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成林彪叛逃、坠机的五要素

打开文本图片集

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坐“三叉戟”飞机叛逃，在蒙古肯特省省会温都尔汗东北方向约70公里处坠毁（离中蒙边界约350公里）。九一三事件已经过去40多年，当时由于种种原因，官方正式公布的材料很少，人们对坠机原因有多种猜测。再加上国外一些人恶意炒作混淆视听，直到现在，谈起九一三事件，常常听到多种说法。笔者当时在空军航空兵部队服役，曾是审查林彪事件专案组的成员。现在简要地描述一下事件的部分过程，找出构成林彪叛逃、坠机的几个要素进行分析，帮助大家弄清事实真相。

林彪一伙把林立果培养成

九一三事件的有力推手

林立果生于1945年，和大多数独子一样，从小就备受林彪和叶群的宠爱，他和姐姐林立衡（小名豆豆）被称为林彪的一对“眼珠子”。

14岁那年某天，林立果（小名老虎）与警卫员们一起打乒乓球玩儿，打输了，大闹一场。林彪和叶群急忙找来警卫员，把他们训斥了一顿，让他们给林立果写“检讨”，还让他们“滚蛋”。“小皇帝”这才破涕为笑。

林彪时刻不忘记按自己的意图培养儿子。林立果20来岁时，林彪就让他看发给自己的机密文件和各种资料，还有意把党和国家的许多重大决策讲给他听，问他有什么意见，甚至还让他参加一些重要文件的起草。他可以“合法”地从秘书那里看到发给党的副主席的文件。

1966年，林立果进了读北京大学物理系。8月底入校，此时文革正兴，天下大乱，学校师生都在停课“闹革命”，21岁的林立果也闲居在家。林彪见他无所事事，就给他出了个题目，让他这个物理系的大学生把两辆自行车装配成可以作为运输工具的四轮车，以便将来打仗时使用。结果没有弄成，还把两辆崭新的自行车报废了。不久，叶群和林彪商量该让他出去闯闯了，见见世面，锻炼锻炼。指派专人把他送到上海，交给南京军区空军副政委江腾蛟全权“照顾”。

1965年，叶群曾在江苏省太仓县搞“四清”，江腾蛟带领着从空4军机关挑选的一群年轻处长陪同叶群在农村工作，整天围着叶群转，奉迎讨好，实为照顾叶群生活，当保镖。一年后，江腾蛟获得替林彪和叶群照顾林立衡在上海治病的“殊荣”，并接受了照看林立果的“任务”。他带着林立果在上海、杭州参加空军部队各种会议，出头露面，会见各级领导人。林立果心安理得地接受江腾蛟的吹捧：“立果年轻有为，聪明绝顶，是优秀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能把立果派到我们这里，这是对我们的最大的信任，最大的关怀，最大的鼓舞。对我们空军来说，也是最大的光荣，最大的幸福，最大的自豪。”同时，林立果还不断地接受着来自北京的摇控。在江腾蛟家，叶群用长途电话给他送来了林彪的嘱咐：要利用这段时间，多接触一些人，多交一些朋友，尤其是要物色一些志同道合的，多接近他们。

林立果在江腾蛟任职的空军部队里，结识了他在军队中的第一批同伙，就是在“四清”时照顾叶群的那帮人，而江腾蛟则是挂帅人物。这就是后来的“上海小组”“小联合舰队”的那伙人。

1967年2月，叶群与林彪商量，召回了“出去闯闯”的林立果。3月，还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林立果没有办理入伍手续，就穿上了军装，来到空军，安排在空军司令部党委办公室，从事秘书一职。4个月后经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和周宇驰（后来的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的“介绍”，办了入党手续。

不久，在林彪的安排下，由周宇驰、刘沛丰（空军党委办公室处长）替林立果起草一篇题为《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打倒党内一小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文章，署名“空军司令部红尖兵”，发表在7月22日的《解放日报》头版头条，说是林立果写的，为林立果捞取“政治资本”。

按照林彪在其家里召见吴法宪时的授意，1969年10月18日，吴法宪接见了林立果，并亲自向他宣布了空军〔69〕政干任字第94号令，以空军司令员、政治委员的名义“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

