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杂志停刊的前前后后关于新青年为什么停刊10篇

《新青年》杂志停刊的前前后后关于新青年为什么停刊10篇《新青年》杂志停刊的前前后后关于新青年为什么停刊　党史研究与教学２０１１年第５期（总第２２３期）关于《新青年》季刊张静如１９５３年，我在北师大马列主义教研室当资料员时，因当时只有《新青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新青年》杂志停刊的前前后后关于新青年为什么停刊10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新青年》杂志停刊的前前后后关于新青年为什么停刊

研究与教学２０ １１年第５期（ 总第２２３期）关于《新青年》 季刊张静如１９ ５３年， 我在北师大马列主义教研室当资料员时， 因当时只有《新青年》 一至九卷， 没有季刊和不定期刊， 就到旧书店去淘宝。

　结果， 还真买全了。

　买来后， 我都通读过， 但没有下功夫研究， 此后很少接触。

　最近， 拿起手头存的《新青年》 季刊影印本， 认真细读一遍， 有了一些想法。第一， 《新青年》 第九卷第六号标明是１９ ２２年７ 月 １日发行的， 《新青年》 季刊第一期标明是１９ ２３年６月 １５日出版的。

　为什么停刊一年后又重新出版了呢？中共成立后， 继续出版的《新青年》虽然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 但仍然有少量文章反映出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新文化运动时期的色彩， 这已不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 只好暂时停刊。

　在１９ ２２年７ 月 ， 中共二大上不仅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而且还通过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决议。

　所以中共在二大之后， 积极与国民党商讨合作事宜。

　为了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 以促进国共合作的民主革命的顺利开展， １９ ２３年， 中共对《新青年》 进行改组， 由刚回国的瞿秋白任主编， 出版季刊， 成为中共中央的理论性机关刊物。

　该刊第一期瞿秋白写的发刊词《新青年之新宣言》 说得明白：

　要使这个刊物“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 。

　为此， 刊物“当研究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状况” ； “当表现社会思想之渊源， 兴起革命情绪的观感” ； “当开广中国社会之世界观综合分析世界的社会现象” ； “为改造社会的真理而与社会思想的流派辩论” 。

　其中， 要研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提法很好， 说明在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 在诸多共产党人从事实际斗争的体验中， 全党多数人认识到研究中国实际的重要性。

　但很遗憾， 《新青年》 季刊一至四期的文章， 没有一篇是研究这方面问题的。第二， 该刊一至四期共有译文２４ 篇， 占一至四期总共５３篇文章的二分之一弱一些， 其中， 列宁著作６篇， 斯大林、 托洛茨基著作各１篇， 共产国际决议和会议纪要４ 篇， 赤色职工国际决议１篇。这１３篇除列宁的《俄罗斯革命之五年》 外， 内容都是直接或间接与中国革命有关的。

　之所以这么集中翻译苏联领导人的著作和共产国际的决议， 一方面是因为中共二大通过了中共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 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 另方面是因为当时中共处于幼年期， 需要列宁等领导人和共产国际在理论上和战略、 策略上的帮助。

　其余１１篇译文内容主要是反映苏联的情况的， 值得注意的是有两篇讲辩证法的文章， 一篇是普列汉诺夫的《辩证法与逻辑》 ， 一篇是阿多那斯基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底几个规律》 。

　此前，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主要是着重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学习， 而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知之甚少。

　在与敌对思潮的辩论中， 共产党人逐渐认识到学习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重要性， 所以在《新青年》 季刊上出现这方面的译文是很自然的。

　除了译文之外， 季刊还发表了瞿秋白专门研究共产国际党纲和策略以及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史方面的文章， 反映出当时中共中央的重视程度。第三， １９ ２３年在思想界展开了一场“科学与人生观” 的论战。

　这次论战， 一方是以胡适、 丁文江为首的“科学派” ， 一方是以张君励为首的主观唯心主义派。

　陈独秀、 瞿秋白等并未参加论战， 只因亚东图书馆把这次论战的文章汇集出版时约陈独秀写序， 才引起他们对这次论战双方作出评论。这样， 在季刊上连续两期发表了陈、 瞿分别写的文章。

　在《（ 科学与人生观）序》 中， 陈独秀指出， 实际１１０万方数据

　关于《新青年》 季刊上“科学派” 并没有取得胜利， 对方的观点和证据并没有被驳倒， 这是“因为有一种可以攻破敌人大本营的武器， 他们素来不相信， 因此不肯用” ， 这个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陈独秀强调：“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 可以解释历史， 可以支配人生观， 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 。

　” 在《答张君励及梁任公》 文中， 陈独秀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 对张君励和梁启超的质问一一作了明确的回答。

　瞿秋白发表的文章一为《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 ， 一为《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 ，分别对论战双方的观点进行了分析， 指出了他们各自的错误。

　针对张君励所说人生观为自由意志，瞿秋白依据“自由与必然” 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的原理， 强调指出：

　“社会现象确有因果规律可寻， 唯知此因果规律之‘必然’ 方能得应用此因果规律之‘自由” 。

　在后一篇文章中， 瞿秋白对实用主义的理论进行了分析， 认定它实质上是“唯心论的宇宙观” ， 并指出在应用上马克思主义指向革命， 实用主义指向妥协。

　在这两期上， 还有蒋侠僧几篇文章， 如《唯物史观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解释》 等， 虽不是直接评论“科学与人生观” 论战的， 但也与此有一定的关系。

　说到这儿， 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个是写中共历史时， 不要对过去发生的思想论战做绝对化的结论， 如说谁战胜了谁之类， 因为论战结束后， 双方仍坚持自己的观点， 甚至直到一生。

　当然， 对论战的社会意义、 影响可以进行分析。

　这种分析， 如果能有史料依据就更好。

　一个是历史上对胡适的观点， 对实用主义的理论的分析， 有一定的时代背景。

　虽未必都很恰当， 确为当时中共坚持革命之需要。

　今天时代不同了， 静下心来看， 胡适的观点并非都是错的， 加上实用主义理论在后来又有所发展， 因而作出实事求是的分析十分必要。第四， 季刊第二期发表了瞿秋白的《自民治主义至社会主义》 ， 这一期出版日期标明是１９ ２３年１２月 ２０ 日， 也就是正式实现国共合作的前夕。

　怎样看待国共合作， 这篇文章作出了详细的说明。文章根据马克思、 列宁的著作， 认为从中国现实的政治、 经济状况出发， 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

　瞿秋白指出：

　。

　中国客观的政治经济状况及其国际地位， 实在要求资产阶级式的革命， 同时此种绝对资产阶级性的所谓‘民族民主革命’ 却非借重国际的及国内的无产阶级不可。

　独有无产阶级能为直接行动， 能彻底革命， 扫除资本主义的两大障碍； 就是以劳工阶级的方法行国民革命。

　劳工阶级在国民革命过程中因此日益取得重要的地位， 以至于指导权。

　劳工阶级的最后目标在社会主义， 那么， 到国民革命的最高度， 狠可以与世界革命合流而直达社会主义。

　” 此前不久召开的中共三大没有提出在国民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 反而认定国民党“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 。

　所以， 瞿秋自在文中没有明确说领导权问题是可以理解的， 但文中有逐步得到“指导权” 的意思， 比起中共三大的提法还是有一些进步的。

　其实， 在中共三大就有人强调过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 如李大钊在会上说：

　“过去和将来国民运动的领导因素都是无产阶级， 而不是其他阶级。

　” 中共三大之后近一个月 的时间， 接到共产国际给中共三大的指示， 提出“领导权应该归于工人阶级的政党” ， 可这个指示究竟有谁注意到现在也不好说。

　中共三大之后， 党内确有人发表文章强调在国民革命中无产阶级领导权闷题， 比如邓中夏在《我们的力量》 中说：

　“中国将来的社会革命的领袖固是无产阶级， 就是目前的国民革命的领袖亦是无产阶级” 。

　虽然文中分析资产阶级时有不恰当之处， 但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观点是明确的。

　由于持这种观点的只是少数党员， 难以在党内产生大的影响。

　在实际工作中， 在国共合作正式建立的近一年的时间里， 有一部分共产党员在与国民党员处关系时表现出过于迁就。

　对此， 共产国际为了贯彻给中共三大指示的观点， 让刚刚回国的彭述之写文章论证无产阶级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

　彭述之的文章《谁是中国国民革命之领导者》发在了季刊第四期， 与其相关的是陈独秀的《二十七年以来国民运动中所得教训》 也发在这一期上。彭的文章总体上是好的， 因为坚持了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领导权的观点， 当然也有较大毛病。

　不（ 下转第５４ 页）万方数据

　党史研究与教学２０ １１年第５期（ 总第２２３期）群之需要’ 的遗愿， 以国家根本利益为重， 以民族大义为重， 做出积极的响应， 实现台湾回归祖国， 完成统一大业。

　” ①在１９ ９ １年１０月 １０日， 纪念辛亥革命８０周年， 《人民日报》 社论又指出：

　“辛亥革命是我们共同纪念的日子， 孙中山先生是我们共同敬仰的伟人， 统一祖国是我们共同盼望的目标， 中华强盛是我们共同奋斗的理想， 有什么理由不合作， 不统一呢？” ②到纪念辛亥革命９ ０周年时， 在“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 方针的指导之下， 香港、 澳门已经顺利回归祖国。

　２０ ０ １年１０ 月 １０ 日， 《人民日报》 社论再强调：

　“实践证明， ‘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 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唯一正确的途径。

　台湾作为中国一部分的地位， 绝不允许改变。

　完成中国的统一大业， 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不能阻挡的历史潮流。

　” ③在新的历史时期， 继续推动现代化建设， 完成“祖国统一” 大业， 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是我们党肩负的重要历史任务。

　所以说， 把纪念辛亥革命和“祖国统一” 的现实紧密结合起来， 与建立中华民族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联系起来， 与国家的繁荣富强结合起来， 这是现实的需要， 也是我们纪念辛亥革命的旨趣。（ 本文作者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２０ １０ 级博士生广州５１０ ６ ３１）［ 责任编辑：

　止耳］（ 上接第１１ｌ页）过， 以往对该文批评总是抓住文中所说“工人阶级天然是国民革命的领导者” 这句话， 然后进行分析， 说既是“天然” 的， 就不用与资产阶级争夺了。

　这种批评不恰当之处在于， 彭文说“天然” 是以分析工人阶级反帝反军阀坚决性为基础的。

　再有， 只许别人说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天然同盟者， 而不许彭述之用“天然” 形容领导权问题， 未免失于公平。

　而且农民这个同盟者虽说是“天然” 的， 但不争夺也是不行的。

　其实， 彭文中值得批评的应该是他讲资产阶级“不敢出来作领导、 打先锋” 的观点， 应该是他对整个资产阶级的不恰当的分析。

　陈独秀的文章总结了二十七年来国民运动的历史得出结论， 认定无产阶级是“最不妥协的革命者” ， 是国民革命中“督战者” 。

　这个结论， 比起他以前的文章还是有进步的。总的来说， 《新青年》 季刊的出版， 对于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在理论水平的提高上， 肯定会有所帮助。Ｉ本文作者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１０ ０ ８ ７ ５）［ 责任编辑：

　高绵］①‘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纪念辛玄革命七十周年）， ‘人民日４ １ｔ）１９ ８１年ｌＯ 月 ９ 日． 第ｌ版。⑦‘继往开来振兴中华＞ ， ＜ 人民日报）１９ ９ １年１０ 月 １０ 日， 第３版。⑦‘发扬辛玄革命精神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一纪念辛玄革命九十周年）， ‘人民日报）１９８１年ｌＯ 月１０日， 第４版。万方数据

篇二：《新青年》杂志停刊的前前后后关于新青年为什么停刊

新青年》诞生了 年》在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十余年间充当着启蒙思想、再造精神的角色。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中国最先进的文化巨人当时几乎都荟萃于此而毛泽东、蒋介石都曾是《新青年》的忠实读者甚至可以这样说先有《新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一本刊物的影响力堪比《新青年》 。从 1915 年 9 月创刊至 1926 年 7 月终刊 《新青青年》 才有新国家。

　中国共产党成立 90 周年之际辛亥百年之时首部简体横排版《新青年》近日在北京出版历史名刊焕发新颜。

　《新青年》原为繁体竖排采用旧式标点由于工程量浩大新中国成立后对《新青年》的整理与传承一直以影印本为主。

　此次由中国书店出版社、北京智美利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推出的简体横排版内收《新青年》从创刊至终刊、11 年间的全部 63 期以简体横排的方式对《新青年》全集进行了重新录入并用现代标点对全书进行了重新句读填补了中国出版史上的空白。

　“能不能收齐”是个问题

　“其实我们在准备出版这套书时对于能否收全 63 期《新青年》 心里也没底。”简体横排版《新青年》策划人张海平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全套《新青年》共达 740 多万字是一个巨大的出版工程若其中一、两册没有找齐就得放弃出版将蒙受很大的经济损失。

　冒着不知能否收齐的风险张海平和同事于去年 10 月开始了工作从秋到冬他们整日泡在各大图书馆复印《新青年》 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四处都遍布了他们的足迹。直到 2011 年 3 月复印工作才停止。“我们未出北京城便收齐了 63 期《新青年》 有些事只要决心去做就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张海平介绍简体横排版《新青年》以年份为限共计 11 卷其中第 7 卷因文字较多分为上下两册因此共计12 册。本书虽为其简体字版但为更好的还原历史在其分卷、分期方式及体例上仍袭其旧外国人名、地名及著作名、事物名等的译法也保留了当时的译法未作改动并在各卷中影印了近 280 幅《新青年》原稿以供读者对照欣赏。

　最优秀知识分子的聚会

　《新青年》超豪华的作者与读者阵容至今让人引以为叹。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鲁迅、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沈尹默……这是中国当时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的聚会。在它创办的 11 年中凡追求进步之青年无不视《新青年》为旗帜以《新青年》为明灯。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陈独秀在创刊号上撰写的《敬告青年》 至今依然散发着灿烂的光芒。

　谈《新青年》 不能不提另外一本刊物《甲寅》杂志。

　《甲寅》杂志是陈独秀协助章士钊办的一本精英知识分子的政论刊物影响极大1914 年创刊1915 年便被北洋政府勒令停刊可见当时的言论禁锢状态。

　《新青年》最初完全是《甲寅》杂志的翻版但陈独秀注意到了这个问题逐渐淡化“讨论时政”而是走了一条“新文化”的路子反而在风雨飘摇的时代生存了下来。直至晚期 《新青年》才逐渐转成中共党刊。

　毛泽东、蒋介石都曾是《新青年》的忠实读者。毛泽东曾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上学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当时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有一段时期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为我的楷模。”蒋介石也对《新青年》情有独钟时间长达数年日记中多次提到“看《新青年》杂志”而对其他杂志却很少涉猎。

　《新青年》为中国再造了什么

　先驱者们以《新青年》为舞台将他们对中国社会的各种思考呈现于此以其灿烂光辉装点了那一时代的星空。那么 《新青年》究竟为中国再造了什么

　在《新青年》 新文化运动拉开了序幕。陈独秀《敬告青年》吹响了反对封建礼教、追求民主与科学号角。原载于《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的胡适《文学改良刍议》 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标志。

