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避税影响因素综述

摘 要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日益发展，企业避税问题逐渐凸显，税务部门和学界对此都十分关注，因此对企业避税的研究成为了热点话题。本文就企业避税的影响因素对相关文献进行评述，主要从微观企业和宏观政府及经济环境两个角度出发。微观因素包括企业财务状况、股权结构、管理层特征及其薪酬等。宏观因素包括政府补助、政府监管效率及执法力度、宏观经济环境、以及制度等。

关键词 企业避税 代理理论 政府

一、理论分析

避税理论表明，公司是否采取避税行为需要权衡避税成本和所得收益。避税成本包括避税筹划和实施支出、潜在的处罚和名誉损失，避税收益则是更大的税收节约（Chen等，2010）。避税是企业节约现金流的重要策略，来抓住好的投资机会；但随之经营风险也会上升。双重效应下，企业进行避税活动需要考虑成本收益，以期达到企业收益最大化。进一步地，出于我国财政收入以及企业长远的考虑，对企业避税行为要严格与逃税区分开来，这就需要我们从各个方面对企业避税进行深入研究。因此，研究到底什么影响了企业的避税行为是有一定意义的。

以前学者关于避税影响因素的研究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从微观考虑，包括企业财务状况、管理层、股权结构、盈利能力、资产结构、企业类型等企业特征对避税行为的影响；一类从宏观考虑，包括宏观经济环境、政府征税的执法力度、征管效率、各地政府之间的税收竞争等等。我们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影响企业避税的多种因素进行总结评述。

二、研究发现

（一）企业内部的微观因素

有学者提出，公司避税行为是一种将财富从国家向公司所有者转移的手段，能够减少企业当期现金的流出，产生额外的内部资金。在当前激烈的竞争中，企业要想立足，必须保证有重组的资金来运作以维持正常经营。当企业陷入财务困境时，可能会影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更甚者可能导致企业破产清算。此时，从传统融资渠道获取资金的难度较大，企业会面临较高的债务成本，而避税通过节约现金流从内部为企业提供融资，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为企业创造一定的收益（Beng等，2009）。因此，笔者认为，无论对正常企业还是陷入财务困境的企业来说，现金流都是极其重要的。那么，作为可以为企业节约现金流的避税手段，自然是各企业青睐的一种方式。因此，财务状况是企业影响避税行为的重要内部因素之一。

在两权分离的现代公司治理下，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而避税决策属于企业重要的生产经营决策，由企业管理层决定。因此，企业管理层的行为自然会对企业的避税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管理层行为或高管特征等对企业避税的影响也是以往学者重点关注的领域。例如，Scott等（2010）通过跟踪908名高管随时间在企业间的流动构建数据集研究表明个人高管在决定企业避税水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具体为增量效应，且高管对避税的经济影响是巨大的。特别地，高管持股会对企业避税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Phillips（2003）的研究认为对当企业对管理者实施激励措施时，管理层会采取更多的避税手段进行避税，从而使得公司的税收成本得到降低。Erickson等（2003）的研究发现高管持股比例越高，企业的财务欺诈水平越强，同时企业的避税程度也越高。Waston（1979）发现当董事的股权达到了一定程度时，管理者的股权使得管理者有更大的能力控制自身地位，此时管理者将会更多的运用自身的权力利获取自身利益。Demsetz（1985）的研究同样发现，高管持股比例与企业的避税程度之间不是单一的线性关系，当高管持股比例偏低时，管理者受到股权激励措施的激励作用，管理者与所有者之间的利益达成一致，企业的价值可能得到进一步的提高；但是，当高管持股比例过高时，股权激励的效果反而会下降，管理者将加强自身的寻租行为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从以往研究来看，的确管理层会对企业避税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特别是高管持股比例。

