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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宗祥\启功《论书绝句》研究

作者: 浏览数: 关键词: 绝句 研究 张宗祥 启功

用诗歌的形式来议论书法、评论书家,根据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著录统计唐朝以前的咏书辞赋约有三十篇,论述与书法相关的诗歌有梁武帝《咏笔》、梁简文帝《咏笔格》、梁宣帝《咏纸》等等。唐朝是诗歌的全盛时期,题材完备、诗作宏富、诗人众多,其众多的题材之中就有论书诗,据蔡显良在《唐代论书诗研究》中统计共有93首,还有咏书诗歌50首。

用诗歌的形式论述书法,在唐代以后有了较大的发展,尤其在宋代。这种以诗论书的形式在后来的发展中数量渐多,特征逐渐凸显,尤其到了近现代,诗人、书家评论书法更加多样并且论书论史准确精炼,往往一语中的,启人深思。张宗祥先生和启功先生堪称其中翘楚。

一、二人生平及《论书绝句》写作时间

张宗祥先生和启功先生(下文分别简称张、启)是现当代文化史、学术史上两颗耀眼的巨星,才情横滥、学识渊博、著作等身、影响深远。二人相似点很多善书法、精鉴定、通文史、熟掌故,同在诗词领域研究、创作并获丰收。教育背景相似,都曾经出任西泠印社社长等。在诗词领域中,两人都对绝句情有独钟,都在论书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尤其是都用绝旬的形式写下了辉耀千古的《论书绝句》,都被人们称为“论书绝旬百首”。实际上张的《论书绝句》为104首,启的《论书绝句》为整整100首。张的《论书绝句》写成于1934-1943年间,历时十年。手稿均保存于浙江省图书馆,曾经于抗战期间在寓居重庆时发表于当时的“中国书学会”的刊物《书学》上,在书坛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后来于1995年出版成书。启的《论书绝句》分两段时间完成,前20首写于35岁时期,后80首写于1961-1974年间。之后启书写多次,几乎在每一次书写之后都编著成书,这些书在海内外一版再版,影响巨大。

二、两书共同关注的内容及观点

张的《论书绝旬》共计104首。其中100首论人,4首论写经(21晋人写经、22六朝人写经、23和24唐人写经)。开篇为岳武穆(飞)。终篇为吴缶翁(昌硕)。以时间为序应是上自右军(王羲之)、贞白(陶弘景),下至并世诸贤。此顺序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其次序仍照原稿,以见随忆随作,本来面目如此也。”其中20南北二梁论述两人,34王良常与51中的王良常重合,51王良常、钱十兰、洪江水、孙渊如论述四人,14、15两首论述包世臣,45、46、47三首论述陈梓,其余每首论述一人。其文分为两个部分92首前论述历史人物,93首及其后论述当时还健在的名公巨擘(为论述方便起见,在原书没有编次的基础上加上顺序号如上文所示)。

启的《论书绝句》整整100首,既有论述碑帖墨迹(含简牍等)的,也有论述书家及书法现象的。涉及人物73(含《古诗四帖》传为张旭),其中15赵盂叛和74赵孟频同论一人,立论不同评价亦有差异,正如15赵盂注尾说“此诗少作也,故有微词可悔。”20包世臣和94何绍基、包世臣重合包世臣,均不重复计算。本书所涉及的人物及碑帖则更多。“涉及各种版本的各种碑帖,或专讲碑帖的书籍280余种,涉及历代书法家或书法理论家230余人。如果仅以每人有一名、一字、一号、一爵里而论,230余人则有近千种称谓。”论述书家的多为1人,少量论述多人12蔡京、蔡卞,14王升、张即之,19翁方纲、刘墉、铁保,30大小欧阳,59徐铉、李建中,69薛绍彭、李倜。72王庭筠、任君谋、赵秉文,76倪瓒、吴镇,81祝允明、王宠,83德海、海明.90陈沣、王念孙,94何绍基、包世臣。另外50和51论述日本光明皇后,77、78、79论述《三希堂法帖》,还有多首论述《张猛龙碑》(启功先生的《论书绝句》有标序无题目,为便于论述起见.以下引述均加上题目,如上文所示)。

