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思想述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傅斯年提出的“史学便是史料学”、“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已成为傅斯年及其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一个纲领性口号，而历史语言研究所也被称为“史料学派”。民国时期，新派学人在研究中都非常重视史料，但把史料推到如此高的位置并使之得以实现，则只有傅斯年。学术界对其“史学便是史料学”这一史学思想的评价历来褒贬不一，“誉满天下，谤亦随之”。那么，傅斯年的这一思想为什么会引起人们如此大的分歧呢？是因为他的思想本身易使人产生不同的理解，还是因为人们各自评价的角度和标准不同所致？尽管史学界对此思想及突出反映这一思想的纲领性文献《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已作了很多的研究和解析，但对此问题似还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为了说明问题，这里有必要先简单叙述一下傅斯年的这一史学思想。《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以下简称《工作旨趣》）是傅斯年于1928年5月撰写的，它揭示了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方向、方法和宗旨。有学者把它和胡适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并称为近五十年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两大重要文献，奠定了中国现代历史学的基础。《工作旨趣》同此前于1927年11月为中山大学学生讲课而写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中的《史料论略》部分、193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讲授《史学方法导论》（计七讲，现仅存《史料论略》）、《考古学的新方法》（1929年）、《史料与史学发刊词》（1943年）等文一并都阐发了“史学便是史料学”这一史学思想，从中可以看出其思想的一贯性。

傅斯年在《工作旨趣》一开头就明确指出历史学不是“著史”，只是“史料学”。他说：“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所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他还在《史学方法导论·史料论略》中表达了相同的意见：“史学便是史料学”，“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且不是社会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作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史学不是做文章，不是说教，不是搞政治宣传；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其工作是整理史料，以建立史实。

傅斯年认为判断一种学问是否进步，取决于三个标准：第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的参照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第二，一种学问能扩张他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西洋人作学问不是去读书，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所以这学问才有四方的发展，向上的增高。”“材料愈扩充，学问愈进步，利用了档案，然后可以订史，利用了别国的记载，然后可以考四裔史事。” 第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若干历史学的问题非有自然科学之资助无从下手，无从解决。”譬如我们要掘地去，没有科学资助的人一铲子下去，损坏了无数古事物，且正不知掘准了没有，如果先有几种必要科学的训练，可以一层一层的自然发现，不特得宝，并且得知当年入土之踪迹，这每每比所得物更是重大的智识。

总之，傅斯年强调研究历史学要能运用新工具（如地质学、地理学、考古学、生物学、气象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扩充新材料，“以工具之施用，成材料之整理，乃得问题之解决，并因问题之解决引出新问题，更要求材料与工具之扩充”，相互促进，史学方可走上科学的大道。正因傅斯年视史学为一门科学，所以他“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成为“纯粹客观史学及语学”，也正因要建设客观史学，所以“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我们存而不补，这是我们对于材料的态度；我们证而不疏 ，这是我们处置材料的手段。材料之内使他发见无遗，材料之外我们一点也不越过去说。”这正体现客观史学（实证史学）重视材料，无征不信，实事求是的精神。

“历史的对象是史料，离开史料，也许成为很好的哲学和文学，究其实与历史无关。”史料搜集以后，下一步工作就是整理史料。那么，如何才能把史料整理好呢？傅斯年的方法是：“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通过比较不同的史料，可使史实得以“近真”。这种方法也就是“排比、比较、考订、编纂史料之方法”，“所以近代史学亦可说是史料编辑之学”，也可称为“史料整理学”。傅斯年说：“历代官修史书，不甚足凭，而私人所记，每取传闻，又多失实，后来史学，只应是史料整理学而已。”因此，傅斯年所说的“史学便是史料学”，实际上是指“我们要建立的近代历史学便是史料整理/编辑学”。它既是针对过去史学的弊病而发，又是针对近代史学的缺点而论：“过去史学与其谓史学，勿宁谓文学；偏于技术多，偏于事实少；非事实的记载，而为见解的为何。史学界真正有价值之作品，方为近代之事。近代史学，亦有其缺点，讨论史料则有余，编纂技术则不足。”

前面谈到，学界对此思想评价不一。一种在肯定其重视史料、强调考证的同时，也指出其证而不疏 、轻视理论、割裂主观与客观、实证与义理的统一等弊端。一种则充分肯定其思想的正确性，批评对其主张的误解，或望文生义，或断章取义。