　我们今日所习惯的简化字、拼音文字、标点符号均发轫于《新青年》 。钱玄同所作的《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和《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 标志着文字改革运动的开始。

　对中国影响重大的“五四运动”也与《新青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蔡元培曾说“《新青年》杂志为五四运动时代之急先锋。”

　《新青年》 更是我国最早介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刊物。

　李大钊所作的 《庶民的胜利》 、 《布尔什维克的胜利》 是引进的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文章。

　《新青年》最终成为催生中国共产党的摇篮其创始人与主撰人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

　《新青年》在一定意义上塑造了现代中国也影响着当代中国。在信仰普遍缺失的今天许多青年人开始思考人生观与价值观的重塑问题。

　《新青年》的出版不仅重温了曾经影响一代人的精神镜像对当下之青年仍具有启发意义。

　《新青年》黑夜里点燃思想启蒙的火炬

　90 多年前这里是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 2 号。今天这里被称为南昌路 100 弄 2 号。

　如果没有陈独秀曾经居住的经历建于 1912 年的这个破旧的房子只是上海老房子中很普通的一座地图上甚至找不到 100 弄的位置。

　钉在墙上的两块小牌子表明了这座房子的不平常一块是“陈独秀曾在此居住”一块是“《新青年》编辑部旧址”。这里见证了《新青年》一段特别的经历。

　1920 年 9 月陈独秀回到上海《新青年》编辑部也从北京迁移至此。《新青年》自 8 卷起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仍由陈独秀主编。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它一度成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1923 年延续其精神的《新青年》季刊在广州创立正式成为党的理论刊物。

　《新青年》初名《青年杂志》1915 年 9 月 15 日由陈独秀在上海创办1916 年 9 月第 2 卷第 1 期起改名为《新青年》杂志。至 1926 年 7 月终刊它经历了月刊1915 年 9 月创刊到 1922 年 7 月共出 9 卷 54 期、季刊1923 年 6月到 1924 年 12 月共出 4 期、不定期刊1925 年 4 月到 1926 年 7 月终刊共出 5 期三个阶段并先后在上海、1920 年《新青年》在这里改组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机关刊物

　北京、广州等地出版。是 20 世纪初期中国最早的一份思想启蒙刊物它在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从思想上、理论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创办初期被迫演“双簧”

　“《新青年》是由一本宣传民主与科学的进步刊物发展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刊物的”原红旗杂志社副总编辑方克在总结各个时期的党刊概况时这样说。事实的确如此《新青年》的名气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它所引发的新文化运动。1915 年 9 月 15 日《新青年》时为《青年杂志》的创刊在今天被认为是“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事件。一个刊物引领了一场运动这在近现代中国近乎绝无仅有。

　但直到 1916 年 9 月创办者陈独秀都没有感到丝毫轻松由于经营困难加上护法战争爆发杂志一度停刊每期印数也仅有 1000 册。为了扩大杂志影响陈独秀煞费苦心。1916 年 9 月借改名《新青年》之机他果断调整编辑方针。1917 年初陈到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相当于今天的文学院长《新青年》编辑部随之迁到北京。北京大学的教授李大钊、胡适等参加了编辑部的工作编委 7 人轮流担任主编。《新青年》成为同人杂志。

　为了吸引多的公众来读《新青年》杂志开辟了一个“通信”栏专门发表读者来信而且每封信后面都附上编者的回信。《新青年》开始只在一个小圈子里有影响销量不大几乎没有什么来信。复旦大学教授、博导丁淦林告诉记者“迫不得以几位主笔只好自己充数上演一出"双簧"。钱玄同虚构一“王敬轩”诋毁文学革命再由刘半农加以反驳杂志看起来很热闹青年读者大为快意。就这样杂志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宣传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受到北京各界的欢迎。1918 年《新青年》终于迈入极盛时代发行量高达 15000 份。

　改组后由陈望道主编

　1920 年《新青年》编辑部移到上海编印。从当年 9 月的 8 卷一号起杂志改组为中国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主编仍为陈独秀。当年底陈独秀受孙中山之邀赴广东任革命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新青年》是否曾随之搬迁至广州对此问题坊间有不同版本流传。

　“《新青年》的印刷发行工作没有离开过上海”。79 岁的丁淦林告诉记者《新青年》改组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机关刊物后陈望道受陈独秀委托于 1920 年底开始在上海主持《新青年》编辑工作沈雁冰、李达、李汉俊也加入编辑部。丁说之所以熟悉这段历史是因为他在复旦大学工作期间曾多次与新闻系老系主任、老校长陈望道就此长谈。他说当时《新青年》并没有随陈独秀搬迁至广州但广州陈的住处很有可能是《新青年》的一个编辑部。1923 年中共理论刊物《新青年》季刊在广州创刊则是后话。

　丁淦林认为回沪后尽管经历内容重大改变、出版发行单位的变更《新青年》并未打乱原来的秩序。编辑部仍然与原来的作者群保持联系新成立的“上海新青年社”开始独立承担印刷发行任务。同时杂志开始旗帜鲜明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杂志的封面设计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正中为一个地球从东西两半球分别伸出两手相握暗示东西方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杂志的变化与陈望道不无关系。作为中国翻译《共产党宣言》第一人他很快在《新青年》上开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介绍苏维埃俄国的变化和成就杂志很快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不仅译介了大量的革命论著还产生了很大影响。

　丁淦林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当时对外的称呼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对内则直接叫“共产党”。当时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一共办了三个刊物《新青年》、《共产党》和《劳动界》。在广大青年普遍迷茫、关心中国出路在何方的时

　刻改组后的《新青年》较为明确地指出了中国前进的方向因而受到读者欢迎。杂志向广大读者进行了彻底的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启蒙教育激励、团结一代新人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由于“言词激烈”《新青年》一度被关。1921 年初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搜查了《新青年》编辑部没收了第 8 卷第6 号的全部稿件并逮捕了主编陈独秀。经马林、李达和张太雷努力活动此事以《新青年》被罚款告终后中共中央局另行租房运营。陈独秀出狱后继续居住在渔阳里 2 号。

　中央局委员确定“党刊身份”

　从 1921 年 9 月到 1922 年 7 月作为党中央的第一本理论刊物《新青年》共发行 12 期。但是以吹响新文化运动号角而被大家所熟知的《新青年》是怎样成为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的很多资料都对此语焉不详。

　求是杂志社研究所研究员李友滨说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陈独秀与另外两位中共中央局委员李达、张国焘商定 《新青年》为党中央的理论刊物公开发行陈独秀任主编另办《共产党》月刊内部发行李达任主编。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一份党刊在另一份党刊上做广告。1920 年 11 月 7 日一份既秘密又公开的新杂志《共产党》月刊在上海创刊。杂志的要目广告公开刊登在《新青年》杂志上随着后者的发行而广为人知“共产党”的旗帜头一回在中国公开亮相。但《共产党》杂志的编辑部地址保密文章一律署化名杂志的印刷、发行也保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杂志停刊。

　《新青年》的故事并未完结。1923 年党中央决定瞿秋白继任《新青年》主编把月刊改为季刊。首期《新青年之新宣言》中明确提出“新青年曾为中国真革命思想的先驱新青年今更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中国最早译版《国际歌》也在这一期上发表。直到 1926 年停刊《新青年》在活跃的近 12 年中始终是新思想宣传的主要阵地。它举起了民主和科学的大旗在茫茫黑夜中点燃了启蒙运动的火炬它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大旗揭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过程中它立下了汗马功劳。

篇三：《新青年》杂志停刊的前前后后关于新青年为什么停刊

2江西社会科学 2012． 101920 年陈独秀决意《新青年》“独立办刊”问题之再探讨■齐鹏飞近年来，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入藏并发表公布的“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1920—1932 年)，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涉及《新青年》与其出版发行商群益书社之间的关系问题。根据对此一新披露资料的初步爬梳和与其他早已经公开的相关资料比证，可以看出，1920 年《新青年》与出版发行商群益书社之间的矛盾、决裂乃决意“独立办刊”，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而且，此一事件也与其后《新青年》编辑同人思想分歧乃至最后分裂问题有一定的联系，甚至可以将其视为《新青年》编辑同人思想流变的一个重要“拐点”。[关键词]陈独秀; 《新青年》;群益书社[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 － 518X ( 2012 ) 10 － 0122 － 07齐鹏飞( 1964—)，男，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中共党史系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学与研究》杂志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当代中国史、中国近现代史。(北京 100872 )近年来，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逐步引起国内学者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学界和中共党史学界的关注和研究兴趣。这批写于 1920—1932年间的“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原来一直保存在移居美国的胡适后人手中。2002 年 4 月，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欧阳哲生赴美国参加学术会议期间顺访胡适后人时发现了这批未刊信札，经过初步整理后，以《新发现的一组关于新青年的同人来往书信》为题，刊发于 2009 年第 4期的《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 年 5 月，这批信札中的 13 通 27 页的原稿真迹从胡适后人手中流出，出现在中国嘉德 2009 年春季拍卖会古籍善本专场上，为其第 2833 号拍品。其后，国家文物局依据《文物保护法》的规定首次实施“文物优先购买权”将其征集，并整体性交付新成立的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正式收藏。2012 年 1 月，《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将经过反复勘校并加以简要注释的信札全部内容正式发表公布，同时配以该校研究者的两篇释读文章，对其史料价值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和阐释。

　①由于这批信札内容比较集中地涉及 1920 年《新青年》与出版发行商群益书社之间的矛盾、决裂以及独立办刊问题，《新青年》编辑同人的思想分歧以及最后的分裂问题等重要历史事件，所以势必成为促进《新青年》发展史、“五四”新文化运动史和中共建党史进一步深化研究的又一重要资料源。而且事实上，国内学者依据这批新资料已经开始进行相关研究并形成了一些初步的成果。② 本文亦拟以这批信札的相关文本为基本支撑材料，重点分析 1920 年《新青年》与群益书社之间的矛盾、决裂以及独立办刊问题之史实，并直接联系这一过程中2012 年第 10 期

　123《新青年》编辑同人的思想流变进行一番新的探讨。一在国内学者关于《新青年》问题的研究中， 《新青年》与其出版发行商群益书社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不是一个被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的热点问题，成果相对薄弱。

　③究其原因，可能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其一，相关资料比较匮乏。关于《新青年》与群益书社之间的“恩怨纠葛”问题，基本上都是以汪原放的《回忆亚东图书馆》(2006 年重印时改名为《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④ 为主要的甚至就是唯一的采信渠道。其二，很少有学者将《新青年》与群益书社之间的矛盾乃至最后决裂问题，与《新青年》编辑同人思想分歧乃至最后分裂问题直接联系起来，将这一历史事件作为《新青年》编辑同人思想流变的一个重要“拐点”。而近期正式发表公布的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直接涉及《新青年》与群益书社之间的矛盾、决裂以及独立办刊问题，应该可以使我们对此问题有一个新的了解和认识。群益书社是中国近现代一家小型出版社。1901 年由留学日本的湖南长沙人陈子沛、陈子寿兄弟二人 (堂兄陈子美出资)在东京创办，1902 年迁移至湖南长沙。1907年设分社于上海福州路惠福里，1912 年搬至棋盘街 (今河南中路)泗泾路口，并将总社迁移至此。同时在日本东京和湖南长沙设立分社。1935 年抗战全面爆发前停业，1945 年抗战胜利后复业，1951 年新中国成立初期再次歇业。陈独秀在 1915 年创办《青年杂志》以前，除了早年一度在家乡主编过《安徽俗话报》(资金由当地的开明绅士周栋臣等捐助，出版发行由汪孟邹的芜湖科学图书社承办，印刷由章士钊的上海东大书局印刷厂承办)外，并无太多的独立办报办刊尤其是自主经营的经验，也无相应的经济实力，所以，陈独秀拟独立创办一份旨在“唤醒青年”之“思想启蒙”的新杂志，这就必须借助外力的支持，就必须寻找一个有经济实力同时又热心文化事业的出版发行机构作为合作方，以破解其后顾之忧。如此，陈独秀的莫逆之交汪孟邹及其所创办的上海亚东图书馆就成为其首选目标。但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汪孟邹及上海亚东图书馆也有实际困难不能直接施以援手，因此就又推荐了他们的老朋友陈子沛、陈子寿兄弟所创办的群益书社来承担《青年杂志》的印刷和出版发行工作。汪孟邹的后人汪原放讲:“据我大叔 (汪孟邹)回忆，民国二年(1913)，仲甫亡命到上海来，他没有事，常要到我们店里来。他想出一本杂志，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叫我认真想法。我实在没有力量做，后来才介绍他给群益书社陈子沛、子寿兄弟。他们竟同意接受，议定每月的编辑费和稿费二百元，月出一本。就是《新青年》(先叫做《青年杂志》，后来才改做《新青年》)。”“为什么说亚东‘实在没有力量做’呢?当时亚东地图生意不好，又正在印行《甲寅》杂志，经济上甚为棘手。……所以无论如何，实在是无力再出一个杂志了。”而“如果介绍到群益， 群益又不同意接受，那么，仲翁想出的‘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影响’的一个杂志，就决不能在‘民国四年 (1915 年) 九月十五日’问世了”[1](P33) 。这样，从 1915 年 9 月 15 日创刊，一直到 1920 年 9月以前的第七卷各期，《青年杂志》(《新青年》)的出版发行包括印刷工作就都由群益书社承担。在双方的合作初期，《青年杂志》(《新青年》)与群益书社的关系是融洽的，双方都有和衷共济将《青年杂志》(《新青年》)办成国内有重要影响的言论类一流杂志的强烈意愿。如创办之初所遭遇到的“改名”风波，就是双方共同应对而妥善解决的—— — 1916 年《青年杂志》第一卷第六号出刊以后，上海基督教青年学会向群益书社发难， 声言《青年杂志》月刊与他们早已产生影响的周报《上海青年》刊名有“雷同”之处，要求《青年杂志》“改名”。为避免可能惹“版权”官司的麻烦，群益书社的陈氏兄弟向陈独秀建议并得到后者的同意，从第二卷第一号起，将《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此事，陈独秀当年给胡适的信中有所提及:“《青年》……依发行者之意，已改名《新青年》。”[2] (P5 ) 汪孟邹在他的日记中也有记载:“子寿拟将《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来商于仲，仲与予均赞同也。”[1] (P34) 但是，名改是改矣，其办刊宗旨和风格则均延续以往。《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的《通告》特向读者说明: “本杂志自出版以来， 颇蒙国人称许， 第一卷六册已经完竣。自第二卷起， 欲益加策励， 勉副读者诸君属望，因更名为《新青年》……嗣后内容，当较前尤有精彩。此不独本志之私幸， 亦读者诸君文字之缘也。”[3] 《新青年》从第二卷到第七卷每期封面上仍赫然注明: “原名青年杂志。”正是由于双方的共同努力，开风气之先的《青年杂志》(《新青年》)自创办之日起，即“颇蒙国人称许”，一纸风行，销量很快由每期一千余份激增到一万余份，“《新青年》愈出愈好，销数也大了，最多一个月可以印一1920 年陈独秀决意《新青年》 “独立办刊”问题之再探讨

