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性与当代中国城市文化遗产保护

摘要：文章从价值论角度出发，以全球化时代为背景，就后现代主义与中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文化价值、历史真实性价值、社会价值”内涵和外延新的发展与变化方式进行探讨，从中寻找有利于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观念和方法发展的要素，同时提出要自觉警惕历史虚无思潮和商业资本相互结合之后对于历史文化精神和遗产的侵蚀、消解。

关键词：后现代性；价值论；文化空间生产；遗产保护 ；消费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4）01016106

21世纪，中国城市发展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与此同时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也进入到晚期的、消费的或跨国的资本主义阶段。这个阶段在城市文化上又以“后现代主义”这一形式的出现为核心特征，反映出的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生活形态和新的经济秩序。它与现代主义之间存在的差异和变化已经被广泛关注和研究，虽然到目前为止，有关这种转变的性质和深度还有争论，但是不容置疑的是它对人类社会结构和思想层面造成的影响正在加深和蔓延。正如戴维·哈维所说：“我不想被人误解为声称有一种文化、社会与经济秩序的大规模的示例性的转移；但是在我们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里，却有感受性、实践活动与话语构成方面的一种值得注意的转移，它使后现代的一套设想、体验与主张有别于前一个时期。”[1]39（见表1）

目前，以经济的全球一体化为背景，中国的城市经济与文化也呈现出新的特征，其中“后现代主义”文化现象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最为剧烈。这种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逻辑在全球化时代正和中国当代文化建设进程发生着迅速而奇异的结合，它的积极价值和消极作用正日益在“消费主导、经济与政治双强联手”的国家现实面前被放大和异化着。如何客观分析这样的文化现象和社会状况对今天中国文化建设尤其是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影响？结合近年来在中国遗产保护中起到创新和示范作用的“上海新天地、田字坊模式”和“北京798模式” ，以价值论的观点对其背景与诸多表现进行剖析，有助于我们接受并利用其积极价值，从中寻找有利于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观念和方法发展的要素，同时也能够自觉警惕历史虚无思潮和商业资本相互结合之后对历史文化精神和遗产的侵蚀和消解。

“价值判断”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非常重要的理论基础，不断发展和完善的价值体系见证了遗产保护内涵与外延的时代变化。1987年6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起草的《世界文化遗产公约》关于遗产价值的阐述详细列出了建筑遗产与历史环境的价值组成，成为西方对遗产价值构成的一次较为完善的总结。主要内容包括：历史真实性价值、情感价值、科学美学及文化价值、社会价值。其中前三项为遗产的内在价值，在内在价值的基础上，会产生遗产的可利用价值 （表2） 。

内在价值

历史真实性价值包括：地点，设计，背景环境，材料，工艺，技术，感受以及联想。

情感价值

包括：珍奇的、认同的、延续的、精神的、象征的和崇拜的价值。

表现为：国家与民族的认同和象征、历史的传承感、新奇性质与宗教信仰。

科学、美学、文化价值包括：艺术美学的；文献的；历史的；考古的；建筑的；城市规划的；生态的；古人类学的和文化人类学的科学的价值。

社会可利用价值包括：功能的；经济的（包括旅游）；教育的；社会的；政治的价值

以此为基础，目前关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被进一步描述为“所有与人类行为相联系的历史的、考古的、建筑的、技术的、美学的、科学的、精神的、社会的、传统的或者其他特殊文化意义的部分” 见《Charter for the Conservation of Places of Cultural Hertige Value》。。广泛的定义阐述了遗产价值所包括的所有层面。

但是在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之下，关于遗产保护价值的再判断也呈现出不同面貌。比如伴随着上海“新天地”这种再利用式保护项目的不断推出，我们必须面对现代建筑意念对历史遗产的干预。它们给我们的启示无法回避，那就是在文化全球化的时代，历史文化遗产这个维护民族文化最直接、最稳固的领域，成了民族文化向外传播的“急先锋”，同时可能成为东西方建筑文化最直接碰撞的“实验田”。它仿佛就是张岱年先生所说文化杂交的现实版本。历史遗产文化价值的多元性在全球化背景下需要我们作出解释。对于我们国家而言，遗产保护中除了面对现代文化形态与历史信息的冲突与协调问题外，我们还要面对西方文化符号、价值取向与中国文化符号、价值取向上的协调与相互补充的问题。

一、后现代语境下的历史街区与建筑的“文化意义”

