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红色金融的实践及启示4篇

中央苏区红色金融的实践及启示4篇中央苏区红色金融的实践及启示　第9卷第4期2016年7月学报JOUＲNALOFCHINAEXECUTIVELEADEＲSHIPACADEMYJINGGANGSHAN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央苏区红色金融的实践及启示4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中央苏区红色金融的实践及启示

9 卷第 4 期2 0 1 6 年 7月学 报JOUＲNAL OF CHINA EXECUTIVE LEADEＲSHIP ACADEMY JINGGANGSHANVOL．9，NO．4Jul．25．2016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的红色金融实践———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中央苏区为例□乔晋声(中国工商银行 公司金融业务部，北京 100140)［摘 要］在井冈山革命斗争和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有针对性地开展了一系列金融实践活动，如废除旧债、成立银行、发行货币、发行公债等等，极大地支持了革命运动和根据地建设的发展。金融为军队服务，是争夺军事主动权的需要;为经济服务，是争夺经济主导权的需要;为贸易服务，是争夺物资流通权的需要。在现阶段总结革命时期红色金融的斗争历史，启示我们金融发展要紧扣时代主题，服务实体经济，着眼人民群众，遵从客观规律。［关键词］革命时期;红色金融;军事斗争;根据地建设［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 －0599(2016)04 －0076 －08① 2015 年底，美国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约为11． 6 万亿美元，约合75． 3 万亿人民币，欧元区银行部门信贷规模约为16． 7 万亿欧元，约合 121． 91 万亿人民币;日本国内银行贷款和贴现余额约为 460 万亿日元，约合 27． 1 万亿人民币;中国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约为 93． 9 万亿人民币。数据来源:wind 资讯，各国(地区)信贷统计口径有所不同。从各国主要股票市场市值看，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市值 29． 5 万亿人民币。［收稿日期］2016 －05 －30［作者简介］乔晋声(1963—)，男，山西太原人，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研究方向为货币银行与金融经济。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推动要素资源在不同部门之间流动的重要力量，金融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显著作用。目前，从金融活动的规模看，中国已经是国际金融舞台上一支重要力量 ① 。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十分重视金融战线的斗争活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十分艰苦的斗争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开创的红色金融事业为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回顾革命战争时期，特别是井冈山斗争和中央苏区时期党领导下的金融事业发展，对于我们当前在错综复杂的经济环境下更好地推动金融工作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金融工作的主要内容革命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畏艰险，开辟了一条又红又专的金融战线，对于支持革命时期的战争活动、支持革命事业的发展和壮大起到了重要作用。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金融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废除旧债，建立正常借贷制度针对旧社会工农(主要是农民)借贷负担沉重、高利贷盘剥明显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承认借贷关系是一种劳动关系的同时，旗帜鲜明地提出，要打破旧有的高利贷借贷模式以及不合理的借贷关系，以农民可以负担得起的利率向农民提供资金支持，使得农民“在饥荒时得到救济，而不至于

　第 4 期乔晋声: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的红色金融实践· 77 ·因高利贷使得农民本已艰辛的生活雪上加霜”。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铲除高利贷。旧社会，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基于雇佣关系的劳力剥削，也有基于借贷关系的财力剥削。革命前，高利贷种类繁多，有纯粹的现金借贷，月息最低二分，三分、五分的都很常见;有粮食借贷(有的地方叫放生谷)，一般是在农民青黄不接时因为债主逼债迫不得已向地主借谷米，利率高于现金高利贷，只要是夏收前借贷，在夏收后都要收至少 50% 的利息，俗称加半利。因此，共产党将铲除农民身上的高利贷盘剥作为重要斗争内容之一，也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在实际斗争中，闽西地区党组织提出:月息在二分以上的即可归为高利贷，应取消所有高利贷;月息一分五厘以下的只还本不还息。广东农代会上，党号召农民作经济斗争，反对高利贷与高利押。湖南省农代会亦提出了取缔高利贷的主张。总之，取消高利贷，恢复正常的借贷金融秩序是中国共产党金融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二是打破旧有的借贷关系，把农民从旧有的人身依附型的借贷关系中解放出来，而这些行动又是与革命暴动初期“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策略密切相关的。旧社会，尤其是灾年，为挺过饥荒，农民不得不向地主借债度日，而一旦陷入借债关系，农民就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最后甚至卖儿卖女，这已经脱离了金融借贷关系的本质，向人身依附型的借贷关系演变。为此，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初期就提出了打破旧有借贷关系的口号。例如，王明前(2015)［1］ 认为，在湘西革命根据地，当地党组织提出“尽量焚毁田契、借据，铲除田界及没收土劣、贪污资本家及一切反革命派之财产土地矿山森林粮食金银大工厂商店汽车房屋等，以归苏维埃政府”。再如，1929 年 1 月，毛泽东和朱德率红四军主力由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发布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中就提出了“债不要还，租不要交”，“工厂银行，没收吞并，外资外债，概不承认”等主张，后来在斗争中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正确办法(黄少坚，1995)［2］，“凡是用利息剥削的叫债”，而抗债要区别对待，“一，富人欠穷人的债，还清;二，富人欠富人的债，缴给苏维埃;三，穷人欠富人的债，一律不还”。这种提法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一贯的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也体现了区别对待的工作原则。( 二) 成立银行，活跃当地金融市场革命前，农民主要的借贷渠道就是高利贷以及邀会等形式，打破旧有的不合理金融体系后，迫切需要建立起一套切实符合农民利益的、能够发展农村经济的新型金融体系，共产党人的革命工作，不仅在于“破”，更在于“立”。从中国共产党的初创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提出要组织农民的借贷机关并实行较低利息。彭湃在海丰领导农民革命时提出，应在农民组织中“设金融机关以利农民”。毛泽东在醴陵考察农民运动时号召农民“成立地方银行，……没收地主金银财宝，存入地方银行”。此阶段，农民组织中设立金融机关的设想依然是零散的，并且受革命势力的限制，往往也只是在零星的地域内能够实现。随着革命形势不断发展以及共产党理论和实践修养的进一步提高，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设立国家银行的主张，1932 年，这一设想最终成为现实。革命斗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的努力主要有:第一，地域性农民政权的金融机构。在革命初期，伴随着农民暴动，党组织在多地区建立了部分地域性质的农村金融机构，这些金融机构多以信用合作社、互助社的名义出现，往往承担着取消高利贷之后满足农民借贷需求的任务。例如，浙江萧山衙前信用合作社(1924)，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最早的金融机构;湖南衡山柴山洲特别区农民银行(1926);湖南浏阳浏东平民银行(1927 年 1 月)，这是湖南省，也是在当时全国范围内规模较大的一家工农银行;湖南醴陵县工农银行(1927 年 4 月)，这是毛泽东在醴陵文庙坪向农民代表作鼓动讲话后，当地成立的第一家农民银行，可以说是在毛泽东同志亲自关怀下成立的第一家银行。第二，革命根据地性质的金融机构。随着革命斗争活动的进一步发展，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逐渐发展，随着革命根据地的壮大，以革命根据地政府为主导的根据地银行也相继成立。1930年，鄂西联县政府总银行成立，在苏区各县市设分行，总行发行信用券，银行独立经营，而非政府的提款机。1930 年 6 月，经过长期斗争，鄂豫皖三大