　124江西社会科学 2012． 10万五六千本了”[1] (P33 ) 。也就是说，出版发行商群益书社对于《青年杂志》(《新青年》)的创刊和早期的发展，是发挥过非常重要的积极作用的。但是，从第七卷开始，事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新青年》与群益书社在合作问题上逐步出现分歧和矛盾。按欧阳哲生的话讲:“随着《新青年》声誉飙升，群益书社的利润自然也增大，但书社老板似未改其初时心态，陈独秀与之矛盾遂不断加剧，以致对簿公堂，最终在《新青年》七卷出版后与之脱离关系。”[4] 据相关史料披露，双方发生矛盾的直接导火索是《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的出版发行问题。《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为“劳动节纪念号”，篇幅从原来每期 130 ～ 200 页不等猛增至 400 多页，群益书社提出加价，而陈独秀考虑到大多数读者应是下层无产者，故不同意加价。对此，汪原放回忆说: “记得陈仲翁认为《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劳动节纪念号’(1920年 5 月 1 日出版)虽然比平时的页数要多得多，群益也实在不应该加价。但群益方面说，本期又有锌版，又有表格，排工贵得多，用纸也多得多，如果不加价，亏本太多。我的大叔两边跑，两边劝，无法调停，终于决裂，《新青年》独立了。记得我的大叔说过: ‘仲甫的脾气真大，一句不对，他竟大拍桌子，把我骂了一顿。我无论怎么说，不行了，非独立不可了。我看也好。我想来想去，实在无法再拉拢了。’”[1] (P56 － 57) 由于双方矛盾激化，陈独秀遂酝酿独立办刊、独立经营。双方的这个纠葛过程，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中多有披露。1920 年陈独秀离开北京大学到上海，《新青年》编辑事务也随之移到上海。当年 4 月 26 日，陈独秀致信李大钊、胡适等《新青年》北京同人，言:“《新青年》七卷六号稿已齐 (计四百面)，上海方面五月一日可以出版。……本卷已有结束，以后拟如何办法，尚请公同讨论赐复:(1) 是否接续出版?(2) 倘续出，对发行部初次所定合同已满期，有无应与交涉的事?……为时已迫，以上各条，请速赐复。”[5] (P16) 这是陈独秀到上海后，就《新青年》第七卷结束以后之事第一次向北京同人征询意见。该信中所提合同系指 《〈新青年〉编辑部与上海发行部重订条件》。

　⑤ 《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仍然是如旧约继续由群益书社出版发行包括印刷，没有延期，但是，由于在这个过程中，《新青年》与群益书社之间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所以陈独秀不能不提到《新青年》从第八卷开始是否与群益书社之间续签合约的问题。因为对于陈独秀的去信北京同人并未迅速作复，故陈独秀于当年 5 月 7 日再次致信胡适、李大钊，催促其表态。此信即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之一。信中云:日前因《新青年》有一公信寄京，现在还没有接到回信，不知大家意见如何?现在因为《新青年》六号定价及登告白的事，一日之间我和群益两次冲突。这种商人既想发横财、又怕风波，实在难与共事，《新青年》或停刊，或独立改归京办，或在沪由我设法接办 (我打算招股自办一书局)，兄等意见如何，请速速赐知。……回信望直寄弟寓，不可再由群益或亚东转交。又白。

　[6 ]在该信中，陈独秀向北京同人通报了刚刚发生的与群益书社之间的冲突以及自己的态度。当年 5 月 11 日，陈独秀又一次致信胡适，再度进行催促。此信即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之二。信中云:群益对于《新青年》的态度，我们自己不能办，他便冷漠倨傲令人难堪;我们认真自己要办，他又不肯放手，究竟如何处置，请速速告我以方针。

　[6 ]在接到胡适的两封回信以后，5 月 19 日以前和 5 月19 日，陈独秀又发出了致胡适信两封。5 月 19 日以前的第 1 封回信目前尚不得见，第 2 封回信即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之三。信中云:我对于群益不满意不是一天了。最近是因为六号报定价，他主张至少非六角不可，经我争持，才定了五角;同时因为怕风潮又要撤销广告，我自然大发穷气。冲突后他便表示不能接办的态度，我如何能去将就他，那是万万做不到的。群益欺负我们的事，十张纸也写不尽。

　[6]5 月 25 日，陈独秀又一次致信胡适，再谈《新青年》与群益书社之间的矛盾以及独立办刊的问题。此信即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之四。信中云:群益不许我们将《新青年》给别人出版，势非独立不可。

　[6]所以，自 1920 年第七卷第六号出版发行工作结束以后，《新青年》与群益书社之间的《〈新青年〉编辑部与上海发行部重订条件》就不再续签，已经与群益书社之间前后延续了七卷 42 期的合作关系自此彻底终结。从

　125第八卷第一号开始，群益书社不再承担《新青年》的出版发行包括印刷工作，原来封面上的“上海群益书社印行”正式调整为“上海新青年社印行”字样。1920 年 9 月 1日，《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发布《新青年社〈本志特别启事〉》郑重声明:“本志自八卷一号起，由编辑部同人自行组织新青年社，直接办理编辑印刷一切事务。凡关于投稿及交换告白杂志等事 (彼此交换杂志均以一册为限)均请与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 2 号新青年社编辑部接洽;凡关于发行事件，请与上海法大马路大自鸣钟对面新青年社总发行所接洽。八卷一号以前的事，仍由群益书社负责。以后凡直接在本社总发行所定购一卷以上者，在此期限内发行的特别号 (例如前次的劳动节纪念号)概不加报价和邮费，特此预先声明，以免误会。”⑥ 以彻底撇清和摆脱与群益书社的业务关系。从以上并不丰富但已弥足珍贵的点滴材料可以看出，1920 年《新青年》与群益书社之间发生矛盾乃至最后的决裂，主要是由于在刊物定价以及在经营主导权等方面的争执这些实际经济因素所致。同时也不排除其中掺杂着一些诸如办刊方针等政治因...

篇四：《新青年》杂志停刊的前前后后关于新青年为什么停刊

青年》与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学子论坛 丁小丽

　约 7455 字

　 [摘要] 1915 年 9 月(《青年杂志》的创办标志着新文化运动正式开始。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以《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为阵地对封建秩序之护符的孔教儒家伦理进行了猛烈攻击。俄国十月革命后和中国五四运动爆发后马克思主义逐渐占据《新青年》传播的制高点为新文化运动注入了新的时代内涵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提供了理论基础为中国革命的发展谱写了华美篇章。

　 [关键词] 《青年杂志》  《新青年》 新文化运动发展

　 [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528(2010)02-0077-05

　 谈起“五四” 有学者将其形容为“像赶庙会” 各派言论竞相展现。而为这场爱国运动作了思想准备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它的宣传载体之一——《新青年》 自然也绕不开人们关注的视野。

　《新青年》 其前身是陈独秀于 1915 年 9 月 15 日在上海创刊的《青年杂志》 它是新文化运动正式开始的标志。1916 年 9 月 1 日 《青年杂志》从第 2 卷 1 号起改称《新青年》 。一份杂志的创办何以标志一场运动的兴起并伴其发展?本文拟就其中几个问题作些探讨。

　 一、 《青年杂志》的创办与新文化运动的开端

　 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本身的弱点 辛亥革命后 反动复古逆流粉墨登场。

　1912 年 10 月张勋等在上海发起孔教会。1913 年 2 月康有为创办《不忍》杂志宣扬欲存中国非赖孔教。10 月 《中华民国宪法草案》规定 “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 尊孔复古思潮为帝制复辟鸣锣开道。同年 12 月袁世凯倒行逆施复辟君主专制孔子之道仍被奉为万世师表。

　 面对国家的颓倾之状一些革命志士记取失败的教训继承革命精神为探索新的救国方案而努力。

　陈独秀从救亡的愿望出发 对戊戌变法的失败和辛亥革命的流产进行深刻反思认为广大国民脑筋不清析理不明对革命如同观对岸之火熟视无睹为根本原因。在陈独秀看来救中国建共和赖以思想革命为先导但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而改造国民思想主要在于改造青年的思想 于是 他疾呼要创造出那 “如初春 如朝日 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的自觉奋斗的青年。他还明确指出青年在“新鲜活泼”与“陈腐朽败”间进行抉择的六条标准是 “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以求独立之人格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以适环境之生存 “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以抗恶俗之社会 “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以冀图存之世界 “实例的而非虚文的” 以利现实之生活 “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以索宇宙之事理为沉闷民族的崛起作最后之哀鸣从而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谋幸福。在这种思维路径下 《青年杂志》应运而生。

　 《青年杂志》创办者以“改造思想为本志天职” 力图发起一场解除人们精神枷锁的思想启蒙运动。陈独秀指出 “批评时政非其旨也” 。但启蒙因救亡的任务而起所以对时政的批评不可能脱离新文化倡导者们关心的范围。事实上新文化运动就是由反思尊孔复古、帝制复辟的社会现实引发出来的。

　除了我们所熟知的 1920 年 9 月 8 卷 1 号那篇标志着陈独秀思想转变的《谈政治》外在此之前 “政治”话语始终未脱离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视域。如陈独秀在 1916 年 10 月发表的《我之爱国主义》一文中写道 “今日中国外迫于强敌内逼于独夫” 国家处武人乱政、社会腐败、游民盗贼充斥之状 “凡此种种无一不为国亡种灭之根源” 。

　 1918 年 7 月陈独秀更明确地指出 “本志同人及读者往往不以我谈政治为然。有人说我辈青年重在修养学识从根本上改造社会何必谈什么政治?有人说本志曾宣言志在辅导青年不议时政现在何必谈什么政治惹出事来呢?呀呀!这些话却都说错了” 。关乎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正如陈独秀所说“怎应该装聋推哑呢?”可见发轫于 20 世纪第 15 个年

　头的新文化运动 是新文化倡导者们在对启蒙和救亡的双重任务进行严肃思考后的慎重选择它对此后中国的进步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 《新青年》与前期新文化运动

　 以 1919 年“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  “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和“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为界新文化运动分前后两阶段 “民主”和“科学”是新文化战士们高扬的两面鲜艳的旗帜。

　 前期的新文化运动以提倡民主反对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以“建立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为主要内容。陈独秀在《青年杂志》的开篇之作《敬告青年》中强调科学与人权如“舟车之有两轮” 而“国人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这里的“人权”即“民主” 。在当时的先进分子看来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是改变贫穷落后摆脱奴役地位挽救颓势中国的重要力量。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 “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导光明的世界” 。所以“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在此宗旨下新文化运动的启蒙者们揭橥“民主”和“科学”大旗将其作为批判的武器对封建伦理道德进行了振聋发聩的批驳。

　 前期新文化运动的民主仍属资产阶级民主范畴主要指平等人权、思想自由、人格独立等资产阶级民主观以及在陈独秀看来是“建立西洋式之新国家” 提倡“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的民主制度。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写道科学有广、狭两义 “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的是指社会科学而言” 。他在此文中介绍的社会科学主要是美国詹姆士的实用主义、法国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英国罗素的新唯实主义等。在新文化运动者看来 “民主、科学”都是“新”文化的代表和象征与中国封建礼教等“旧”文化截然相对。兴民主必须破专制擎科学必须抑迷信倡新必须弃旧 “旧者不根本打破则新者绝对不能发生。新旧之不能相容更甚于水火、冰炭之不能相入也” 。所以陈独秀表示 “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和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

　 破旧主要指破除为封建旧秩序作论证和辩护的孔教之旧。作为封建统治者维护自身统治的护符和判断是非标准的孔教阻碍了社会进步违背了社会经济生活。首先新文化运动参加者们把尊孔与复辟帝制联系起来。易白沙在《孔子平议》中指出 “孔子尊君权漫无目的 易演成独夫专制之弊” 。

　陈独秀认为 “盖主张尊孔 势必立君 主张立君 势必复辟” 。其次反对把 7L 子写进宪法。他们认为孔教注重别尊卑、明贵贱。根据“道与世更”的原则既然提倡共和那么就必须反对把孔教立宪。李大钊强调孔教是“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 宪法是“现代国民自由之证券”  “专 制不能容于自由即孔子不当存入宪法” 。此外新文化同仁们还认为尊孔必然导致思想不明学术专制阻塞民智。吴虞指出 “儒教专制统一中国学术扫地” 所以儒教必须革命儒学必须转轮。

　 新文化倡导者们不仅反对孔教与之相关的一切伦理道德、家族制度、妇女问题等都成为其关注的对象。陈独秀以进化论为依据认为道德观念应随社会的变迁而变迁封建时代之忠孝、节义等旧道德不适于今世之生存。认为旧道德是中国历史上、社会上种种悲惨不安的根源所在中国的礼教、纲常、风俗、政治都是从旧道德演绎出来的中国人的虚伪、利己、缺乏公共心都是旧道德助长的要消灭黑暗达到光明必须主张新道德。吴虞抓住儒教的“孝悌”与封建家族制的关系进行猛烈攻击认为孝是“二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关系连结之根干” 其流毒“不减于洪水猛兽” 。吴虞非儒的言辞激烈被誉为“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 。破除宗法制度的家族本位主义建设个人本位的自由精神一直是《新青年》所提倡的。胡适大力介绍易卜生主义推崇其“个人须要充分发达自己的才性须要充分发

　展自己的个性”的主张。

　《新青年》撰稿者关心的女子问题涉及教育、恋爱、婚姻及女权运动等他们把女子教育与社会兴衰联系起来认为“其教育遂亦不仅系于一家一姓之兴衰而系于社会国家之治乱” 认为自由恋爱之婚姻 “于理论上为至善之制度于事实上为必至之境界” 。李大钊把妇女问题上升到打破专制制度的高度指出“要合全世界无产阶级妇女的力量去打破那有产阶级(包有男女)专断的社会制度” 。

　 在陈独秀等看来 作为反封建武器的科学 主要指提倡求实态度和理性主义 反对神权反对愚昧、迷信、盲从和武断。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对科学有明确的表述 “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 。新文化战将希望通过提倡科学以反对上帝创世的谬论解除宗教对人们的束缚他们痛恨那些脱离实际的空话、废话和鬼话。认为要根除这些弊病惟在科学之兴他们运用自然科学的原理对“天幸、天罚”的天命观进行了驳斥认为大干世界没有神灵主宰一切自然现象都可以用科学法则予以解释他们反对迷信活动主要是把其与国家的存亡联系起来他们普遍认为迷信导致国灭只有科学才能救国。易白沙指出 “自古诸族但有以鬼神亡国者未闻可以救国者” 。鲁迅表示 “要救治这‘几至国亡种灭’的中国那种孔圣人、张天师的传言是全不对症” 中国需要的是“这些鬼话对头的科学” 而“不是皮毛的科学” 。

　 民主和科学的内容 需要新的文学、 文字形式来表达 于是引出新文化运动的另一内容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1917 年 1 月 《新青年》2 卷 5 号发表了胡适的 《文学改良刍议》 一文。

　该文提倡白话文 指出 “白话文学 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 。此后 《新青年》从 1918 年 1 月的 4 卷 1 号起改用白话文以求“用质朴的文章去铲除阶级制度里的野蛮款式” 。1917 年 2 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 以“不容他人匡正的态度” 提倡文学革命。他指出 “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 倡导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和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要求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和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他表示 “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 。

　 在《新青年》的引领下文学革命在小说、诗歌、散文以及戏剧等诸多方面均取得可喜的成就。小说方面有鲁迅的《狂人日记》 、 《孔乙己》 、 《药》等名篇诗歌方面郭沫若的《女神》被誉为新诗的奠基之作戏剧文学方面陶履恭、胡适和罗家伦分别翻译了易卜生的《国民公敌》 、 《娜拉》等。

　 三、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新文化运动的发展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社会主义从书本走向现实给那些苦苦探索救国之路的中国先进分子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使他们感到社会主义也可以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成为可能。李达写道 “俄国是农业国中国也是农业国将来的中国革命或许有采用劳农主义直接行动的可能性” 。

　李大钊指出 近百年来 深受帝国主义铁蹄践踏摧凌的中国劳苦大众“忽然听到十月革命喊出的‘颠覆世界的资本主义’ 、 ‘颠覆世界的帝国主义’的呼声这种声音在我们的耳鼓里格外沉痛格外严重格外有意义” 。桐叶落而天下惊秋听鹃声而知气运他相信俄国革命必然造成 20 世纪世界文明的大变动。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后 《新青年》 逐渐发展为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新文化运动的阵地。1919 年 1 月 《新青年》5 卷 5 号发表了李大钊的两篇政论文章——《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 的胜利》 。李大钊写道劳工主义的胜利庶民的胜利是不可遏止的潮流只能迎不能拒认为 Bolshevism 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马客士(Marx)的功业是列宁(Lenin)的功业。李大钊成为自觉把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的拓荒者 《新青年》成为马克思主义耕耘的园地。1919 年 5 月该刊 6 卷 5 号(由李大钊主编)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涉及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有《马克思学说》 、《马克思学说的批评》 、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贞操问题》 、 《马克思奋

　斗生涯》 、 《马克思传略》 其中最醒目、理论价值最高的当属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连载到 6 卷 6 号)。李大钊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 它分为三部 “一为关于过去的理论就是他的历史论也称社会组织进化论二为关于现在的理论就是他的经济论也称资本主...