目前， 全球化带来的边缘文化经济开发模式、西方城市化的生活方式和城市文化审美要求以及城市化的价值取向标准等无时不对遗产地加以影响和渗透。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表现出迥异于西方的“历史遗产的边缘文化价值——文化符号化，文化标志化”。例如以上海新天地为代表的历史建筑保护与改造利用项目中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复合性特征”就非常明显。在这个项目的运作过程中，它利用了上海市政府的管理特权、香港的商业资本和市场经验、西方建筑师的设计理念、老上海传统历史文化背景、石库门建筑形态等诸多文化元素合成了整个项目的成果。这种保护性开发方式，必然表现出属于这个时代的“边缘文化特征”。而在上海原生态城市里弄文化保存状态更加真实的田字坊项目中，我们也看到了“有着文化自觉的地方官员，与有着商业自觉的市场精英，违反官场规则‘煽动’居民通过自行出租自有住房将旧民居改造为创意或时尚消费场所，创造出地方精英与草根市民合作的发展模式”。

面对这种新文化景观的出现，我们究竟该做何理解？

对最近的几代人而言，文化已经被理解塑造为一个延续不断的具有偶发性和政治色彩的过程。在看待文化遗产及与之相关的现象时也开始接受这种观点——“强调文化和遗产的流动特性能够帮助解释很多问题”[2]。即：我们对于历史遗产的保护和利用等活动都是人类社会的一种重要的文化想象。遗产和遗产保护应该被当作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产物，而不仅是物质层次上有着固定意义的一套静止的艺术品。保护的目的是保留那些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与特定文化相关的——或者说有价值的——东西，而不仅仅是保存某些物品。

人类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已经产生了全球的价值观，由此，我们在理解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时便有了一个共同的参照系，并根据这样一个参照系来把握各自不同的内在精神，保持对文化差异的宽容态度。全球性迁移在不同文化之间打开了一条通道并新形成了一个共同的文化领域，从而使多元文化及不同文化间的交流成为可能。“我们必须从文化、经济和政治之间错综复杂缠绕在一起的实践中，阐明文化的一种目的感——即什么样的感受使得生活充满了意义。这样才能使文化的内涵更具包容性”[3]。尽管受到新的信息和传播技术的迅速发展积极推动的全球化进程对文化多样性是一种挑战，但也为各种文化和文明之间进行新的对话创造了条件，使 “现代生活与传统空间可以在同一时间点上共存”[4]。在这里可以感受到“中和”观表现出的文化宽容与文化共享情怀，从而确立世界文化多元复合性共生的理念。笔者认为这正是上海新天地和田字坊受到追捧和欢迎的根本所在，而田字坊正是因为弄堂里不加修饰地呈现出日常生活杂乱如粗粝的面貌和露天酒吧、店铺的上方窗口挂着短裤或咸肉，拖把滴着水。生活与商业和艺术并存，比被掏空了内容的新天地街区更加表现出“原生态上海民居的后现代城市图景”。

二、后现代性与历史文化遗产的“真实性”

（一）历史“文本化”与对历史真实性的消解

在这种欣喜和成功背后，我们也看到城市历史遗产保护中越来越强烈的商业化“拷贝”趋势。促使我们不得不关注后现代主义文化特征中另一个层面的问题，就是文化的多元化态度也隐含着对于真实历史信息的“文本化、图像化和符号化”趋势。在对于后现代主义的反对之声中，这一点便成为它对于传统社会和文化结构最大的影响所在。正如詹姆逊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现代主义的文化逻辑》中所言，“我们历史的、社会的和关于存在的现代，以及作为‘参照物’的过去——一种后现代主义‘怀旧’艺术的语言与真正历史性的不一致的情况变得非常明显……我们现在处于‘文本互涉’的关系之中，是一种蓄意的、内在的美感效果的特征，也是对‘过去性’和假历史深度的新涵义的把握者，而在假历史的深度里，美学风格的历史取代了‘真正的历史’” 姆逊著《后现代主义，或晚期现代主义的文化逻辑》引自《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

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在代表中国历史文化的遗产地，不难看出西方将东方、现代将传统“文本化”过程中，存在着许多误读和曲解的情况。“文本化”之所以会改变事物的原貌，是因为文本化总是建立在这样两个错误的假定之上：首先，认为存在着普遍的特征、抽象的人性，一切巨大复杂的事物都可归纳为一小组有规则的本质类型；其次，相信通过一组有代表性的部分就完全能够显示全部。也就是说，中国历史可能被抽象为“中国样式”；地方历史也能被“地方乡土样式”取代。 拉什等人认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个突出的标志是“形象和象征的增殖与扩大”。它对特定范围内的基础性结构的意义特征是“解异”。换言之，后现代主义通过社会化文化再生产过程，使 “文化产品”具有了趋同的特征，目前越来越多的遗产地出现的“同质化”情况正是它的直接表现。