　· 78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6 年苏区突破敌人封锁连成一片，1930 年 10 年，鄂豫皖苏维埃银行在黄安县七里坪成立。1929 年 1月，毛泽东和朱德部率领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同年 2 月与江西工农红军独立团在东固会合，7 月，东固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为支持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在东固革命委员会的倡议下成立了东固平民银行。1930 年 3 月，在东固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成立了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并将东固平民银行改组为东固银行。毛泽东、朱德、陈毅等领导人先后都曾到东固银行进行调研视察。1930 年 10月，红一方面军攻克吉安，赣西南苏区连成一片，遂成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同年赣西南特委决定将原东固银行改组为江西工农银行，后与闽西银行合并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1929 年 3月，红四军东征闽西，攻占龙岩、永定，在此基础上开辟了闽西革命根据地，建立闽西苏维埃政府。1930 年 9 月，为调节金融、保持现金、发展社会经济，打破反动派的经济封锁，闽西苏维埃政府拟设立闽西工农银行，同年 11 月 7 日，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 13 周年，闽西工农银行正式成立，行址在龙岩城下井巷。闽西工农银行后与江西工农银行合并为苏维埃国家银行。第三，苏维埃国家银行。1931 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筹备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的动议，毛泽民受命组建国家银行。1932 年 2 月 1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江西瑞金成立，初期资本金 20 万元银元。1932 年4 月漳州大捷后，筹得 100 万大洋，全部转入国家银行资本金。国家银行设营业、会计、出纳、管理、文书、券务 6 个科，1933 年 1 月增设金库会计科，1934 年 7 月，迁往云石山坡子村。1935 年 11 月，苏维埃国家银行随中共中央转战到陕北，同时，根据国共合作协议，苏维埃国家银行改名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并将原陕甘根据地的陕甘晋苏维埃银行改组至国家银行西北分行，财政部长林伯渠任行长，原会计科科长曹菊如任副行长。从抗日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各根据地政权被分割成诸多独立的区块，但各根据地普遍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成立了各自的银行，并发行在本地区流通的货币。随着全国解放形势越来越明朗，1948 年 12 月 1 日，以华北银行为基础，合并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等根据地银行，组建了中国人民银行，并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央银行。( 三) 发行货币，维护货币流通体系发行货币是政权实施有效管治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建立正常金融秩序、保证物资有效流通、保障居民正常生活的必要措施，掌握了货币发行权就掌握了经济建设的主动权。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货币发行权，在大大小小的革命根据地内都开展了货币发行的实践，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活跃当地市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整体看，这段时期的货币发行工作，为建国后的人民币发行工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积累了大量的人才储备。早在井冈山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开始了货币发行的初步尝试。阚景阳、崔霞(2014)［3］ 提出，1928 年 5 月下旬，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始着手创办红军造币厂，同年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行“工”字银元。工字银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政 权 发 行 流 通 的 第 一 批 金 属 铸 币 (涂 健，2012)［4］ 。红色政权下发行的第一种纸币是东固平民银行发行的“东固平民银行铜圆票”，初期票面为壹圆、伍角、200 文、100 文 4 种，后又印发了贰圆的纸币。江西工农银行亦曾发行过“暂借发行券”和铜圆票作为货币流通，得益于东固银行打下的良好的信用基础，江西工农银行发行的货币得到当地居民的认可。闽西工农银行成立后，随即发行了银圆券(壹圆)、银圆券辅币(壹角、贰角)等货币，1930 年发行 3 万张壹圆券，1931 年再次发行银圆券和银圆券辅币等。鄂豫皖苏维埃银行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行了多种货币，包括纸币、布币、铜币和银币等等。1932 年 7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正式发行纸币，面值包括壹圆、贰角、壹角和伍分，据统计，到当年底，累计发行货币 656175 元。1933 年又增印了伍角的纸币，至 1934 年长征前，国家银行共发行壹圆、伍角、贰角、壹角、伍分 5 种面额、8 个版本(纸币加硬币)，累计发行达 800 万元。同期，苏维埃政府还委托中央造币厂仿制了“袁大头”、“孙小头”、“鹰洋”等银元以及贰角的

　第 4 期乔晋声: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的红色金融实践· 79 ·银毫子。人民银行组建后，随即发行第一版人民币，人民币的使用范围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逐渐扩大;1951 年 10 月，中央决定在新疆发行维文版人民币;1959 年镇压西藏农奴主胜利后，藏币被废止，人民币进入西藏，至此，全国范围内实现了货币的统一。( 四) 发行公债，支持革命斗争需要为筹措经费，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发行过多次公债，大部分情况下都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情申购。从 1932 年起，中华苏维埃政府临时中央政府分三次在苏区范围内募集公债(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金融研究处、人民银行赣州市中心支行调统科，2012)［5］ ，即“革命战争短期公债”两期和“经济建设公债”一期。二、红色金融对于革命斗争的重要作用( 一) 金融为军事行动服务，是争夺军事主动权的斗争革命战争时期，金融的首要任务是要为军事行动服务。革命斗争考验的不仅是军事斗争的战略战术、指战人员的意志品质、武器装备的质量数量，更是对后勤保障、物资供应的综合考验。特别是在革命战争年代，敌对势力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居民群众长期采取控制、封锁、围剿的高压政策，根据地的军事斗争十分严峻，红色金融正是在这种条件下发挥了重要作用。金融与军事斗争之间相辅相成:一方面，金融为军事斗争筹措资金，是军事斗争得以坚持的基础。为支持军事斗争，筹措军费，共产党采取了多种形式的金融和经济活动，以打破敌人的经济垄断。例如，共产党在根据地范围内自主发行货币，获得了货币发行权，货币发行权有助于中国共产党合理确定货币发行规模，打破敌人的资金封锁，防止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为军队筹措经费、发放军饷。在活跃货币流通的基础上，军队也可以更多地参与地方经济建设活动，自力更生，从市场筹措自身活动所需要的资金。此外，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通过贸易活动获得法币，红军可以从白区获得珍贵的军事物资和战略物资。再者，通过发行战争公债，战争时期也筹措了大量资金用于军事斗争活动。另一方...

篇二：中央苏区红色金融的实践及启示

金融2022年第02期收稿日期：

　2021-11-15作者简介：钟庆作，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现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赣州市中心支行。中央苏区金融斗争的历史经验与当代启示□钟庆作（中国人民银行赣州市中心支行， 江西 赣州 341000）摘要：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积极组建国家银行，统一了中央苏区的货币流通，并逐步建立了中央苏区的金融体系，金融斗争也随之而来。文章通过挖掘整理中央苏区金融创建相关史料，梳理出与困难斗争、路线斗争、反破坏斗争、反挤兑斗争、保密斗争、反腐败斗争等六个方面的中央苏区金融斗争实践经验，归纳出中央苏区金融斗争实践的时代性、原则性、人民性、创造性等鲜明特征，并提出对当代金融事业发展的若干启示。关键词：中央苏区； 金融斗争； 红色金融中图分类号：F832.9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2-2740（2022）02-0074-07中央苏区主要由赣南、 闽西两地革命根据地组成， 亦称为中央革命根据地或中央根据地。