张的《论书绝句》诗歌及注、评全用手写墨迹,注评相对较短。但时见精彩,又专注于书家,因此读来极易理解。启的《论书绝句》仅诗为墨迹,其论述史论结合、有碑帖有书家,高屋建瓴、气魄宏大。品读这两本《论书绝句》,精神意蕴多有相通之处,他们共同关注的内容及观点有如下一些方面。

1 以论书诗的形式论史。从对历史人物的论述上看,两人都涉及到了书法史上自书法自觉时期的魏晋到晚清民国,时间跨度达一千五百余年。张论述历史人物集中在清代及民国,启论述集中在宋、清。张论述人物兼顾民国时期的诸多巨匠。启论述兼及汉魏碑刻。在论述的层次上,两人都兼顾了一流大家。也涉及到二三流的普通书家。张论述陈祥、六舟和尚等平常书家.启也论述了色目人乃贤、金朝三位书法家等书史上并非显著之辈。从这些论述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位先生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一味地注重一流大家,普通人物构成的是更加广阔的历史基础,从论述二三流的书家之中我们更加可以品读到真正的书法史。去还原历史、品读历史。

2 二人论书都重骨重韵。张在13董玄宰注中说“书至吴兴,人工尽矣。人工尽则天趣减,故吴兴同时鲜于氏矫之以拙,至明而香光救之以韵。”又说“香光时临米书,且尤爱临《天马赋》,盖亦欲自救其短也。”指出萤其昌在临摹中注重结构和章法的努力。在34王良常注中说“良常学颜,笔力极坚挺而墨气不厚,此骨胜于肉之病也。”这正是诗中所言“分明已入平原室,微觉枯寒得气清。”肯定其笔力坚挺,但对他“墨气不厚”提出救治方法——“若向诸城参墨法.南园低首拜先生。”48何义门注中“义门先生知法而不知笔,大字时有冗沓之弊,小楷结构谨严。转折流动。清之有义门,与明之有衡山。正相类矣。”评析其小字的结构,认为是结构谨严.转折流动,可见其在结构方面的关注。紧接着49文待诏(微明)“衡山一生极重启南,书学暮年亦宗山谷。洁净有余,沉雄不足。想其平生谨饬故也。”89翁松禅(同稣)在注中评论翁同稣的书法“常熟师颜,早年不脱馆阁之习,结构整齐。自罢官之后,方极恣肆苍劲。然一生用笔,毫不能直,锋不能挺,时有浮烟涨墨之病,是其短处。”正好与张裕钊形成鲜明对比,虽然结构整齐,终不免徘徊于门外。90李芍农注释中对其结字之法参以隋碑,不斤斤计较于笔画相似,尤其能够分清刀刻和笔写的区别。99梁节庵(鼎芬)注释谓“节庵小简极佳,宋、明人尚少此气息。病后喜强作大字,支离撑凑,遂尔索然。”支离撑凑谓其在字的结构处理上的不足。

肩论述书法的结构及气韵神采也处处可见。启在长期学习书法的过程中发现传统的米字格和九宫格对汉字的把握并不准确,经过研究发现了著名的“黄金分割率”,在第99首中说“用笔何如结字难,纵横聚散最相关。一从证得黄金律,顿觉全牛骨隙宽。”并且针对赵盂颓的论书语句“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发出疑问,把结构和用笔提高到同等高度。从汉字的黄金分割率出发,启还从汉字的结构分析上提出了著名三原则左紧右松、上紧下