1970年7月，林立果按照周宇驰和刘沛丰等人为他起草的“讲用报告”内容，先在毛家湾林彪家里作过一次“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报告”，讲给“林办”的人员听。“讲用”在当时是个很时髦的形式，他们希望林立果能借此锻炼一下口才，在“林办”树立一点儿威信，又能作为一次演练。7月31日，林立果在空军司令部大礼堂作了长达8个小时的“讲用报告”，把毛泽东思想的威力吹嘘得神乎其神，说它是万能的、法力无边的……几天后，吴法宪在庐山拜见了林彪，吴在林面前说，林立果的“讲用”轰动了全军。空军党代会作出了一个决议，对立果同志的态度就是对林副主席的感情和态度的问题。我们空军的口号是：要时时想到林副部长，事事请教林副部长，要老老实实服从他的调动，服服帖帖听从他的指挥……70万份“讲用报告”小册子已经散发到全军，成了近期全军政治学习的好素材。

之后，林立果一伙又窃用雷达技术部门的革新建议作为林立果的研究成果，炮制所谓“空军技术革新报告”并且上报毛主席等，在空军机关大造影响，掀起群众性的吹捧风气，为林立果争得更大的光环。林立果被吹捧成“全才、帅才、超群之才，杰出的政治家，优秀的军事家，出色的科学家，70年代的红太阳，第三代接班人”等等。

1970年庐山会议，林彪一伙企图使用“议会方式”摄取国家政权的图谋失败，抓出个陈伯达，开展“批陈整风”。林彪看出矛头是对着他的，不但不作检讨，还背地里给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大金刚打气，以假检讨对抗毛主席。本来毛主席打算保保林彪，专门派周总理去北戴河动员他出席“批陈整风汇报会”表个态，要他写个检讨帮他过关，但是林彪不思悔改，拒不检讨，断然拒绝出席批陈整风汇报会，决意对抗到底。

1971年3月22日至24日，林立果按照林彪的授意，伙同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等人制定“五七一（即武装起义）工程纪要”，着手准备武装政变，谋害毛主席夺取政权。林立果和周宇驰等人常坐着法国制造的“云雀”小型直升飞机四处秘密活动，复制水路两用坦克、研制微型冲锋枪、培训小分队骨干力量……

5月1日晚，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陪同西哈努克亲王观看焰火。林彪一反常态，不顾外交礼仪，无故迟到；来后与谁也不搭腔，一句话也没说，即使同近在咫尺的毛泽东，也没有握手、问候，甚至都没正眼看一下，只是一味地耷拉着焦黄的脸。几分钟后又不辞而别。

1971年8月15日，毛主席开始乘火车南巡，同各地的主要领导人谈话。林彪一伙千方百计探听毛主席同沿途负责人谈话的内容。9月5日、6日，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和武汉军区政委刘丰，不顾毛主席的叮嘱，把毛主席在武汉谈话的内容告诉了陪外宾到武汉访问的李作鹏，李当天回到北京即告诉了黄永胜。当晚，黄密报给在北戴河的林彪和叶群。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感到自己的阴谋暴露了，决意在旅途中对毛主席采取谋害行动。9月7日，林彪指示林立果，向“联合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命令。9月8日，林彪写下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林立果一伙准备在上海动手或在苏州硕放机场附近炸毛主席乘坐的专列。毛主席根据掌握的一系列情况，感到要防止林彪一伙人的不测行为，当机立断，及时采取了防范措施。

毛主席突然回到北京，

打乱了他们的谋害计划

1971年9月12日下午，林立果等人正在北京秘密据点策划谋害毛主席的操作细节，突然接到王维国（空4军政委）从上海打来的电话，报告毛主席的专列已经离开上海。已经失去了谋害计划的有利地点和时机，林立果惊慌失措、痛哭流涕地说：“全完了！首长（指林彪）把生命都交给了我，我没有完成首长委托的重任，拿什么去向首长交代呢！”连声说，“糟糕！糟糕！”当林立果又探听到毛主席确实回到北京的消息后，立刻给在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说情况紧急，两个小时以后飞往北戴河，并说他走后北京这一摊儿交周宇驰指挥。林立果还对周宇驰等人说，现在情况变了，我们要立即转移，赶紧研究一个转移的行动计划，即谋害毛主席不成，就带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和邱会作等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南北割据，分裂国家。他们计划13日早晨8点钟，分5个组乘5架飞机从北京飞往广州，林彪从山海关机场直飞广州。