篇五：《新青年》杂志停刊的前前后后关于新青年为什么停刊

长推崇阳刚以切刀为主苍劲古拙沉着     涩波磔前进有刚劲朴茂、雄健苍古之目。所谓“西泠八家”即由丁敬执其牛耳对晚清赵之谦、黄士陵、王福庵辈具有重要影响。邓派亦称新皖派以邓石如为代表。石如工四体书“书自印出印由书出”推崇阴柔以圆取胜扬文、何之所长而避其作为新文化元典的《新青年》弓所短作品苍劲质朴恢弘酣畅洒脱领中国语言文学从传统走向了现代清新自成面目。对吴让之、赵之谦、吴从“文言”到“白话”从“旬读”不昌硕等后学晚辈有较大影响。黟山派知到“标点”分明。本来从“竖行”为黄士陵所创。士陵早年学吴让之取到“横排”也应该是《新青年》的一法古玺于浙、皖两派之外另辟蹊径。布大举措但它始终都只能坐而论道局峻峭用刀凌厉平洁光滑静中见致使“左行横迤”的倡议坐失良机最动古雅秀美。承继者有黄石、李尹桑、终成为新文化元典一个永远的遗憾。乔大壮等。时至现代最具影响者当属这个遗憾不要说一般读者就吴、齐两派。吴派 海派 创始人吴昌是一直从事《新青年》研究的本人一硕初学浙派继学邓石如、吴让之融度也非常纳闷如此提倡科学精神的浙皖两派之长归本秦汉且喜籀文以《新青年》何以与如此科学的排版方钝刀入印秀丽苍劲流畅雄浑。后有式失之交臂呢黄誊鸿、陈师曾、潘天妻承妻。齐派‘言钱玄同率先倡议派 创始人齐白石早年受赵之琛、吴昌硕影响后宗秦汉古风篆法王莽《嘉《新青年》杂志的前身是《青年》量铭》、《三公山碑》、《天发神忏碑》衰杂志    年 月创刊主编为陈独年变法卓然屹立自成一家至  世秀。在此之前包括陈独秀参与编辑纪  年代风靡印坛旧京印人多出自齐的《甲寅》杂志也都是句读不分、竖门其中刘淑度、贺孔才、陈大羽、肖行直排的印刷格式。    年陈独秀友于、杨鹏升以及白石四子齐良迟等皆接受蔡元培的再三邀请赴北京大学卓然成家。当今印坛名家林立星汉担任文科学长一职《新青年》也随之灿烂何止千百实难一一列举。搬到了北大从此成为由该校同仁执综上所述我中华篆刻艺术源远笔的同仁刊物。当时在社会上看来流长博大精深。限于笔者识见及文章《新青年  的怪招百出花样不断翻篇幅绝难表其光华神采于万一。现聊新。所有这些在一些人眼里就是一举所知罗列于上东鳞西爪草成兹种“猎奇”一种追求流行的广告策篇以贻笑祈正于方家同道。略。一 　　万方数据

　《新青年》为何坐失“左行横迤’’的良机口张宝明       月  日钱玄同写信给同仁讨论关于外来语与汉语的对接翻译问题时顺手牵羊地带出了汉语编辑和印刷的“横写”说法。他反复论说翻译“麻烦”、“不准”的同时引出了一个深受其害的编辑例子“中文直下西文横迤若一行之中有二三西文譬如有句曰‘十九世纪初年      有        其人”’则要“将本子直过来横过去搬到四次之多”显得编辑和作者都不方便、太麻烦。所以他以非常明确的态度率先表态“我固绝对主张汉文须改用左行横迤如西文写法也。”为了让编辑部同仁尽快举手他又从现代医学的视角大谈特谈人的眼睛是左右并列的   是上下垂直的。如果左顾右盼就十分“省力”如果上下仰俯就非常“费力”。从而肯定“横行”比“直行”可行与便利。“右手写字必自左至右”这就是教科书从小学起“一律改用横写”的原始资料和由来根据。钱玄同的急切心情得到了陈独秀的公开回答“仆于汉文改用左行横迤及高等书籍中人名地名直用原文不取译音之说极以为然。” 《通信》《新青年》 卷 号    年 月 不过陈独秀这时看到了“多数国民不皆能受中等教育”的习惯问题显得有些懈怠。本来陈独秀是一个雄于言、力于事的性情中人总是以发表激进、激情甚至带有冲动的文章为耀但此时作为主编的他一反爽快利落的常态给了钱玄同一盆不冷不热的温吞水有些让钱玄同摸不着头脑。陈独秀说要和其他“社友”商量    年 月 曰钱玄同拜访鲁迅并约稿于是有了日后发表在《新青年》 卷 号上的《狂人日记》。就在这次约稿时钱玄同给鲁迅送去了《新青年》近期部分杂志并乐呵呵地告诉他说《新青年》将要改成横行印刷。这个说法很快得到了周氏兄弟的支持。鲁迅的随感录《渡河与引路》其实不仅是对白话文的支持他对“引路”式的文体革命也充满了敬意。当鲁迅将《新青年》介绍给周作人时周作人也对《新青年》的导向充满兴趣。    年 月周作人参加编辑工作后很快进入角色并以同仁名义给读者回信说“来信以为可‘竟改作横列’我却十分赞成。”可是如同鲁迅所预料的那样“中国搬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改革  —　　万方数据

　的阻力中外部因素和内部紧张同时存在。早在钱玄同刚刚提倡横写之时有的读者就已经注意到了他的全方位的“激烈”并用“骇人听闻不能按部就班”作为痛骂之词。读者认为这不但会弓 起“多数人奇异”而且这类改良有“媚外”的嫌疑。他们举出了《科学》杂志标新立异后的“不便”后果 《通信》《新青年》 卷 号   年 月  日 。这封来信一直压到   年 月才作答并发表。有趣的是在陈独秀回答写给自己的信时将这个文字官司给了钱玄同。关于华文横式的讨论陈独秀的态度拖泥带水完全失去了他在文学革命问题上“不容商榷”的一贯性情。    年 月就在钱玄同向鲁迅表达过自己一厢情愿的关于“左行横迤”的乐观后他再度以公开信的形式促使主编以及同仁就范“独秀先生我以前所说要把右行直下的汉文改用左行横迤。先生回答道‘极以为然’。现在我想这个意思先生既然赞成何妨把《新青年》从第四卷第一号起就改用横式 ”钱玄同甚至说我们算不得什么过激领先的“出头鸟”了。以留美学生胡明复、邹秉文、任鸿镌为核心的《科学》    年创刊时就走在我们前面了。他甚至用激将法刺激主编说“《新青年》杂志拿除旧布新做宗旨则自己便须实行除旧布新。”你既然认为是“合理”的新法就应该“做得到”、“赶紧实行去做”、“以为社会先导才是”。所以“这改直式为横式一 虽然是形式上的事情然而于看、写二层都极有便利所以我总想先生早日实行。” 《通信》《新青年》 卷号    年 月陈独秀的回答则是“玄同先生《新青年》改用左行横迤弟个人的意思十分赞成。待同发行部和其他社友商量同意即可实行。”究竟是学理自由还是权力民主呢 细读《新青年》原来是有一个“个人意见”在起作用这个人就是胡适。说起胡适在编辑部的权力完全可以用“无冕之王”来称呼。人家没有“主编”、“主撰”的头衔但却可以主宰  新青年》的“横竖”以及其他。鲁迅在  年代撰写的文章《忆刘半农君》中曾用“内皆武器来者小心”来形容陈独秀而用“内无武器请勿疑虑”来描画胡适之足见两人城府与韬略的不同。 《鲁迅全集》第 卷第  页 《新青年》上“二十年不谈政治”的默契、“文学改良”的发难、“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挑起、《每周评论》的创刊、南下或是北上的分庭抗礼除却胡适外没有人能和陈主编据理力争。这也是陈独秀在某些时候会看风使舵或说丢卒保帅的原因。胡适认为竖行或横写只是一个“小节”当时《新青年》上关于废除汉字以及改用“世界语”的讨论正值高潮。一位名叫朱我农的作者写信给胡适希望共同反对钱玄同“根除汉字”的过激提法。在这一点上他和胡适一　　万方数据

　样要求“按部就班”一步一个脚印。但同时朱我农也对胡适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这个看法恰恰又和钱玄同不谋而合“《新青年》何以不用横行 用横行既可免墨水污袖又可以安放句读符号。我所见的三四本《新青年》每一页中旬读符号错误的地方至少也有二三处。这就是直行不便用句读符号的证据。”在这个细节上胡适非常有耐心地作了有的放矢的回答“《新青年》用横行从前钱玄同先生也提议过。现之所以不曾实行者因为这个究竟还是一个小节的问题。即如先生所说直行的两种不便第‘可免墨水污袖’自是小节第二‘可以安放句读符号’固是重要但直行也并不是绝对的不便用符号。先生所见《新青年》里的符号错误乃是排印的人没有句读知识之故。《科学》杂志是用横行的也有无数符号的错误。我个人的意思以为我们似乎应该练习直行文字的句读符号以便句读直行的旧书。除了科学书与西洋历史地理等书不能不用横行其余的中文书报尽可用直行。先生以为何如 ”在朱我农和胡适之一番针锋相对的对话后钱玄同从大局出发做了“附言”“惟《新青年  尚未改用横行的缘故实因同人意见对于这个问题尚未能一致。将来或者有一日改用亦未可知。朱先生之提议在玄同个人则绝对赞成此说也。”其实这未尝不是钱玄同表面上的敷衍在内心深处却是对胡适“个人的意思”的旁敲侧击。陈独秀有“个人的意思”胡适也有“个人的意思”钱玄同也有“玄同个人”的意思而这里“同仁意见”很显然不是同仁的“共同意见”。元典的遗憾在《新青年》讨论左行横迤的同时关于标点符号的用法问题也在激烈的讨论中。    年底陈望道写信给《新青年》同仁发表自己关于横行与标点的看法批评迟迟不肯文字横行是“ 《新青年》 诸子缺‘诚恳的精神…。他奉劝《新青年》同仁不要有什么顾忌不要让“后人而复哀后人”否则诸子的“不敢放胆前去”将遗罪于后人。钱玄同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知音他一方面为《新青年》辩护“但理想与事实往往不能符合。这是没有法想的。同人心中决无‘待其时而后行’之一念。”另一方面解释说 卷 号和 卷 号都有申明而且打算 卷 号就履行诺言“只因印刷方面发生许多困难的交涉所以一时尚改不成将来总是要想法的” 《通信  《新青年》 卷 号    年 月  日 。从胡适的个人意见、同仁的共同意见转嫁到外部的“印刷”困难并寄希望于“将来”《新青年》等来的只是残缺和遗憾。    底钱玄同求助于陈大齐再度搅起中文改用横行的讨论。在求助信中他力数“自右而左”写法的缺憾只要不留意悬腕墨迹就会印在手腕上。但是有人反对说“这是你写字不会悬腕的缘故。要是你会悬  —　　万方数据

　腕那未干的墨迹怎会印在腕上呢 ”《新潮》的主编傅斯年为了声援钱玄同反驳说“悬腕”之书法家无非是“吃饱饭没事干闲扯淡”。 《新潮》第 卷 钱玄同说如果真要论理我们不要从其功利性的“扯淡”上说。他要求陈大齐将春天两人谈话时说过的生理科学思想写成文字发表出来。这样看来《新青年》“左行横迤”的受阻挠绝对不是印刷上的问题。在很多时候改革的阻力不光是外部客观因素的无奈更重要的是内部自我心理作祟和习惯使然。陈大齐按照钱玄同的约稿从生理学视角出发作了这样的阐述“我们读书除了那盲人以外总是用眼睛看的。但是照生理学上说起来那眼球的各部分并不是有同样的视力。网膜的正中点看东西最明白周围的部分都不及他这一点叫做中央小窝       。因为中    窝看东西最明白所以我们看东西的时候总要把他的像映到中央小窝上去。”陈大齐将“眼球”理论作了长篇大论。针对有人说“我们直读并不觉得比横读困难”他也承认  话有道理。他说  是因为我们读书的人“已经”养成了直读的习惯如果刚刚学习而没有受过训练的人一定习惯于横读。一言以蔽之这是用今天的“经济”来换取那明天不必要的代价。尽管钱玄同和陈大齐的讨论头头是道、振振有词但“左行横迤”仍然难以兑现。华文横行作为《新青年》的一个办刊方向直到停刊前的倒数—÷ 第 期还有张东民《华文横行的商榷》一文发表。作者以“横行法合卫生”、“横行字易读…‘横行字又美观”为由力陈其中可行性、科学性、可信性。第一个理由可以“延长目力的寿命”第二个理由则可以“少头痛之患”。作者有一个试验的结果“在鄙人自己的试验读直行文字费时较多。吾曾用二张相同的纸就报上抄下了两节的时事那两纸上的字数是相同的 共只   字 每行的长短  无差异但是试验的结果直行字费我 秒钟那横行的只  秒。试看那两段文字是很短小的而试验的结果己有十五秒钟的差别那末依这比例算起来吾们倘读一部《水浒》若是那《水浒》是横行的只须十一日七小时就可读完但若是直印的便要费两星期又两天七小时的工夫。试思那《水浒》一书只因为横印直印的不同读者就有五天光阴的差别 若照这样想来吾们天天看报章读书籍只因为排印不得法不知空费了吾们多少光阴 吾们生在这二  世纪的舞台上万事都不得不讲经济只光阴的经济难道可以忽视么 ”《华文横行的商榷》《新青年》 卷 号    年 月 日《新青年》在发表了这篇关于“左行横迤”的文章后只出版了两期就休刊了。在笔者看来作为新文化元典的《新青年》将新文化的一项重要工作———横排留给了同时期的杂志和后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遗憾。　　万方数据