松和内紧外松。启在论述黄庭坚学书用笔结字全用柳公权法的67黄庭坚中说“字中有笔意堪传,夜雨鸣廊到晓悬。要识涪翁无秘密,舞筵长袖柳公权。”注释中对黄庭坚的用笔分析“黄书用笔结字,既全用柳法,其中亦有微变者在.盖纵笔所极,不免伸延略过,譬如王溶下水楼船,风利不得泊。此其取势过于柳书处,亦是控引不及柳书处。”堪称中的之言。

3 在辨证分析碑帖关系和写与刻的关系上二人也多有共同点。这主要体现在碑与帖的鉴别比较、对写经的研究以及对晚清碑学倡导者阮元、包世直、康有为等的评价上。

张有关写经的四首绝句注释中充分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余见晋人写经二卷。用笔皆类《戎路帖》而极迅捷,参章草及隶之处尤多。乃知《尚书宣示》一帖,后人摩勒失真。即旧拓佳本,亦仅存形式已耳。”即使是旧拓佳本也徒存形式,这与人们常常说的“下真迹一等”是一致的。同时他还指出晋人书写速度很快,“决难迟慢”。在分析六朝人写经时对刀与笔的关系系父为详细。“予藏六朝人写经一纸,及所见四卷,皆点向上挑,横则截止,并未显著圭枝后人论《兰亭》某字似魏碑,某字出章草.枝节之谈,未有是处。知碑之误于刻.则可知帖之办误于刻。倘能从笔法研求,自无诸弊。惟帖翻刻至多。遂至失真愈多,不可不知。”分析皆为中肯.对于研习书法者来说追本溯源、辨证分析,善莫大焉。在分析唐人写经中张主要分析了不同的纸张白麻、黄麻、绵纸,“惟黄麻以蜡治过者,纸虽脆而极光滑。乃有工整绝伦之书。

乃知《灵飞》因上石始失笔意。变为柔媚也。吴兴小楷能得此旨。”

启在32始平公中说“题记龙门字势雄,就中尤属始平公。学书别有观碑法,透过刀锋看笔锋。”这既是讲学习方法也是讲探本求源。在注释中说“

人苟未尝目验六朝墨迹,但令其看方成圆,依然不能领略其使转之故如人未曾一见六朝墨迹,非但不能作透过一层观,且将不信字上有刀痕也。”再从刀与笔的鉴别比较之中谈怎样学习书写。在注释的末尾提到自己对碑刻的尊重,“余非谓石刻必不可临,惟心目能辨刀与毫者,始足以言临刻本,否则见口技演员学百禽之语,遂谓其人之语言本来如此,不亦堪发大噱乎!”另外还在《九七自题所书册一》中说到了自己的学书经历“半生师笔不师刀”。

对于晚清碑学的倡导者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的评价二人均有涉及,张言辞犀利,启较为平和。对阮元的评论。张只在53朱竹坨(彝尊)的注文中涉及一句,“后来阮氏虽笔力不逮。其胸襟气息,正复相类。此皆不能就字求字者也。”只说明阮元笔力不够,虽倡导南北二说。实际阮本人书法水平是有限的。启在93中说“惊呼马背肿巍峨,哪识人间有橐驼。莫笑研经持论陋,六朝遗墨见无多。”注释中持论甚为公允,“仁智异乐,酸咸异嗜,各好其好,本无强同之理。而世人好辨,强人从我,学问之道,其弊尤烈”,接着从经学、医术、丹青等方面加以论述。