12日晚7点40分，林立果从北京西郊机场乘256号三叉戟专机去山海关机场，8点15分到山海关，赶往北戴河林彪住地。

林立衡与母亲叶群关系不好，叶群有事总是背着她。她看出林立果回来后，家里好像有事不让她知道。林立果一到，叶群就跟着林立果去了林彪的房间。林立衡从电影室出来，到林彪的房间门外偷听。她听到林彪、叶群、林立果在一起谈话，隐隐约约地听他们说，要去什么地方。林立衡心里很紧张。她马上去向当时在北戴河保卫林彪的8341部队的副团长张宏和二大队的队长姜作寿报告。

晚上9点20分左右，姜作寿打电话将林立衡反映的情况报告给在北京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张耀祠立即报告给汪东兴。汪东兴马上打电话报告周总理。

周总理的电话吓得林彪一伙慌不择路

9月12日晚上11点半，周总理亲自打电话给叶群问候林彪。周总理说：“需要的话，我去北戴河看一看林彪同志。”周总理提出要去北戴河，这一下叶群慌了。周总理要是一来，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的阴谋也就搞不成了。叶群劝周总理不要到北戴河来，对周总理说：“你到北戴河来，林彪就紧张，林彪会更不安。总之，总理不要来。”林彪听了叶群的汇报，得知周总理要来北戴河。他说：“我也不休息了，今晚反正睡不着觉了。你们赶快准备东西，我们马上走。”此时，叶群更加惊慌地说：“越快越好！”林彪要走的命令一下，62号楼的人都慌忙开了，都不知为什么要走得这样快。马上把林彪的红旗牌轿车调到了他的住房门口。林立衡自从报告了林彪要去外地的情况后，已经不敢再回去了。林彪和叶群、林立果先后慌忙上了汽车。汽车驶到岗哨跟前，哨兵拦阻，叶群命令司机冲过去，警卫秘书这时突然改变主意，叫一声“停车！”司机没有听他的，只是将车速稍微慢了一下，警卫秘书就打开车门跳下车。汽车里有人向他开了枪。8341部队的副团长张宏、二大队队长姜作寿等人看到这些情况，坐车跟上去。林彪的红旗牌轿车时速开到100公里左右，张宏他们乘坐的吉普车根本追不上。等张宏他们追到山海关机场的时候，林彪已经上了飞机。由于紧张和慌乱，林彪的帽子和叶群的围巾都掉在了地上。专机机组9个人上去4个，副驾驶、领航员、通信报务员、服务员都没有来得及上飞机，飞机就起飞了。

驾驶员潘景寅

事前没有做飞往蒙、苏的准备

三叉戟飞机起飞后，副驾驶康庭梓等人对飞机仓皇起飞感到不解，立即赶到机场调度室。从调度室显示的资料看，飞机在270—280度，也就是向北京方向飞了三到四分钟，开始缓慢向北转弯，到310度，后来又调整到325度。

正常情况下，转这么一个弯只用几秒钟或十来秒钟时间，机长潘景寅却用了15分钟。说明是叶群、林立果强迫他转弯，潘景寅很不情愿，他知道这是一条死路！

在正常情况下，按照计划飞往国外，机组人员就会按照飞行员、通信员、领航员等每个岗位所需要的地图、航线、通信联络办法的资料进行准备。他们突然决定飞往蒙、苏就不同了。这次叛逃，潘景寅和机组人员事前都不知道。通信员、领航员没有上去。到了蒙古后，没有办法与当地的机场取得联系。对方机场的位置，跑道的方向，还有电台的频率、呼号等都没有，就连自己飞机的准确位置也弄不清。如果白天叛逃出去，有可能通过目测在蒙、苏某个机场强行降落。可是这回是在夜间，在对方机场没有接应的情况下，飞机飞上去很容易，可是要平安落地那就难了。这正是潘景寅不情愿转弯的原因。在以往分析这一事件时，有人以为林立果懂飞行，那是误解。飞机不是吉普车，简单易学，想开就开，想停就停。造就一名飞行员少说也要三五年，大型专机就更难了。尽管林立果头顶上有“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的官衔，实际上他根本就不懂飞行，也不懂飞机和飞机场。林立果头上的光环不光照晕了自己，也照晕了林彪、叶群，真以为这个宝贝儿子是个天才，在关键的时刻能够“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林立果在此刻就是林彪一家悲剧的有力推手。他们决定强行飞往蒙、苏，实际上就是自找死路一条！要说他们飞机坠毁原因，这一点是主要的。

