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尧：愿做教育大树的“啄木鸟”

刘尧

浙江师范大学教育评论研究所所长，教授。浙江省151人才（第二层次），浙江省高等学校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兼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教育评估分会常务理事，浙江省高等教育科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大学毕业之后，刘尧做了十年的中专数学老师，对中国应试教育弊端体味深刻。带着对教育的满腔热爱，他离开了熟悉的数学教学岗位，决定成为一名专业的教育研究者。他要做中国教育这棵参天大树的“啄木鸟”，在教育实践中叩问中国教育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寻找教育的“精神家园”。

“转型”而来的教育研究者

刘尧出生于陕西农村，1978年高中毕业的他幸运地参加了全国高考，并被汉中师范学院数学系录取。对高考，刘尧充满了感激，他认为高考改变了他的命运，帮助无数农家学子实现了求学的梦想。大学毕业之后，刘尧成为一名中专数学老师，教授《高等数学》。

20世纪80年代，刚经历过文革浩劫，人们对知识的渴望特别强烈。“当时，人们的娱乐方式很少，识字的人都喜欢读书、读报纸，读书成为生活的主流，那个年代的阅读背后有一种振兴中华的人生理想。”刘尧回忆说，“那是个全民读书的时代，各类书籍都非常受欢迎，现在的年轻人无法想象那时全民‘饥饿’的阅读感觉。”

到了90年代，“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成为很多师生的座右铭。在当时，大量做题是提高分数的最便捷途径。在做好教学工作的同时，刘尧开始反思教学中的问题，他隐隐约约感觉到数理化不是教学的全部。

“那时学生读书的目的很单一，就是为了考中专、考大学，捧一个‘铁饭碗’。”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也开始对教育进行反思。1993年，报告文学《夏令营中的较量》引发了国人对教育的思考。这其中就包括刘尧。

如何排解自己心中的疑惑？刘尧试图从教育大家、教育经典中找寻答案。他开始阅读蔡元培、陶行知、雅斯贝尔斯等中外教育家的著作，并被这些教育大家的思想深深地吸引，感觉自己找到了“知音”，“第一次接触这些学者的书，就觉得他们把自己想说的话给说了出来。那段时间，我也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名教育研究者，能够对教育现象进行系统研究，解决自己心中的疑惑。”

1992年，已经做了十年数学老师的刘尧迈出了职业生涯的关键一步。他选择离开自己熟悉的数学教学领域，去追寻自己的教育研究之梦。他先后来到咸阳师范学院与浙江师范大学。

世纪之交，全中国都开始倡导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在亲身教学经历中，刘尧感到素质教育一直没有达到应有的育人图景——中小学生的书包越来越重，学习的内容越来越多，学习的难度越来越深，与之伴随的是中小学生体质的不断下滑。

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还是让学生成才，成为一个成功者？

刘尧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教育最重要的使命是使每一名学生能够实现人生价值，能够首先成人，在成人的基础上再成才，而不是把学生当作工具。“从容而自豪地做平凡人，是绝大多数人的成功状态，也是我们应该追求的人生境界。教育是培养人的，应当允许人有不同的发展路径。”

大学要让学生“精神成人”

从1992年进入高校后，刘尧逐渐将高等教育作为自己的研究重心。

在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型过程中，中国高等教育在内容、规模、质量上都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为社会培养了大量的高级专门人才。身处高校，刘尧作为一名教育研究者欣喜之余，也有一些担忧。除了大学扩招背景下高校教学质量的下滑，最让他忧虑的还在于一个根本问题上的模糊，那就是现代大学自诞生起就需要面对的问题：大学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具体来说，中国大学培养的学生应具有怎样的素质？

作为一名教师，他有着切身的体会，“虽然大学里的高楼越来越多，校园越来越气派，但一些大学生的精神世界却杂草丛生。随着物质无限度的发展，大学教育中人的灵魂已被物质欲望挤满。”

作为一名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刘尧感觉当代大学生与他们那个年代的大学生明显不同，他们的大学时代，绝大多数都很“书生气”，物质虽然贫瘠，但精神世界很丰富，“大家都爱好哲学问题，喜欢探讨人生理想，意气风发地以改造社会与振兴国家为己任，每个人心怀梦想。”

“读大学时，我们谈论最多的是我们能为国家做什么，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就学习什么。课余时间，我们都是泡在图书馆里，阅读各种书籍，把读书视为自己的乐趣。每个大学生都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使命感特别强烈。”