　本文研究的中央苏区金融斗争特指从 1931年 11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筹建国家银行到 1934年 10 月中央红军撤离中央苏区这一时期的红色金融史。

　实际上， 中央苏区金融创建的历史就是一部形式多样、 激烈而残酷的金融斗争史。这场斗争随着中央苏区的建立而展开， 也随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 （下称 “苏维埃国家银行”）

　的诞生与发展而深入。

　中央苏区金融斗争是与中央苏区的反 “围剿” 斗争、 土地革命以及经济、 文化教育、 法制、 廉政和社会建设紧密关联的， 既有尖锐的阶级斗争， 也有激烈的路线斗争和经济斗争， 还有苏区干部群众认识上的思想斗争。

　本文试图通过挖掘整理中央苏区金融创建相关史料， 来揭示中国革命斗争史上一个长期容易被忽略的斗争环节—— —金融斗争， 既让中央苏区的历史更加丰满， 也使当代金融人能从中央苏区金融斗争的历史经验中获得深刻启示。一、中央苏区金融斗争的实践与探索（一）

　开天辟地， 筚路蓝缕， 与各种困难进行不懈斗争， 创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性金融机构—— — 苏维埃国家银行。

　这充分表明了中央苏区的金融斗争是中国共产党 “金融为民” 理念的生动实践。1. 面对选址、 人员及资本金等诸多难题，第一代国家银行人迎难而上。

　1931 年 11 月 27红 色 金 融金 融福建 FUJIAN FINANCE74

　福建金融2022年第02期日， 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 经讨论决定迅速筹建苏维埃国家银行和中央造币厂。

　1932 年 2 月 1 日， 苏维埃国家银行在红都瑞金正式成立， 毛泽民任行长。

　成立之初， 以毛泽民为首的国家银行创立者们面临着选址、 人员和资本金等一系列难题。

　但勇于实践、 善于创新的共产党人凭借特有的智慧和魄力， 最终使这些难题都迎刃而解。

　国家银行及其一系列货币管理政策由此起步， 并成为整个当代中国中央银行体系的开端。2. 毫无经验可循， 不等不靠， 边学边做。苏维埃国家银行成立之初， 以毛泽民为代表的第一代国家银行人在制度建设和银行业务规程方面进行了大胆探索和实践， 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利用各种途径收集有关资料：

　如通过对红军基层作战部队缴获的战利品的整理， 获得急需的相关书籍、 账册和凭证， 设法通过广东的亲属购得一本 《银行簿记实践》等； 从一张税务机关四联单中获得启发， 着手设计国家总金库制度， 起草了第一部金库条例； 通过 “红军部队的政治部和供给部， 请其注意搜集有关财政、 银行、 企业等制度的书籍、 文件、 账簿、 单据、 报表等实物”。

　经毛泽民主持， 研究制定出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暂行章程》， 从而 “建立了一整套银行会计、 出纳、 营业等工作制度， 印制了各种账簿、 单据、 表格”。3. 统一中央苏区货币流通， 初步建立了红色金融体系。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国家经济政策明确指示：

　苏维埃应开办工农银行并下设分行， 这个银行 “有发行货币的特权”； “苏维埃应发行苏维埃货币， 并兑换旧的货币， ……， 外来之货币， 须一律兑换已盖苏维埃图记之货币， 或苏维埃自己发行之货币”① ， 由此奠定了国币及其发行机关国家银行的合法地位。

　中央苏区各地还废除了高利贷剥削， 取缔了敌对货币在苏区的流通和使用。

　1932 年 7 月， 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正式在中央苏区流通， 各种杂币逐步退出流通市场。

　继而国家银行总行先后设立了福建分行、 江西分行和瑞金直属支行， 分行下面分别设立了兴国支行、 石城支行和长汀办事处， 各地纷纷成立了信用合作社。

　由此， 中央苏区的红色金融体系已初步建立， 为全面开展各项金融活动奠定了基础。（二）

　生死较量， 不断与 “左” 倾路线做坚决斗争， 保证了国家银行和苏区货币金融体系的基本稳定运行。1. “攻打漳州” 与 “攻打赣州” 的斗争，确保了筹建国家银行启动资金的落实。

　当时的临时中央奉行 “左” 倾机会主义路线， 1931 年12 月 4 日向苏区中央局下达 “首取赣州” 的指令， 但久攻不克， 使原来设想的国家银行启动资金化为泡影。

　1932 年 4 月， 在毛泽东的建议下红军攻占漳州， 给工农红军带来了大量的后勤补给， 苏维埃国家银行的启动资金也迎来转机。

　正是战略计划的调整和胜利发起漳州战役， 为国家银行夯实了经济基础。

　“打下漳州，对于扩大红军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 筹措给养， 开辟闽西南游击斗争均有积极的意义”② 。

　实际上， 漳州战役是一场成功的以军事为背景的经济补给战， 苏维埃国家银行得以正常运转和持续存在。2. 与取消战时筹款、 盲目扩编红军、 超量发行货币进行斗争， 挽救了岌岌可危的苏区金融体系。

　随着 1931 年 10 月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 斗争的胜利， 党内在财政、 金融领域① 江西省档案馆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565 页。② 王进主编：《毛泽东大词典》，广西人民出版社、漓江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63 页。福建金融FUJIAN FINANCE红 色 金 融75

　福建金融2022年第02期也展开了尖锐的斗争， 由于王明 “左” 倾机会主义路线占据了统治地位， 1932 年 6 月召开的苏区中央局会议贸然取消了主力红军为发展经济而承担的筹款任务， 从而阻断了国家银行的财政来源， 还不切实际地提出了 “创造百万铁的红军” 的口号， 实行红军大规模扩编， 至同年 9 月中央苏区的红军已发展到 10 万人， 致使财政支出猛增。

　为此， 国家银行被下令 “开足马力” 多印钞票， 以达到支援革命战争的目的。

　在这种政策影响下， 苏区纸币的发行量剧增， 造成纸币严重贬值， 信誉度大大降低。

　同时， 苏区内外的反动势力趁机造谣生事， 使国家银行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

　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路线对此进行了坚决斗争， 提出“国家银行发行纸票的原则， 应根据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 财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方”③， 这就为苏维埃国家银行执行货币政策提高了相对独立性， 从而挽救了岌岌可危的苏区金融体系。3. 围绕 “经济建设” 与 “军事战争” 的关系开展路线斗争， 重建了中央苏区货币信用体系。

　1934 年 9 月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 “围剿”战争失利， 苏区财政经济每况愈下， 苏区纸币的信誉面临严重危机。

　为了纠正王明 “左” 倾路线推行者的以牺牲经济利益换取军事胜利的错误思想， 毛泽东在 1933 年 8 月 12 日召开的中央苏区经济建设大会上， 作了 《粉碎五次 “围剿” 与苏维埃经济建设任务》 的报告， 精辟地阐述了经济建设与革命战争之间的关系，批评了 “在战争环境中不能搞经济建设” 和“离开革命战争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任务” 的两种错误观点。

　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亲临一线筹集物资， 联系苏区中央对外贸易总局组织货源， 苏维埃国家银行在各货币兑换处按1∶1 的比价兑出现洋。

　同时， 苏区外贸总局在各消费合作社大量出售从国统区换回的百货商品， “合作社出售的所有货物， 只收纸币，不收现洋”， 这一举措让群众纷纷将手中的现洋兑回苏区纸币， 从而重建了苏区的货币信用体系。（三）

