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民族语境

摘要：当下的世界文学研究往往走向两个极端：一部分学者竭力摒弃民族文学研究。另一部分学者则囿于民族文学的窠臼，使得世界文学研究流于空泛化，学科发展裹足不前。本文认为，世界文学学者与民族文学学者协同合作是使学科走出困境的最佳途径。应将世界文学视为一种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并与文化语境中的文本分析相结合。研究者应以世界文学的视角进行比较，同时结合对文学作品的翻译、流通及接受的研究，冷静关注具体的民族文化。

关键词：世界文学；民族文学；民族语境；椭圆折射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01（2012）-02-0001-18

自20世纪中叶以降，北美的世界文学研究常与民族文学研究背道而驰，两派学者虽不至于怒目相向，却也往往貌合神离。由于各高校多以民族为界划分文学院系，“世界文学”难免处境尴尬，通常作为初学者的入门课程开设，概念阐释既不清晰，实际教学亦嫌散漫。各民族文学专业皆以该民族语言文化为本，仅视“世界文学”课程学习为其学术研究的准备阶段。最为苦心孤诣的比较文学研究都难免使专家们疑窦丛生，遑论其他。纵如埃里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摹仿论：西方文学中所描绘的现实》（1946）这般综览全局的皇皇巨著，也未能免受八方责难——凡是书中所涉及之领域，皆有相应专家质疑问难。以古典学者路德维格·爱德斯坦（Ludwig Edelstein）为例，他认为奥尔巴赫明显缩减了希腊罗马文学史，有意忽略古典学者之研究成就，遂使两希文化看似对比鲜明，然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公元5世纪远非一个整体”。与此相仿，中世纪史专家赫尔穆特·哈茨费尔德（Helmut Hatzfeld）也对奥尔巴赫颇有微词，批评他“以开明的和平主义者之视角”来解读法国英雄史诗《罗兰之歌》，未能领悟其作者的真实创作意图。而雷纳·韦勒克（Ren6 Wellek）则在其书评中轻描淡写地赞扬奥氏之成就，认为他的研究成果“飘忽不定，语焉不详，着实令人疑惑且尴尬”。可以说，《摹仿论》赢了战役，却输了战争：尽管奥尔巴赫及其巨著备受后学景仰，能承其衣钵者却寥如晨星，门下弟子无奥氏之广博学识，遂术业专攻，或研究某几种语言之文学，或研究某时代之文学，学术视野未免狭隘。

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比较文学学者纷纷寄厚望于世界文学，视其为治愈民族分裂主义、沙文主义及民族内乱等沉疴的灵药仙丹，希望比较文学研究能够超越民族文学的单语桎梏，更上一层楼。他们由此开始反击民族文学专家对世界文学的长期漠视。诚如艾伯特·格拉德（Albert Gu6rard）在其力作《比较文学？》（载于1958年《比较文学与总体文学年鉴》）中所言，比较文学是消除“民族主义异端偏见”的良方。当时欧洲一体化指日可待，格拉德如是预言：“比较文学获胜之时，即是其消亡之日，正如欧洲共同市场建立之后法德贸易不再是‘对外贸易’，而欧洲共同议会一旦成立，法德关系也将不是‘外交关系’。”他认为，比较文学在1958年面对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如何‘自杀’，又于何时‘自杀’？”他的答案是：“时机尚未成熟——民族主义异端偏见一日不根除，比较文学就会一日有用武之地。”

然而我们不能就此高枕无忧，以为民族主义异端偏见定会冰消瓦解。正如设在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短期内无法取代欧洲各国政府一样，在未来较长的时间内，绝大多数文学教师与学者只能继续分散在各民族文学院系，散兵游勇一般传道、授业、治学。当前蓬勃发展的民族文学传统对世界文学研究有何意义？绝大多数文学作品先天即具有民族性（《一千零一夜》之类具有多民族性的作品毕竟是凤毛麟角），我辈因此谓之“民族文学”。现代的“民族”概念诚然是新时期的产物，然而先前的文学创作也都植根于特定的地域或族群土壤中，这些土壤已被纳入民族文学传统，从而得以保存与传承。在早期现代英语中，“nation”一词本身就有族群、文化之意：由英王詹姆士一世钦定的《圣经》英译本中，“the nations”（《吕振中译本圣经》译为“许多国家”，《圣经新译本》则译为“多族”——译注）一语译自希伯来语“ha-goyim”，也即《七十子希腊文本》中所谓“hoi ethnoi”。若从广义的角度理解“民族”这一概念，我们可持此种看法：即使进入世界文学的范畴，文学作品仍不可避免地带有本民族的印迹，其所到之处，印迹均得以扩散；作品距离本土愈遥远，这种民族性的折射愈明显。

而且，这种折射在本质上具有双重性：通过融入异国文化空间，文学作品得以成为世界文学；而一国文化空间多由其民族传统和本土作家的现时需要界定。即使是单部世界文学作品，也是两种不同文化较量妥协的产物。对于译入语文化而言，外来文学能够发挥多种效用：或为本土文学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使之能够博采众长为己所用；或为本土文学敲响警钟，使之将可能出现的相似颓势扼杀于萌芽之中；或以其本身具有的鲜明他者性，为本土文学充当参照物，使之得以更清楚地定位自身特质。因此，世界文学总是与译入语文化和译出语文化双方的价值观及需求息息相关，这种“双折射”可以用一个椭圆表示：译入语文化与译出语文化分别作为两个焦点，建构起一个完整的椭圆，其中即为世界文学。它既与两种文化彼此相连，又不仅仅受制于其中一方。

从椭圆折射的复杂过程来看，世界文学的流通绝非韦勒克所讥诮的“文学外贸”，其发展并不会导致一种超然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认为文化差异作为“异端邪说”终将消亡，正如马克思与恩格斯预言“国家必将消亡”一样。与此同时，世界文学生命中所孕育的民族性因子日渐凸显，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带来诸多难题：如何挣脱单一时代的桎梏，跳出民族传统的窠臼，从而拓宽学术视野、推进研究进程？谁能够真正胜任此种研究工作？更为糟糕的是，即便手不释卷，有生之年亦不可能遍阅世界文学，那么逐一探究其背后的民族文化是否确有必要？若仅以单个或一组文本为研究对象，要理解世界文学的椭圆架构似乎并不困难。但如放眼望去，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却是无数个部分重叠的椭圆——它们共享同一种译入语文化的一个焦点，另一端的焦点则无限地延伸到广袤的时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