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社会主义价值观与世界其他价值观的差异

摘要：对我国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主要内容和含义做结构分析，指出这一价值体系的先进性及其对我国社会发展的适应性和重要性。将我国社会主义价值观与世界其他主要价值观作区分，尤其从传统文化角度与西方价值观作比较，进一步加深对我国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内涵和特点的理解。

关键词：社会主义价值观；西方价值观；世界其他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B0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81（2014）03-0084-07

社会主义价值观是我国当代民族精神、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的高度凝炼和概括，是指引和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成功的根本理念。在全球化趋势日益发展的今天，深入理解我国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内涵并考察它与世界其他价值观，尤其与西方价值观的区分和文化差异，是我们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更好地适应国际思想文化领域的大环境，更加清醒、坚定地把握社会主义文化的大方向，更加扎实、稳步地增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的“软实力”所必需的思想准备，同时也为我们在国际文化交往中切实有效地传播社会主义价值观，促进国际社会对它的认同，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一、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内涵、结构分析

价值观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关于各种事物对于人的意义，即是否能满足人的目的、兴趣、需要、欲求等的总看法和总评价，它决定着人们对待事物的一般态度和行为取向，与人的世界观有密切联系。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系统阐明了我国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主要内容，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党的十八大报告又用三组12个词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出了精辟的概括，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些论断是我们深入理解我国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内涵和结构的基本依据，也是我们对外传播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思想基础和立脚点。

社会主义价值观是与人类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阶段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它在价值的内涵、标准和判断等方面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和本质要求。从内容上看，社会主义价值观可以分为与一般社会主义原则相一致的普遍规定，以及与特定国家、民族的具体情况和文化传统相适合的特殊规定。前者为后者设定了原则界限，后者则是对前者的丰富和展开，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在不同条件下的具体运用。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对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主要内容的规定，就是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普遍原则应用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具体情况所得出的结果。更确切地说，它指明了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应具有的价值观。其中，“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指出了我国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思想精髓和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确定了全国人民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根本选择；“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文明的优秀成果相结合，形成了自立自强的精神境界和与时俱进的思想品格；“社会主义荣辱观”则概括了社会主义价值观所包含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是贯穿于我们一切社会生活的行动指南。

可以看出，上述四项内容涉及五个层面的含义：第一项内容涉及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层面；第二项内容涉及国家和社会基本制度层面，也包括对我国社会发展阶段的界定，譬如，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具有“中国特色”；第三项内容的前半部分与传统文化和文明形态相关，后半部分涉及当今世界的时代精神；第四项内容则是对前诸项内容在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方面的具体化。总之，我国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上述内容不是互不相干或互相排斥的，而是互相联系、互为支撑、相辅相成的，既有内在的稳固性，又有外在的开放性，构成了我国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基本框架。

党的十八大报告用12个词从不同的层面精辟概括了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内涵，在本质上与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内容规定是一致的，只不过更加简明、通俗，易于理解。其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从国家层面规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特征；“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从社会层面规定了我国社会生活的主导理念；“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从个人修养层面规定了我国公民应当具有的道德情操和思想品质。

古往今来，与人类社会的多样性发展相伴随，出现和形成了各种不同的价值观。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各种价值观之间的相互影响（融汇、分蘖、碰撞、冲突）已经成为最常见的文化现象。显然，一种价值观要获得其他价值观的认可、接纳乃至效法，它本身就应该是优秀的、先进的、强大的、开放的。在这方面，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其他任何价值观相比，不但毫不逊色，而且有更强大的生命力、影响力和辐射力，对此我们有充分的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义自信、现实自信和文化自信。

首先，社会主义价值观是当今最先进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在价值观念上的表现。人类社会经过了不同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社会是迄今已经出现的最先进的社会形态。尽管从全球的范围看，现在社会主义的力量还比较薄弱，但它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方向，与这一社会制度相适应的社会主义价值观也因而占有当今人类价值观念的制高点，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导向力。所以，我们对社会主义价值观有充分的制度自信。

其次，社会主义价值观不是异想天开的任意虚构，而是有坚实的理论根据，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在价值领域的运用。马克思主义阐明了价值观念对社会基础的依赖关系，阐明了社会主义价值观在本质上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思想表现，阐明了社会主义价值观必将取代资本主义以及其他一切旧观念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主义的这些论断正不断地为人类历史的发展所证实，并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所以，我们对社会主义价值观有充分的理论自信。

