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思想解放”,的历程与启示

一

近代的思想解放，始终围绕着两个要素展开。一是现实情境，即国内因各种矛盾尖锐化而出现的社会危机，同时又有外部势力的入侵而造成的民族危机。另一个是思想资源。在“思想解放”时，人们头脑中往往已经存在着一个理想的模式，或至少是可供参照的事物以及可以作为指导的思想、学说或理论。

中国近代双重危机首度出现于鸦片战争前后，魏源于是提出，为了有效地“师夷长技以制夷”，就必须“去伪、去饰、去畏难”等“人心之寐患”。魏源不可能采用“思想解放”的字眼，但他显然是在“睁眼看世界”之后，最先提出去掉心中疾病即解放思想问题的人。甲午战争后，双重危机进一步扩大，于是有谭嗣同疾呼“冲决网罗”。在指导思想上，如果说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还是初步提出“借鉴”西方之长的话，谭嗣同宣示的“不恤首发大难，画此尽变西法之策”，就已经非常接近全面地学习西方了。

在落实解放思想的具体内容和改革诉求时，显然有一个从表层到核心，从局部到根本的推进过程。而且过往的经验显示，愈是指向核心和愈是涉及根本，难度也就愈大。

例如在引进和仿制西器方面，虽然魏源提出的“购船”“购炮”，沿海设立船厂和火器局等主张，未能实施，但十余年后，洋务运动在克服视工艺制造为“奇技淫巧”的传统思想障碍中展开了。虽然这一运动的实效令人失望，但工业化的方向已不可逆转。

再如，在培养人才，改革科举，派遣留学生和兴办新式学堂的范围内，解放思想的作用也很明显。早在鸦片战争之前，就有不少有识之士对陈陈相因、千篇一律的科场时文教学与科举取士制度提出了批评。从洋务运动到清末新政，译西书、派留学、废科举、兴学堂，步步推进，奠定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基础，也培育了一批又一批为时势所需的各类人才。

还有社会职业观念从“农本”到“工商皆本”的巨大变化。古代中国重农而抑商，并走向了极端。鸦片战争后，魏源、冯桂芬提出“兴制造”“兴工艺”，还未涉及商业。到19 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对工商业的重要性和商人角色的作用有了更明确的认识，严复、唐才常、张謇等众多人士纷纷主张“商战”或“工商立国”。由于工商业的初步发展，20 世纪初无论在社会生活还是在政治领域中，商人和工商业团体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上述三点，应该说是由解放思想出发，且已见到实效的地方，基本上还属于表层和局部的所在。对于核心和根本问题，即政治上的民主宪政和精神上的人的独立、自由问题，在近代的思想解放中也得到高度重视。

中国几千年的王朝统治造就了君主专制的政治传统和压制个体权利的思想习惯。进入近代，从魏源到王韬、郑观应和康有为，无一不用西方的议院代替了上古的公天下。

在批判“君主有权，人民无权”的同时，“人”的自由和尊严，“人民”“国民”的权利等开始被珍视和强调。严复在《天演论》中率先指出“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也”。到20世纪初年，激进的青年学生更公开宣言，“天下之至尊至贵不可侵犯者，固未有如民者也”。所以清末的政治改革，虽然存在着“体制内改革”和“暴力革命”这两种方式、两条途径的差别，但两者都是“民主”“宪政”“人的尊严和自由权利”等思想基础的产物，只是思想的高度或者说思想解放的程度不同。

辛亥革命依靠武力推翻了在中国延续数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武力解决不了思想问题。没有君主的专制制度和专制思想，以及与之对应的盲从、屈服或逃避，依然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社会前进的脚步。于是新文化运动树起“民主”“科学”大旗，造成了新一轮的思想解放，由此广泛深入地传播了马列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使中国的社会改造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二

思想解放的内容必然包含“破”和“立”两个方面。所谓“破”，即對亟须改革的现状及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加以批判与分析；所谓“立”，即指出要达到的目标和实现这种目标的途径。后者应该是产生于创新思考和反复的实践活动之中。由此可以发现近代思想解放过程中的几点不足之处。

