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经济思想史观与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

[摘要]著名经济思想史家马克·布劳格在其精心著述的《经济理论的回顾》中，讨论了“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的经济思想史观和“理性重建”与“历史重建”的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这对于推动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具有重要启发价值。但马克·布劳格并没有解决上述两对概念之间的矛盾，其原因在于马克·布劳格对“相对主义”史观的定义是不全面的，他也没有深入思考“历史重建”与“理性重建”的关系问题。马克·布劳格的著作基本上仍是对西方主流经济学传统的“理性重建”，对比较大范圈的非主流经济学思想史内容涉之甚少，对“历史重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付之阙如，这不能不说是布劳格方法论上的一个重大缺陷。

[关键词]经济思想史观；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绝对主义；相对主义；理性重建；历史重建

[中图分类号]F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0)04-0019-05

经济思想史，顾名思义，即以经济思想本身作为研究对象，专门研究历史上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经济思想、经济观点，研究它们的产生、发展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作为一门学科，相对于经济史学科的发展而言，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上要落后许多，主要表现于尚缺乏一套系统的经济思想史观和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这是“新经济思想史”研究需要突破和发展的重要主题。按照我们的初步研究，经济思想史观至少涉及到以下三方面的内容：第一，经济学是一种还是两种传统?这种讨论涉及到作为经济学说基础的哲学传统等问题；第二；经济学的渐变和革命问题；第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而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主要包括“历史重建”、“理性重建”和“创造的解释学”等方法。本文通过对马克·布劳格《经济理论的回顾》中有关“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和“历史重建”与“理性重建”相关论述的解读，提出了如何进一步改进相关研究的建议。

一、经济思想史观论争及其启示

马克·布劳格(Mark Blaug，1927－)，著名的经济思想史家和经济学方法论家，因对经济思想史研究工作做出很大的成绩而在经济学界享有盛名，他热情致力于研究、阐发、评价经济学家们的学术思想及其著作，撰写出数目可观且影响甚大的文章、辞典和传记，还提出不少独具一格的学术见解。尤其是他精心著述的《经济理论的回顾》(以下简称《回顾》)，篇幅宏大，视角独特，内容丰厚，阐述精到，受到了西方经济学界的普遍赞誉和推崇，被誉为经济思想史和经济理论史方面的经典，自1962年发行第一版至今已出了第五版(1997年)，第五版最近已由姚开建教授翻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予以出版。在该书绪论中，马克·布劳格花较大篇幅详细讨论了两种经济思想史观之间的争论——“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而所谓经济思想史观是指经济思想史家对各种经济思想及理论产生和发展规律的基本看法，也即经济思想史家对人类经济心智历史的世界观。

所谓“绝对主义”史观，即是着眼于主体的心智发展，将历史视为一个从过去谬误到现今真理稳步不懈的演进过程，即“真理在很大程度上是集中在经济的边际增量上”。因此，它强调学科内部力量(如经济学与日俱增的专业化)，以此来解释经济思想的发展，认为思想理论的进步不仅仅是历史环境的反应，而主要取决于受过严格训练的专业人士通过专业领域内知识进展的职业反应，探索和解释尚未解决的问题或是令人困惑的悖论，发展了解释经济现象或推理分析的专门技巧。经济理论的发展是经济学专业研究工作自身进展的结果。“根据这种观点，可以将各种理论的地位在时间上进行排队，距现在最近的理论与较早的理论相比可能错误更少而更接近真理。”相应地，对过去的经济学家仅仅依据其接近某种绝对真理的程度予以评价。“相对主义”史观则着眼于具体情境，将过去时代提出的每一个理论或多或少地看作是对当时状况的反映，每个理论在它所处的背景下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反对简单地认为最近的理论比较早的理论错误更少。因此，相对主义史观主张用历史、经济、社会与政治的力量来解释经济思想的成长以及这些力量影响经济理论的方式。历史在每一个经济理论中都起作用，对以往经济学家，相应地，则依据其所处的时代、过去相关研究主题的发展以及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环境进行评价。