篇六：《新青年》杂志停刊的前前后后关于新青年为什么停刊

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从《新青年》 到“新青年” ——五四青年对《新青年》 杂志的阅读研究姓名：

　邓金明申请学位级别：

　博士专业：

　文艺学指导教师：

　陶东风20080528

　中文摘要’ 本文主要是研究对《新青年》 杂志的阅读， 即在描述五四青年的阅读生活的基础上， 探讨阅读是如何塑造五四青年的。《新青年》 是２０ 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杂志之一， 它对五四时代的社会和文化有着巨大的影响， 这种影响是通过阅读实现的。

　阅读能成为一种力量， 是近代中国媒介发展、 出版繁荣以及新读者崛起的结果。新读者的主体是五四青年， 它也是《新青年》 杂志的主要阅读者。

　《新青年》通过大量的“青年论述” ， 阐释了青年的性质； 而五四青年通过对《新青年》 的阅读， 也产生了自我意识。

　这种自我意识发展的结果就是“青年崇拜＂， 即认为“青年一本身就是价值的体现。

　但实际上， 。

　青年一有代际之分、 新旧之分、 激进与理性之分， 这些分别决定了“新青年＂的形象。首先， 《新青年》 是一个划分时代的刊物， 在塑造时代精神， 产生知识分子的共同感上， 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但是《新青年》 在读者中既形成认同， 也造成了分化， 形成了代际冲突。

　代际冲突决定了五四青年叛逆的性格。其次， 《新青年》 也是在五四时代新刊物的代表。

　五四青年将阅读《新青年》视为“新青年一的标志。

　但是新与旧， 并不能截然区分。

　因为刊物虽然有新旧之分， 但阅读者自身往往新旧交织， 甚至发生新旧转换。最后， 《新青年》 在其发展过程中， 经历过一次“政治转向＂， 即从关注思想和文学， 到关注政治和革命。

　相应的， 《新青年》 的读者五四青年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激进化的过程。

　五四青年的激进性来自于伦理生活的体验。

　通过对《新青年》的阅读， 五四青年走上了由反抗家庭到改造社会的道路。关键词：

　《新青年》 五四青年阅读新青年

　Ａ ｂ ｓｔｒ ａ ｃ ｔＴ ｈ ｅ ｃｅｎ ｔｒａ ｌ ｉｓｓｕ ｅ ｏ ｆｔｈ ｉｓ ｔｈ ｅｓｉｓ ｉｓｒ ｅａ ｄ ｉｎ ｇａ ｃｔｉｖ ｉｔｙｏ ｎ ｔｈ ｅ Ｎ ｅ ｗ Ｙ ｏ ｕ ｔｈ ． Ｉｔ ｄ ｅｓｃｒｉｂ ｅｓｒ ｅ ａ ｄ ｉｎ ｇｌｉｆｅ ｏ ｆｙ ｏ ｕ ｎ ｇ ｐ ｅ ｏ ｐ ｌｅｏ ｆ ｔｈ ｅＭ ａ ｙＦ ｏ ｕ ｒ ｔｈ Ｅ ｒ ａ ， ａ ｎ ｄ ｒｅｓｅａ ｒｃｈ ｅｓ ｈ ｏ ｗｒ ｅａ ｄ ｉｎ ｇａ ｃｔｉｖ ｉｔｙｍ ｏ ｕ ｌｄ ｅ ｄｔｈ ｅＹ ｏ ｕ ｔｈ ｓｏ ｆｔｈ ｅＭ ａ ｙＦ ｏ ｕ ｒ ｔｈ Ｅ ｒａ ．Ｔ ｈ ｅＮ ｅ ｗ Ｙ ｏ ｕ ｔｈｉｓ ｏ ｎ ｅ ｏ ｆｔｈ ｅ ｍ ｏ ｓｔｉｍ ｐ ｏ ｒ ｔａ ｎ ｔ ｍ ａ ｇ ｚ ｉｎ ｅ ｓｉｎＣ ｈ ｉｎ ａ ｉｎ ２ ０ ｍｃｅｎ ｔｕ ｒ ｙ ． Ｉｔｈ ａ Ｓｉｍ ｐ ｏ ｒｔａ ｎ ｔｉｎ ｆ ｌｕ ｅｎ ｃｅ ｏ ｎｓｏ ｃ ｉｅ ｔｙａ ｎ ｄｃ ｕ ｌｔｕ ｒ ｅ ｏ ｆｔｈ ｅＭ ａ ｙＦ ｏ ｕ ｒ ｔｈＥ ｒａ ，ｊｕ ｓｔ ｔｈ ｒ ｏ ｕ ｇ ｈｒ ｅ ａ ｄ ｉｎ ｇａ ｃｔｉｖ ｉｔｙ ． Ｒ ｅａ ｄ ｉｎ ｇｂ ｅ ｃ ａ ｍ ｅ ａｐ ｏ ｗ ｅｒ，ｗ ｈ ｉｃｈｉｓ ｔｈ ｅ ｒ ｅｓｕ ｌｔ ｏ ｆ ｔｈ ｅ ｍ ｅ ｄ ｉａｄ ｅ ｖ ｅ ｌｏ ｐ ｍ ｅ ｎ ｔｏ ｆｍ ｏ ｒ ｄ ｅ ｒ ｎＣ ｈ ｉｎ ａ ，ｐ ｒ ｏ ｓｐ ｅｒ ｉｔｙｏ ｆｐ ｕ ｂ ｌｉｓｈ ｍ ｅ ｎ ｔａ ｎ ｄａ ｐ ｐ ｅａ ｒａ ｎ ｃｅｏ ｆｎ ｅ ｗ ｒ ｅ ａ ｄ ｅ ｒ ｓ． Ｔ ｈ ｅＹ ｏ ｕ ｔｈ ｓｏ ｆｔｈ ｅＭ ａ ｙＦ ｏ ｕ ｒ ｔｈ Ｅ ｒ ａ ｉｓ ｔｈ ｅ ｍ ａ ｉｎｂ ｏ ｄ ｙｏ ｆ ｎ ｅ ｗｒ ｅ ａ ｄ ｅ ｒ ｓ ａ ｎ ｄ ｔｈ ｅｒｅａ ｄ ｅｒｓ ｏ ｆ Ｔ ｈ ｅ Ｎ ｅ ｗ Ｙ ｏ ｕ ｔｈａ ｓｗ ｅｌｌ． Ｔ ｈ ｅＮ ｅ ｗ Ｙ ｏ ｕ ｔｈ ， ｔｈ ｒ ｏ ｕ ｇ ｈａ ｂｕ ｎ ｄ ａ ｎ ｔ Ｙ ０ ｕ ｔｈＤ ｉｓｃｏ ｕ ｒｓｅ， ｉｎ ｔｅｒｐ ｒａ ｔｅｓｔｈ ｅ ｎ ａ ｔｕ ｒｅ ｏ ｆ ｔｈ ｅｙ ｏ ｕ ｔｈ ｓ； ｔｈ ｅ ｙ ｏ ｕ ｔｈ ｓ， ｂ ｙ ｒｅａ ｄ ｉｎ ｇＴ ｈ ｅＮ ｅ ｗ Ｙ ｏ ｕ ｔｈ ， ｂ ｒ ｉｎ ｇｏ ｕ ｔ ｔｈ ｅｉｒ ｓｅｌｆ － ｃｏ ｎ ｓｃｉｏ ｕ ｓｎ ｅｓｓ． Ｔ ｈ ｅｄ ｅ ｖ ｅ ｌｏ ｐ ｍ ｅ ｎ ｔｏ ｆｔｈ ｉｓ ｓｅ ｌｆ － ｃ ｏ ｎ ｓｃ ｉｏ ｕ ｓｎ ｅ ｓｓｒ ｅｓｕ ｌｔｓ ｉｎｙ ｏ ｕ ｔｈ ｗ ｏ ｒ ｓｈ ｉ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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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一月一日导师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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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一月一日导师签名：

　————年—一月一日

　善熬５｜ｌ莽范大学攥±学位论文缝论绪论本文主要是以《新青年》 杂志的阅读为中心， 描述五四青年的阅读生活， 并在此基础上探讨阅读是如何塑造五四青年的。为何要以《新青年》 为中心研究五四青年的阅读生活？这要从刚刚公开的《蒋介石日记》 谈起。

　从２０ ０ ６年３月 ３１日起， 美国斯垣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开始对公众逐步公开蒋介石１９ １７ ～１９ ７ ２年问所写豹目记。

　这些翻记是研究中国近代变难得的材料， 其中饶有趣味豹是， 披露７ 蒋介石早年读书求学生涯时的阅读书单。

　书单显示蒋介石缀爱看书，常在经典中找答案。

　他读古书， 读宋明理学， 也看新书。

　五题时期他像五罂青年一样，看《叛青年》 、 ‘新潮》 杂志， 读杜威演讲集、 胡适的作品， 读马克思的著作、 列宁丛书。ｏ 那时的蒋介石甚至被视作是一个“迟到的‘新青年’ ＂。

　“１９ １９ 年的晚些时候， 蒋介石偶然被一本名为＜ 新青年》 的杂志吸引。

　此后的几年中， 他常常手捧着这本杂志， 阅读不辍。

　同～时期， 蒋介石也对由北京大学罗家伦编辑的《新潮》 颇为喜欢。

　读此类杂志，几乎是当时思想开明、 追求进步的标志。

　此刻， ３２岁的蒋介石与那些新派人物并没有多大差别。

　挣孕无独有偶， 青年时代的鼍泽东在潮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嬲闻， 也曾经热衷阅读《瓶青年》 。

　“《新青年》 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杂志， 由陈独秀主编。

　当我还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 我就开始读这一本杂志。

　我特别爱好胡适、 陈独秀的文章。

　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 一时成了我的模范。

　一＠ 这种热衷甚至一度到了痴迷的程度， “对李大钊、 陈独秀的文章反复阅读， 并摘抄某些文章中的精辟段落。

　有很长一段时间， 每天除上课、 阅报之外， 看书、 看《新青年》 ； 谈话、 谈《新青年》 ：

　思考、 也思考《新青年》上所提出的问题” Ｌ能让国共两党党魁俱折腰， 可见《新青年》 在当年之风靡一时。事实上， 像毛泽东、 蒋介石这样年青时热衷阅读《新青年》 的人， 在五四时代的中国不计其数。

　这些青年久——郎我们通常说的搿五四青年静， 西以继夜地阕读《新青年》杂志， 聚众研习它， 给它写读者信， 讨论它提出的阀题， 热切地接受它的影响， 他们的生活和人生轨迹也往往因此嚣发生臣大的改变。

　阅读能够改变生活， 或者说， 阅读就是生活本身， 在“五四” 这个狂热追求新知的时代， 尤其是如此。

　自近代以来， 恐怕还没。

　监慧：

　《蒋余蠢曾耀心读马列》 ， 《亚洲周刊》 第２ｌ卷第３９ 期， ２０ ０ ７ 年ｌＯ 月 ７ 虽。鸯史哲：

　《蛰伏：

　蒋介石１９ １１至１９ ２５）， 《南方人物周刊》 第６ １期， ２０ ０ ６ 年８ 月 １１日。国斯诺：

　《蕊行漫记》 ， 董乐山译， 北京：

　三联鹳店， １９ ７ ９ 年， 第１２５页。国周世钊：

　‘湘江的怒吼——五四前后毛主席在湖南》 ，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

　《五四运动网忆录》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１９ ７ ９ 年， 第４ １８ 页。

　首都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绪论有哪份杂志像《新青年》 这样能对一个时代的阅读和生活产生如许巨大而广泛的影响，也没有哪份杂志像《新青年》 这样能与一个时代、 一个时代的读者结合得如此之紧密，以致有人惊叹， “以一份杂志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策源地之一， 以数名知识分子而影响现代中国的文化与历史， 《新青年》 几乎像现代文化史上一则神话’ ’ ①。

　而这则“神话’ ’ 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 正是在新文化运动中“暴得大名＂的胡适。１９ ２３年， 胡适在其主编的《努力周报》 上提到：

　“二十五年来， 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 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

　一是《时务报》 ； 一是《新民丛报》 ； 一是《新青年》 。

　而＜ 民报》 与《甲寅》 还算不上。

　＂。

　十二年后， 亚东图书馆、 求益书社重印《新青年》 杂志时， 胡适为之题词， 再次强调：

　“《新青年》 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 最近二十年的文学运动和思想改革， 差不多都是从这个刊物出发的。

　一＠ 将＜ 新青年》 作为一时代之标志， 甚至以“《新青年》 ” 命名一时代， 并非胡适的谬说乖论，而是时人的共识。

　“《新青年》 时代＂是寻常见诸“五四一代＂笔端的提法。

　比如， 蔡元培在‘（ 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 中就说， “主张以白话代文言， 而高揭文学革命的旗帜，这是从《新青年》 时代开始的＂。

　。

　胡适在晚年讲演时也提到， “我们那时一个《新青年》的同事， 他姓周， 叫做豫才， 他的笔名叫鲁迅， 他在我们那时候， 他在《新青年》 时代是个健将， 是个大将。

　＂＠ 周作人在替刘半农的诗集《扬鞭集》 作序时， 也谈到， “我与半农是《新青年》 上做诗的朋友， ……那时做新诗的人实在不少， 但据我看来， 容我不客气地说， 只有两个人具有诗人的天分， 一个是尹默， 一个就是半农。

　……天下多诗人，我不想来肆口抑扬， 不过就我所熟知的《新青年》 时代的新作家说来， 上边所说的话我相信是大抵确实的了。

　” ＠ 而曹聚仁曾经写过一篇名为《（ 新青年）时代的鲁迅》 的回忆文章ｏ 。

　“《新青年》 时代’ ’ 的频繁被提及， 体现了时人对“时代精神” 的一种体认。

　陈独秀曾谈到， “一个时代是有一个时代精神， 那个时代精神现于社会事物的各方面， 与从前的精神既不相同， 形式也觉改观； 从便宜上说起来， 就不能不谓之为新了。

　或者那件事体， 古人已经说过做过， 而没有成一种时代精神， 我们现在缠成一种时代精神的时候，国李宪瑜：

　‘＜ 新青年）杂志研究》 ， 北京大学博士论文， ２０ ０ ０ 年， 未刊。ｏ 胡适：

　‘与高一涵等四位的信》 ， ‘努力周报》 第７ ５期， １９ ２３年ｌＯ 月 。ｏ 汪原放：

　‘回忆亚东图书馆》 ， 上海：

　学林出版社． ２０ ０ ６ 年。

　第１９ ３页。ｏ 蔡元培：

　‘＜ 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 ， ‘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 ， 上海：

　良友图书印刷公司，１９ ３５年。

　第１０ 页。固胡适：

　‘中国文艺复兴运动》 ， ‘胡适的声音》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 ０ ５年。ｏ 周作人：

　‘（ 扬鞭集）序》 ． ＜ 谈龙集》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２０ ０ ２年， 第４ ｌ页。田曹聚仁：

