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四川省立成都女子职业学校高级图书管理科办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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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深入探索历史档案，厘清了民国时期四川省立成都女子职业学校高级图书管理科的办学史，发现其无论是在办学时间、毕业人数还是课程设置等方面，都在中国图书馆学档案学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而学界几乎忽略其存在。文章研究并分析了成都女子职业学校高级图书管理科的办学史、招生、课程设置、实习等情况，并通过与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的对比，揭示了两者的不同命运。

关键词 民国时期 成都女子职业学校高级图书管理科 图书馆学教育 档案学教育

1 引言

论及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档案学教育研究的现状，学界的目光多聚焦于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以下简称文华图专）、金陵大学图书科、国立社会教育学院图书博物馆学系、上海国民大学图书科等学校。然而笔者通过对历史档案的深入挖掘，发现在民国时期四川省立成都女子职业学校高级图书管理科（以下简称成职图书科）不仅存续时间长，在课程设置、招生情况、档案资料的完整性等方面亦颇有研究价值，而学界几乎忽视其存在。

笔者最初仅见《四川省图书馆事业志》中关于成职图书科的一段记载：“民国29年（1940）四川省成都女子职业学校开设高级图书管理科，同年八月招收初中毕业或同等学历女生31名，编为一班，学制3年。课程设置有科学概论、中国文学史、图书管理法、档案管理法、统计制图法、打字等34种。这是国内开办最早的图书馆中专班。”

这一段叙述引发了笔者深入探索的兴趣，通过查阅四川省档案馆、成都档案馆的民国档案，翻阅地方志，检索相关文献，笔者对成职图书科的教学情况有了深入认识，藉以此文揭开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

2 成都女子职业学校及成职图书科办学概况

2.1 成都女子职业学校办学概况

成都女子职业学校是民国时期以培训女子就业技能为办学目的的学校。校址设在成都市区包家巷，抗战时期为避轰炸曾一度迁至崇宁县城内西街（现成都郫县唐昌镇），1945年又回迁至包家巷，历任校长包缄三、罗家蕙、陈毓奇、王体仁。初时所设科目仅染织科、簿记科、家事科等。30年代末40年代初设高级会计科、高级统计科、高级图书管理科、高级簿记科、高级家事科、高级染织科以及初级缝刺科等，1940年以后删减为高级会计科、高级统计科、高级图书管理科、高级家事科。

1936年《教育与职业》第178期《四川省立成都女子职业学校提议案》中提到：“四川职业学校开办未久，内容不尽充实……拟请当局特别注重直接生产染织科，俾与间接生产簿记家事各科共同发展。”据此推测成都女子职业学校大致成立于1935年。数月之后翻查《成都市志·教育志》中《民国时期部分职业学校概况表》又有关于该校的另一段记载，“校名：省立成都女子职业学校建立时间：民国24年校址：包家巷设立学科及教学情况：会计、统计、家事、图书管理”明确了成都女子职业学校成立于1935年，与笔者的推测相吻合。又据《成都市志·教育志》记载，“民国时期成都的职业学校不仅规模小、设备简陋，而且多数存在的时间不长。到民国38年（1949年）底，成都解放前夕，全成都地区只剩下高、初级职业学校17所，在校学生仅2025人。这17所学校包括省立的5所，即省立成都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省立成都高级染织职业学校、省立成都高级农业职业学校、省立成都高级医事职业学校和省立成都女子职业学校……”说明成都女子职业学校一直存续至1949年底成都解放。

2.2 成职图书科办学概况

成都女子职业学校是民国时期开设图书馆学、档案学专业的中专学校，所设成职图书科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学生基本来源于四川本地，毕业生大多寂寂无名，一直以来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除《金陵大学校刊》有一则简要报道外，极少见其他文献有相关记录。

1940年7月，校长罗家蕙发布《四川省立成都女子职业学校三十年度秋季招生简章》，其中高级图书管理科一班招生名额四十名。1940年11月成都女子职业学校呈教育厅的文件中又有“再本班（高级图书管理科第一班）系属初办，社会未明了情形，招生略感困难，故同等学历生超出规定比额二名，合并陈明。”说明成职图书科教学开始于1940年。又据四川省档案馆的相关档案，成职图书科的最后记录是1948年10月填报的《四川省立成都女子职业学校三十七年度第一学期高级图书管理科第六班学生前学期成绩一览表》，以及《四川省立成都女子职业学校三十七年度第一学期高级图书管理科第六班退学生一览表》两份文件，表明成职图书科教学应延续至1949年。

对于1949年解放以后成职图书科教育是否停办，以及何时停办的问题，笔者有幸在《成都市志·文化艺术志》中找到了答案，“（成都女子职业学校）图书管理科从开办至民国38年（1949年），毕业5班学生计77人。建国后，该校先后易名为四川成都财经学校、四川成都商业学校，继续开办此科，截止1954年又毕业3班学生62人，同年停办。因此，根据现有文献可知成职图书科成立于1940年，停办于1954年，总计教学共14年，毕业8班，毕业学生共计139人。