在对“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这两种经济思想史观进行细致评比解析的同时，布劳格也表达了作者自身的经济思想史观。从《回顾》全书来看，作者表现出在“大脑”与“心灵”之间的某种程度的“分裂症”——理智上，他是一个绝对主义者；但在著作许多章节中显示出他在情感上非常同情“相对主义”史观的处境。在绪论的开头，布劳格便表明《回顾》的主题——“这是对以往经济学理论的一种批判性研究”以及“批判隐含的判断标准”——“我的标准是现代经济理论的标准”，这鲜明反映作者所持有的“绝对主义”史观，这种史观贯穿于《回顾》全书的经济理论分析与阐释。然而从该著作许多具体章节来看，却又显示出作者具有“相对主义”史观，如在对重商主义辩护的考察、边际革命和凯恩斯革命的阐析时等都表明了作者的“相对主义”立场。在布劳格看来，“经济思想的发展在趋向现实真实性上并不是采取直线式的进展，它在进步中由于不同时间、地点的不同情况经历了许多曲折，因此，我们是采用相对论者还是绝对论者关于事物的解释完全取决于我们所希望提出的问题。”

其实，“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这两种经济思想史观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从时间向量上来看，在1952年以前，对经济思想发展的解释是“相对主义”史观占优势；而之后则是“绝对主义”史观占优势。我们认为，“绝对主义”史观则往往把经济范畴变成了脱离历史、超社会超历史的东西，这种史观的缺陷决定了其片面性。而目前对“相对主义”史观的定义是全面的。“相对主义”只是针对“绝对主义”，强调了历史环境对经济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性，它并没有必要忽视经济思想本身的发展逻辑与线索，因此，更“健全的”“相对主义”不仅能够对当时的经济、社会、政治和科学环境如何导致一种学说的产生以及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进行分析，也能在经济思想本身发展逻辑的脉络中评价其得失。“相对主义”史观的合理性还可以从经济思想供给一需求这一角度予以说明：一种经济思想(理论)产生、发展与演化的影响因素都可以纳入到需求和供给两类途径。从需求方面看，一种经济思想的产生、发展，往往源于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等状况变化对其的客观需要；而从供给方面来看，经济思想的产生、发展，又离不开以往积累的经济思想、一般的科学一文化背景以及研究人员的专业化分工进展等条件。因此，相对于“绝对主义”史观，“相对主义”史观更能较正确地把握经济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

二、马克·布劳格关于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的洞见

所谓世界观决定方法论，经济思想史观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

布劳格借用哲学史的术语，以哲学解释学的思想为基础区分了“理性重建”(rational reconstruction)和

“历史重建”(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两种不同的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这是一种同‘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几乎等价的划分”。作者采纳了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与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结构主义上的洞见，认为过去所有的文本都需要重建，因为这些文本的意义并非全无晦涩之处，而且并非只能有一种诠释，甚至连作者也没能完全掌握文本的意义，故需要重建，即对过去的经济思想予以重新阐述。

布劳格认为，一种是按照现代思想来重建，突出表现就是把经济思想史简化成经济分析史，给过去的思想穿上现代的外衣，即运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工具——通常是数学模型——来重新表述过去的思想，这种方法被称作是“理性重建”；另一种方法则是“历史重建”，这是布劳格从当代哲学家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有关哲学史编撰的讨论中借用来的术语，其含义就是按照过去的思想家实际上是如何思考的方式来重新表述其思想，尽可能忠实文本写作时的背景进行重建。在布劳格看来，“理性重建”无法帮助我们理解已故经济学家的思维方法和经济思想的发展历程，因此，虽然“历史重建”困难重重，但它却是着眼于经济思想史这门学科题材独特性质的“唯一”正确方法。