第三，社会主义价值观集中体现了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文明理念和最高尚的道德情操，与一切腐朽、没落、虚伪、庸俗的道德说教划清了界限，使之成为全世界大多数人心向往之的道义典范。所以，我们对社会主义价值观有充分的道义自信。

第四，社会主义价值观不是空中楼阁，而具有强烈的现实品格和事实的根据，它的主要内容和精神不但在历史上曾得到实现，而且在当今的现实生活中也屡见不鲜。尤其在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社会主义价值观已经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中得到实现、深入人心，并继续发挥着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的积极作用。所以，我们对社会主义价值观有充分的现实自信。

最后，我国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是将人类社会的先进理念与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相结合的产物，它既有普遍性的品格，又有中华文化的特色。这种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不但使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得到弘扬，而且也为社会主义价值观与其他优秀文化价值观的互通和融合提供了可能。“越是民族的东西越是属于世界的”。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与世界其他文化交往中取之不尽的思想源泉，也使我们对我国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具有充分的文化自信。

以上分析为我们深入理解社会主义价值观提供了一个比较全面的视角，也使我们更加坚定了在当今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信心和定力。

二、当今世界主要价值观的区分

人类的价值观多种多样，但主要的、在当今现实生活中有重要影响的价值观为数并不多，它们都与不同的文明形态相联系，与相关国家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相适应。要了解我国社会主义价值观在世界文化系统中的地位以及与西方价值观的差异，我们首先应当对当今世界主要价值观做出一般的区分。

在冷战刚结束的上世纪90年代，美国作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写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提出了著名的“文明冲突论”，为冷战后的世界格局和矛盾冲突定调。他的观点在很多方面是历史唯心主义的，是为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文明体系主宰世界出谋划策。但他看到并承认全球政治多极化和文明多样性的基本特征，强调在新时代环境下不同文明之间的普遍联系，关注各文明之间的差异和不同发展可能对世界未来产生的重大影响，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在当今世界，价值观作为不同文明形态和社会发展的集中表现，同样是多元的。亨廷顿将世界主要文明区分为七种，即西方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作为不确定的文明，被列为“可能的”第八种。亨廷顿的区分不能说是科学的、全面的，但为区分不同价值观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的先例。

根据前面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分析，价值观的内容涉及不同的层面。因此，对不同价值观的区分也不能仅从一个层面或一个方面看，必定会有不同的区分视角，有不同的区分方式。我们可以做出如下四种区分：

（一）从意识形态层面，我们可以区分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价值观和非马克思主义指导的价值观。在当今世界各种价值观中，前者有十分广泛的影响，并为越来越多的人们所接受，但在各社会中占据主流地位的仍是少数。

（二）从国家、社会制度的层面，我们可以区分出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和封建主义的价值观等。在当今世界各种价值观中，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占主要部分，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和封建主义的价值观等占次要部分，但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正以其代表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和强大的生命力而得到越来越多民众的认同。由于社会发展阶段和状况的差异，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也有不同的表现方式，有或细小或重大的区别，不能一律看待。譬如，即使都属于资本主义价值观的范围，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价值观表现不同，侧重也不同，少数超级大国的价值观则更有其与众不同的特点。

（三）从文化传统和文明形态的层面，我们或可以将世界上现存的主要价值观大致分为四种，即西方价值观、东方价值观、伊斯兰价值观和我国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显然，这样的划分是非常粗略的，只是概而言之，不可避免地会忽略同一类价值观中的层次区别和个性差异，譬如，如果将东方价值观以儒家学说的理念为代表，就基本将印度的价值观排除在外了；又如，日本是有重要影响的国家，虽然它的价值观有儒家的文化渊源，但在后来的独立发展中，发生了向“神道文化”和“脱亚入欧”的转向，成为东方价值观体系中的一个明显特例。总之，由于文化传统和文明形态的极其复杂性，依据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文明形态对各种价值观做细致区分，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我们通过长期、深入的科学研究来完成。

