领导合影的照片，与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钱伟长、苏步青的来往信件和互赠的题词，与其导师、诺贝尔奖获得者摩尔根在美国实验室工作时的合影。谈老的书房四壁都是书，摆满了世界各国授予的荣誉证书、奖章，可以说是书香无限、蓬筚生辉，令人肃然起敬，激起我对科学家的无限爱戴和崇敬。

1994年、1995年、1998年、1999年，谈家桢教授应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的邀请，先后4次到广西的南宁、柳州、桂林、阳朔、北海、宜山、合浦考察和讲学。期间，每次我都陪同，他先后考察了南宁青秀山自然保护区、北海银滩、合浦红树林、柳州大龙潭风景区、桂林阳朔漓江、柳州沙塘和宜州原浙江大学旧址。考察期间，谈教授还给广西壮族自治区党政领导、大专院校、科技教育界、新闻出版界作了多场精彩的学术报告。

记得1998年春节，春寒料峭，谈家桢教授在北京开完全国政协会议之后，专程到南宁作短暂考察。在邕期间，谈老先后考察了广西大学、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广西植物园，并出席了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新闻出版局举行的《谈家桢与遗传学》出版座谈会。在邕期间，时任自治区党委书记曹伯纯、副书记马庆生，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振潜、甘幼王乎，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陈雷卿、梁超然、陈震宇等领导同志分别会见了谈家桢。谈老虽年届九旬，却依然耳聪目明、慈祥豁达、精神矍铄、思路清晰、行动敏捷、忆旧趣浓、谈锋甚健。

2000年9月，我到上海出差，专程去看望了谈家桢教授，谈老夫妇在众仁花苑与我共进了午餐。席问，我告诉谈老，打算将我所写的关于近十年来我所接触过的两院院士的文章结集出版，请谈老作序并题词，谈老笑允。年底，谈老将序言和题词从上海寄给我，使我极为感动，深受鼓舞。

2006年8月12日，我在上海开会，再次到上海华东医院看望了98岁高龄的谈家桢教授，进行了半小时的交谈。谈家桢教授是国际著名的遗传学家、中国遗传学的开山宗师，他的人生道路与中国遗传学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他的传奇经历被看作是中国遗传学发展的缩影。近十年来，我与谈家桢交往过程中，深感他的科学成就斐然、品德崇高，他的精神风貌值得我们这一代人发扬光大。

教会学校受启蒙却怀疑上帝造人

谈家桢是国际著名遗传学家、中国遗传学开山宗师，有趣的是他早年是在家乡宁波教会学校接受启蒙教育和基础学科教育的。谈家桢的父亲是宁波一家英国人办的邮局里的一名小职员，工作勤快、认真负责，深得上司赏识。但他文化水平低，又不识英文，三十多年来只能在县一级或市分支邮政局工作。他频繁地调动，在谈家桢四五岁时，他升任为二级邮政局局长，每月工资大洋百余元。他认为，他经济生活的改善和社会地位的提高，全都因他进入外国人办的邮政局，受益于教会，他相信教会办的一切事业。因而在孩子进学校问题上，他固执地把谈家桢两兄弟送进本地的一所教会小学，照他的话讲，以后会前途无量。

12岁时，谈家桢和哥哥一同进入英国教会办的宁波斐迪中学，每天早晨例行地要作祈祷，《圣经》是重点课，必须熟练地背诵《新约》与《旧约》。谈家桢在小学读书时已有了这样的经历，他不仅熟读《圣经》，而且还到教堂做礼拜。

他觉得在教堂里听听圣歌，看看善男信女那股虔诚劲，很有趣。但他始终是一位身在教会而不信教的学生，他对《圣经》中谈到的上帝创造了人感到纳闷，他怀疑上帝并没有那么万能。究竟是上帝创造了人?还是人创造了上帝?这个疑问在他心底里埋藏了很久，以至于当外籍教师提问他“人是谁创造的”问题时，他不愿用《圣经》上的教条来回答，但又不知如何回答为好，一时憋得脸色通红，自然受到外籍教师的一顿训斥。

课后同学们都说谈家桢傻，说他应该按《圣经》上说的重复一遍便不会难堪了，谈家桢却坚定地说：“虽然我现在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我相信将来一定能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这一信念，引导谈家桢一辈子在探索生命的奥秘，并大有作为。