从历史文化遗产“真实性价值”的涵义来理解，这种不受控制的文化开放性带来的不仅是历史遗产的物质形态在不断混合、重组、并置过程中被异化，还包括传统文化精神本质的丧失。这是由后现代主义文化本质所决定的。詹姆逊在《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中指出，我们整个当代社会系统开始渐渐丧失保留它本身的过去的能力，开始生存在一个永恒的当下和一个永恒的转变中，而这就把从前社会构成曾经需要去保存的传统抹掉。这种众多的阐释方式背后隐藏着以中产阶级享乐主义为基础的价值观，在后现代主义建筑师詹克斯眼里这样表现的，“一座‘后现代’建筑是双重编码的——部分是‘现代’的，部分是其他的：民建风格的，复古的，本土的，商业的，隐喻的，情境的……在下述意义上它也是双重编码的，即它寻求同时在两个层次上言说：对有关的少数建筑家言说，这群精英分子承认一种迅速变化中的语言内部的细微区分；对居民、使用者或过路人言说，这些人需要的仅仅是懂得去享用它”。正是这种价值判断使后现代主义对于真正的历史起到了消解作用，助力了消费时代对于历史图像的过度消费。

（二）大众消费时代“文化时尚化”与情感价值的缺失

在那些曾经被忽视遗弃衰败的建筑遗产不仅为小众城市边缘文化群体（如艺术家、设计师等）接受，开始受到普遍性关注和利用之日，遗产必然卷入到商业社会的产品生产程序之中。在它身上不可避免地开始出现当代商品具有的特点——被短暂消费，被要求瞬间冲击力。

这是后现代主义对待文化精神的“无力感和无目标、无原则的消极逃避态度”和晚期资本主义新动向所决定的，其形式特点在很多方面表现出那种社会系统的内在逻辑，“消费主义”是其中的核心词汇。它与后现代主义的“文本化历史”观念结合，如果不采取一种思辨的态度和审慎的策略，历史文化很容易被资本（金钱）所吞噬，文化和遗产本身沦落成为纯粹的消费品，文化资源价值被简单化认识。而这便与我们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最初的目标和价值取向存在极大差距。

目前，文化旅游热的兴起和各地开发遗产资源作为城市文化旅游的重要支撑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反映出这方面的认识问题。首先，文化旅游业的兴起是文化全球化过程中一种重要表征（全球性带来全球人口族群“移动性”、文化“播衍性”，它是文化旅游产业兴起的根源之一），也在无形中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文本化、图像化”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有学者认为，“我们不仅无法否认视觉形象和视觉经验在旅游活动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甚至在旅游工业范围内有的时候还可能出现‘超视觉化’的旅游话语”；“在消费主义时代，各种代码与时尚的搅和则埋伏下了某种‘趣味帝国主义’，它坚持以各种新的方式来重新创造价值与意味的等级观念，它们改变时尚，要不然就破坏时尚”[1]11。

后现代主义这种追求短暂性和瞬间冲击力的另外一面是相应地丧失深度。杰姆逊特别强调，“与大多数当代文化生产有关的‘无深度’、紧紧盯住外观、表面和瞬间冲击力都毫无随着时间推移的持久力量”[1]81。时间维度的崩溃和专注于片刻，部分地产生于当代强调有关事件、表演、偶然和各种媒介形象的文化生产。这种“走马灯式”的游览文化旅游形式，将导致体验变成“一系列纯粹和毫无联系的时间中的现在”。历史的纵深感因为陌生感和隔离感的消失变得平面化，被简单压缩的图像将其中最可珍贵的“回忆”挤压出去，参与其中的人们在最初的好奇和兴奋之后，很快陷入情绪的冷漠，这必将导致遗产于人的情感价值的丧失。

三、后现代“Loft”模式与产业遗产的社会价值

（一）美国“Loft“模式的后现代主义文化背景

在大量的产业建筑改造中，20世纪60年代由美国少数艺术家开创的旧建筑再利用的“Loft”模式几乎成了工业建筑遗产时尚化再生的代名词。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是一个反叛、革新、分裂甚至POP化嬉皮与玩世不恭的时代，当时各式各样放荡不羁的艺术家们占据了美国纽约苏荷区的大量老厂房及老仓库并将之转变为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空间。