　‘鲁迅评传》 ，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２０ ０ ６年。２

　首都ｐ 币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绪论当然也可以谓之为新。

　就是古时已经成过时代精神的事物， 中间又经过多少其他时代精神的间隔， 我们再把他翻过来作成现代的时代精神， 也不妨给他一个‘新’ 的名字。

　＂①《新青年》 杂志显然是这种新的时代精神的体现。但是， 《新青年》 对时代精神的这种“体现＂， 只是揭橥了胡适所理解的杂志与时代关系之一面， 既杂志对一个“时代＂的“代表＂， 而胡适显然更为看重的则是另一面， 即杂志对一个“新时代＂的“创造” 。以往大多数关于《新青年》 杂志的研究， 正是从前一点出发， 采用了根据《新青年》 文本来解读其思想意义的研究范式， 而本文则另辟蹊径， 从杂志对“新时代＂的“创造＂出发， 研究《新青年》 的阅读是如何成为一种主动性的文化力量的。在切入具体论旨之前， 需要对本文的论述对象先作一个交待。众所周知， 《新青年》 杂志是陈独秀于１９ １５年９ 月 １５日在上海创刊的， 初名＜ 青年杂志》 ， 第２卷起改名为《新青年》 。

　１９ １７ 年， 陈独秀受聘北大文科学长后， 杂志迁往北京， 由北大诸同人合编。

　１９ ２０ 年， 陈独秀因犯事南下， ＜ 新青年》 随其迁回上海， 后又迁至广州， 编辑人员有所变动， １９ ２２年７ 月 出满９ 卷后休刊。

　１９ ２３年至１９ ２６ 年间出版的季刊或不定刊《新青年》 ， 则成为中共中央机关刊物②。

　从以上可以看到， 在近十年内， 《新青年》 的刊名、 刊址、 办刊人员有过多番变化， 以致有人形象地称“《新青年》 像一部疾驶的列车， 不断的有人上车， 也不断的有人下车， 能共乘前一段路的， 不一定能共乘后一段。

　＂＠ 外在的变更因为有形， 还尚可捉摸， 而刊物性质、 办刊宗旨以及刊物文章重心的几番变化， 则让人在论述作为对象的“《新青年》 ＂时不得不分辨一二了。

　否则， 众说纷纭。

　《新青年》 ＂， 一不小心很可能就张冠李戴， 此“《新青年》 ＂非彼“《新青年》 ＂了。因此， 在讨论胡适的关于《新青年》 “创造＂一个“新时代一的言论时， 我们必须明白，这个“《新青年》 一是一个特指， 不是一概而论。

　至少可以肯定的是， 胡适心目中“创造＂一个“新时代＂的“《新青年》 一， 是不包括１９ ２３年以后的部分的， 甚至更严格的说， 可能只是指１９ １７ ＂１９ ２０ 年间的３～７ 卷， 这个期间正是《新青年》 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同哪潘力山：

　‘论新旧》 ， ‘新青年》 ７ 卷１期， １９ １９ 年１２月 １日。留‘新青年》 季刊...

篇七：《新青年》杂志停刊的前前后后关于新青年为什么停刊

《新青年》发展历程及历史作用《新青年》是在 20 世纪二十年代中国一份具有影响力的革命杂志，在五四运动期间起到重要作用。

　该杂志发起新文化运动， 并且宣传倡导科学 （“赛先生”，Science ）、民主（“德先生”， Democracy）和新文学。一份刊物的创世，引发一场伟大的历史事件，并对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这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新青年》以其与新文化运动及五四爱国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对中国现代社会的走向起着难以估量的作用。

　具体说，《新青年》的开创，使它成为介绍新文化、新知识、新思想的园地。在中国的近代，在一段时间在一定程度上， 它反映了新文化知识分子的群体意志， 成为中国思想的领导中心，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思想史上最重要的刊物之一。

　“二次革命”失败后中国时局变化使陈独秀深受刺激， 他认为在中国搞政治革命没有意义，而欲“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经过努力，上海群益书社应允发行由陈主编的《青年杂志》 。《新青年》 是综合性的文化月刊。

　1915年 9 月 15日在上海创刊。

　初名为《青年杂志》。1916 年 9 月 1 日出版第二卷第一号改名为《新青年》。初期的《新青年》在哲学、文学、教育、法律、伦理等广阔领域向封建意识形态发起了猛烈的进攻。陈独秀在改刊后的《新青年》第一期上发表《新青年》一文，号召青年做 " 新青年"。他提出 " 新青年 "的标准是 : 生理上身体强壮 ; 心理上是 " 斩尽涤绝做官发财思想"，而" 内图个性之发展，外图贡献于其群 "; 以自力创造幸福，而 " 不以个人幸福损害国家社会 "。李大钊发表《青春》一文，在文中揭露封建制度给中国带来的危害，并强调要寄希望于 " 青春中国之再生 "; 号召青年 " 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 " ，"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 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文明，为人类造幸福 " 。

　1916 年 1 月 15日，陈独秀在青年杂志 1 卷 5 号发表一九一六年一文，号召国人从头忏悔，改过自新，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以新国家，以新社会，以新家庭，以新民族。同时批驳了纲常名教，号召青年为三个目标而奋斗 : 自居征服地位，勿自居被征服地位 ; 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 勿为他人之附属品 ; 从事国民运动，匆囿于党派运动。《青年杂志》自第 2 卷改名《新青年》，自此成为反封建和鼓吹民主革命的中心刊物。陈独秀著文驳斥康有为 "定孔教为国教 " 论 10月 1 日，陈独秀针对康有为一意要把孔教订为国教的论调，在《新青年》二卷二号上发表《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一文。文章指出孔教和帝制的关系，说 " 别尊卑、重阶级、事天尊君 " 这些孔教思想，正为历代帝王所利用。

　定孔教为国教， 不但违反思想自由之原则， 而且违反宗教信仰自由之原则。

　他认为民主国之祀孔， 正如主张专制国祀华盛顿、 卢梭一样的荒诞不经。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创刊词《敬告青年》 ，对青年提出六点要求：自由的而非奴隶的

　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并指出：“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也就是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思想。《新青年》倡导的民主、 科学精神和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 指导和激励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 实现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到民族独立和现代民主的重大历史嬗变，推进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历史进程。

　《新青年》倡导的进取意识、竞争意识和赶超精神， 促进和加速了现代中国社会的转型。

　陈独秀呼吁“当急起直追”。李大钊则指出，“正如人家已达壮年，我们尚在幼稚；人家已走远了几千万里，我们尚在初步。在这种形势之下，要想存立，适应这种共同生活，恐非取兼程并力社会共管的组织， 不能有成。

　”李大钊、 李达等主张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来缩短中国与西方先进工业国家的差距。《新青年》对现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有着多方位、多层次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现代、当代中国社会经济、 政治、文化生活和自然生态环境等方面的现代化进程中，都曾在不同程度上蒙受和正在继续蒙受《新青年》杂志的鼓舞和鼓励。

　《新青年》描述的“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这样一个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的转型已经基本实现。

　在新的社会基础上觉醒，不断解放思想，深刻领悟五四时期先进中国人确立的救亡、启蒙、科学、民主、社会主义等时代主题的当今意蕴，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篇八：《新青年》杂志停刊的前前后后关于新青年为什么停刊

青年》与新文化运动桑

　兵摘

　要

　既往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叙述，都以《新青年》为发端和动因，实则新文化运动是在五四运动之后，由国民党、江苏教育会联手发动，以延续五四风潮冲击段祺瑞和安福系的未竟之业，用文化运动的形式推动国民革命的社会运动。《新青年》同人中，除陈独秀、李大钊予以呼应鼓吹外，胡适明确表示不赞成，甚至认为使得新思潮运动变质，其余成员也不以群众性的社会政治运动为然，文字言论几乎没有响应，行动也相当疏离隔膜。只是在反击章士钊和学衡派的攻击时，对新文化运动有所辩护。不过，新文化运动思想上的确受《新青年》的影响，并将新思潮扩展到全国和社会各界，舆论又将《新青年》同人视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顺序，变成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倒置叙述，掩盖了《新青年》内部分歧所体现的近代中国两种不同趋新取径的矛盾冲突。关键词

　《新青年》 新思潮 新文化运动 陈独秀 胡适作者桑兵，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浙江杭州 310028）。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0)05-0163-22胡适过世后，蒋介石所题挽联为：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尽管两人生死对头，坊间学界，都认为挽联之于胡适的一生，概括极为恰当。然而，胡适虽然被奉为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却只认可“新思想”，对于“新文化”以及“新文化运动”不以为然。现行的历史叙述，将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连为一体，概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而具体的历史表述和逻辑演进，却是说新文化运动催生了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开端，普遍认为以《新青年》为起点，具体又有以《青年》杂志创刊、改名为《新青年》以及编辑部迁到北京等时间节点为依据的不同判断。这样的分别造成一定程度的困惑，表现之一，从 2015 年起，至 2019 年，每年都有纪念新文化运动百年的学术活动，不禁令人心生疑窦，到底何时才是新文化运动的百年纪念。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事实关联，很早就有学人提出质疑，认为查阅各种史料，在 1919 年底以前，并没有“新文化运动”的说法。因此，新文化运动是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出现的，而不是由新文化运动促成了五四运动。① 或者说，“新文化运动”是被运动起来的运动。

　② 进一步的研究显示，“新文化运动”的概念是在 1919 年 7 月由国民党人吴稚晖提出，紧接着国民党人戴季陶又提出了新文化运动具有纲领性的文件，在江苏教育会的主导下，江苏全省范围以中学以上学生演讲竞赛的形式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很快成为各种趋新报刊的舆论焦点以及各地师生进行社会鼓动的主要内容。事实表明，发起新文化运动的不 ①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周子平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265 页；邓绍基：《关于“新文化运动”这一名称》，中华书局编辑部编：《学林漫录》第 14 集，北京：中华书局，1999 年，第 69 − 75 页。②王奇生：《新文化是如何“运动”起来的》，《近代史研究》2007 年第 1 期，后收入《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为第一章。163

　是《新青年》，而是国民党和江苏教育会。与此密切相关的蒋梦麟看似代表北京大学，但原来与北大毫无渊源，实际上是江苏教育会的人。① 由此可见，原来通行的历史叙述，形式上时空两面均有可议。《新青年》既非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北京也不是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时空的改变必然引起内容的变化。依据上述事实，《新青年》与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重新检讨。因为继续沿用原有的叙述，不仅与事实不合，而且会模糊《新青年》内部的分歧，扭曲新文化运动的性质，从而导致对这一重要历史的误读错解。一、自称：《新青年》同人的两歧新文化运动发生于五四运动之后的历史事实表明，无论是《青年杂志》的创刊还是改名为《新青年》以及编辑部迁到北京，都不可能是新文化运动的起点。五四运动之后，《新青年》因为陈独秀被捕入狱，停刊五个月，未能对新文化运动发生即时影响，因而也没有能够构成新文化运动发端的标志性事件。能够清楚展现《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关系的，除了刊物本身，就是办刊同人对待新文化运动的态度。从创刊到改名再到编辑部迁移，直至 1919 年 12 月以前，《新青年》杂志上出现过“新思潮”“新思想”“新文学”“新文艺”等等概念，唯独没有“新文化”，更没有“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发生之际，《新青年》刚好停刊，以《新青年》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端，从内容上或有讨论的余地，从概念和形式上，却没有可以支撑的直接证据。只要不是简单地从内容上想当然地将一些论述等同于新文化，就发生衍化的历史事实而论，无法找到《新青年》鼓动起新文化运动的有效论据。于是，检讨办刊同人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就成为探究《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关联的重要凭借。全面梳理检讨《新青年》同人的相关文献，包括公开发表的文章、演讲和私密性的书信、日记，很快可以发现一个令人惊讶却不免有些困惑的情况，除了陈独秀和胡适两人外，其他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周作人等，都很少提到新文化运动，既没有即时的记载，事后也不大谈及相关问题。而李大钊虽然言及新文化运动，却并非在《新青年》上面。这显然与《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鼓动者的形象大相径庭。况且，陈独秀与胡适的态度截然相反，陈独秀鼓与呼，胡适则不仅公开声称没有新文化运动，连新文化也没有，而且反对参与其事。只要不预设《新青年》催生新文化运动的前提，将自以为是的言论当成新文化，因为之前被广泛征引的各种文字言论在胡适等人看来只是新思想、新思潮、新文学、新文艺，而非新文化，就不难做出初步的判断，即《新青年》同人对新文化运动其实相当疏离或隔膜。其中陈独秀的热情洋溢不过是一个异数，并不能代表《新青年》同人乃至刊物的整体取向。至于疏离或隔膜的前因，各自有别，后文将进一步分别讨论。概言之，这些差异显示出《新青年》同人在对待新文化运动的态度这样大是大非的问题上，几乎没有共识，更缺少沟通协调，只能各行其是，而无法展现整个刊物明确的共同倾向。胡适是《新青年》同人中，明确且公开不赞成所谓“新文化运动”的代表。1920 年暑假，他到南京高等师范的暑期学校里讲演，听讲的学员有七八百人，来自全国十七省，胡适自己说：“他们见面第一句就恭维我，说我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我听了这话,真是‘惭惶无地’。因为我无论在何处，从来不曾敢说我做的是新文化运动。他们又常常问我，新文化的前途如何，我也实在回答不出来。我以为我们现在那里有什么文化，我们北京大学，不是人称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吗?”实际情形却是学术界大破产的现象， “还有什么颜面讲文化运动”。②回到北京后，胡适在家中听来访的蒋梦麟谈起“近年所熟闻之新文化运动”，胡适表示：“现在简直没有什么新文化，连文化也没有。”③ 蒋梦麟正是催生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而且与另外两家发起者即Academic

　Monthly 第 52 卷 05 May 2020 ①桑兵：《“新文化运动”的渊源流变 − 缘起篇》，《澳门理工学报》2015 年第 4 期。②《胡适之先生演说词》，《北京大学日刊》第 696 号，1920 年 9 月 18 日，第 3 版。③野云：《纪北京大学始业式》，《申报》1920 年 9 月 14 日，第 6 版，“国内要闻·北京通信”。164