　多措并举， 在反假堵漏上挫败了敌人对苏币信用的破坏活动， 维护了中央苏区货币流通的正常秩序。

　中央苏区货币流通时期， 也正是国民党政权与苏维埃政权在军事上进行 “围剿” 和反 “围剿”、 在经济上进行封锁和反封锁的斗争时期， 苏区的一些反革命分子趁机在金融领域实施了破坏苏维埃货币信用的活动 :1. 伪造苏维埃银毫和国家银行纸币。

　如1933 年春， 在中央苏区流通市场上出现了伪造的苏维埃银毫。

　1934 年 3 月， 在福建明光县（今龙岩市连城县）

　发现了反革命分子假造的国家银行纸币； 当年初夏， 又在福建省破获了阙渭明用木刻印板伪造一元一张国币的反革命案件。2. 故意压低国家银行纸币价格。

　如 1933 年3 月， 瑞金县两个奸商黄龙春、 赖伦波压低国家银行纸币价格， 哄抬现洋价格， 企图造成苏区金融恐慌。

　1934 年 1 月， 汀州市奸商余天昌用 58 元国家银行纸币收买 8 元现洋。

　瑞金县的“广聚德” 和 “合盛昌” 两家商店卖盐， 规定用现洋 1 元可买盐 1 斤 4 两 （ 16 两制）， 用国家银行纸币 1 元只能买 12 两。

　福建省上杭县一家豆子店卖豆， 用银元 1 元可买 1 斗多， 用国家银行纸币 1 元只能买 4 升多。3. 拒用国家银行纸币。

　如 1933 年春， 在苏区的一些奸商富农及地主残余乘着国民党反对派对苏区进行军事 “围剿” 之机， 企图③ 江西省档案馆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324 页。红 色 金 融金 融福建 FUJIAN FINANCE76

　福建金融2022年第02期在内部破坏金融， 他们在将现金藏匿起来不使流通的同时捏造别地不用的谣言， 拒绝使用纸票银毫。对于反革命分子破坏苏区金融的活动 , 苏维埃政权进行了坚决斗争和严厉镇压：

　一是及时通过有关决议或出台相关条例。

　1933 年 12月 28 日， 江西省第二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 《经济建设决议案》 中决定：

　对于富农、 奸商及反革命派破坏国币、 运送现金出口、 运进假票和银毫混淆国币信用的， 采取最严厉的手段予以镇压。

　1934 年 4 月 8 日， 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的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 （下称 《惩治反革命条例》）

　更是明文规定：

　“以破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为目的， 制造或输入假的苏维埃货币、公债票、 及信用券者。

　或煽动居民拒绝使用苏维埃的各种货币或抑低苏维埃各种货币的价格引起市面恐慌者。

　或煽动居民向苏维埃银行挤兑， 或藏匿大批现金， 或偷运大批现金出口，故意扰乱苏维埃金融者。

　均处以死刑。

　其情形较轻者， 处六个月以上的监禁。

　” 二是采取了一系列打击措施。

　1933 年春， 在中央苏区发现伪造苏维埃银毫后， 江西省寻乌县苏维埃政府当即发出密令， 要求各级苏维埃政府严密查究伪造银毫的人， 以保障国家银行货币的信用， 巩固苏维埃政权。

　为维护中央苏区正常的货币流通秩序， 临时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部于 1933 年 4 月 28 日发出第十九号训令 《建立现金出口登记制度》， 并颁布 《现金出口登记条例》， 以防止豪绅、 地主、 富农、 资本家私藏大洋， 妨碍苏区现金流通， 或假冒办货名义私运现大洋外逃。（四）

　临危不乱， 采取果断措施开展反挤兑斗争， 使国家银行转危为安。

　1933 年春夏之交， 中央苏区各地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挤兑风波， 加剧了中央苏区的银荒钱荒、 通货短缺危机。

　对此苏维埃政府一方面加强政府调控， 打击破坏金融的活动； 另一方面发挥银行调剂作用， 从而在较短时间内平息了挤兑风波， 消除了社会恐慌。

　一是广泛进行宣传。

　中央、 省、县各级苏维埃政府均发出布告， 鼓励群众使用国币， 并通过组织宣传队、 召开座谈会、 举办展览会、 举行庆祝大会等形式， 广泛宜传苏维埃纸票的信用。

　二是恢复红军筹款任务。

　经过毛泽东等党内有识之士在抵制 “左” 倾路线过程中的据理力争， 红军总政治部于 1933 年 1 月11 日向全军发出了 《开展节约运动和加紧筹款以进一步充足战争经费》 的训令， 恢复了主力红军的筹款任务以弥补政府财政供给之不足。中央财政部还特设了没收征发局， 专司领导中央苏区的筹款工作。

　三是加强现金管理。

　由于现金缺乏是导致挤兑风波的最主要原因， 中央苏区采取各种措施加大现金管理力度：

　其一，禁止私人收买金银首饰， 根据闽西苏维埃政府布告第 3 号， “如有私人在赤色区域收买首饰一经查出以十倍以上之罚金， 其将首饰运到白色区域贩卖或在赤区私销银币则处以死刑”。其二， 号召群众和单位将现金兑换成纸币。财政人民委员部发出通令 “现洋概须送交总分库或送附近兑换所换取纸票应用”， 同时要求各部队征来的钱财如是现洋得由上级批发国票使用。

　其三， 严格控制现金外流。

　规定凡携带大洋与毫子来往白区办货在 20 元以上者，须向当地市区政府登记。

　在 1000 元以上者须向省、 县政府登记， 取得现金出口证才准出口。四是严惩破坏国币行为。

　苏维埃政府从法律上保护国币的正常流通， 对拒用国币、 伪造国币、 哄抬银价等故意扰乱苏维埃金融者， 坚决予以严厉打击。

　五是积极开展对外贸易。

　1933年 4 月， 中央苏区设立了中央对外贸易总局和国家粮食调剂局， 加强了对国民党统治区域贸易的领导， 在苏区的重要出口地设立分局、 采办处、 代办处或采购站， 构建了一个对外贸易网络。

　通过将苏区出产的大宗商品销往白区，福建金融FUJIAN FINAN...