3 入学标准与办班情况

成都女子职业学校招生曾分为初级及高级两种，初级招收小学毕业生，高级招收初中毕业生及相当于初中毕业水平者（初中肄业）。后因初级专业所收学生年龄太小教学不易因此取消。当时国民政府对于职业教学较为重视，学生学费全由政府拨款，职业学校以不收学费为原则，因此吸引了许多来自贫寒家庭的学生。

成职图书科投考资格为年龄在二十二岁以下，尚未结婚并符合以下二者条件之-：1.初级中学或初级职业学校毕业领有厅颁（四川省教育厅）证书者；2.具有初级中学或初级职业学校毕业相当程度同等学历者。投考生尚需参加公民、国文、数学（算学代数几何三角）、史地、英语考试，通过后经体检、口试合格方准入学。成职图书科不收学费、住宿费，但需缴卫生费两元，并代收代管学生餐费四百一十二元（灯油茶水费在内）、讲义费五元。每年学校对所有学生提供公费名额十名，奖金四十元，范围在百分之六以内，要求家庭清贫学业优秀者于入校时将证明材料缴学校验证。

成职图书科第一班（第一届）学生实招31名（如表1所示），已交毕业证书者、考试合格尚未拿到毕业证书者、参加会考成绩尚未公布者、会考暂停入学者、会考尚应补试者、因病未参加会考者共17人，此外还有同等学历者即初中各期肄业者14人。可见成职图书科学生入学条件相当宽松，学生学历普遍较低。从历届学生籍贯档案来看，除少数内迁学生以外，学生基本来自四川省各县及西康省，成都本地及周边各县较多。成职图书科采取学年制，学期三年。

当时社会开办图书馆学专业的学校极少，社会对图书馆学缺乏认识，预定名额招录不满、学生录取后不到校、中途因故辍学、休学者甚多，招生标准不得不一再放宽。1941年11月罗家蕙在呈报教育厅公文中谈及此问题。“此次本班（图管科第二班）新生图管科，原经遵照名额收录，但开学以后，已经录取之学生，复多不到校者，以故同等学历生，比率不免较多，兹因该科开班仅及一年，社会人士，多未明了宗旨所在，幸逾额之同等学历生，成绩尚无大差，拟请钧厅从宽核定学籍，以示倡导。”除某些年份以外，成职图书科大致每年招收一班，分别称图书管理科一、二、三…班。

表二可见成职图书科1942、1945、1948三年停招，其余年份招生是连续的，上文《成都市志·文化艺术志》中提及解放前成职图书科共毕业五班学生，共计77人。而笔者根据四川档案馆相关档案统计所制表二，第一班至第五班当时实有学生共79人，与《成都市志·文化艺术志》相较多出2人，可见第5班学生在1949年又流失2名，最后毕业人数为22人。以前五班人数计算，共招生学生133人，毕业人数77人，流失学生56人，学生流失率达42.1%，流失现象可谓相当严重。

4 师资与教学

4.1 师资及教材

从档案中笔者发现，成职图书科历任主任有伍宗华、张祯琳、邓光禄、马琪亭，教员有廖洛纲等。成职图书科教师多为华西协合大学、四川大学教师以及成职图书科毕业学生。比如伍宗华是四川大学教师，金陵大学图书馆学专修科毕业。廖洛纲是四川大学图书馆馆员，邓光禄是华西协合大学图书馆馆长，马琪亭是成职图书科毕业生。

而《成都市志·文化艺术志》中又记载“四川大学图书馆馆长毛坤、华西协合大学图书馆馆长邓光禄、李永增和图书馆专家伍宗华等均曾在此（成职图书科）任教。”这又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发现，笔者并未在档案中发现毛坤、李永增的相关记录，亦未在毛坤的著作中发现线索。但笔者相信编志人员的严谨性，这一史料的披露无疑加深了笔者对于毛坤、李永增的认识。

毛坤、邓光禄、廖洛纲、李永增都是文华图专毕业生，邓光禄1948年曾专程赴美学习图书馆学。因此成职图书科在教学中肯定深受文华图专的影响，包括教材的选用、课程的设置以及实习安排。比如教材多选择杜定友、邢云林、陈长伟、裘开明等国内著名专家所编写的教材和美国出版的相关教材，少数教材由本校教师编写。

4.2 教学课程

笔者将成职图书科课程分为基础科目、文化科目、专业科目及实践科目四大类。基础科目包括国文、公民、英文、算学、历史、地理等，也是学生入学时的考试学科，其中国文、英文安排学期数及课时数较多。专业课共19门（加上图书馆学实习）占所有课程的比重为48.7%，重点在各种类型图书馆、中西文分类、中西文编目、目录学领域。其中图书流通法、中文图书分类法、西文图书分类法、档案管理法、中文编目法、西文编目法、中西文杂志管理法、检字法这些实务性课程均设有一定的实习时间。这些专业课程与文华图专大致相同，只不过文华图专课程要更加细化一些。纵观成职图书科课程，除基础科目、文化科目以外，基本为实务类课程，纯理论课很少，职业化教育培养的趋向明确。详细情况见表3。