　江苏教育会和国民党关系密切，早在 1919 年 9 月，他就认为五四学潮以后的中心问题，“就是新文化运动的问题，预备酿成将来新文化的大潮，扫荡全国，做出惊天动地的事业……新文化运动的目的，是要酿成新文化的怒潮”。具体主张为“改良社会，创造文化”“集合千百万青年的能力，一致作文化的运动”，形成文化的怒潮，把中国腐败社会洗得干干净净，成一个光明的世界。①听了胡适的意见，蒋梦麟没有表示异议，过了两天，1920 年 9 月 11 日，北京大学在第三院举行始业式即开学典礼，② 蒋梦麟致辞中提及此事，并临时请在场的胡适详细阐释。抱病出席典礼的胡适叙述了在南京高等师范暑期学校的经历，并再次强调：“现在并没有文化，更没有什么新文化。”③否认新文化运动的态度胡适坚持了不短的时间，1924 年 7 月，他应邀到大连满铁的暑期大学演讲，原来自己拟定的演讲题目是新思潮，可是被组办单位改为“新文化运动”，所以胡适演说开始即申明：“今日讲题是‘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这几个字本不是兄弟拟定的，原本叫新思潮来者。不过当时有几种杂志谈文化问题，对于社会、文学、政治、教育等制度一切愿加改革，因此就叫做新文化运动了。”④ 可见直到此时，胡适心中仍旧不以“新文化运动”为然。胡适的大连讲演，虽然本意不以新文化运动为题，可是勉强能够接受，已经不再完全排斥，所以将新文化运动概括为三个主义，第一义是“对于固有文化，加上新的估价。估价者，估量其价值也。”二是 “估价之后，加以改革。”三是“新文化在精神不在形式。”要用求是的精神，追求真理。最后一个字， “就是‘干’”⑤。与胡适根本否认新文化运动的态度截然相反，陈独秀先是热烈响应，继而全力鼓动。1919 年 10 月陈独秀出狱后，独力接管《新青年》的编辑事务，他敏锐地捕捉到新文化运动正在全国各地蔓延的动向，立即着手纠正《新青年》同人自外于运动的漠然偏向，在他主编的《新青年》1919 年 12 月 1 日第 7 卷第1 号上，撰写发表了多篇文字，在这份被指为催生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刊物上几度使用了“新文化运动”的概念，并在同期发表的《调和论与旧道德》一文中，指章士钊鼓吹的新旧调和论“和我们新文化运动及思想改造上狠有关系，我们应当有详细的讨论”⑥，旗帜鲜明地站到新文化运动一边。这一期的“随感录”都出自陈独秀之手，明确抨击南北旧势力反对新文化运动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这是《新青年》首次表态赞同新文化运动，但是显然只能代表陈独秀本人的意思。1920 年 l 月 11 至 12 日，陈独秀在长沙《大公报》连载长文《告新文化运动的诸同志》，正面告诫 “主张新文化运动的诸同志”，新文化运动不要局限于办报出版，不要空谈谩骂，要用学理推动运动向前发展，不以新文化运动作射利的器具。⑦ 到上海后，陈独秀于 1920 年 3 月 20 至 26 日在青年会、沪江大学和南洋公学连续举行“新文化运动是什么”或“什么是‘新文化’运动”的演讲，短短一周之内，就从赞同者升格成“新文化运动巨子”⑧。陈独秀还将几次演讲词进行认真整理并大幅度充实，以《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为题，正式发表于 1920 年 4 月 1 日的《新青年》第 7 卷第 5 号，使得原本相对疏离的 《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迅速拉近了距离，内心不赞成新文化运动的胡适暑期南京演讲时被听讲者称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或中心，与陈独秀的努力有很大关系。事实上，《新青年》刊载的几篇与新文化运动直接 《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 ①蒋梦麟：《新文化的怒潮》，《新教育》第 2 卷第 1 期，1919 年 9 月，第 19 − 22 页。②关于此次开学典礼举行的日期，各书记载较为混乱。9 月 13 日《北京大学日刊》第 691 号所载“本校开学纪略”明确记载：“本校开学礼已于十一日（星期六）举行。”只是各人的演说词从 9 月 16 日起陆续刊载。③《胡适之先生演说词》，《北京大学日刊》第 696 号，1920 年 9 月 18 日，第 3 版。④《胡适讲演“新文化运动”》，《盛京时报》1924 年 8 月 2 日。吴元康整理：《胡适史料续辑》，《民国档案》2008 年第 3 期，第 5 页，改题《于大连中华青年会所作关于新文化运动的演讲》。⑤《胡适讲演“新文化运动”》，《盛京时报》1924 年 8 月 2 日。吴元康整理：《胡适史料续辑》，《民国档案》2008 年第 3 期，第 5 页，改题《于大连中华青年会所作关于新文化运动的演讲》。⑥陈独秀：《调和论与旧道德》，《新青年》第 7 卷第 1 号，1919 年 12 月 1 日。⑦陈独秀：《告新文化运动的诸同志》，《大公报》（长沙），1920 年 l 月 11、12 日，均第 7 版，“研究”。⑧君豪：《名人演说》，《申报》1920 年 3 月 26 日，第 14 版，“新闻拾遗”。165

　相关的文字，全都出自陈独秀之手。陈独秀与胡适对待新文化运动的立场反差如此巨大，关键究竟何在？从两人关于普及与提高的论辩中可见一斑。胡适在否认新文化运动的同时，也承认“现在外面学界中总算有一种新的动的现象”，只不过是一种新动机、新要求，并没有达到新文化运动的程度。“所以惟一的方法，就是把这种运动的趋向，引导到有用、有结果的路上去。”① 而动的趋向有两个方面， − 是普及，“现在所谓新文化运动，实在说得痛快一点，就是新名词运动。拿着几个半生不熟的名词，什么解放、改造、牺牲、奋斗、自由恋爱、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你递给我，我递给他，这叫做‘普及’。这种事业，外面干的人很多，尽可让他们干去，我自己是赌咒不干的，我也不希望我们北大同学加入。”第二种趋向是提高。“提高就是 − 我们没有文化，要创造文化；没有学术，要创造学术；没有思想，要创造思想。要‘无中生有’地去创造 − 切。这一方面，我希望大家一齐加入，同心协力用全力去干。只有提高才能真普及，越‘提’得‘高’，越‘及’得‘普’。”在胡适看来，由高深的学问创造出新文化，才能带动起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所以他明确宣称：　　我们北大这几年来，总算是挂着“新思潮之先驱”“新文化的中心”的招牌，但是我刚才说过，我们自己在智识学问一方面贫穷到这个地位，我们背着这块金字招牌，惭愧不惭愧，惭愧不惭愧！所以我希望北大的同人，教职员与学生，以后都从现在这种浅薄的“传播”事业，回到一种“提高”的研究工夫...

篇九：《新青年》杂志停刊的前前后后关于新青年为什么停刊

l HAI ZHEN WEN撕青年》出版始末惭青年》杂志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份理论性机关刊物。《新青年》创刊时用的是《青年杂志》的名称，《青年杂劫改换为蜥青年》后一开始并不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理论性机关刊物，而是过了一段时间才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理论性机关刊物的。从《：青年杂勘到(嘶青年》1915年6月，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到了上海后，决心从文化启蒙人手发动思想革命，并着手筹办一份青年杂志。办刊物就得有出版人，因此陈独秀就去找上海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民国著名出版家)。陈独秀提出准备在上海办一份杂志，将自己在国外学到的先进理念传播到国内，以改变国人愚昧和落后，想请汪孟邹为发行人。因当时亚东图书馆刚开业不久，资金也不充裕，又担负了几家杂志的发行任务，的确无力承担新杂志的发行任务，因此汪孟邹对陈独秀说：“我有两位朋友，兄弟俩，叫陈子沛、陈子寿，开了一家群益书社。不如明天我带你去和他们谈谈，看看他们能否承担发行。”在汪孟邹的推荐下，陈氏兄弟爽快地应承了此事，并且承诺每期提供200元的编辑费和稿费，一月一出。就这样，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勘于1915年9月15 El出版了创刊号。在创刊号上，陈独秀发表了创刊词《敬告青年》，鲜明地对青年提出六点见解：自由的而非奴隶的；56老更籍粳·2021年第5期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由于《青年杂志》创刊号高高举起科学和民主这两面大旗，所以受到了读者的欢迎，1000份创刊号出版发行后，被抢购一空。《青年杂勘问世不久，群益书社突然接到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一封来信，信中说群益出版的《青年杂志》和他们的《上海青年》(周报)雷同，应该尽快更名。其实《青年杂志》和仕海青年》区别非常明显，前者是杂志月刊，后者是周报，名字也完全不同。但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态度强硬，作为出版方的陈氏兄弟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建议陈独秀将杂志改名。陈独秀接受了陈氏兄弟的意见， 《青年杂志》出版第一卷第六号之后停了6个月时间。1916年9月1日出版第二卷第一号时， 《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更名后的《新青年》得到了更多读者的青睐。媾斤青年》编辑部迁至北京1916年1 1月26 El，亚东图书馆在北京招股和募集资金，汪孟邹和陈独秀一起从上海来到北京，住在离天安门不远的中西旅馆64号房间，并曾去看望过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沈尹默。12月26日，游学欧洲回国不久的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后，打算寻觅一些新思想、新文化的新人物来北京大学任教。当在沈尹默那里得到陈口文／王树仁独秀正在北京的消息后，就于上任的当天上午前去拜访陈独秀，要聘请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的文科学长，陈独秀却没有“应聘”。在交谈中，陈独秀说了不来北京大学当文科学长的两点原因：一是自己从没在大学上过课，没博士头衔也无教授职称；二是自己是惭青年》主编，一个月要出一期杂志，编辑部在上海，无法脱身。蔡元培听后当即表示：一是可任专职学长，不给学生上课，来了后可办有关教授职称手续；二是可以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大学来办。就这样，陈独秀答应了蔡元培的“邀请”：

　“我回沪料理好杂事，即赴京就任。”陈独秀从上海来北京大学上任后，蔡元培安排他住在北池子箭杆胡同9号。在陈独秀寓所东院的北三间房是办公室、书房和卧室，南三间房则是惭青年》的编辑部。陈独秀还邀请一些教授和学者参加编辑部的工作，如钱玄同、沈尹默、刘半农、胡适、高一涵等。1917年8月，《新青年》因故停刊，值得一提的是，就在这一年4月，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为笔名，在《断青年》杂志第三卷第四号上发表了他的著名体育论文——《体育之研究》。这是迄今发现毛泽东公开发表的最早的文章。1918年1月15日，《新青年》复刊出版第四卷一号，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新文学的第一批“婴儿”，即九首新诗被刊万方数据

　SHI HAI ZHEN WEN登在上面。这9首诗中有胡适的4首、沈尹默的3首、刘半农的2首。此时编委会经过改组，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尹默等人轮流编辑，变为大家一起编刊，并改为白话文，使用新式标点。不久鲁迅也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其间，《新青年》相继发表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鲁迅的《狂人日记》、李大钊的《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等文章，将科学与民主的进步思想带入北京大学。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到北京前门外新世界商场散发由他起草的《j匕京市民宣勐传单时，遭北洋政府逮捕入狱。《新青年》因此停刊近半年。这件事引起知识界、教育界的极大震惊，各界人士纷纷谴责，要求保释陈独秀。9月16日，陈独秀取保获释。1920年2月，为避免陈独秀再遭拘捕，李大钊亲自护送陈独秀乘骡车离开北京，去天津转赴上海，返回到相对安全的南方。在由北京去天津途中，俩人共同商议了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大计，从而为党史留下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陈独秀到达上海后，仍保留蜥青年》北京编辑部。从12月的第七卷第一号起，《断青年》由陈独秀一人主编。成为上海共产党的机关刊物陈独秀抵达上海后，迁居到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居住。这里是陈独秀的住处，也是《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和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诞生地。5月1日，蜥青年》第七卷第六号出版“劳动节纪念号”。发表蔡元培“劳工神圣”的题词、孙中山“天下为公”的题词和李大钊的《‘五一”运动史》、陈独秀的址海厚生纱厂湖南女工问鼢等文章。同时，还登载了(傲法华工工会简章》及唐山、山西、长江等地的劳动状况调查。6月，陈独秀、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等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8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陈独秀任书记。1920年9月1日，从北京迁回上海编印的《新青年》出版第八卷第一号，从这期起， (撕青年》便成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总发行所设在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279号，编辑部仍设在陈独秀的住处渔阳里2号。把《新青年》改办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这是陈独秀对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一大贡献。《断青年》与当时秘密编辑发行的(供产勘月刊互相配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理论上的正式准备。《新青年》在广大青年普遍迷茫、关心中国出路在何方的时刻，较为明确地指出了中国前进的方向，因而受到读者欢迎。杂志向广大读者进行了彻底的民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启蒙教育，激励、团结一代新人走向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同年年末，胡适曾写信给陈独秀，提出(撕青年》差不多成为美国《苏俄》杂志的汉译本的批评，主张公开“声明不谈政治”。这些意见受到了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的反对，未能付诸实践。12月10日前后，陈独秀写信给李大钊、钱玄同、胡适等9位同人，说他“日内即赴广州，此间编辑事务已请陈望道先生办理，另外加入编辑部者，为沈雁冰、李达、李汉俊三人”。对新青年的编辑事宜做了安排后，12月16日夜，陈独秀即将登轮赴粤之时，又写信给胡适、高一涵，重申：

　“惭青年》编辑事有陈望道君负责，发行事有苏新甫君可负责。这是封打招呼的信，编辑和发行工作的人选均已确定，在这个既定的安排之下，可稍改内容”。不过，陈独秀还是希望联络北京同人，请他们“多做文章”的。12月25日，陈独秀抵达广州，下榻大东酒店。不久，陈独秀在泰康路附近的回龙里九曲巷1 1号三层楼房的第二层安定下来。1921年2月1日，由于新青年杂志社出售《阶级斗争》 倒自由之路》等书籍画报，法国租界巡捕房就以“言词激烈，有违租界章程”为借口，将新青年杂志社强行封闭，没收了《新青年》第八卷第六号的全部稿件。其时陈独秀正在广州，主张移粤印刷。同年4月，《新青年》从上海迁移到广州昌兴街26号、28号继续出版。《断青年》自第八卷第六号开始由广州新青年社印行。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陈独秀虽然没有参加，但却被选为中央局总书记。9月中旬，陈独秀从广州回到上海主持中央局工作，《新青年》也随之迁回上海。这时又住在渔阳里2号的陈独秀，就没有职业了，也没有固定的经济收人。如果说他有职业的话，那就是以革命为职业了。他的经济主要来源于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独秀文存》的版费。亚东图书馆是他经常出入的地方，他没钱用了就来到亚东图书馆。因为回到上海后，上海的报纸披露了他的行踪，所以引起了法租界巡捕的注意。10月4日下午，多个法租界巡捕闯进渔阳里2号陈独秀的寓所，把陈独秀和他的夫人高君曼及正在此处的包惠僧、杨明斋和柯庆施等五人押上警车，押送到薛华立路(今建国中路)法国总巡捕房。《新青年》等印刷品也被搜去。马林2021年第5期·芳冀能攮57万方数据