笔者曾在空军航空兵部队机务大队（地勤）维护飞机。1964年大比武前后，保证了4个多月的强击机夜间飞行训练，体验了战机在夜间的安全起飞、降落细节，熟悉机场为飞行安全采取的措施。国内军用机场的跑道，一般长度为2500米—3000米，轰炸机、民航机或专机的跑道会更长。跑道头上有引导灯，两侧有跑道灯，有专门照亮跑道头的探照灯。跑道头有明显的斑马线，侧面有“T字布”（晚上有T字灯）告诉飞机从这头迎风起飞或降落。机场的指挥调度部门是塔台（有的是移动式的指挥车），一切飞机起降都由塔台指挥。每个机场跑道两头都有远、近两个导航台，发射导航信号。飞机降落前对正跑道头的4个导航台，会有信号告知机长。飞机场每次飞行都有应急分队值班，配有抢救车、医务救护车、消防车、牵引车等应急设备和相关技术人员（笔者曾多次参加这种值班），以应对飞机非正常降落或发生飞行事故等。

凡是飞机由甲地飞往乙地机场，必须要有乙地机场的迎接，要知道乙地塔台的联络频率、呼号和导航台频率。夜间到达乙地必须要有跑道引导灯和跑道灯，在乙地塔台指挥下飞机降落、放襟翼，落在跑道头的落地区，落地后打开减速板。

以上这些保证安全的条件，林彪叛逃乘坐的飞机都不具备。

三叉戟飞机很不适合场外迫降

三叉戟客机是由英国德·哈维兰公司研制的，尾部安装3台喷气式发动机，属于中近程民航客机。“三叉戟”1E最大巡航速度967公里/小时，做民用航空客舱可以载客115人，最大航程2900公里。

三叉戟飞机是下单翼，机翼和肚皮在一个平面上。上单翼或中单翼飞机在机场外草地迫降，用肚皮擦地是可行的。下单翼飞机很难掌握“机翼肚皮平面”的水平，很难找到降落地面绝对的水平，很难做到均衡擦地，极易造成侧翻或跳跃、前翻，机毁人亡。据有关资料显示，三叉戟飞机自1964年4月投入运营，至1975年停产，各型三叉戟客机共生产117架。所有三叉戟飞机没有一次场外迫降成功案例。

1970年巴基斯坦发生水灾，中国政府向巴提供了无息贷款，当时的叶海亚·汗总统作为还贷的一部分，将巴方购买的4架英国三叉戟飞机以实物还贷形式转让给了中国。由空军34师专机驾驶员潘景寅（副政委）带队去巴基斯坦飞回中国。这4架三叉戟在巴基斯坦飞过几年，飞行时间长短不一，有些零件老化买不到，只能拆东墙补西墙。把4架三叉戟上最好的零件换给256号，西郊机场修理厂对256号进行大规模改装，还按林彪怕风、怕光、喜欢绿颜色的习惯，精心布置机舱，整整改装了3个月。1971年8月潘景寅试飞，去过山海关，也飞过较远的航线，他对自己的落地动作不满意。9月11日，潘景寅再次试飞沈阳、长春。有人见潘景寅情绪不好，他说飞机落地动作还是不理想。9月12日带着林立果去山海关机场是改装后第一次正式飞行。另外，由于我国军用机场的加油设备（接口）与三叉戟飞机不配套，加油速度慢，每次加油都不顺利，都没有达到机长要求加的油量。

中国总共购买了39架三叉戟飞机，主要是民航使用。其中6架飞机坠毁。1991年10月31日，在中国的三叉戟客机全部退役。

从坠机现场看失事原因

飞机失事现场位于温都尔汗东北约70公里的苏布拉嘎盆地。时任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二等秘书孙一先陪同许文益大使和蒙古外交部人员勘察了飞机失事现场。