对于碑学的倡导、弘扬,阮元只以《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立论,对碑和帖并没有高低的褒贬。到了包世臣那里,情况发生了变化。其《艺舟双楫》谈文论艺,推崇碑学,至康有为则以碑学雄视天下,丝毫不以帖学为意。这正如启在94注中所说“兼之出土碑志日多,遂有尊碑卑帖之说及南北优劣之辨。阮元、包世臣发其端,何绍基、康有为继其后,于是刀痕石璺尽人品题,河北江南。自成水火。”在评论包世臣时,二人多有相似之处。张在14和15两首中论及,启在20和94两首论及。张在注释中说“帖学之盛,清初极矣,殆至末流,颓波难挽。慎伯先生不殚烦劳,到处谈碑学之妙,自《艺舟双楫》一书出,碑遂继帖而兴矣。”可证其推碑之意。启在20的注中说“安吴晚岁寓扬州。以其好为大言,人称之日包大话。”正与“到处谈碑学之妙”异曲同工。张注“平心论之。帖之弊在辗转摹刻,非写帖者之弊也。倘有多见墨迹之人,自能辨之。”找准了弊病产生的原因,而启在20的注中也说“地不爱宝,墨迹日出,于是安吴之文词愈见其澜翻,而去书艺逾远也。”也正如94所论“无端石刻似蜂窝。摸索低昂聚颂多。身后是非谁管得,安吴包与道州何。”在谈到墨迹的时候,张在注中也说“倦翁如生今日,亲见陶心云、李梅庵之书。当悔谈碑矣。故碑、帖均有是处,均有弊处。惟在明眼人能择之。”张在本注中还对包的书法渊源进行了论述“安吴行草最有力,其笔法实自《升仙太子碑》参悟,然绝口不及此碑。岂惧金针度人耶?抑因此碑为武望所书而讳之也。”对于这一点启在44的注中有中肯的分析“则天媚其面首张昌宗,无所不至

此妪亦为之树丰碑,立巨碣,大书而深刻之。”并且追溯张昌宗假王子敬魂魄装神弄鬼以及相关典故,分析了此碑的渊源,那么深识书理的包世臣即使真正学了此碑,肯定讳之犹恐不及,哪还能够提及呢?

对康有为的论述张的言辞犀利。“广列碑名续《艺舟》,杂糅书体误时流。平生学艺皆庞杂,似听邹生说九州。”诗中“误时流”、“皆庞杂”是对康的评价。张在注中回忆了与康有为的一次相聚谈文论艺,时康66岁,张42岁,本欲各取所需,结果不得要领。“癸亥(当为1923年,作者注)在杭,有同寅陶君,亦南海门人,邀南海过予湖上寓庐,剧谈颇久。南海所欲知者,宋、元版本,予所欲请益者,南海书法。卒亦不得要领而散。”在注释中论述康的主张“南海《广艺舟双楫》一书,罗列碑名,极少名论,几类碑目。其平生所书,杂糅各体,意或欲兼综各法,核其归实一法不精。”对康的评价不止于此,还在康的学生梁启超处大谑了一句,“记在春明时。任公印其(应指康)《六十自寿诗》一册见赠,后相遇,询予‘南海师字法如何?’予日‘有赞,现题册首。’取视赞云‘台钟鼎篆隶行草为一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任公笑云‘太刻,太刻!然吾师眼高手疏之病,实所不免。’予日‘一字之中,起笔为行,转笔或变为篆隶。此真一盘杂碎,无法评论。”’后面的分析正在说明前文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矣,为了证明自己的见解,在本诗的注文最后还加上一句“予自信《寿诗》册上所题,实为南海书法定评也”,何其肯定,就是与康南海的嫡传弟子也丝毫不避讳,于其中也可见其个性,梁任公也真能够以学术的态度看待其师,及此亦可见梁张二公均不避嫌。

启论述康见于96康有为“贬赵卑唐意不殊,推波南海助安吴。纡回楫橹空辞费,只刺衰时馆阁书。”分明是只针对馆阁书,而且是清朝晚期的馆阁书的末流状态。针对此诗的论述主题另有李鸣的《元白先生<论书绝句>第九十六首补签》。和孙学峰的《启功<论书绝句>第九十六首小签》,可参见两文的具体论述。启在注释中说“包世臣《艺舟双楫》讥赵盂颓书如市人误入隘巷,无顾盼之情。验以赵书。并非如此,盖借以讽馆阁书体耳。至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进而痛贬唐人,至立‘卑唐’一章,以申其说。察其所举唐人之弊,仍是包氏贬赵之意而已。”此正如启所主张的书法有古今之别而无