最初，这种实践看起来只是少数艺术家在文化反叛背景下，“既不赞同国际式毫无个性的生存空间，又将刻板的考古学教条抛到一边的反主流文化生存试验”[5]，于保护实际上毫无兴趣，对于老厂房及老仓库的利用除了最初实际物质需求（价格低廉、空间适应于艺术展陈）外，最主要的还在于精神上对于主流“高级”社会的反叛。这和其所代表的后现代主义的核心精神——“对高等现代主义的既有形式，对占领着大学、博物馆、画廊和基金会的这样或那样主导性的高等现代主义的特意反动”是一致的，这种行为和当时美国的时代精神气质相吻合。

“Loft”改造方式符合后现代主义对建筑遗产社会价值的认同，即通过这样的使用方式，将建筑遗产从少数精英手里引入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旧的工业建筑经改建而成的阁楼公寓也开始作为一种另类的人居模式出现在报刊杂志的时尚报道中。它激发了社会各个阶层对于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物质空间为导向，以大规模拆旧建筑为表征的城市发展模式的反思。20世纪70年代，以城市复兴运动带来对城市历史街区的成片保护，以工业建筑遗产再利用迅速普及和后现代主义对历史价值的全新评价为特点的设计手法上的革新成为这一时期建筑遗产再利用的重要特征。80年代初，“Loft”概念已经从少数艺术家的专利扩展为普通中产阶级和中小企业所推崇的居住与工作空间模式，催生出了SOHO定义，即“Small Office Home Office”，它成为后工业时代新精神的代表。“Loft”模式的普及、扩展与大规模实践深刻改变了西方国家许多传统街区的人居环境。从城市学的角度完成了对城市多样性——“混合城市功能”的实现。例如：美国的整个下曼哈顿区及巴黎塞纳河右岸的马海区都在“Loft”实践中既保护了独特的历史文化遗产，又得到了现代化的活跃再生。

在今天来评述这样的艺术家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模式文化现象背后积极的社会意义在于，首先它们使日常生活得以审美呈现。将人们习以为常甚至厌倦的物体、环境和生存状态艺术化，是后现代主义文化价值观的又一积极因素。它强调了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界限的消解、总体性的风格混杂及戏谑式的符码混合（将现实转化为影像），“它强调平等化、铲除符号等级、反基础论及对消解文化分类的普遍冲动——可以与个性化的后现代体验相联系”。它满足了现代都市人对于精神生活核心目标的追求，正如《大都会与精神生活》中所说：“现代生活最深层的问题，来源于个人试图面对社会强势力量，面对历史传统的重负、生活中的物质文化和技术，保持独立和个性。这种对立以最现代的形式，呈现了原始人为自己的肉体生存必须进行的、与自然之间的那种抗争。” 齐美尔《大都会与精神生活》引自《西方都市文化研究读本》第2卷第91页。其次，它使社会边缘人群（未成名的艺术家、城市青年等）建构了一种他们自己的公共身份，甚至确定了他们自己流行艺术的各种形式。他们的气质和被时代放弃的物质产品（工业遗址、废墟）吻合。这种带有某种抗争意味的草根诉求因而变得合理和具有价值。

（二）北京“798”模式及国内实践的后现代性

“八五思潮”以来，中国当代艺术生存环境面临一种既边缘化又国际化、既商业化又草根民间化的多元混杂状况。这些都决定了“798”艺术家群体能够自觉与美国“Loft”艺术生存方式对接，利用已经陷入停顿状态的工业区建筑作为创作和表达自身基地的必然性。同时，自八五美术思潮后，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中国现当代艺术和艺术家群体开始崛起，他们的观念诉求已经比较清晰，出于对话语权的要求，他们渴望从边缘地位占领主流阵地。在这样的背景下，“798”艺术家群体通过借助于国际风险投资、画廊、艺术经纪人的整体推波助澜而成为这场利益博弈过程的胜出者。在经过了短时间的波折之后，这种模式进而和国家经济中关于发展“文化产业”的要求结合，使“798艺术家保护模式”（“艺术工厂和文化创意产业园”模式）成为继上海新天地模式后的当代中国遗产保护中又一重要的成功案例。与新天地房地产商参与开发模式相比较，这次是中国本土文化力量取代了具备文化商品化意识的开发商的位置，似乎它更加具备广泛推广的价值和可操作性。但是实质上，这种模式背后的推动力仍然反映出商品时代资本运作的规律，它所依托的是强大的艺术家群体的智力资源，同时也有商业策划和资本的支撑，这些在它后来迅速壮大的过程中表现得尤其明显。正如艺术评论家查常平所言，“在这个时代，艺术家尽管在创作意志上脱离了国内政治意识形态的强势话语的控制，但他们又投入到西方近代以来逐渐形成的商业意识形态的他者话语中”[6]。