篇三：中央苏区红色金融的实践及启示

22 年第 2 期总第 277 期征 信CREDIT REFERENCENo.2 2022Serial No.277冀南银行的金融实践与启示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培训学院红色金融研究课题组（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培训学院，河南 郑州 450011）摘 要：冀南银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金融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革命战争年代在货币金融领域开展对敌斗争的光辉范例。冀南银行作为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官方银行，在其存续期间，面对复杂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坚决开展对敌货币斗争，积极推进根据地经济建设，有力保障军需民用物资供应，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冀南银行立足根据地实际，深刻把握货币金融规律，在货币发行、物价稳定、业务管理与制度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对当前中央银行事业发展具有重要启示。关键词：冀南银行；冀南币；金融实践;根据地建设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47X（2022）02-0085-08冀南银行从1939年10月成立到1948年年底结束业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红色银行，在冀南银行基础上组建的华北银行又直接主导实施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创建，因此冀南银行又被称为新中国金融的摇篮。在地域范围上，冀南银行以八路军一二九师建立的晋冀鲁豫根据地为中心，具体包括河北、河南、山西、山东一部分，内部在区域划分上包括太行区、太岳区、冀南区和冀鲁豫等四个行署区。因根据地银行最早由冀南行署建立和领导，因此称作冀南银行。依托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发展红色金融力量，创建冀南银行，有着特殊的经济社会背景和现实的军事政治考量。在政治方面，面对日军的疯狂扫荡和经济封锁，八路军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迫切需要在政治上打开局面，进行政权建设， “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建立、发展党和群众组织，实现财政经济和社会秩序的建设”［1］ ，而红色银行的建立和金融秩序的恢复，是当时边区政府进行政权建设，对抗日伪势力的重要举措。在经济方面，晋冀鲁豫边区遭受连年战争和自然灾害的破坏，农业生产和工商业活动陷于停滞状态，如何发展经济和动员物资，为抗战提供有力的经济支撑，成为边区政府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而建立根据地自己的银行，发行根据地货币，便成为“新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2］ 的重要内容。在货币金融层面，创建红色银行并发行根据地货币的任务同样紧迫，当时根据地内除法币外，伪币杂钞横行。这种局面造成两个不利后果：一是市场缺乏统一的本位币和货币计价标准，不利于根据地市场的统一和金融秩序的建立；二是日伪势力将发行的“联银券”等伪币大量投入市场，成为压榨民众，掠夺物资的工具，也成为根据地恢复经济金融秩序的重大障碍。可以看出，冀南银行是在抗战时期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下诞生的，并且其运行体制和业务发展也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进行了相应调整。收稿日期：2021-9-14课题组组长：曲迎波 成员：李博楠 李 慧 付玲玲 毛彦军 刘林川 石琳琳 徐 述作者简介：曲迎波（1965—），男，河南新密人，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货币政策、金融史等；李博楠（1971—），女，河南洛阳人，副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与金融、中央银行等；李慧（1965—），女，河南内乡人，副教授，学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金融会计、商业银行经营与管理、农村金融等；付玲玲（1970—），女，山西晋城人，副教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金融服务营销、金融危机管理等；毛彦军（1980—），男，河南叶县人，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绿色金融、金融改革与发展、农村金融等；刘林川（1986—），男，河北邯郸人，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央行业务、宏观金融等；石琳琳（1988—），女，河南汤阴人，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金融安全等；徐述（1994—），女，河南许昌人，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反洗钱。· ·85

　【金融纵横】

　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培训学院红色金融研究课题组 冀南银行的金融实践与启示一、冀南银行的业务与运行在冀南银行存续的不同阶段，根据金融工作重心的不同，冀南银行的业务开展也有所变化，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建立初期：1939—1941年冀南银行建立初期由于受到战争的影响，这一时期银行的主要工作是围绕统一货币、建立健全银行的管理制度与相关业务制度展开的。该时期的银行管理实行营业部、总务部和发行部三部并行。在建立银行的管理制度过程中，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边区政令的影响，表现出较强的战时特征。建立初期的冀南银行业务主要分为存款业务、贷款业务、汇兑业务和其他业务四种。同时由于此时的冀南银行具有较强的战时特征，除基础的银行业务外，也承担着管理军用物资和管理外汇等工作。在边区根据地，物资有时候直接和物价相关，充裕的物资可以维持币值的稳定。同时像盐、粮食这样用以出口的物资可以换取外汇，从而达到平衡进出口贸易、稳定根据地市场的作用。这些银行业务在促进边区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基础上，也为抗日战争提供了更好的经济支持。（二）起步阶段：1941—1946年在经历了最开始较为艰难的三年后，冀南银行逐渐在边区稳定下来，成为晋冀鲁豫根据地的主要金融机构。同时期，晋冀鲁豫工商管理总局也同样为根据地提供着经济服务，并为根据地金融业的稳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1941年9月成立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在整顿当地的经济和贸易机构过程中，于1944年将冀南银行与工商管理总局合并，共同承担起为根据地提供金融经济服务的工作［3］ 。冀南银行与工商管理总局在合并之前各司其职，但工作内容高度重合，合并之后有利于整合资源与工作效率的提高。冀南银行与工商管理总局合并后共同承担着经济金融业务，积极开展根据地经济建设和对敌经济斗争。总的来说，在冀南银行与工商管理总局合并期间，工作重心逐渐集中于对敌经济斗争问题上，例如大力度打击伪钞，逐步降低法币的使用范围，加大冀钞的发行并不断巩固冀钞的地位等。同时，冀南银行与工商管理总局合并后依然将银行基础的存款、贷款和汇兑业务作为主要的业务来开展，并加强了对汇兑工作的管理。除此之外，冀南银行与工商管理总局也承担管理根据地物资的工作，两者相互配合，为根据地提供了有序稳定的大后方。（三）成熟阶段：1946—1948年随着晋冀鲁豫根据地的逐渐稳固，冀南银行不断发展壮大。1945年后期，党中央将工作重心转向城市，为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冀南银行在1946年将总行迁至河北省邯郸市，也将银行工作的重点转向城市。为了适应城市业务的发展，冀南银行不仅不断优化自身业务，同时积极进行企业化改革，努力从业务层面到管理层面都与城市发展相融合。具体来说，进入城市后，在保持原有的存款业务、贷款业务、汇兑业务的基础上，充分适应城市的市场经济发展，在各个业务下增加城市业务，不断开拓城市金融市场。在充分打开城市市场的过程中，冀南银行同时兼顾了农村业务，除对农村进行贷款帮扶之外，也成立了农村信用合作社，提升农村经济建设的水平。不仅业务方面努力向城市融合，冀南银行在企业管理制度方面也同样进行了相应改革。主要表现在规范经营模式、调整人事结构、优化职工薪酬管理制度等方面。冀南银行一系列的调整和改革使得当时的银行管理制度更加规范和科学，这与其当时的发展方向更加匹配。同时由于这些较为成功的改革，推动着冀南银行与晋察冀边区银行合并成为华北银行，并促进了后来华北银行与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成为中国人民银行，成为新中国金融事业发展的重要奠基机构。二、冀南银行的金融政策面对复杂严峻的对敌斗争形势，冀南银行紧紧围绕统一货币流通、巩固边区经济、支援前线抗战的目标，在不同阶段实行不同的金融政策，在货币金融领域开辟了一条新的战线。总体来讲，冀南银行实行的金融政策主要可以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一）巩固冀南币本位货币地位，开展对敌货币斗争为了繁荣根据地市场，巩固冀南币在冀南、太行、太岳地区的本位货币地位，冀南银行本着发行与巩固本币、保护法币、肃清土杂钞、打击伪钞（汪伪联银券）的原则，在经济金融战线上，开展了有力的对· ·86