　SHl HAI ZHEN WEN(共产国际代表)知道陈独秀被捕后，全力以赴营救陈独秀。10月19 Et，高君曼、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获释；10月26日，陈独秀出狱。1922年7月， 蜥青年》出至第九卷第六号后休刊。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1923年1月，中共中央为了加强马列主义的宣传，决定恢复出版蜥青年》，创办缅锋》期刊。时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的陈独秀把筹办、主编这两个党刊的重任交给了刚刚从莫斯科回国的瞿秋白(后在1927年的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成为继陈独秀之后的第二位中共中央领袖。1935年2月，在福建省长汀县被国民党军逮捕，6月18日从容就义，时年36岁)。1935年6月15日，《新青年》季刊创刊号在广州问世，并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理论性机关刊物。主编瞿秋白亲自题写了刊名，设计了封面。封面的中心是监狱的铁窗，一只有力的手从中间伸出，手中握着鲜红的绸带。铁窗下写的一句话是“革命党自狱中庆祝革命之声”。该刊在题为《新青年之新宣言》的发刊词中指出：中国黑暗反动的旧势力，凭藉世界帝国主义要永久作威作福，中国资产阶级自然依赖世界资本主义而时时力谋妥协。于是中国的真革命，乃独有劳动阶级方面能担负此等伟大使命。中国社会中近年来已有无数事实，足以证明此种现象，即使资产阶级的革命亦非劳动阶级为之指导，不能成就，何况资产阶级其势必半途而辍失节自卖。真正的解放中国，终究是劳动阶级的事，所以新青年的职志，要予中国劳动平民以知识的武器。新青年乃不得不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瞿秋白译的《国际哥鼢的中文歌词，也首次在《新青年》季刊上发表。创刊时，编辑部几乎只有瞿秋白一个人，他不仅组稿编稿写稿，而且担任美术设计、校对等工作，此外还要经常跑印刷厂。瞿秋白主编两期后由于工作变动暂离主编岗位。1924年7月后， (撕青年》由陈独秀、彭述之主编两期后，再次休刊。1925年4月，中共四大决定蜥青年》由季刊改为月刊，仍由瞿秋白主编。但由于人力和经济上的困难，未能按月出刊，《新青年》实际上成了不定期出版的刊物，先后一共出了5期，至1926年7月，因北伐战争而停刊。在惭青年》恢复出刊的三年9期中，瞿秋白主编了其中的7期。瞿秋自主编蜥青年》期间，始终坚持党的办刊原则，以马列主义作为编刊的指导思想。他把列宁、斯大林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作为编发文章的突出内容，这方面的文章多达22篇。他特意把创刊号办成“共产国际号”专刊，编发的15篇著作和译文都是关于共产国际的理论和实践。蜥青年》改为月刊后，瞿秋白把第一期编成“列宁号”特大刊，更集中地宣传阐释列宁和列宁主义理论。到撕青年》终刊号时，瞿秋白又推出“世界革命号”特大专刊，有20余万字，分量相当重。从中可以看出瞿秋白坚持马列主义的编辑导向，用世界革命的宣传推进中国革命的胆识与气魄。瞿秋白主编《新青年》期间，还在惭青年》上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国情，考察中国社会状况，论证中国革命问题，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出了开创性贡献。国永遇乐——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 00周年寰宇如画红船如诗千里关山 万里长征人民当家社会主义旌旗动 改革开放58雳更艇糍 ·2021年第5期口文／何风劲草星移斗转豪气冲霄汉欢呼民主政权实事求是发展不忘初心反腐倡廉固本强基学党史牢记使命脱贫攻坚民族复兴惊叹百年新时代绘鸿篇愿景中国梦圆神州俱欢颜换了人间万方数据

篇十：《新青年》杂志停刊的前前后后关于新青年为什么停刊

日期: 2019-03-05作者简介:李新宇,男,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9 年第 3 期总第 270 期

　齐 鲁 学 刊QILU JOURNAL

　 No.3General No.270《新青年》的初衷李 新 宇(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

　摘

　要:《新青年》的自我定位在文化而不在政治。它与青年探讨修身治国之道,帮助他们实现思想解放和人格独立;它致力于介绍外来新知,帮助青年从全人类的先进文明中汲取营养;它致力于传播现代政治哲学和民主共和的国家法理,帮助青年认识个人与国家的新型关系;它批判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学和旧艺术,帮助青年冲破专制制度所造就的文化传统;它所推行的是思想文化领域的革命,而不包括政治革命。《新青年》在思想文化领域发动革命的初衷,是使国民成为真正的现代公民,使国家成为真正的名副其实的民主共和国,实际上是在为已经完成的政治革命进行补课。直到五四运动发生,《新青年》的这一初衷并未改变。对当时的国家体制而言,《新青年》不是革命派,而是补天派。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青年》所进行的文化革命,说到底是为了保卫和巩固民主共和。关键词:《新青年》;陈独秀;新文化;初衷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1-022X ( 2019 ) 03-0134-12

　近些年来,学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看法分歧日益严重,不仅众说纷纭,而且严重对立。一方面是沿袭半个世纪之前的路径,把它与学生运动相捆绑,划入阶级革命的序列,当作新时代的新起点,因而赋予它某种光环;一方面却是“拨乱反正”的再认识,把百年中国的风雨坎坷都记到了它的账上,因而使其灰头土脸。这一现象暴露出学界的一个问题:守旧者总是习惯于把过去的权威结论奉为金科玉律,不愿重新思考;趋新者则往往只是简单地翻转结论,却懒得对证据重新审视,更懒得到现场重新取证。在时代变革的过程中,历史不可避免地要被重写,但重写应该是严肃的事业,而不应该如此简单:过去把鲁迅捧上神坛,现在咱就把他打入地狱;过去给五四戴一顶开启神圣历史的桂冠,现在就给扣一个承载了各种罪责的垃圾桶。这样做的确省力,却留下一个问题:如果过去的结论并不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那么这种简单翻转的做法就很容易在歪曲历史的基础上对历史再次歪曲。因此,对五四新文化运动重新评价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却是首先要回到现场弄清历史的基本事实。新文化运动究竟做了什么? 这一运动的领袖们要达到什么目的? 首先弄清这些,然后才知道哪一顶帽子更适合于它。《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也是新文化运动的烽火台和风向标。因此,考察这份杂志的所作所为,无疑是认识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途径。众所周知,《新青年》刊行历时较长,情况几经变化:从1915 年 9 月创刊,到 1917 年 8 月出满第 3 卷,都由陈独秀一人编辑,是《新青年》的前期; 1918 年 1 月复刊之后,至 1919 年 6 月出满第 6 卷,由多人轮值编辑,是《新青年》影响逐步扩大的鼎盛时期,我把它看作《新青年》的中期; 1919 年 12 月复刊之后,《新青年》很快政治化,并于 1920 年 9 月完全成为政治刊物,断断续续直到停刊,是《新青年》的后期。本文所考察的,是《新青年》的前期和中期,即第 1 卷至第 6 卷。鉴于以往的研究更多从宏大概念出发而避实就4 3 1万方数据

　虚,高悬的结论靠理论说话,本文想反其道而行之,悬置宏大概念的归属与性质认定,不作理论阐释和逻辑推导,避虚就实。也就是说,只是面对这份杂志,一卷一卷、一期一期地翻过去,看看它究竟做了些什么,想要的又是什么。弄清基本事实,然后再去评价它,或许可以让它摆脱那些与它无关的光荣与耻辱。一、《社告》与《青年杂志》的自我定位打开《青年杂志》创刊号,翻过卷首的几页广告,就是以编辑部名义发布的《社告》。杂志的性质,创办的目的,从这里可以看得清楚:一 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二 今后时会,一举一措,皆有世界关系。我国青年虽处蛰伏研求之时,然不可不放眼以观世界。本志于各国事情,学术,思潮,尽心灌输,可备攻错。三 本志以平易之文,说高尚之理,凡学术事情足以发扬青年志趣者,竭力阐述,冀青年诸君于演习科学之余得精神上之援助。

　[ 1 ]《社告》共 5 条,第四、五两条是关于投稿和刊物发行的,在此不录。以上第一条至第三条所表达的,就是陈独秀的办刊初衷:首先是与青年“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这个目标不算低,因为既有“修身”又有“治国”,可谓“修齐治平”的压缩版;从第二条看,陈独秀为刊物设定的任务之一是帮助青年“放眼以观世界”,看来这修身治国之道的资源不再只是来自本土;第三条所显示的,是刊物以“发扬青年志趣”和为青年提供“精神之援助”为己任。由此可见,这时的陈独秀真是一个教育家,他办刊物为的是培养青年。从创刊号的封面亦可看到:长案后面坐着一排青年,并不整齐,而且正在交头接耳议论着什么。那是《青年杂志》的预期读者,也是陈独秀的希望之所在。对于陈独秀来说,这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而且这转折多少有点奇怪。因为他是资深革命党人,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从“康党”、“乱党”一路走来的。早在 10 多年前,他已经是革命者,组织过岳王会,参加过许多革命活动,到辛亥革命发生,浙江和安徽的独立都有他的身影。革命成功之后,他成了安徽省督府的秘书长。这位秘书长不同于其他省份的秘书长,而是手握大权,许多事都是都督听他的。“二次革命”中安徽独立,他是重要当事人,失败后自然要逃亡。但他没有跟随孙文或黄兴逃往日本,而是在上海停了下来。像当年同盟会成立时他作为岳王会的领袖而没有加入同盟会一样,“二次革命”后他也没有加入中华革命党。他没有像一些人那样去致力于“三次革命”或“四次革命”,而是选择了一条新道路———办刊物。刊物一时难办成,他就到日本帮章士钊办《甲寅》去了。陈独秀与章士钊是老朋友,曾经一起帮蔡元培造过炸弹,但两人的办刊宗旨却并不相同。《甲寅》创刊时,章士钊在《本志宣告》中宣称今后“惟一的觉悟”是“政治的觉悟”,所以刊物的宗旨就是揭露时弊、批评时政。陈独秀想做的却不是这些,而是要“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是要发起思想革命和道德革命。他不赞同“唯一的觉悟”是政治觉悟的说法,而认定“吾人最后之觉悟”是“伦理的觉悟” [ 2 ] 。也就是说,《青年杂志》创刊之际,定位就不在政治,而在思想文化。从 1915 年 9 月《青年杂志》创刊,到 1919 年 6月《新青年》暂时休刊,这种定位一直没有改变。第1 卷至第 3 卷不必说,都是陈独秀一人编的,宗旨一以贯之。第 4 卷至第 6 卷虽然由同人们轮流编辑,但努力方向比较一致,刊物面貌并未改变。超越政治,关心文化,解放个性,培养人格,这种定位在后来常常受到指责。早在 1920 年代末,民族主义者和阶级论者就同时开始了对它的批判和否定。到了 1941 年,周扬在延安纪念鲁迅诞辰时就曾指出:“因为重视个性,重视思想,便把这些看作了改造社会的原动力,这固然显示了一个启蒙主义者的本色,然也正由此使他陷入观念论的见地了。” [ 3 ] 几年之后,周扬又进一步写道:“‘五四’许多人们的鼓吹‘人的自觉’‘个性解放’‘思想自由’等等,在主观认识上常常是唯心的,孤立的。” [ 4 ] 进入 1950 年代,教科书和主流史著把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合为一体作为一段新历史的起点,却没有忘记指出它的“局限”。用胡绳的话说:“《新青年》的作者们以为思想5 3 1万方数据

　革命能够为新国家打下可靠的基础,这种想法是不合实际的。” [ 5 ]( P955 ) 怎么“不合实际”呢? 按照长期流行的说法,就是没有与工农群众相结合。进一步说,就是没有走上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所以并不能从根本上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陈独秀是把以往中国民主革命的失败,归根于多数国民的觉悟不足;在这里,多少透露了他轻视群众的观点……这是唯心史观的见解。” [ 6 ]( P166-167 ) 在这种目光之下,致力于思想启蒙,就像致力于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一样,都被认作是不切实际的。这种见解影响深远,以致改革开放之后的一些教科书和主流著作讲到思想启蒙,仍然要如此指出:“把社会革命寄托于精神改造,是启蒙主义者难免的弱点。” [ 7 ]( P83 ) 彭明在《五四运动史》中批评《新潮》的“错误倾向”,说的也是它“仍然停留在《新青年》早期的水平上,孤立地强调改造思想是改造社会的起点……无非是在宣扬一些防止革命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 [ 8 ]( P226 ) 总之,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局限”就在于改良主义,只关心思想文化而不关心政治,只致力于破坏旧文化而没有致力于破坏旧制度。40 年前的指责情有可原,因为要确立革命的历史合法性,革命之前的社会就必然是黑暗的,制度必然是腐败的,而且要以是否革命划分敌我友。在这样一种目光下,不以破坏旧制度为目标的思想革命自然没有意义。为旧社会修残补缺,就更不为革命者所欢迎。有意思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些类似说法却多少有些奇怪,比如:有人说当年的文化批判是隔靴搔痒,因为它离政治制度距离太远;有人说批判旧文化找错了敌人,因为主要的敌人是制度而不是文化,是法家而不是儒家。一些说法看上去不是没道理,却似乎是在责怪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致力于文化批判而没有鼓吹政治变革。考察对新文化运动的种种指责,很容易发现一种强烈的现实感,因为如果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抽象地谈论文化变革与制度变革孰更重要,多数人大概不会选答文化变革。不过,只要回到一百年前的历史现场,有理由对鲁迅、胡适、陈独秀们如此要求吗? 作如此要求的前提是政治制度的腐朽和黑暗,而《新青年》同人却恰恰没有这样看。他们是辛亥革命的参与者和拥护者,对革命成果十分珍惜。面对摇篮里的民主共和国,他们知道她先天不足或后天失调,却还是打算小心呵护,没有想毁掉重来。历史后来发生的变化,被前移放到新文化运动的身上,是不应该的。二、《敬告青年》的主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的第一篇文章,是陈独秀的《敬告青年》。它是纲领性的,可以说是《青年杂志》的发刊词,显示着陈独秀的努力方向。文章开头写道:“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 [ 9 ] 。陈独秀表示已经不屑与陈腐朽败的中老年说长道短,而把全部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然而,青年的现状却让他很不乐观:“吾见夫青年其年龄,而老年其身体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龄或身体,而老年其脑神经者十之九焉。华其发,泽其容,直其腰,广其膈,非不俨然青年也;及叩其头脑中所涉想所怀抱,无一不与彼陈腐朽败者为一丘之貉……求些少之新鲜活泼者,以慰吾人窒息之绝望,亦杳不可得。” [ 9 ] 怎么办? 唯一的办法就是帮助青年改变思想,更新观念,成为新青年。为此,陈独秀提出了六点要求:第一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陈独秀认为人与人应该是平等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是自主的,任何人都“绝对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隶自处之义务” [ 9 ] 。他指出:“奴隶云者,古之昏弱对于强暴之横夺,而失其自由权利者之称也。” [ 9 ] 他希望青年摆脱奴隶状态而成为独立自主的现代公民。为此,他把欧洲近代历史描述成一部人的解放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 [ 9 ] 也就是说,历史前进的每一步,都是人的解放过程。什么是“解放”? 陈独秀的回答是:“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 [ 9 ] 他进一步解释说:“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 [ 9 ] 陈独秀以共和国公民作为标准,以宪法所赋予自由和权利作为参照,觉得中国人身6 3 1万方数据

　上的奴性应该去除。否则,共和国的公民仍然像专制帝国的臣民一样,就很难避免把总统当作皇帝,把公仆当作“父母官”。强调“自主的而非奴隶的”,就是希望国人在已经不需要做奴隶的新时代不要继续做奴隶。陈独秀提出的第二点是“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他告诉人们,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在发展变化中,“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笃古不变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进之民,方兴未已。” [ 9 ] 他反对固步自封,鼓励发展进步,而且告诉人们:中国已经落后很多,如果仍然“尊重廿四朝之历史性,而不作改进之图,则驱吾民于 20 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己” [ 9 ] 。他希望人们追求进步,而不要为传统和国粹所拘。他甚至写道:“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 [ 9 ]第三点是“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也就是希望青年积极进取,而不消极避世。他的理由是:“夫生存竞争,势所不免。一息尚存,即无守退安隐之余地。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 [ 9 ] 他对退隐者的批判是:“以善意解之,退隐为高人出世之行;以恶意解之,退隐为弱者不适竞争之现象。” [ 9 ] 他还进行了这样的比较:“欧俗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