高下之分。以此为据再参以九=邓石如中的注释,我们的理解会更加全面一些“余素厌有清书人所持南北书派之论,以其不问何时何地何人何派,统以南北二方概之,又复私逞抑扬,其失在于武断。”

4 书品人品方面二人亦有相似观点。张主张“人品自人品,艺术自艺术”,其出处为68史道邻(可法)注释“世人喜以书法论人品,偶有一二合者,即举以为公案,若颜字之刚劲,赵字之妩媚。其实此论最不足信。平原《送刘太冲序》飘逸之至,《祭侄文》墨迹亦颇妩媚,此姑不论,晦庵学秦会之而为一代名儒,香光书品淡远冲夷而有公抄董宦之事。人品自人品,艺术自艺术,幸无并为—谈也。”所举颜真卿和董其昌为论据,实有说服力。在3严分宜(嵩)就选了奸相严嵩“能拙能恣绝世姿,钤山文笔两称奇。聪明魄力皆天赋,令我低徊想会之。”在诗歌中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注释里还说“分宜墨迹不多见,想因人故为世毁灭。其书厚重恣肆,大类其文章,不能因人废之也。”下文罗列论据“近世吴昌硕先生行书专法王觉斯,收罗王氏真迹不少,然亦恶其名。而不愿以法王之名表暴于世也。”人品文品虽好,但艺术水平不高者,其书法自不可因人而传,75龚孝拱(龚自珍子)和87曾文正(国藩)均有论述。在评述龚氏父子时说“定庵以书劣不入翰林,恨之刺骨。后使佣婢皆习馆阁应制之书。当时所谓‘黑、方、光’者也。”这里既反映了艺品与人品,也反映出了馆阁末流的毒害,正印证启所证碑学兴起之原因。

启在人品书品上也主张具体分析,尤其从真正原因(如碑帖的具体内容)人手分析。对柳公权的“笔谏”一说,启并不赞同,这是拿柳公权所书代表作品《神策军碑》和《玄秘塔碑》的背景进行分析的。五四柳公权“劲媚虚从笔正论,更将心正哄愚人。书碑试问心何在,谀阉谀僧颂禁军。”此二碑为柳公权书作中的精品,但与之相关历史并不能够证明“心正”之说“且神策军操之宦官,腥闻彰于史册,玄秘塔主僧端甫,辟佞比于权奸,柳氏一一为之书石。当其下笔时。心在肺腑之间耶?抑在肘腋之后耶?而其书固劲媚丰腴,长垂艺苑。是笔下之美恶,与心中之邪正,初无干涉,昭昭然明矣。”就柳公权的书法代表作品进行分析,既深入历史。又辩证分析,不同于一味的褒扬或者一味的贬低,纠正了上千年的误读,其功莫大焉。在下文中,启还说“余为此辩,非谓心正者其书并不善,更非谓书善者其心必不正。心正而书善者世固多有,而心不正书更不善者,又岜胜偻指也哉!”评书论人,实为的论。同样的启在评论郑板桥(八八郑燮)时论其“骨重神寒”亦当如是看。

5 论述学书经历方面二人都启蒙并受惠于祖辈,这也许是一种巧合。张在30外祖父沈公韵楼的注释中有论述“先严在日,专致力于《颜家庙》、《多宝塔》二碑,盖承外祖父之训。予三十岁前亦师鲁公,兼临阁帖。三十岁之后,方易宗北海。外家之泽,至余盖三代矣。”其学书得力于外祖父,并且从颜体书法入手,为以后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张在一首绝句中也提到了自己的学书情况——《八十抒怀》“书宗北海轻难拙,画愧南田俗莫医。适欲醉吟偶天趣,非唐非宋乱题诗。”以张的诗书而论。以上语句自谦过于求实。

启的学书论述主要集中在《论书绝句》的后四首(97—100)自题所书册一、二、三、四。启自述“六岁人家垫。字课皆先祖自临九成宫碑以为仿影。十一岁见多宝塔碑,略识其笔趣