　【金融纵横】

　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培训学院红色金融研究课题组 冀南银行的金融实践与启示敌货币斗争。1.同各种杂钞劣币开展了阵地争夺和比价斗争众多票券和杂钞劣币的流通，存在两方面的弊端：一是货币种类繁多，各种货币兑换比价各异，给商品流通带来很大不便，不利于市场的繁荣；二是日伪政府强制推行各自的货币并恶意制造通货膨胀，以此来掠夺根据地物资，盘剥根据地百姓，是根据地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为此，冀南银行采取有力手段，开展了对各种杂钞劣币的整肃斗争，其中对日伪政府的“联银券”的斗争持续的时间最长，也最激烈。在1940年至1942年间，冀南银行太行分行和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先后颁布了一系列重要法令和规章开展对日伪钞的斗争，例如颁布《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有关打击伪钞的各项规定》《晋冀豫区禁止日伪钞暂行办法》［4］ 等。这些政策的核心在于杜绝日伪钞在根据地的流通和使用，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在根据地范围内禁止日伪钞的使用、流通和保存，进入根据地人员所携带的日伪钞票必须兑换为冀南币；二是军政民以及外贸机构必须经过边区政府批准，才可以根据需要将日伪钞带出根据地外使用；三是对于查处日伪钞有功者给予必要奖励，对于在根据地内违规携带日伪钞者进行相应处罚。2.采取多方措施巩固冀南币的地位为了加强和保证冀南币的货币信用，增进民众对冀南币的信任和了解，巩固冀南币本位货币地位，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和冀南银行采取了多方面得力措施。例如，1939年9月冀南行政主任公署要求各专署对冀南银行及冀南币进行广泛宣传，并发布《推行新钞宣传大纲》，明确指出冀南币不同于过去的土钞，它是根据人民的利益与需要发行的，以本区内的法币、金银首饰和硬币为准备金，有着“坚固的经济基础，政治保障，特别还有冀南全体民众的拥护”［4］9的货币。为了提高冀南币在根据地百姓中的信誉度和认可度，冀南行政主任公署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宣传，例如召开区县级群众会议、士绅代表会议，对相关商号进行走访等。1940年9月，冀南银行专门在边区工农业生产展览会上开设展区，宣传冀南币，同时在根据地举办冀南银行准备金展览会，展出大量的银元、元宝和黄金，让根据地民众直观了解冀南银行雄厚的财力保证和冀南币坚实的准备金支持。3.针对日伪机关对根据地货币市场的破坏行为，积极开展反假币斗争冀南币在晋冀鲁豫根据地发行和流通之后，日、伪特务机关为了败坏冀南币信誉、套购根据地物资、破坏金融秩序，通过多种渠道向根据地输入大量假币，特别是在河南省北部的武安、彰德（安阳）等地，由于处于根据地与敌占区的接壤地带，假币流通最为猖獗。为此，冀南银行采取多种措施，开展反假币斗争：一是深入乡村集镇和根据地边缘地带开展反假币宣传工作，充分利用中小学校、民众夜校等场合，宣传假币流通对百姓的危害，提高基层民众反假币积极性；二是传播假币识别相关知识，在根据地设立众多货币辨识所，增强广大百姓的假币辨识能力；三是在根据地设立经济封锁线、税卡、缉私队、民兵检查站等，对贩运和使用假币的活动加强侦缉和惩处。通过上述措施，有力遏制了假币的流通，净化了冀南币的发行市场，维护了百姓的经济利益，改善了根据地的货币流通环境，使冀南币在晋冀鲁豫根据地的本位货币地位不断得以巩固。需要指出的是，抗战胜利后，面对新形势，冀南银行也围绕法币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开展了货币斗争。1945年下半年开始，国民党反动派不断制造国共摩擦，企图发动内战，在经济层面更是极力扩大法币流通，打压解放区内货币影响力，并借此大肆掠夺解放区内战略物资。在晋冀鲁豫解放区，国民党政府通过掠夺性的货币发行，以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强行对一些军需日用品进行征购，向解放区内大肆倾泻法币，严重挤压了冀南币的生存空间，扰乱了金融经济秩序。在此背景下，冀南银行调整了长期以来“保护法币”的政策，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打击与肃清法币。1946年1月冀南银行第一届区行经理会议强调“边区严禁法币流通，携带法币须由银行开携带证”［4］368 ，同年8月第二届扩大的区行经理会议上进一步明确要“扩大本币市场，缩小法币市场，对法币采取坚决打击的方针”［4］419 。此后随着军事上战略反攻的形成，晋冀鲁豫边区政府进一步加大了肃清法币的力度，冀南银行在1947年的工作方针中指出要明确对法币的敌性观念，严防法币内侵，加强对冀南币作为本位货币的政策宣传，揭露国民政府利用法币盘剥百姓的本质，打消市场上存在的“法币正统”观念，强化“法币非法” “法币必垮”的舆论导向，冀南· ·87

　币在根据地的本位货币地位得到根本巩固。（二）完善冀南币发行制度，确保冀南币币值稳定在多种货币流通的复杂环境下，冀南币若要获得市场的认可，必须保持相对稳定的币值。对此，根据地领导层有着清醒的认识，1940年，北方局书记杨尚昆指出：

　“反对眼睛只看印钞机，……票子发行是有限制的。”［5］ 同时，冀南银行在货币发行时明确提出“我们一定要纠正用印票子解决财政问题的错误观念，票子发行是有一定数量的，超过一定限量就会形成通货膨胀”［4］33 。为此，冀南银行积极探索根据地生产与流通活动的特点和规律，以币值稳定和物价稳定为核心，逐渐形成了特有的货币发行制度。具体地，冀南银行采取两种测算方式来有效控制冀南币发行量。一是参考根据地百姓的消费量来计算货币需求量。具体做法是深入调查百姓全年消费量和货物流通周转环节，将百姓全年消费量的价值除以一年当中货币交易周转次数，便得到居民生产生活所需要的货币量，在此基础上，适当考虑百姓对货币的持有需求，最终确定货币的年发行量。二是通过将货币发行...

篇四：中央苏区红色金融的实践及启示

革命时期苏区公驱行机制的创新及启示---- 基于金融功能 _ 制度结构的理论视角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研究课题"中国共产党百年民生思想发展史" （ 项目编号: 18ZDA012X 中国人民银行 202 勺年中国货帀史研

　究课题"新中国以后对中央苏区货帀收兌政策及其实施与效果评价一基于政治-货帀信任理论扩展分析框架 ” （ 编号 2024024

　）

　的阶段性

　成果 。1. 万立明 ：

　《 中国共产党公债政策的历史考察及经验研究 》 ,上海人民岀版社 2015 年版 ， 第 1 页 。文

　曹军新

　中国人民银行南昌中心支行土地革命时期 ， 公债是苏区国家财政金融治理的一项重要探索和有益尝试 。

　目前对苏区公债政策的研究主要从

　缓解财政压力与发展经济角度 ， 对苏区公债创新发展的史实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和归纳 。

　从实际运行看 ， 苏区公债同样符

　合现代公债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 革命公债作为苏区财政与金融联结的信用工具 ， 具有现代财政一金融体系基本特征 ，

　是苏区广义货帀一苏票体系组成部分 ， 根植于苏区财政一苏票一金融系统 ， 又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

　对此 ， 基于金融

　功能一制度结构的视角 ， 吸收现代金融功能六要素论 ， 结合苏区财政一苏票一金融系统运行实际 ， 提出和构建以应

　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功能 、 契合金融结构的功能 、 维护信任基础功能等扩展框架 ， 系统分析苏区公债运行机制创新 ， 以及