而当下，随着教育与经济的发展，大学的入学门槛越来越低，大学为更多的学子敞开了校门，而一些不良社会风气也侵蚀着“象牙塔”。

刘尧去过很多大学，包括一些985、211院校，他发现在校园里最受欢迎的讲座是暑假兼职招聘会、考研讲座、四六级考证与职业技能培训等很现实的对今后工作有益处的培训。那些人文讲座则备受冷落。他还发现大学语文等实用性不强的课程很不受学生待见，许多大学生从来不翻阅经典名著，认为这对今后的就业毫无帮助。

而在就业率等重重压力下，一些大学也越来越注重专业技能的教育，却忽视学生的人文教育。今年备受关注的大学寝室投毒案件再次让刘尧痛心疾首，也让他对高校的人才培养心存顾虑。“大学精神的迷失和市场的诱逼使大学越来越功利化。中国大学在促使学生学历成人时，却轻视了精神成人。”

在指导研究生过程中，刘尧发现读研之初，每个学生都雄心壮志，可是一段时间之后，由于各方面的压迫和诱惑，一些学生会变得很浮躁，很多人都会想着如何去赚钱。

刘尧深知很多学生外出兼职为家庭减轻负担情有可原，但他始终认为作为一名学生最重要的还是将精力放到学习上。刘尧要求自己的研究生尽量以做学问为主，对家境贫寒不能完成学业的学生，刘尧则想方设法地以安排勤工俭学、科研助理等形式帮助学生完成学业。

“当下你处于什么角色，你就要履行好什么职责，学生的天职就是学习，这既是每个人在人生这个阶段该做的，也是为以后的工作和生活奠定基础。”很多毕业多年的学生还记得刘尧老师多年对他们的教导，有学生唏嘘到读研阶段是“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

“人是要有点儿精神的，大学生更需要信仰与精神的支撑。大学要让学生精神成人，唯有此，国家的发展与民族的振兴才有希望。”刘尧感慨地说。

教育评论要发挥“正能量”

从教30余年，从中专数学老师到大学教授，刘尧见证了中国教育的发展。在中国教育跨越式的发展过程中，教育多样化和多元化给大众带来了诸多困惑。如何去看待教育现象？如何去解决教育问题？如何提高人们对教育的辨识度？这些问题与教育发展息息相关，也一直困扰着刘尧。在长期的反思过程中，他意识到创建常态化的教育评论学体系是当务之急，也是引导教育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1995年，刘尧发表了《关于教育评论学之我见》与《建立教育评论学学科体系初探》两篇颇有分量的论文，开始了创建教育评论学的工作。

这之后，他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教育评论学研究文章和研究性著作，引起了教育界人士的积极反应，不少学者都参与到探讨之中，教育评论学队伍不断扩大。

“教育是一棵参天大树，而教育评论就是这棵大树上的‘啄木鸟’。”在刘尧看来，教育评论是教育的免疫系统，要对教育文化进行鉴别与评说，产生社会舆论作用，从而使教育在社会和人的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为了更好地发展教育评论，浙江师范大学于2001年成立了国内首家教育评论研究所，刘尧出任所长。教育评论研究所先后与多家学术性期刊，以及中国教育科研与计算机网合作开办了教育评论专栏。

刘尧与教育评论研究所的老师就各种教育现象、教育热点进行深入浅出的分析，充分发挥教育评论的正面导向作用。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刘尧一直反思并追问教育，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来坦然地、大声地向教育界及社会宣布自己的见解。

“静坐独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是很多名人雅士的座右铭，而刘尧则秉承了西北人敢爱敢恨的特点，他认为教育评论要说长道短、论是非，以批判的眼光去看待教育发展中的问题，要营造一种有利于教育评论的环境和气氛，进而促进教育的发展。

为了培养教育评论人才，刘尧为高等教育学专业研究生开设了《教育评论学》选修课，为教育学专业本科生开设了《高等教育评论》研究性课程。他希望每个有志于从事教育工作的人都有自己的态度与观点，心中都存有真、善、美的标准，对教育发展作出合乎规律与情理的选择和判断，从而使教育能够获得更好的发展，对社会进步作出应有的贡献。

尽管创建了国内首家教育评论研究所，开创了中国教育评论学研究的先河，但刘尧从不自诩为“教育评论家”。

“中国教育在快速发展中必然存在诸多问题，发展之中的问题只有通过发展才能进一步解决，教育评论应发挥自己的力量，”刘尧说道，“我愿意做教育领域的一只‘啄木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