出现分歧的原因，一是对傅斯年的这一思想理解不同。双方都认为傅斯年重视对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促进了史学的现代化、科学化。但前者认为，史料学派在“史学即史料学”的理论支配下，他们的“证”的范围则退缩到材料的真伪这一点上。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史学研究是无从开始的。所以我们虽然同情史料学派对“证”的强调，但是却绝对不以此为史学的止境。傅斯年把史料学的地位提高到不合适的高度上，认为历史学科里唯一可以称得上科学的是史料学，历史学的全部功夫要看处理史料的能力如何，于是在史学研究中不可避免地出现重史料轻理论、重考据轻思辨的倾向，其结果往往陷入繁冗琐细的考证中，难以发现事物、现象的内在的、本质的特征及其联系。后者则认为傅斯年所说的“史料”实有广狭二义：《旨趣》所阐发的是广义说，在专义的史料之外，还包含理论、学说、知识等可供史家利用的“工具”在内；《史料与史学发刊词》所重申的，大体是狭义说。世人不察，每以狭义代广义；或望文生义，误认他和历史语言研究所同仁但求史料不讲史学；或断章取义，刻意在“史学便是史料学”这句话上做文章，指责傅等非止本身不讲，甚至不许他人讲求史学义理。因此，只要不断章取义，或望文生义，就不会以为他真在“史学”与“史料学”之间划了等号。综合《旨趣》的要旨及其他有关论述看，所谓“史学便是史料学”，或“史学本是史料学”二语，无非是要强调，史学研究当以史料学为根本。邓广铭曾说，史料之于历史学若如生命之源，傅斯年所言历史学即史料学是不错的。史学是史料学不等于史学即史料，一个“学”字的学问大也；离开了史料谈史学，讲探求历史规律，这样的学问就不能说是史学。前者以为傅斯年只讲史料，不讲理论；只讲考证，不讲规律。后者则指出傅不仅重史料，也讲理论，史料学不等于史学，史学也不等于史料学。

二是评价的角度和标准不同。批评者站在今天的角度，以所谓正确的理论和真正的史学来分析评价史料学派。认为“真正的史学应当是实证与阐释或义理、考据与辞章的完美结合”，“史观与史料、义理与考据、实证与阐释犹如鸟之两翼，缺一构不成完整的史学，无论哪一翼膨胀，都将导致史学的失衡。”余英时说：“从理论上说，这两派（指史料学派与史观学派）其实各自掌握了现代史学的一个层面：史料学是史学的下层基础，而史观则是上层建构，没有基础，史学无从开始；没有建构，史学终不算完成。所以史料学与史观根本是相辅相成，合则双美，离则两伤。”因此，史料学派的史学思想是偏颇的，真正的史学研究也就无从开始。而肯定者则站在当时时代的角度，“能同情地理解”傅斯年的这一史学思想。许冠三说：“从否定的界说看，或许更易明了傅氏倡此义例的苦心和时代意义。他当时似乎亟于要澄清史学界的惶惑与迷乱，特别要和旧式‘著史’、历史哲学以及国学或汉学划清界限，故《旨趣》一开头就表白：‘历史学不是著史’。”另有学者也指出，傅斯年重视史料是代表一种史学理论，而他的主张绝非无的放矢。他有他面临的问题，当时国内最大的势力当然是顾颉刚。史学即是史料学，以求实的态度破疑古派的陷虚。他要找遍一切可用的材料，来重建历史。而傅斯年反对疏通的史学方法，基本上也是针对日正当中的疑古派说的。可见，傅斯年提出“史学便是史料学”并非只是一句标新的口号，而是针对当时时代（及以前时代）学术所存在的问题而发的。

综观上述两种观点，我们以为，第一种观点有“以后世之理论决事实”之嫌。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对各派就会“各打五十大板”，以示客观公正，其实，“后世之理论”本身是否真理也难说，不然，这些理论也就不会“此消彼长”了。第二种观点则以同情的、了解的态度，结合时代背景去分析评价，在此基础上的是非得失才不至于离事实太远。此点陈寅恪作了极好的阐述：“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极难推知。”因此，“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此论也同样适用于近人的学说。

其实，从傅斯年这一史学思想的来源来看，除了当时国内所处的时代与学术环境等因素之外，我们还应将其放在世界学术范围内去考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傅斯年提出看似如此偏激的主张的缘由。在当时的国际学术界，兰克史学仍占主流地位；在欧美日本的汉学界，巴黎汉学也正如日中天。它们的一些重要特征，如重视材料，尤其是档案等第一手材料；如实直书，建立客观的实证史学（科学史学）；各种自然科学的发展及作为工具运用于史学（尤其是考古学）研究；重视田野调查工作，寻找新材料，等等，都对近代中国的学术界，尤其是史料学派，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正是因为“西洋人作学问不是去读书，是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傅斯年才会说出“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样的话。其实，傅斯年他们又何曾不读书，只是激于西洋日本学者已“预流”，而中国学者还“不入流”的状况有感而发而已。

（作者单位：襄樊学院政法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