（四）在时代精神、现代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层面，各价值观也不相同。但应当承认，人在本性上所具有的共同性由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各民族人民的联系和交往日益紧密，如果不考虑价值规定的内在含义和深层解释，以及实践中的种种差异，各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比较一致的价值取向、精神追求和判定标准，具有比较广泛的共通性、包容性和亲和性。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在深层理解和具体实践方面还有一定的、有时甚至相当大的差异，但应该说这是我国社会主义价值观与其他价值观比较容易沟通并大有作为的领域。

与上述区分方式相对应，各种价值观之间的包容性和对抗性在不同的层面也有不同的表现。大致而言，在意识形态和国家、社会制度的层面，由于近代以来相近的历史遭遇和面临相似的发展任务，发展中国家与我国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价值观上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互相理解，并在共同的发展中求同存异；而同样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及当今国际政治、经济斗争的需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与我国存在明显的对立和冲突，在价值观上则表现为对我国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采取贬低、污蔑、攻击和演变的政策，对我国价值观日益扩大的国际影响不遗余力地进行遏制、围堵、瓦解和清除。可以预见，随着我国的崛起和国力的增强，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在意识形态和国家、社会制度层面价值观的斗争将愈演愈烈。与此相似，虽然在文化传统和文明形态层面，我国社会主义价值观与其他价值观也有很大不同，但真正明显的对立和冲突表现在与西方价值观的关系中。这一对立和冲突实际上是价值观在意识形态和社会、国家制度层面对立和冲突的另一种表现，它们是同一枚钱币的两面。亨廷顿认为，西方文明是独特的而非普适的，因此西方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冲突不可避免，他要求西方人团结起来应付来自非西方文明的挑战，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明正是西方文明的主要对手之一。虽然亨廷顿的论断是就“大文明”之间关系说的，其观点也并不为西方人普遍赞同，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方统治阶层和主流意识对其他文明的傲慢和排斥态度，尤其具体到意识形态和国家、社会制度层面，西方发达国家对我国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反对和敌视则更为强烈。

三、我国社会主义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的文化差异

任何社会和民族的价值观都脱离不开它所扎根的文化土壤，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其文化母体的深刻烙印。因此，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对不同价值观做出考察，将为我们理解各种价值观之间的现实差异，提供一个更为深远的视角。鉴于西方价值观在当今世界的强势地位以及对我国思想意识生活的重要影响，下面仅就我国社会主义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所蕴含的文化差异做一简略的分析和比较。

（一）宗教神学文化与家族宗法文化

西方社会有悠久而强大的宗教文化传统。基督教思想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西方统治了几千年，奠定了西方文化的根基，对西方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有重大影响和规范作用。基督教强调在神面前人人都有罪，在这一点上人与人是平等的（原罪的平等）；人要获得神的拯救，只能靠自己赎罪，对待他人仁爱是为了体现神意，使自己得救。因此，人只需以“个人”的身份独自对神负责，向神表明自己的信仰和良心。基督教的这些思想成为西方个体主义平等观念的重要来源。

在对待其他宗教和文明的态度上，基督教是排斥的、敌视的、侵犯性的，主张用暴力、征服、强制的方式来解决与不同信仰和文明之间的关系，甚至将这种方式用于解决基督教内部的教义分歧和教派之争。因此，在西方历史上，基督教对“异教徒”的战争和对“异端”的迫害连绵不绝。①①基督教对中华文明的态度也是如此，清初西方传教士关于中华文化的“礼仪之争”即为一例：西方传教士将体现中华文明的“祭孔”、“祭祖”、“祭天”等传统礼仪看成是“迷信”、“异端”加以禁止，并得到教皇谕令的支持，迫使康熙皇帝以禁止传教士在华传教作为反击。当基督教的这种思想方式与后来西方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相结合，就形成了西方长达数百年的包括文化侵略在内的殖民扩张的历史。