在中国，北京“798”成功之后，工业建筑遗产空间的这种使用方式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城市文化符号，各个地区开始效仿。但是一些地区出现的问题显然是起先抱有良好愿望的人们始料未及。比如对历史建筑形态空间及其环境本身的破坏严重、内部功能过度商业化、创意产业因为资源和底蕴的不足最终夭折、遗产地再次陷入衰败等。除了产业定位与城市整体发展目标之间缺乏深入论证导致的失误以外，还值得思考的问题是，“Loft”模式所包含的草根文化和“草根”的遗产利用方式是否一定要被收编为主流文化——套上某种主流价值观才是最佳出路？体制化过程中，地方政治力量、商品经济力量过于简单的介入可能会扼杀其本身的社会价值（公权社会建设）。以文化商品化和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为主导的空间生产方式，再次将城市空间多样性的自然生长过程变成拔苗助长的愿望。原来的“loft”模式中塑造新文化和新的后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积极一面，再一次被“生产”所打断。

四、后现代性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根本价值思考

首先，后现代主义所持反对一切形式的“元叙事”态度，导致本身的双面性。在哲学方面，后现代主义的基础是美国的实用主义与1968年之后的后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浪潮混合，产生的如伯恩斯坦所称的“一种反对人本主义和启蒙运动遗产的狂热”。它对抽象理性进行谴责，并对通过调动技术、科学和理性力量来追求人类普遍解放的任何规划都深怀反感。因为它反对一切形式的元叙事，即使它可以成为支持“他者的世界”和“他者的声音”的革命性力量，也可能“仅仅是对现代主义的商品化和通俗化，是把现代主义已被玷污了的抱负变为一种自由放任‘一切走向市场’的折衷主义，甚至就是‘一个通货膨胀时代的艺术和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1]60而使其反思。

其次，我们需要警惕后工业社会的“消费”本质导致的文化经济、文化空间生产的拜物性。正如詹姆逊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现代主义的文化逻辑》中所言，“后工业社会的‘晚期或消费者资本主义’构成了已经产生的资本主义的最纯粹的形式以及资本主义进入迄今尚未商品化地区的庞大的扩张”。而一个以消费为主要内容的城市将会沦为物质商品成批生产和大众消费理性化与自动化的牺牲品。后现代主义和遗产工业一旦被联系起来，历史可能变成一种“当代的创造，而不是批判性的话语”。通过表演性的都市空间的组织来想象一座城市，成为不断加剧的都市竞争和都市企业化过程中吸引资本和人们的手段。

为了与这种力量抗衡，我们或许应该加深对遗产保护中公共价值的认识。一方面，加大遗产再利用中非赢利性社会化功能，如博物馆、教育机构等的比例，发挥公共功能和社会功能，维护城市文化生态健康。在这一点上，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变迁》中的表述十分清晰。他指出，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的巴黎和伦敦等大城市里，出现了一些由贵族聚会转化而来的沙龙以及咖啡馆，这便是公共领域的雏形。我们或许可以把它视为现代知识分子活动的基本空间。虽然公共领域只限于少数有地位和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但哈贝马斯发现它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在不同于权威和家庭等私人领域的公共领域中，通过理性讨论和争辩可以形成一种公共见解（或舆论），进而构成一种他所说的公共性原则。在今天的中国我们也面临着如何保留和营造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的问题，在这方面历史建筑可以发挥它自身的优势和特点。同时，为了争取推进一个社会上更加正义和政治上更加自由的时空生产过程的格局，而非勉强接受由金融资本、世界银行所强加的格局以及内化在不受控制的资本积累体系中的通常受阶级限制的不平等性，我们有必要加强保护工作中社会公众参与的途径和程度，毕竟历史文化遗产是我们共同的记忆。参考文献：

[1]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马泰.卡林内斯基.现代性的五副面孔[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23.

[3]约翰.汤姆林森.全球化与文化[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P40.

[4]费孝通.“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J].读书，2002（4）： 3-9.

[5]陆地.建筑的生与死——历史性建筑再利用研究[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109.

[6]查常平.当代艺术的人文追思[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