这是一块不太规则的长方形丘陵间的盆地，沙质土壤，南北长3000多米，东西宽800多米，地势开阔平坦，牧草茂盛，有膝盖那么深。飞机是由北向南降落，着陆点正好是盆地中央，坠毁在盆地的南半部。草地燃烧面积长800米，宽度由北边的50米扩展至南边的200米，呈梯形。

从现场北端看起，飞机着陆点以南约30米长的草皮被机腹擦光，西侧平行处，是右机翼划出的深约20厘米的一道槽沟。从现场擦痕看，中、蒙双方的勘察人员一致认为飞机是由北向南迫降。再往南，擦地痕迹消失，进入燃烧区，飞机碎片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散布面越来越广。至200米处有一段带舷窗的机身，其东南20米左右处有一段左机翼，上有“……56”号码；至320米左右处有一扇舱门，门上钉有“旅客止步”的塑料牌，门东南30米处有一台发动机；约400米处有3个连装座位架和座垫，其东侧40米处有一段右机翼的外展部分，上有“中国”二字；机头在530米处猛烈烧毁，只剩下镶嵌仪表的空架子和残碎机件，机壳都已化为灰烬；机头正东20米处有一段右机翼的内展部分，上有“民航”二字，“航”字旁边有一个直径约40厘米的大洞。

机头以南80米处有一起落架。再往南200米，在未燃烧的草丛中躺着一个完好的轮胎；机头西北60米处是斜卧着的机尾，它的正南和东面20至40米处各有一个发动机，机尾上的五星红旗和机号“256”等标记清晰可见。这些标志明白无误地显示这是我国民航256号飞机。

机头以北50米处散布着9具尸体。尸体大都仰面朝天，四肢叉开，头部多被烧焦，面部模糊不清，难以辨认。许大使将尸体由北向南编成1至9号，并让孙一先等人从各个角度拍成照片，以便以后鉴别确认。根据事后查证，5号尸体是林彪，瘦削秃顶，头皮绽裂，头骨外露，眉毛烧光，眼睛成黑洞，鼻尖烧焦，牙齿摔掉，舌头烧黑，胫骨炸裂，肌肉外翻。8号尸体是叶群，是唯一女尸，烧灼较轻，头发基本完好，左肋部绽裂，肌肉外翻。2号尸体是林立果，个子较高，面部烧成焦麻状，表情痛苦，死前似在烈火中挣扎过。现场遗物中有林立果空军大院0002号出入证。9号尸体是驾驶员潘景寅。值得注意的是，每具尸体腕上都无手表，脚上没有鞋子，看来飞机紧急降落前，为避免冲撞扭伤，机上人员是做了些准备的。这是乘坐民航飞机乘客的基本常识。15日上午10时许，在飞机失事现场西边1.1公里处的一块高地的东坡上，以编号1到9排列下葬。

从飞机坠毁散落的残骸南北距离有750米多米，说明飞机降落时的速度很大。行家们估计落地时速度在150至200公里/小时。从残骸看出，迫降时因为机组人员没有上齐，本该由其他机组人员使用的减速措施没有用全，本来应由副驾驶负责的减速板和发动机的反推功能没有打开。

我使馆二秘孙一先和翻译小王分别用照相机在现场共拍照10个胶卷，把飞机残骸和死者尸体从不同角度拍照，为国内分析坠机原因提供了重要依据。

1971年10月1日中午，周恩来总理亲自到北京西郊机场看了同型号三叉戟飞机。10月3日，党中央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亲自负责，审查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专案组成立。按照周总理指示，由空军专家组对256飞机坠机原因做正式结论。专家组通过查看相同型号的三叉戟飞机、坠机现场图和所有的残骸照片，从技术层面进行详尽的讨论，于1972年5月19日写出《对林彪叛国外逃所乘三叉戟飞机坠毁原因的分析》，经中央专案组报送党中央。之后，由空军训练部副部长王涛代表空军专家组，在京西宾馆向朱德委员长等50多位高级领导人作了飞机坠毁原因的汇报。专家组研究报告认为，256三叉戟飞机是在油量不足不能到达目的地情况下，通过选择迫降地，进行了“有操纵的野外降落”没有成功而坠毁的。

责任编辑 李彦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