然而，布劳格在这部名著《回顾》绪论中，却认为“‘历史重建’和‘理性重建’都是经济思想史写作的完全正当的方法。”这种观点是与上述所坚称的“历史重建”是“唯一”正当方法的观点相冲突的。在《回顾》绪论开头，布劳格已指出“批评隐含判断的标准……我的标准是现代经济理论的标准”，这正是“理性重建”的要义，倘若按照作者原本所认为的——“历史重建”是研究经济思想史的“唯一”正当方法，那么作者在《回顾》中理论回顾所采用的方法便自然被认为是非正当合理的方法。作者这种观点不一致的矛盾需要我们“历史重建”他的本意。问题似乎首先出在布劳格对“理性重建”内涵的把握和强调，布劳格最初提出“理性重建”的目的在于反对和批判历史的“辉格(Whig)诠释”，于是将“理性重建”与历史的“辉格诠释”纳入同一个范畴，即将“理性重建”仅限于“按照个人的信念来描述和编撰历史”，正如他在《回顾》绪论中对“理性重建”所下的定义——“把过去的伟大思想家假想为与我们处在同一时代，并与我们面对面交换意见，我们用我们的术语分析它们的观念，以便找出它们的错误，证实我们所喜好的信念，在心智历史的进程中，这种信念在进步”。正是对其定义后半部分的强调，才令作者放弃将“理性重建”作为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方法。然而，正如西格诺里诺(Signorino)所极力反对的，“理性重建”并非仅仅等价于追求“辉格”目标，运用现代术语分析过去的思想可能完全不同于仅仅“证实心智历史在进步的信念”。倘若划清“理性重建”与历史的“辉格诠释”所谓等价定义的差别，着眼于运用现代术语以及现代分析工具对过去思想进行考察和重新表述，则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如布劳格所言“‘理性重建’显然与时代不合，不过如果对它们与时代不合的东西，在全面认识的基础上进行处理，‘理性重建’是无可非议的。”正是基于作者对“理性重建”内涵的重新认识，才使他改变初衷，承认它也是研究经济思想史的完全正当的方法。

确实，“理性重建”，往往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阐明和澄清过去的思想，可能有助于增强对过去经济思想及理论连贯性和脉络的把握和理解。在《回顾》中可以找出许多这方面的例子：例如布劳格对斯密关于公祭期间黑布价格“局部均衡分析”予以“理性重建”，运用现代马歇尔的供求分析工具阐释并证明斯密在论述黑布价格影响因素时对需求忽视的合理性，这无疑使读者能更深刻地理解斯密的思想；又如作者对李嘉图体系的“理性重建”，通过构建一个现代数学模型——“谷物模型”，在此框架内阐述和证明李嘉图的论点，这虽然可能有悖原作者愿意，但不可否认，这种简化的数学模型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有助于表达和验证经济学家的理论逻辑；再如，作者在详尽阐述某位经济学家的某些经济理论(如地价税、利润理论等)时，不仅考虑到可能影响他们的前任者，还考虑那些被他们所影响的或批评他们的后继者，以及相关理论的后期发展，将早期理论与其近期的讨论和发展联系起来，这种“理性重建”方法突出强调了经济思想的内在逻辑与连贯性，利于理解和把握经济思想发展的脉络。

然而，“理性重建”具有显而易见的缺陷，正如布劳格所指出的，“它们威胁到使过去的思想变得不相关，因为它们经常仅仅显示我们现在比过去那些经济学家知道的多得多”，这“显然与时代不合，如果过度使用，无论如何都会歪曲和损害历史。”针对这种弊端，作者在《回顾》中多次提出和强调“理性重建”违背和歪曲历史的典型事例。布劳格认为，瓦尔拉斯和帕累托完全竞争理论中的“竞争”概念与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中的“竞争”概念具有本质差别。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中的“竞争”是一种结局状态(end-state)概念，而斯密所说的“竞争”是现代奥地利学派所称的“过程竞争”(process competition)概念，二者内涵的本质差异电导致相应配置效率的差异——前者为“静态效率”，后者为“动态效率”。然而阿罗一德布鲁以及现代一般均衡理论的阐释者，将斯密“看不见的手”的过程竞争作为现代福利经济学基本定理的渊源或理论基础。在布劳格看来，这是“缺乏历史依据的‘理性重建’，确实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作者坚决反对和批判这种“理性重建”——“若要援引历史来替当代的信仰背书，则漠视文本证据是没水平的做法。”也正是对“理性重建”这种弊端的忧虑和担心，才令布劳格在先前主张只有“历史重建”才是经济思想史研究的唯一正当方法。