其一，近代以前，中国人用作思想资源或者说作为破立工具的，不外乎上古三代的“太平之世”，这是由传说、想象造成的理想蓝图；其次就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进入近代，虽然仍有如梁启超所概括的“以复古为解放”式的“复兴”论，但其所指乃是目标而非方法，即目标是中华民族复兴，方法却是学习西方。从全球视野、人类共生的立场而论，所谓西器、西学、西法等也是人类生产的公共财富，尤其是其中先进的思想学说，不言而喻应该借鉴和学习。但是如果把引进利用西方思想资源等同于创新思考，思想解放就成了另一种形式的“述而不作”，何况这其中还有外来事物如何与中国实情相适应、外来思想如何与中国固有文化资源相结合的问题。

其二，思想解放的目标难以落实，这尤其体现在最根本的人民权利和民主宪政制度的建设上。近代由于民族危机深重，“人”的解放和“人”的权利、自由等等主张的内涵，多对个人与群体、人民与国家不加区别，甚至绝对指向群体而忽略个人。

其三，近代也有若干空想、臆断、躁进甚至作伪的思想和主张，假思想解放之名而登台，或者也被人视为“思想解放”。太平天国运动领袖宣传的人间大小“天堂”，康有为的“大同书”，就属于脱离实际的空想和主观臆断。由于急于证明自己主张的确凿不移，把改革或革命说成轻易即可实现的浪漫主义，也可视为此类。

三

近代史上思想解放的历程和某些不足，留给后人诸多启示，最主要者有如下几点。

首先，思想解放应该是一种常态，即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乃至每个个人，其思想应该始终处于开放、吸收和创新的活泼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思想解放没有一劳永逸的。因为新时势、新问题层出不穷，所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处境和思想解放的要求。严复说：“语有之曰，‘曲士不可与语道者，束于教也’。苟求自强，则古人之书且有不可泥者，况夫秦以来之法制。”重视经验但不能墨守成规，尤其不应回避问题而粉饰太平，导致问题积重难返，矛盾趋于尖锐，国势濒于阽危，这才“穷极思变”，实际上这样付出的代价更大。

其次，思想解放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从全人类创造的科学知识中发现资源和营养，经过认真的别择弃取和消化吸收，融会贯通而形成真知灼见。在近代史上，由于中国远远落后于西方，因而把借鉴和学习的焦点集中于此，也无须苛责。但是思想界的主流表现出蔑视中国的传统，对固有知识和经验一律视为消极甚至无用，只强调从西方“拿来”，用以取代固有，应该说是缺乏试验的态度和创新精神。要避免冲破了一种旧传统旧思想的束缚，又受到一种新的束缚，冲破了自身传统或思想的束缚，又受到他人传统和思想的束缚，就必须对既往人类的各种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始终保持科學的实事求是的省察的态度。

复次，思想解放要坚持着眼于人民群众。因为思想解放的根本诉求，必须反映并且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而达成思想解放的目标，更要依靠人民群众的共同实践。在近代史上，思想解放的先驱们对此或许认识不足。如魏源就说过，“国家有一谠议，则必有数庸议以持之；有一伟略，则必有数庸略以格之”，故认为改革创新“非任事之难，而排庸俗众议之难”。魏源处在近代之初，当时举国皆俯首于专制权威之下，桎梏于纲常名教之中，大多“庸众”只能“戢戢受治，奉令惟谨”，真知灼见被目为惊世骇俗，因此他毅然排除“庸俗众议”的态度，正体现出大无畏的勇气和决断。

但是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先秦的儒道二家就说过“道不远人”，无论思想和行动都要“以百姓心为心”，即再深奥玄妙再伟大正确的“道”（可以理解为真理），说到底就是人心所知所向的道理，也是“百姓寻常日用”的总结和升华。何况自近代以来，随着教育的日益发展，人民群众“智慧日开”，他们的社会实践和对“平等”“解放”的要求，构成了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所以，无论是思想解放的目标、内容及其逐步落实的过程，都不能离开人民群众。

最后，思想解放还应容许和鼓励发表各种不同的见解和主张。解放思想，发表议论，是现代社会的必然现象，也是每个人不可剥夺的权利；但又并非每个人都自以为是上帝，可以把自己个人的见解视为唯一真理，以一己的是非为标准，去评判古今中外的一切。而只有通过同时代人甚至一代又一代人的交流、探讨，不断地总结、修正和建构，形成集体的社会的智慧结晶，思想解放之花才能永不凋谢，并不断结出佳果。

（选自《江汉论坛》2008年第7期，有删节，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