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早期新闻传播实践及新闻传播思想初探

【内容摘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新闻传播思想是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借助对几种特定的文本（text）的分析，探寻习近平早期的新闻传播实践，在此基础上尝试探讨习近平新闻传播思想的形成脉络。

【关键词】习近平思想；新闻传播；脉络

一、引言

中共十九大一个最伟大的贡献就是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下简称为“习近平思想”）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各项工作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思想博大精深，新闻传播思想肯定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人云“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研究习近平新闻传播思想不能也不应仅仅局限于一时一地，从梁家河到西子湖畔都应该成为我们的关注之地，正是在包括但不限于上述这些地方，通过包括新闻传播在内的各种相关传播，习近平新闻传播思想得以形成，并且不断完善。本文试图借助对几种特定的文本（text）的分析探寻习近平早期的传播实践，在此基础上尝试探讨他的新闻传播思想的形成脉络。

二、梁家河时期（1969-1975）的传播实践

习近平是1969年响应党中央号召，前往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文家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落户的，在那里他度过了7年岁月。在那里，他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一步一个脚印地成长为驻队干部，大队党支部书记，这在他的父亲的所谓的“历史问题”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的情况下是非常不容易的。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绩，是和他的不懈努力分不开的，这些努力中就包括他所进行的各种传播活动。

就传播空间来看，这一时期习近平的传播活动主要是在“两河”区域进行的，所谓“两河”一个是指梁家河，一个是指赵家河，关于前者，我想许多人恐怕都不陌生，但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熟悉后者，其实，习近平正是在赵家河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才跨出了从普通知青迈向基层党务工作者的关键一步的。①当时的“两河”地区特点是经济贫困落后，文化极不发达。

就传播时间来看，1969-1975年正是“文革”轰轰烈烈进行的时期，这一时期，无论是人际传播，还是组织传播，抑或是新闻传播往往都存有很多禁忌，因而在内容上往往自下而上地趋同，形式上自始至终一律，看过著名相声演员姜昆等人的相声《如此照相》的朋友想必会对此有一个比较形象的了解。

从传播过程来看，习近平曾经提到梁家河插队时需要过“四关”，即跳蚤关、饮食关、劳动关、思想关，后来，时任延川县团县委书记的陶海粟又加了一关“厕所关”，②其实，在我看来，可能还要再加上一关，叫做“语言关”，《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记载过这样一件事，就是当他们初到梁家河，与当地农民交流时，突然发现好像出现了障碍，对方说的东西他们不懂，他们说的，当地的农民也不明白，③这对于一向生长在大城市的他们不能不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从传播对象来看，这一时期，习近平的传播对象主要包括两类人，一类是知青，另外一类是老乡，前者包括一起从北京前往陕北插队的北京知青，也包括其他知青，后者则包括当地的农民和干部，这是知识背景、生活阅历、审美情趣等并不完全一样，甚至完全不一样的两类人，这也意味着在进行相关传播时，习近平必须不断完成从一个层面向另外一个层面的话语切换和内容转换，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这两类传播对象往往还混杂在一起，这就使得习近平在进行相关传播时，必须不断创新自己的话语体系和表达方式。

从传播效果来看，这一时期习近平所进行的相关传播取得了非常令人满意的传播效果。通过影响有影响力的人，他不仅没有受到当地人的歧视，而且还在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没有完全解决的情况下，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先后加入了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并且光荣当选为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被评为延安地区先进青年，在1975年还被当地群众推选上了清华大学，临走的时候，当地的群众还自发地为他来送行。

概括这一时期的习近平的传播活动，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以知助人。虽然年纪不大，但是当时的习近平却通过刻苦攻读各种书籍，掌握了远远超过他的绝大多数同龄人的学识，在与当地村民们进行人际交往时，他非常乐于把自己所掌握的知识通过特定的传播渠道传播给那些渴望知识的当地村民们：“近平自己抄写了一些卡片，上面写着简单的汉字，比如：一、二、三、四、五、六……先从认识这些基础的汉字数字开始，再逐渐教一些比较常用的文字，比如：大、小、多、少；前、后、左、右；东、西、南、北；男、女、老、少，等等。他先让村民们了解这些经常用得到的文字，把这些学扎实了，再慢慢地教他们更多的文字。近平一般是利用劳动回来吃完晚饭的时间，再就是利用下雨不出工的时间，把大家召集过来开扫盲班，教大家识字。”④

二是以情感人。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在一个文盲率很高的地方进行人际传播，没有丰富的学识肯定是不行的，但是仅有丰富的学识又是不够的，如果不能够融入当地百姓的生活，那极有可能会像毛泽东当年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所批评的那样“无的放矢，不看对象”，习近平早就读过毛泽东的文章，肯定也对毛泽东的观点深表认同，所以，他在梁家河时期所进行的人际传播非常重视融入自己的情感，“近平不仅经常称自己是农民，也经常说‘我们老陕’如何如何，可以看出他已经把自己看成陕北农民的一员了。”⑤

三是以理服人。人际传播既是情感上的交流，也是道理方面的互动，没有情感交流是不行的，仅有情感传播又是不够的，尤其是涉及到一些矛盾纠纷的时候，倘若不能晓之以理的话，很可能难以达到想要的传播效果。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梁玉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提到过这样一件事，当时他们村子里有一个“二流子”，不务正业，偷鸡摸狗，村里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能采取批斗甚至谩骂的方式，但是收效甚微，而习近平“对这个‘二流子’，没有说一句侮辱人格的话，而是以平和的态度，给他讲道理，对他进行开导和教育。社员上去骂‘二流子’的时候，‘二流子’低着头，闷着声不吭气。近平没有骂他，而是一条一条地给他讲道理，教育他改正错误，‘二流子’听了直點头”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