　存在不足和问题 ， 以得出对当代金融创新具有借鉴意义的启示 。苏区公债

　财政一货币一金融体系

　苏票

　金融功能

　金融创新土地革命时期 ， 中央苏区政权建设是一次国家

　治理体系及其现代化的伟大预演 。

　各苏区在货币政

　策 、 财税管理等诸多财政金融领域有创新发展 ， 革

　命公债是苏区国家财政金融治理的一项重要探索和

　有益尝试 ， 革命公债创新经验和做法 ， 对于新时代而

　言 ， 无疑是金融创新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目前 ， 学界关于苏区公债政策及其实施的研

　究并不多 ， 尚处于起步阶段 ， 主要从缓解财政压力

　与发展经济角度 ， 对苏区公债创新发展的史实进行

　了较全面的梳理和归纳 。

　其中 ：

　万立明 （ 2015 ）

　从历史学角度 ， 对中国共产党公债政策的历史及其

　经验作了较系统的梳理 、 整理和归纳 ， 认为土地革

　命时期苏区创造性地制定了适合根据地具体实际

　的公债政策幕万立明 （ 2017 ）

　、 刘晓泉 （ 2015,

　2017

　）

　、 江万友等 （ 2020

　）

　和唐启炎 （ 2008

　）

　,

　他们以总体或专题角度对中央苏区公债的历史

　2021 年第 12 期 • 总第 337 期•冃刊

　s»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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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1;

　t£1 戒纵忖背景 、 主要做法 、 存在问题和经验作了梳理和

　总结 2 。

　而冯田夫 （ 1999

　）

　和何伟福 （ 2012

　）

　主要

　从公债实物角度对中国革命根据地公债相关史料进

　行收集整理 ， ， 对各革命时期公债基本事实和相关

　条例和布告等文件作了确定性汇集 。

　陈洪模和陈海

　洋 （ 2011

　）

　对湘赣苏区公债发行总量作了周全的

　考证爲以及李炜光 、 赵云旗 （ 2015

　）

　从土地革命

　时期苏区财政收支政策发展史 ， 补充了公债相关史

　料 ， 初步梳理了公债运行情况 " ； 而罗华素和廖平

　之 （ 1998 ）

　. 刘崇明和祝迪润 （ 1996

　）

　、 罗开华

　和罗贤福 （ 1992

　）

　等在整理中央 、 湘鄂西 、 湘赣

　等苏区货币史的同时对公债发行情况进行了梳理和

　述评 。

　， 往往将公债作为金融问题放在缓解财政压

　力下阐述 ， 很受启发 。本文从金融功能一制度结构的基本理论为

　视角 ， 基于 1926-1935 年整个苏区货币金融运行

　情况 ， 吸收现代金融功能六要素论 ， 借鉴陆磊

　（ 2015

　）

　和曹军新 （ 2017

　）

　关于当代中国财政一

　货币一金融一体化研究 7, 概括苏区财政一苏票一

　金融系统 ， 并结合其运行实际 ， 提出和构建以应策

　外部环境变化的功能 、 契合金融结构的功能 、 维护

　信任基础功能等扩展框架开展分析 。苏区公债同样符合现代公债经济学的基本原

　理 ， 苏区公债作为财政与金融联结的信用工具 ，

　具有现代财政一货币一金融体系基本特征 。

　而公

　债作为苏区广义的货币体系一苏票的重要组成部

　分 ， 立足实际 ， 根植于苏区财政一苏票一金融系

　统 ， 又具有自身的特殊性 。

　各苏区不仅设计和创

　新出契合制度结构的公债运行模式 ， 而且开发了

　粮食公债 、 政治动员等新的工具 、 发行与偿还的

　模式 ， 都是中国公债史上的创举 ， 奠定了中国革

　命和建设时期公债运行的基本模式 ， 这对于当代

　金融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 、 关于金融功能一制度结构的理

　论分析框架（ - ）

　“ 金融功能一制度结构 ” 理论的

　基本观点现代金融理论指岀 ， 金融体系及其发展对经

　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

　金融体系拥有能够降低交

　易成本 ， 消除风险 、 稳定金融 ， 促进经济增长的

　功能组合 。

　其概括为支付与清算的功能 ， 资源积

　聚和分散的功能 ， 便利资源转移的功能 ， 风险管

　理的功能 ， 经济信息的功能 ， 委托代理的激励功2021 年第 12 期•总第 337 期•冃刊 I2.

　万立明 ：

　"中央苏区的公债发行述论" ， 苏区研究 2017 年第 3 期 ； 刘晓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期公债发行述论 ” ， 江西社会科学 2015

　年第 6 期 ; 刘晓泉 “ 中央苏区•二期公债"政策及其当代启示 ” ， 江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7 年第 2 期 ； 江万友 ：

　“ 土地革命时期江西苏区公

　债发行研究" ， 华北金融 2020 年第 12 期 ； 唐启炎 ：

　"中央革命根据地公债问题述评 ” ，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 2008 年第 3 期 。3 .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 财政部国债金融司 （ 冯田夫编辑 ）

　：

　《 中国革命根据地债券文物集 》 ， 中国档案岀版社 1999 年版 ； 何伟福 ：

　《 中国

　革命根据地票据研究 （ 1927-1949

　）

　》 ， 人民岀版社 2012 年版 。4.

　陈洪模 、 陈海洋 ：

　"湘赣苏区公债发行总量考" ， 党史月刊 2011 年第 8 期 。5.

　李炜光 、 赵云旗 ：

　《 中国财政通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财政史 （ 上 ）

　》 , 湖南人民岀版社 2015 年版 。6.

　罗华素 、 廖平之 ：

　《 中央革命根据地货帀史 》 ， 北京 ：

　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8 版 ； 刘崇明 、 祝迪润主编 ：

　《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货帀史 》 ， 中国

　金融出版社 1996 年版 ； 罗开华 、 罗贤福 ：

　《 湘赣革命根据地货币史 》 ， 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6 年版 。7 .

　陆磊 ：

　"财政一金融一体化改革" ， 《 新世纪 》 周刊 ， 2015 年第 7 期 。

　曹军新 ：

　"财政一货帀一金融一体化研究 ：

　公共资源合作的扩展框

　架 ” ， 《 管理世界 》 20 仃年第 1 期 。

　能等六项 （ Bodie

　&

　Merton （ 2000 ）

　）

　。Bodie

　&

　Merton 在阐述功能与结构金融学的要

　点时指岀 ， 金融体系的功能与制度结构的统一 ， 是

　对金融体系设计 、 分析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蔦功能

　与结构之间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

　结构是功能的结

　构 ， 功能是结构的功能 。

　将金融活动的功能视作制

　度的"基点 ” 或 “ 给定的条件 ” ， 由此可以将金融

　体系的制度结构及其变迁推导岀来 。（ 二 ）

　“ 金融功能 — 制度结构 ” 的扩展

　分析框 ：

　基于苏区公债在"金融功能与制度结构的统一 ” 理论下 ，

　最好应将金融活动的功能 ， 而不是制度作为概念性

　的基点役也就是金融活动的功能需要满足外部约

　束条件及变化 ， 这是金融体系及其功能设计 、 变迁

　的基点 。

　笔者曾运用这一理论 ， 提出体系整体 、 组

　织结构 、 金融产品"