1926年7月，谈家桢以优异的成绩中学毕业，并被学校免试保送进苏州东吴大学。他从一所教会创办的中学又踏进一所教会办的大学。在选择专业上，他曾想攻读平时基础好的数学，但由于对生物学一直有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多年来悬在头脑中的那个疑团——人究竟是怎样变过来的?这需要一个科学的解答，因此他选择了生物学专业。上世纪20年代，中国学术界已由对达尔文进化论的兴趣转移到对孟德尔新遗传思想的介绍和传播上来，广大学者对孟德尔杂交试验的独特的实验方法和所得出的遗传规律感到耳目一新。对于有着强烈求知欲的青年谈家桢来说，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从对达尔文进化论的浓厚兴趣，开始学习孟德尔遗传学说的新思想。

在东吴大学生物系，外籍教员泰斯克讲授的“进化遗传与优生学”课是谈家桢在东吴大学学习时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门课程，这对他毕生致力于遗传进化论和优生学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同时，他还如饥似渴地阅读了一大批关于进化论、遗传学和优生学等方面的书籍，达尔文的原版《物种起源》也就是在那段时间里读完的。他从这些书中，找到了“人是谁创造的?”答案，并萌发了用遗传学原理改良人种的大胆设想。

谈家桢大学毕业时，获学校保送至燕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师从闻名遐迩的美国摩尔根教授的弟子、一位从事遗传学教学和研究的教授李汝祺，开始了以亚洲瓢虫为实验材料进行色斑变异遗传规律的研

究，并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完成了研究论文，通过答辩获得了硕士学位。

按照李汝祺的意见，谈家桢把硕士论文分成各自独立的3篇。其中两篇与李先生联名发表在《北平自然历史公报上》，另一篇是整篇硕士论文的核心部分，经李汝祺教授的推荐，直接寄往摩尔根实验室。

谈家桢非常敬仰遗传学泰斗摩尔根，希望有朝一日能成为摩尔根的学生。摩尔根审阅了谈家桢的论文，甚为欣赏这位中国青年研究者的才华。

他把论文转交给他的助手、国际著名的群体进化遗传学家杜布赞斯基教授。杜氏也曾想利用瓢虫的色斑多态性进行遗传进化规律的研究，但一直未能如愿。谈家桢的论文令他十分高兴，他直接给谈家桢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表示对这个课题及已取得的成绩极为欣赏。后经摩尔根和杜氏的推荐，这篇论文在美国发表。

自此后，谈家桢与摩尔根及杜氏取得了联系。研究生毕业前夕，谈家桢遇见了在协和医院工作的东吴大学姓施的老同学，谈家桢正准备离京返母校任教，这位同学在谈家桢的纪念册上写下了“中国的摩尔根”6个字。这不是简单的6个字，而是谈家桢为之奋斗了60年的座右铭。

1932年，谈家桢回到母校东吴大学生物系任讲师。这年夏天，他同父辈好友的女儿傅曼芸结为伉俪，并在校内租了一幢二层的楼房，夫妻俩过着宁静的小康生活。但他去摩尔根实验室深造的意愿从未放弃过，他直接写信给摩尔根，表达了自己的希望。不久，谈家桢接到了摩尔根的回信，表示无条件地同意他到摩尔根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

1934年，谈家桢西渡重洋，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生物学部摩尔根实验室深造，1936年获博士学位。他是经典遗传学创始人摩尔根的入室弟子，在继承发展摩尔根遗传学说方面有杰出的贡献：上世纪30年代，他开创性地从事果蝇种系进化和亚洲瓢虫色斑变异的遗传学研究，40年代提出了“异色瓢虫色斑嵌镶显性遗传理论”，在国际遗传学界引起巨大反响，受到高度重视和评价。

1937年，抗日烽火燃起，谈家桢怀着科学救国之心，返回祖国。在祖国，谈家桢一直致力于开拓中国的遗传学研究，竭尽全力，到处呐喊，活跃在学术界的第一线，培养了大批人才。他一生辛劳，把自己的毕生精力贡献给遗传学，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遗传科学的带头人。

毛泽东一再关照谈家桢身手不凡

1956年，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发言记录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年轻的遗传学在中国命运艰辛，若不是毛泽东一再关照，结果实在很难想像。