与西方的宗教神学文化不同，中国社会以家族宗法关系为支撑，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是家庭而不是至上神。根据儒家学说，人生而于家庭之中，家族血缘关系是最重要的社会关系，“孝慈悌友”是人安身立命的最基本的道德规范（相比较而言，由于西方重个人而非家庭，所以西方文化中几乎没有与中国相近的“孝悌”观念）。家庭结构和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成为国家结构和社会关系的模式，国家就相当于包括全体国民在内的“大家庭”。于是，在整个社会的范围内，人们服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基本关系结构，“父慈子孝，君明臣忠”、“三纲五常”成为主要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志士仁人追求的最高目标。在这样一种“大家庭”观念下，中华文化特别注重社会关系的和谐、有序。在对待不同思想派别上往往主张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基本理念，并将这种理念用之于其他不同文化，对它们采取慈怀宽容、和平共处、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态度，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合一”趋向即是其突出表现。因此，在中国历史上，既没有出现西方那种连绵不断的宗教战争，也没有用暴力对其他文明进行征服和讨伐。①①利玛窦曾这样评价中国人的这种行为方式：“他们与欧洲人不同……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一个几乎具有无数人口和无限幅员的国家，而各种物产又极为丰富，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与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但他们的皇上和人民却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在这方面，他们和欧洲人很不相同，欧洲人常常不满意自己的政府，并贪求别人所享有的东西。西方国家似乎被最高统治权的念头消耗得筋疲力尽，但他们连老祖宗传给他们的东西都保持不住，而中国人却已经保持了达数千年之久。”（利玛窦.利玛窦中国札记[M].何高济等译.北京：中华书局，1983：58-59.）概言之，如果说，在对待其他文明的态度上，中华文明恪守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铁律，那么，西方基督教文化则遵循的是“己所欲，施于人”的宗教信条。

（二）个体主义取向与集体主义取向

西方文明经过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奠定了现代资本主义思想观念的基础，而这一思想观念在价值观上的突出表现就是强化和发展了基督教文化中蕴含的个体主义倾向。西方文化关于自由、平等、博爱的现代理念是以人人具有“天赋权利”为根据的。西方思想家设想人类早期生活在“自然状态”之下，每个人都不受他人的约束，都有实现自己利益的“自然权利”，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平等的。而后来的国家和政府完全是为了避免人们在运用自己权利时发生的冲突和混乱，在每个人自愿和理性思考的基础上，通过订立“契约”的方式建立起来的，由此确定了“民主”和“法治”的社会运行机制，并使这一制度下的所谓“博爱”得以可能。上述理论在西方文化中有根深蒂固的影响，它反映了现代西方思想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即个人是社会结构中的基本单元，个人的权利、利益和自由是决定其他一切原则的基础。

与西方的个体主义不同的是，中华文化强调个人只是家族宗法社会中的一份子，将个人的作用和利益囿于国家和集体的命运之中，认为前者只有服从后者才是有意义的。这种集体主义取向铸就了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国家至上观和民族至上观，并使爱国主义成为巩固民族凝聚力的核心理念，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道德观念和行为方式。在我国的文化经典中，不乏“去私行公”、“公而忘私”、“天下为公”的至理名言，也不乏民族志士“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慷慨豪情。

西方文化个体主义取向和中华文化集体主义取向对双方价值观的差异有明显影响。譬如，西方人崇拜英雄往往着眼于他个人的能力、智慧和功绩，即使这个人道德败坏，也往往忽略不计。这种对个人英雄的崇拜很容易片面发展为对“强者”的崇拜，使“强权就是公理”成为行为准则；而中国人崇拜英雄不但考虑其个人的能力、智慧和功绩，还特别看重他的民族大义和道德情操，道德上的任何瑕疵都会使他的名誉受损。又如，人们常说的“美国梦”主要是指个人实现自己的梦，而我们所说的“中国梦”则强调要将个人的理想与国家、民族的前途联系在一起。“梦”代表了价值追求，对“梦”的不同理解明显表现出两种价值观的差异。

当然，从文化发展的规律看，现代西方的个体主义除了有宗教思想的渊源外，还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要求，中华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宗法社会结构的必然产物。虽然这种集体主义对于维护中华民族的统一和文化传承起了重要作用，并成为中华文化的宝贵财富，但不容否认，它在客观上也压制了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个人自由的发展，这是它的局限。我国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则在强调集体主义的合理因素的同时，尊重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从而将集体主义升华为更高层次的爱国主义。这是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三）功利主义与道义主义

在西方的各种思潮中，功利主义有极大影响。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定，追求利益成为基本的行为取向，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某种意义上，源出于美国的实用主义正是这种行为取向的哲学概括。而在西方个体主义的背景下，追求个人利益更成为社会生活的金科玉律，见利忘义的情形也屡见不鲜。由于这种功利主义的着眼点是个人，因此其目的和手段往往是狭隘的、局限的。尤其在当今资本主义国家，这种功利主义与权势集团的利益追求和选票政治相结合，成为西方政治制度低效、短视的一个“痼疾”。当前西方发生的金融危机和社会危机充分显示了这一点。当这种功利主义上升到国家行为和国家关系层面，就形成了少数西方国家为了本国或本集团利益干涉、侵略他国，破坏国际公正的种种现象。