除了代理问题，企业的股权结构也会影响其避税行为。包括机构投资者参与公司治理、外商投资者持股等都会影响企业避税行为。例如： Egger et al.（2010）对欧洲国家507542家企业展开研究，探讨外商所有权对企业避税的影响，发现在高税率东道国的外商企业相比于在低税率东道国而言具有更高的避税率，这些企业则主要利用利润转移战略作为跨国公司避税的一种手段。Demirguc- Kunt&Huizinza（2001）调查了世界上80个国家的银行外资所有权与避税情况并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研究数据分析显示，那些外资银行相比东道国本土银行支付了更低的税费，可见银行避税与外资所有权息息相关，这项研究表明了被研究对象银行也会利用税收优惠策略、利润转移战略来进行避税。

（二）企业外部的宏觀因素因素

企业的避税行为不仅仅是微观因素作用的结果，还会受到来自企业外部宏观因素的影响。税收作为地方政府及中央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及基础设施建设等都有重要的意义，从该角度来看，政府是影响企业避税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企业经营的好坏、现金流的多少、以及融资的难易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形势。当经济上行时，企业经营可以产生更多的现金流，也可以以更低的资本成本获得融资，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避税动机可能就没那么强烈。相反，若企业处于经济下行期或经济危机时期，企业的生存难以为继，一方面企业可能上期亏损而不需要考虑避税，另一方面企业可能会尽力避税以使更多的资金留在企业。从该角度来看，宏观环境对企业避税则有一定程度的决定作用。

针对宏观因素的影响，主要有两大类研究：一类主要关注政府行为，包括政府补助、政府税收征管效率、执法力度、给企业的税收优惠等等；一类主要从宏观经济环境的角度考虑。主要包括换宏观环境对企业的影响、税收等法律政策文件的出台、经济政治不确定性、以及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等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

企业的避税活动，会在很大程度上受税收征管机构执法力度及征管效率等方面的影响。例如，Kubick等（2016）研究了收到证监会的税收相关问题前后企业避税行为，发现积极避税企业越有可能收到税相关问询函，且与未收到税相关问询函企业相比，鉴于预期避税成本的提高，收到税相关问询函企业会降低避税水平。另外，随着行业内收到税相关问询函企业的增加，同群企业也会提高GAAP ETR，表明证监会问询对企业避税行为还具有间接监管作用。

對于我国的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如果仅从正式制度方面进行分析，而忽略在我国数千年的历史中缓慢形成并影响深远的非正式制度，显然是不够的（Allen et al.，2005）。关于非正式制度与公司避税的关系，现有文献集中讨论了宗教传统（Dyreng et al.，2012）和社会资本（Hasan et al.，2017）对避税行为的影响。社会资本是指能够通过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的信任、规范和网络，它本质上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合作的能力，核心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即社会成员对彼此诚实、合作行为的预期。社会信任通常被界定为交易的一方被对方欺骗的主观概率。较高的社会信任水平能够减弱信息不对称，提高信息透明度，可以降低机会主义行为所导致的经营效率的下降。地区社会信任水平越高的公司往往只需要拥有较低的现金持有水平，这降低了公司通过实施避税活动来增加现金持有水平的激励。社会信任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这增加了公司避税行为被发现的概率，增加了避税的风险和成本，公司可能会因此而减少避税行为。社会信任可以通过约束管理层的道德而降低避税动机（Hasan et al，2017；Kanagaretnam et al，2013）。

（三）对未来的展望

通过上述文献对企业避税影响因素进行回顾，我们发现企业作为微观市场参与者，其决策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企业内部和外部两方面因素。内部因素包括企业财务状况、管理层特征以及公司治理等，外部因素主要包括经济环境、税收征管等的影响，这些研究有助于我们对企业避税活动的动因有了全面的认识和了解。进一步，当我们想要研究企业避税活动的影响因素或经济后果时，上述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和借鉴。关于企业避税影响因素的拓展，可以进一步深入到供应链或企业间互动策略等方面做进一步探索，完善企业避税影响因素的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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