作为美国摩尔根的入室弟子，在上世纪50年代初“一边倒”强行灌输苏联米丘林生物学的高压下，谈家桢自然首当其冲地遭到批判，但他没有丧失科学家的勇气，断言回击了对他“资产阶级立场”的指责：“我不能理解，科学与阶级立场有什么关系?”1956年，根据毛泽东“艺术上的不同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的不同学派可以自由争论”的精神，在周恩来的过问下，在青岛召开了一次遗传学座谈会，谈家桢就“遗传学的物质基础”、“遗传学与环境的关系”、“物种形成机制与遗传机制”等问题倾吐心声，提醒国人注意国际遗传学发展动向，并介绍了刚问世的分子生物学。

1957年3月，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当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有意将谈家桢从复旦大学挖到中国科学院，而高教部长杨秀峰则执意不放人。两位大学者都有些耳聋，形成了“两聋抢珠”的有趣场面，两人各执己见、互不相让。

激烈的挖角争论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结果由毛泽东出面调停，提出了“划条二三八线，到此为止，以后科学院不得再从高校中挖人”。

之后的一个晚上，毛泽东指名要见谈家桢。当陆定一把谈介绍给毛泽东时，毛泽东亲切地握住谈家桢的手说：“你就是遗传学家谈家桢啊!”谈家桢向毛泽东概述了不同学派在“青岛会议”上讨论的情况，毛泽东听后说：“过去我们学苏联有些地方学得不对头，应该让大家来搞嘛!”

1957年7月，“反右”进入高潮。当时上海有人已将谈家桢划为“内定右派”，当谈家桢正为宏愿又将成为泡影而忧心忡忡时，毛泽东在上海又与他谈了一次话，并一语双关地说：“谈先生，老朋友啦!”接着又风趣地说：“辛苦啦，天气这样热，弦不要拉得太紧张嘛!”毛泽东的一句话，“内定右派”烟消云散。1958年岁首，在西子湖畔，毛泽东又与谈家桢等人共进晚餐，商讨科学技术赶超世界水平的问题。毛泽东问谈家桢：“把遗传学搞上去还有什么困难和障碍?”谈家桢坦言：“‘双百’方针提出后，虽然复旦大学在开设米丘林遗传学的同时亦开设了摩尔根遗传学课程，但有些人把这些看成是统战需要，是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照顾，依然有阻力……”毛泽东坚定地说：“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有困难我们一起来解决嘛!”

1961年4月，毛泽东第四次接见谈家桢，鼓励谈家桢坚持真理，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科学技术要赶超世界水平。谈家桢后来回忆道：“当时毛主席是那样地重视科学，关心知识分子，鼓励我们走向社会，深入基层，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毛主席提倡‘双百’方针，当生物学领域中教条主义地对待米丘林学派和摩尔根学派时，毛主席却积极地鼓励我坚持科学，大胆开展遗传学研究。直到1974年冬天，毛泽东已病卧在床了，他还派王震同志到上海来看望和问候我，真是终身受诲，终身难忘啊!”

1961年底，以谈家桢为所长的复旦大学遗传所正式成立，短短几年间，便在人体遗传学、植物进化遗传学、微生物及生化遗传学等基础理论领域取得了可喜成绩，辐射遗传学研究更已接近当时国际水平。可是“文革”灾难中，谈家桢还是在劫难逃，无法幸免……待到严冬过去，他已人老境，但仍抓紧分分秒秒整顿研究所，重建实验室。

1985年谈家桢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这是继华罗庚、夏鼐之后，第三个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1986年筹建了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1989年复旦大学杭州校友会发起成立了“谈家桢生命科学基金会”，并颁发“谈家桢生命科学奖学金”。谈家桢获“求是杰出科学家奖”和“何梁／何利基金奖”。

海峡两岸血浓于水与蒋纬国叙师生情

1990年，台湾浙江大学校友会通过台北科学会帮谈家桢办妥了大陆同胞旅行证，邀请他去台湾欢度80华诞。然而台湾当局却以他的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身份为由拒绝他入境。

1991年，由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吴大猷出面，仍险些再度被阻，直到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李远哲教授与沈君山教授多方斡旋、交涉与疏通，才峰回路转，终于促成了以谈家桢为团长的大陆第一批杰出

科学家于1992年6月8日赴台湾访问。

这一访问，标志着海峡两岸各领域的双向交流出现了突破性的进展。访台期间，最戏剧性的场面是谈家桢与他60年前任教苏州桃坞中学时的学生、国民党元老蒋纬国的重逢。师生俩以一口脆亮的宁波话畅叙别情，言语间充满了对故乡的怀念。分别时，蒋纬国带了礼物送给老师，其中有他自己设计的印有蒋纬国英文名字的丝巾和领带。