　金融服务 、 市场准入等扩展框

　架 ， 对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作了功能性分析 。

　本文

　以苏区公债运行机制为研究对象 ， 欲对这一理论进

　行扩展分析叫苏区公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 ， 同样具有公债

　基本功能 ， 是一种联结财政一金融系统之间融资

　与投资的金融工具 ， 苏区公债尽管明确为不能用于

　买卖货物 ， 但具有抵押 、 担保和缴纳租税功能 ， 与

　苏区纸币等货币一起构成苏区货币体系 ， 称之为苏

　票 ， 这就形成了财政一苏票一金融系统 ， 并以此

　作为分析苏区公债运行机制的扩展框架 。

　主要包括

　如下要点 ：一是以外部环境作为苏区公债政策制定与改

　进的基点 。

　相对于财政一■金融活动 ， 外部环境和

　约束条件应作广义理解 ， 包含敌人的军事围剿和

　经济封锁 ， 以及由此带来苏区政治 、 军事 、 经济

　结构及其压力 。

　这就是要求公债政策具有切合外

　部环境变化的功能 。二是以金融功能基本要素作为参照系 ， 分析

　苏区公债运行机制的创新及其得失 。

　这就需要结

　合苏区运行基本历史事实展开 ， 基本可以从适应

　金融结构的功能 、 风险管理的功能"

　完善支付清

　算的功能 、 增强金融产品因应性的功能 、 实现跨

　期转移的功能等方面入手 。三是适当以国民党政府公债政策为横向比

　较 ， 以分析影响苏区公债可持续性因素 。

　这是土

　地革命时期 ， 将国统区与苏区进行的整体比较分

　析的重要视角 ， 也是将外部环境与内部结构 （ 诸

　如金融结构 、 经济结构 ）

　联结进行分析的方法 。四是从广义苏票的信任条件 ， 理解苏区公债

　的发行与偿还的基础所发生的变化 。

　其中苏区公

　债的货币基础发生较大变化 。由此可以初步得岀 ， 苏区公债运行机制的

　扩展框架 ， 以契合外部环境变化的功能 、 金融结

　构的功能 、 风险管理的功能 、 完善支付清算的功

　能 、 增强金融产品因应性的功能 、 实现跨期转移

　的功能 、 优化资金配置的功能 、 维护信任基础的

　功能等八个方面加以构建 。8.

　罗伯特 • 默顿 ， 兹维-博迪 ：

　"金融体系的设计:金融功能和制度结构的统一" ， 《 比较 〉 X 第仃辑 ）

　, 中信出版社 2005 年版 ， 第 27-52 页 。9.

　Robert

　•

　C

　•

　Merton （ 1993 ）

　,

　Tension

　Benefit

　Guarantees

　in

　the

　United

　States:A

　Functional

　Approach,"

　in

　The

　Future

　of

　Pens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edited

　by

　Raymond

　Schmitt,

　Philadelphia;Ud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0.

　曹军新 ：

　“ 论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功能缺陷与创新 — — 基于金融功能与制度结构相统一的扩展视角 ” ， 河南金融管理干部学院学扌艮 2009 年

　第 3 期°2021 年第 12 期 • 总第 337 朋 • 月刊

　金融纵横二 、 土地革命时期苏区公债制度的初

　创与发展（ 一 ）

　苏区公债的总体概况据相关资料 ， 土地革命时期 ， 各根据地从

　1930 年至 1934 年一共发行公债 17 种 （ 期 ）

　， 总

　金额达 636 万元之多 。

　其中 ：

　中央苏区发行了 6 种

　公债 ， 累计 480 万元 ； 湘鄂西省苏区发行了 2 种

　公债 ， 累计 81 万元 （ 其中第一次两万串合 1 万银

　元 ）

　； 湘赣省苏区发行了 3 期 （ 种 ）

　公债 ， 累计 48

　万元 ； 湘鄂赣省苏区发行了 2 期 （ 种 ）

　公债 ， 累计

　13 万元 ； 闽浙赣省苏区发行了

　1 期 （ 种 ）

　公债 ， 发

　行总额 14 万元 ； 闽西南军政委发行了

　1 种借款凭

　票 ， 至于借款多少 ， 因史料缺乏 ， 无从考察" 。呈

　现如下特点 ：— 是以革命战争公债为主体 ， 基本类型齐

　全 。

　土地革命时期 ， 苏区发展了后期革命公债发展

　的基本类型 ， 笔者将之概括为主题性公债 、 综合性

　公债 、 专项性公债等类型 。

　在苏区等革命时期 ， 主

　题性公债是指用于解决军事费用开支 、 财政紧张等

　根据地面临最大困难和问题而发行的公债 ， 如中央

　苏区 “ 革命战争公债 ” ， 闽浙赣省苏区 “ 粉碎敌人

　五次围攻决战公债券 ” ； 综合性公债是指用于解决

　根据地军事费用紧张 、 经济发展和保障民生的资

　金需要的综合方案而发行公债 ， 如 “ 经济建设公

　债 ” ； 专项性公债是指用于解决根据地某项任务资

　金需求所发行的公债 ， 如湘鄂西省苏区"水利借

　券 ” 。

　还有信用担保公债 、 折实公债 、 无息公债 、

　实物公债等类型公债 ， 也在这一时期得到创新和运

　用 。

　如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 “ 水利借券 ” ， 就是

　— 种 “ 无息借券 ” ， 并以土地税作担保的信用保

　障的公债 £ 中央苏区首创的借谷票证 ， 就是一种

　与货币公债相区别的实物公债 。湘那西省苏维埃政府"水利借券" （ 正 ＜6 ）湘那西省苏维埃政府"水利借券" （ 井阪 ）二是以中央苏区公债为 “ 主力军 ” ， 发行债

　的苏区覆盖面较大 。

　苏区的人口和土地面积等基

　本经济状况决定着苏区公债发行容量和水平 。

　在

　整个苏区时期 ， 涉及发债苏区有 6 个 （ 含游击区 1

　个 ）

　， 拥有 177 个县 ， 占整个强盛时期苏区数的

　35%, 约占苏区总县数的 75%, 拥有面积 17.8 万平

　仇何伟福 ：

　《 中国革命根据地票据研究 （ 1927-1949

　）

　》 , 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 ， 第 135 页 ；12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 财政部国债金融司 ：

　《 中国革命根据地债券文物集 》 ， 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9 年版 ， 第 7 页2021 年第 42 期•总第 337 期 ■ 冃刊

　方公里 ， 约占整个苏区面积 89%, 发债苏区的人

　口

　1235 万人 ， 占整个苏区人口总数 82.33% 。

　其中 ，

　中央苏区最强盛时期拥有 97 个县 ， 面积 8.4 万平方公

　里 ， 拥有人口 435 万人 ， 分别占发债的苏区 54.80

　% 、

　47.19% 和 35.22% 。三是苏区公债信用整体良好 ， 基本能按期还

　本付息 。

　回顾土地革命时期 ， 除因战争因素影响跨

　期未能及时兑付的少数公债外 ， 所发行各种公债一

　共 18 种 （ 期 ）

　， 累计发行金额 636 万元 （ 不含粮食

　等实物公债 ）。

　大部分是一年及半年的短期公债 ，

　大都如期偿还本息了 ， 而超过三年期的公债甚少 ，

　其中本五息七年期的 1 种 ， 本三息六年期的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