中华传统文化也讲功利，但在主张功利的同时特别强调功利和道义的统一。在中华文化的长期发展中，“义”和“利”的关系始终是核心问题之一，即所谓的“义利之辨”。朱熹说：“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1]“重义轻利”和“重利轻义”是“义利之辩”中的两种主要观点，各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义”和“利”两者的关系。但不论持哪种观点，在理论上，它们都不否认在谋“利”的同时必须重“义”，强调两者的一致性，只是根据不同情况在孰轻孰重上有所区别。在中华文化的传统中，道义论有深厚的土壤，见利忘义的行为总为大多数人所不齿。这种“义利”观也被扩展到个人的荣辱观上，荣辱的区分在于是否符合仁义道德，“仁者荣，不仁者辱”，[2]“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3]

西方功利主义表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利润的追求和利益最大化特征；中华文化的道义主义则有维护封建礼教、轻视物质利益的明显倾向，这是它的局限。但道义主义着眼于社会整体的道德建构，反对逐一时之利的短视行为，有很大的合理性，成为中华文化整体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吸收了中华文化道义主义中的合理成分，并与发展经济为民谋利的现代意识相结合，克服了西方功利主义的缺陷，形成了既有长远筹划，又有道德追求，又能脚踏实地的现代发展理念。

（四）科学至上与“天人合一”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决定人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的形而上学基础。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将自然看作人认识的直接对象，强调人对自然的认识、利用和改造，形成了以主、客二分为特征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直接结果是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科学理性成为处理一切事物的指导原则，对事物的精确认识和把握成为科学研究的目标，分析推理和演绎证明成为主要的研究方法。

与此不同，中华文化主张“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人和自然不是主、客对立的关系，而是天成一体的关系，强调人的身、心与自然的统一、同一。人的社会伦理关系、道德本性、价值观念，都必须根据“天人合一”的理念来理解。与对自然万物的科学认识相比，这一自然观更关注从对“天”的规定中确立人在社会中的伦理关系和政治关系。因此，与西方重视自然科学不同，中华文化中的伦理学和政治学得到优先发展。以“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为依据，形成了中华文化特有的注重天人和谐、社会和谐、人际和谐的整体观。

中华文化注重道德，对自然科学有所忽视，这是近代以来我国自然科学落后于西方的一个重要原因。但科学理性的滥用和对自然的无限索取已经给西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中华文化“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则更符合现代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是我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也是我国对世界文明的突出贡献。我国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将“和谐”作为应有之义，是十分正确和有意义的。

虽然中、西价值观有如上文化差异，但我们不能将这些差异绝对化，实际上各价值观都由不同的内容组成，只不过有些内容是主导的、倾向性的，有些是次要的，辅助性的。如果我们非此即彼地看待各价值观的不同特点，就会陷入简单化。而且，各价值观之间除了种种差异和不同，还有许多相同、相近或重叠的部分，这使得各种价值观之间的理解、交往和认同成为可能。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在当今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多元化和全球化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在这个潮流中，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能脱离其他国家和民族而独立存在和发展。同样，任何一种价值观也不能脱离其他价值观的影响而存在和发展。反之，任何违反这个潮流而动的思想和行为，任何试图以某一种价值观主宰世界，或借价值观的不同而挑起冲突和战争的做法，都是行不通的，对各国自身的发展也是有害的。这也是福山（Francis Fuknyama）关于西方自由主义是人类社会最终模式的“历史终结论”破产的根本原因。总之，在当今世界，各种价值观之间的互相理解、互相尊重、求同存异、融合发展已经成为一种客观需要，成为不同价值观之间根本利益和现实需要的交集点。而我国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由于其蕴含的和谐发展理念，显然更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更能为世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所接受，因而也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朱熹.与延平李先生书[M]//朱熹集：卷二十四.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1019.

[2]杨伯峻，杨逢彬.孟子[M].长沙：岳麓书社，2000： 53.

[3]北京大学《旬子》注释组.荀子新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40-41.

责任编辑：刘遗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