随后又赠送给老师一只桌型电子钟，钟面上刻着这么一段话：“我们的基本立场是——出发点：一、海峡两岸都自认为是中国人。二、所以我们只需要一个中国。我们的愿望——国家战略目标：一、每一个中国人都有过好日子的机会。二、我国要受到全世界的尊敬。”现在，这只电子钟已被保存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里。

在台8天的短暂访问，谈家桢广交旧友新知，他深为两岸有广阔的合作领域而鼓舞。他对岛内同行表示，考虑由两岸遗传学界共同投入一项为期20年的与美国人合作的研究计划，这是一个探讨各人种基因差异的长期项目，这个课题将对中国下一代的优生、对中国人口素质的提高产生巨大影响。

夕阳红映话科教世纪之交再奋蹄

少小离家求学的谈家桢至今乡音未改，说起话来，仍是一口浓重的宁波口音。访谈中，谈家桢论及的话题甚为广泛，其中有关生命科学与其他学科及社会发展的关系，仍是谈论的中心话题。

他说，各个学科的互相渗透是当前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休戚与共，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为同盟。他认为2l世纪将是人体科学的世纪，生命科学将成为下一个世纪科学的主角。遗传工程的发展有着诱人的经济前景，它将导致传统工业结构的调整和改革，在解决人类面临的难题中发挥巨大的潜力，并将迅速影响到科学技术、工艺学、农业、医学等众多领域，给人类带来大量有价和无价的效益。

1988年，谈家桢出席在加拿大多伦多举行的第十六届国际遗传学大会。谈家桢大声疾呼“理、工、农、医”结合，他认为农学研究的对象是动植物和微生物，医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现代生物学的基础是现代物理学、化学和数学；物理运动和化学运动是物质的低级运动形式，有生命物质的运动是高级运动形式。因此，从现代生物学的发展而言，缺少物理和化学的知识，不可能得到突破性的发展。这就给大学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理、工、农、医结合的综合性教育，不仅适合我国经济改革的需要，也符合世界科技发展的趋势。

访谈中，谈家桢还提出了创办科技特区的设想。他说：“科技特区是为了突破传统的科研体制，是科研体制改革的尝试。”科技特区有几个特点：科技人员是流动的，采用聘请制；它是一个纯粹的科研机构，职工的衣食住行由社会解决；特区将在加强与外国先进科学和技术的引进交流方面发挥其优势，吸收外籍华人投资、讲学、工作，手续简便，来去自由。科技特区建立后，将有可能在较短的时间里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促进快出人才、多出成果，缩小与国外的差距。谈家桢身体力行，主张科学家参与企业活动，把“产、销、用”三者密切结合起来。科技人员有较快掌握国际科技发展动态的职业优势，沟通情报，有的放矢地组织外销，避免盲目生产；学者可以利用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的机会，直接向国外介绍工厂的产品，促进国际贸易和科学技术的交流，促进新技术、新设备的应用推广和设计制造。

谈家桢对广西一点也不陌生，早在1938年，因当时日寇入侵，他便随浙江大学南迁，经香港、梧州辗转至柳州，盘桓数日，才又转至宜山(今宜州市)，并在宜山工作生活了一年多。当时是敌寇入侵，山河破碎，满目疮痍。时隔半个世纪，1987年，他又沿着抗战时“浙大”的撤退路线，旧地重游，后又再访广西，感慨颇深，而今是国家自立，山青水秀，一派繁荣。谈家桢忆旧趣浓，谈锋所至，往事仍历历在目。他说：“广西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了，抗战时期我在浙江大学任教时就随校迁徙到过广西，自1987年后，我先后4次到广西各地考察，每次来，看到经济有了新的发展，城市建设和人民的精神面貌有新的变化，心里就十分高兴。”

谈及广西正在实施的“科教兴桂”战略，谈家桢认为这是一个很有科学性的发展思路。他说，经济发展必须依靠科技、依靠教育，科技和教育必须结合起来。教育搞好了，劳动者素质提高了，才能促进先进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真正实现科技转化为生产力。谈家桢有不少学生在广西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师生间的密切联系使他对广西在生物工程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方面的进展及成果有较多的了解。他说，广西大学农学院及广西医科大学等单位的科研工作者在生物工程的研究和应用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不少成果，有些还在国内外产生了影响。他认为这方面今后还要加强，也希望政府和有关部门多支持、多鼓励。谈家桢语重心长地说，广西有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一定要认真加以保护，并在此基础之上加以利用，为人类服务。广西发展生物工程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希望广西的科技工作者在生物工程的研究和应用方面取得更大的进展和更多的成果，并祝愿广西早日实现“科教兴桂”的宏伟目标。