我们认为，布劳格之所以在“历史重建”与“理性重建”的关系问题上陷入前后矛盾的状态，是因为它没有处理好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如何定义“理性重建”的问题。“理性重建”，非得像布劳格所定义的那样，运用数学模型来重新表述过去的思想吗?实际上，“理性重建”可以使用文字的和解释学的方法重新表述过去的理论或思想，并讨论其得失；第二个问题是“历史重建”渗透着“理性重建”。任何“历史重建”都离不开经济思想史家既有的知识结构，而运用经济学思想的最新成果则有可能更利于这种“历史重建”，这也就是说“历史重建”本身就含有某种“理性重建”的成份，但是，“理性重建”必须置于“历史重建”的框架之下，才能避免“绝对主义”的缺陷。因此，按照我们对这种“理性重建”的理解，“历史重建”和“理性重建”两者均是经济思想史的正当研究方法。

鉴于“理性重建”与“历史重建”二者的互补性，研究经济思想史应当把这两种方法有机结合起来。首先，经济思想史本质上作为一门历史科学，经济思想史学科研究素材的独特性质决定了“历史重建”方法的极端重要性与基础性，它是研究经济思想史首先应遵从的研究方法。在对已故经济学家的经济学说或某种经济思想的兴衰进行“历史重建”时，不仅要考虑当时社会、政治、自然科学和哲学思潮的影响，更重

要的是要考虑当时重大的经济、社会和制度问题所产生的影响，这是一种情境特定的解释学方法，需要仔细阅读已故经济学家的文本以及他们之前的思想家著作来了解他们写作时所处的大环境。其次，在客观反映历史，遵从作者本意的前提下，可采用“理性重建”的方法以便于澄清和阐述已故经济学家的思想、理解和把握经济思想产生与演进的内在逻辑和脉络。运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及现代术语对过去思想进行考察和重新表述本身无可厚非，关键要把握一个度，不能把经济思想史变成一门令人生厌的全能知识的训练而使其残障。它的发挥要以尊重历史为前提，以便于分析和表述经济思想为目的。其实，“历史重建”与“理性重建”这两种研究方法与马克思的历史与逻辑的方法本质上应该是一致的。“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该从哪里开始，不同的是，逻辑方法抛开历史过程中所包含的个别的偶然的因素。思想进程的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而已。”历史与逻辑方法的统一要求将“历史重建”与“理性重建”方法相统一。