廿余岁得赵书胆巴碑。大好之,习之略久,或谓似英煦斋。”其学习如最末一首所言“先模赵董后香光。晚爱诚悬竞体芳。偶作擘窠钉壁看,旁人多说似成王。”启“半生师笔不师刀”。对《张猛龙碑》喜爱有加,《论书绝句》中先后有四首论及此碑,另有别处提到此碑。另启在观碑看帖时非常关注内容,常有感叹之语。如五五、八十等。

6 在鉴别方面二人均学识渊博、见闻广博,鉴定判别令人信服。张在2祝京兆(允明)、6郑板桥(燮)、26苏东坡(轼)、62王右军(羲之)诗及注中均有涉及。启则在22朝侯小子碑、23张景碑、56古诗四帖、91姚鼐等诗及注中有所论述。张曾有诗论述自己的过眼墨迹“平生自许有墨缘,真迹八千曾披看”,这并非自诩之言,他一生均与文物古迹相伴,在北京期间就兼任京师图书馆主任,负责故宫转移的大量文物.其中就包含八千余卷的敦煌石室写经,“于是,张日拂拭灰土中,以求遗逸,检查旧目,修整残编。检校谬误。”埋头两年,完成了《善本书目》共计四卷,并且纠正了过去著录中的不少讹漏。故宫旧物,悉数过眼,这奠定了鉴定基础,自己收藏丰富,于艺术圈内声名卓著。加之后来一直负责浙江省图书馆和文史馆工作,因此在《论书绝句》中时见鉴别及收藏流转语言,自是习惯成自然。

故宫就是启的“家”。从小就进进出出。对其中的珍宝无一不了如指掌,其绘画老师、文史老师无一不是鼎鼎名人,所受教育自是至真至纯。解放后,他作为全国鉴定组专家(共7人)负责人之一,对垒国的文物全部勘验.是以在文史界最有发言权。启对重要的书画作品多有鉴定,主要者如《古诗四帖》、《书谱》、《平复帖》等。因此在《论书绝句》中时见精彩,启人深思、发人深省。

三、余论

张宗祥先生和启功先生的《论书绝句》均为体系明确,内容丰富,体太思精的书法史著作,内容及观点也不仅仅以上所列举的几个方面。它们的不同点也非常明确。张主要关注书家和书作,倾向于以艺术的眼光来观照书法。启除关注书家书作外,还关注理论、史实,倾向于以学者的眼光来看待书法。张多在师承取法和笔法、墨法、章法等书法本体之中评人论书。启常有比较鉴别。张多直观,启更加理性,因此张是“随忆随作”,并且在书尾用一诗作结·“蠡测沧波管测天,珊瑚挂网岂能全々流传艺苑资谈助,成一家言不忌偏。”既有自谦之意,也是性情使然。启的《论书绝句》前二十首和后八十首成为两个系列,各以时间为序。评述分析,重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学书和论书亦实事求是。如九七自题所书册后一注释尾段“余学书仅能作真草行书,不懂篆隶。友人有病余少汉魏金石气者,赋此为答。且戏告之日,所谓金石气者,可译言‘斧声灯影’。以其运笔使转,描摹凿痕,结字纵横,依稀灯影耳。”先生论书亦不选古文字,幸有周晓陆先生(以研究秦汉封泥著称)写有《学习启功先生<论书绝旬>后得》一百首,聊可作为补充。

纵观两本《论书绝句》的影响,学界对启的研究有深度有广度,有赖于三年一次的“启功书法学国际研讨会”。加上启的《论书绝句》版本多质量高,也使研究更为方便。张的《论书绝旬》仅仅出版一次,装帧和校勘也不如启的书籍,张的书中缺乏图片支持,对于书法研究不能不说是一大缺陷,因此对张的《论书绝句》的研究应该引起书法界特别是书法理论界的高度重视,以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其中诸多具有独到见解的观点对书法界、艺术界深具启发意义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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