年届98岁高龄的谈家桢以其对科学的杰出贡献，受到世界科学界的尊敬，先后被美国、意大利、第三世界等科学院授予院士，又是世界科学院院士及发起人，正如苏步青教授给他的题赠所言：“名闻世界，寿比南山。”

如今，安度幸福晚年的谈家桢，仍在为“把遗传学搞上去”作着擘画。1997年7月，他针对世界上开展的跨世界“基因争夺战”，给中共中央写了关于“保护基因资源”的信。他在信中敏锐地指出，美国于1990年便开始绘制人体全部基因图谱，现在已领先了一步。信中提出，要保护我国基因资源，并要制定政策，营造良好环境，加快我国基因工程产业化进程。

江泽民同志看到信后非常重视，作出批示：“岚清、宋健、佩云同志，我仔细阅读了这份来信，我认为谈家桢同志的意见是十分恳切的，建议你们召开一次会议认真研究一下，提出解决的办法，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们得珍惜我们的基因资源。”

谈家桢在得知了江泽民的批示后，高兴地笑了。他说，有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中国的科学事业一定会继往开来，在不远的将来，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2006年8月12日，我到上海开会，正巧女儿也从北京到上海参加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我们一起来到上海延安东路的高干疗养院华东医院看望谈家桢院士。

这天，上海天气特别晴朗，华东医院绿草茵茵、松柏苍翠，满园花香。医院的护士长听说我们来探望谈老，十分高兴地说，昨天晚上谈夫人邱蕴芳就说了今天上午10

点钟你们要来，不过要约法三章，遵守规则，谈家桢已经是98岁高龄了，谈话时间只能在半个小时以内。

走进谈老的房间，只见谈老坐在沙发上看报纸，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满面红光。房间墙上挂着两幅醒目的照片，一幅是他在实验室的工作照，照片上的谈老拿着显微镜正在做实验；另一幅是和夫人邱蕴芳在黄山迎客松前的合影。

早晨的一缕阳光从窗口射进房间，显得温暖和明亮。

谈家桢在华东医院的房间里，还陈列着两块银质牌匾，一块是上海市欧美同学会第七届理事会名誉会长的聘书。另一块是1999年9月25日，由国际小行星协会命名委员会命名国际编号3542号小行星为“谈家桢星”的中英文银质牌匾。另外还有一块是科学出版社颁发的“知名作者”奖牌。

在会客室里，摆放着一盆淡雅的花卉，倍显温馨。谈老精神焕发，记忆很好，他深情地回忆起上个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曾4次到广西考察讲学的情形。作为一个生物学家，他十分热爱广西，广西这个山青水秀、绿色植物和中草药资源十分丰富的宝库让他难以忘怀。他非常怀念抗日战争在广西柳州、宜州教书的日子，特别怀念他在广西工作的学生。

夕阳无限好，我在黄浦江畔聆听谈家桢那颗不老的心在有力地跳动。在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征途上，谈家桢的科学精神和治学品德在深深地影响着海内外莘莘学子……

谈家桢小传：

谈家桢(Tan Jiazhen)，遗传学家。1909年9月15日生于浙江宁波。1930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1932年毕业于北京燕京大学研究院，获理学硕士学位。1936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获哲学博士学位。历任浙江大学生物系教授、理学院院长。解放后任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系主任、副校长、遗传研究所所长、生命科学院院长、校长顾问。曾任遗传学会理事长、《遗传学报》主编、第15～17届国际遗传学大会副会长等职，现任中国生物工程学会和环境诱变剂学会理事长。1978年起任全国政协常务委员。1983年起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和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1985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和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上世纪30年代起从事亚洲异色瓢虫色斑的遗传变异和果蝇的细胞遗传图及种内、种间遗传结构的演变研究。为创设现代综合进化理论作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异色瓢虫复等位基因嵌镶显性遗传和果蝇性隔离形成的多基因遗传基础的发现引起国际遗传学界的巨大反响，对我国遗传学工程起了推动作用。上世纪60年代在领导中苏合作的猕猴辐射遗传的研究及上世纪70年代末起致力于组织分子遗传学和植物遗传工程等研究，均取得一些重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