三、马克·布劳格研究的不足和改进的路径

马克·布劳格的《回顾》为我们提供了经济思想史观及研究方法论方面的教益。“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这两种史观的“论争”为我们发展经济思想史观提供了借鉴。我们认为，正确的经济思想史观应该是重新定义的“相对主义”史观之下的“历史重建”与“理性重建”的有机结合。尽管“理性重建”与“历史重建”的分类在实践上甚至在理论上存在问题，但它确实有利于我们澄清经济思想史研究涉及的方法论问题，有助于我们坚持历史与逻辑方法的统一，在客观地反映历史、比较忠实地遵从原作者本意的“历史重建”前提下，同时不放弃注重把握思想逻辑与脉络的“理性重建”。总之，《回顾》为经济思想史研究提供了讨论其方法论方面的门径，对推动经济思想史学科建设乃至“新经济思想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马克·布劳格的研究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布劳格的著作基本上从事的是对过去经济思想的“理性重建”，而“历史重建”基本上仍是付之阙如的。如前所述，作者在“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史观之间存在“分裂症”，在理智上，作者坚持“绝对主义”立场，并且在实践上一直贯彻着这种立场，虽然情感上接受“相对主义”的解释，终究只是一种同情。这种“绝对主义”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者经济思想研究基本采取的是一种“理性重建”的方法，从《回顾》及其他著作整体来看，布劳格基本上写的是经典历史，从当代经济学的视角，采用现代的理论工具，重新表述历史上各个经济学家的思想。诚然，作者非常清楚地知道“理性重建”的弊端，并对其深恶痛疾，正如其所言“如果重点只是在运用现代工具，那么‘理性重建’终必会是经济思想史残障。如果你很想展现新武器，那有许多地方可以大展身手，不一定要在这里”，但是阅读了他的著作后，我们，包括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布劳格自身就是这么做的——“我自己也犯过上面所鞭挞的罪行”。作者这种言行不一的做法正如他在《经济学方法论》中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提出的批评——它们经常宣扬证伪主义，但在现实实践中却很少这样去做。布劳格对“理性重建”的过度使用以及对“历史重建”的较大忽视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毒害”，必定会导致如他所痛斥的缺陷，将会令经济思想史残障。

针对马克·布劳格的这种不足，未来的经济思想史研究方法论应该主要致力于发展“历史重建”和“创造解释学”的研究方法。对于“历史重建”的方法，我们建议通过采用与经济史、经济政策史、哲学，以及自然科学发展、重大的经济、社会和制度问题相参照的研究方法，发展这种方法。而“创造解释学”的方法则旨在于发挥经济思想史研究在经济理论创新上的重大作用，它是比“历史重建”的方法更高一级的方法。例如，按照这种方法，我们可以假设，倘若马尔萨斯今天还活着，他会修正或扬弃他过去提出的“两个级数”概念以及放弃对未来社会的悲观预测吗?作为创造型的解释学家，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为了解决当代重大的经济、社会和制度问题，我们是否需要增添新的视角和新思路?我们现在应该说什么?通过这种“创造的解释学”，我们可以批判性地继承传统但又不拘泥于具体理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从而成为创新型的思想家或经济学家。

马克·布劳格研究的另一重大缺陷则是其对西方主流经济学传统的“理性重建”，而非主流经济学的许多流派基本上没有涉及。例如，作者在《回顾》中详细地论述了从斯密到凯恩斯的主流经济学的经济理论，而忽视了诸如德国历史学派、美国学派等非主流经济学理论。作者在《回顾》中对重商主义仍沿袭了主流经济学对重商主义的简单化甚至错误的评价。这些问题说明了，马克·布劳格的研究仍局限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只推崇或者只承认其先驱，而贬低非主流经济学思想史的藩篱之中。布劳格的经济思想史观只涉及了“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的问题，而本文第一部分所提到的经济学研究传统问题以及经济学的渐变和革命的问题则是是其研究所缺乏的。

我们曾经讨论了经济学研究两大传统，以及运用两大传统重新梳理经济思想史的问题。作为一种经济思想史观，经济学不同研究传统问题仍需要进一步研究。而经济学的渐变和革命问题则是有关经济理论及理论体系建立和进步的方式问题。目前在这方面，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渐变说”，认为经济理论和理论体系的建立具有渐进性和累积性；第二种是以库恩为代表的“范式革命说”或者“渐变与革命交替说”。即使是“渐变与革命交替说”也是在单一经济学传统的思维下对经济学说的渐变与革命相交替的解释。很明显，对于自文艺复兴以来两种并行的经济学研究传统来说，目前的这两种观点都无法做出很好的解释，因此，在这方面仍需要创造新的理论对此加以解释。

责任编辑：黎贵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