值得注意的是，档案管理法课程的记载最早出现于1943年4月成职图书科第一班《四川省立成都女子职业学校高级图书管理科第一班应届毕业生履历及历年成绩一览表》，教材为张祯琳所编本校油印本《档案管理法大纲>，教学期数2期，每周4个教学时数，学习内容为“档案分类、旧档案之整理办法、档案的行政组织及档案制造问题等”。可知从成职图书科第一班开始已设有档案管理课程，从第二班及以后各班学生档案来看，档案管理法课程设于每届第二、三学期，因此推算档案管理法教学应出现于1941年期间，从开设时间来说晚于文华图专但早于1946年重庆崇实档案学校。而国内目前相关文献，如《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当代中国的档案事业》、《档案学概论》等均无记载，因此成职图专档案学教育史料的发现应该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4.3 实习

图书馆学是一门重视实践的科学，成职图书科与文华图专等图书馆学校均非常注重实践训练。除前文八门图书馆学档案学课程随堂或专门开设实习课程外，成职图书科还经常前往当地图书馆参观访问。金陵大学迁蓉期间图书馆暂借华西协合大学图书馆、博物馆的一部分馆舍开设，曾报导成职图书科学生曾前往实习一事。“四川省立女子职业学校，设有高级图书馆学科，为养成此种专门人才应社会之需。创办以来，成绩斐然。学员数多，且以学理实习并重。曾乘暑假之期，该科主任张祯琳先生带领学生十五名前来实习。本馆各部均派有专人临时负责指导，为期三周完毕。”从报道所述应为成职图书科学生最后暑期实习安排，实习时间长达三周，可见成职图书科对于学生实习的重视。

成职图书科在第三学年专设实习考试，第一、二班总练习成绩报告表一直采用表四，实习内容为编制各种类型目录卡片。从第三班以后各届则采用表五、表六所设内容进行考试，共分中文分类、中文编目、西文分类、西文编目四项。

上述表格可知，第一、二班实习考核以学生掌握各种类型目录卡片的编制为原则，从第三班以后实习考试要求用中西文分类法分别编制各类中西文献目录卡片。所依据方法亦有变化，其中1946年中文分类应用方法为“暂按刘国钧氏中国图书分类法分类”字样，而1947年则为“依刘国钧氏中国图书分类法分类”；1946年中文编目应用方法为“暂按刘国钧氏中国图书编目条例编制书名著者及标题目录卡片”，1947年时则改为“依桂质柏氏之中国图书编目法编制重要目录片”；西文编目法应用原则也有变动，这种不稳定性反映了当时中国书馆学尚处不断发展学术争鸣的阶段。

实践科目除图书馆学实习以外尚有看护学、书法、打字等，这些课程与文华图专课程（打字与固习字、看护）类似，学习内容也大致相同，不过成职图书科还设有珠算、应用文、统计制图法等课程，这是文华图专所没有的。

5 与文华图专的比较与联系

5.1 与文华图专的对比及思索

就办学时间及办学连续性而言，成职图书科是民国时期国内少数几个开办图书馆学专业，且办学时间较长的图书馆学教育机构之一。就毕业人数而言，成职图书科相对人数较多，它还是全国较早开设档案学课程的教育机构之一，理应在中国图书馆学档案学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成职图书科的历史一直以来极少为外人所知，1945年《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仅有“成都女职学校征求书籍”的简要报道，其中未谈及成职图书科的情况。就连当事人廖洛纲在其《文华图专毕业生自抗日战争开始后对四川地区各图书馆做出的贡献》一文中亦未提及他在成职图书科的任教经历。1941年陈辈所作《谈设立图书馆专科学校之必要》一文：“然以我国幅员广大，而专门训练图书馆员的机关，仅有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及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与图书馆专修科，因此人才异常缺乏。……”文中也未提到成职图书科的办学。在当代学人著作中，也只有《中国图书馆百年纪事1840-2000》提及“四川省立成都女子职业学校图书馆管理科第一届学生毕业”一事。这些情况至少说明即便是在抗战时期成职图书科的社会影响也很小，若以结果而论成职图书科历届学生也鲜有成就者，与声名远扬的文华图专相比实有天壤之别。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三点因素。

其一，学生素质较差，课程设置专业性较低。文华图专招生标准为大学毕业或大学二年级以上肄业学生。内迁改招专科班学生时，招生标准也要求高中毕业。而成职图书科招考学生为初中毕业及同等学历者，为尽力招生还降低标准，学生中同等学历学生占相当大的比例，所以相较而言成职图书科学生学习能力较差。至于已至毕业期，学生因考试不及格反复补考，以致迟迟不能领得毕业证的情况也并不鲜见。而笔者查阅文华图专相关档案未发现学生考试不及格反复补考的情况，仅见《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第5卷第2期《校闻》部分有一则报道“（专科第十届）准予毕业者，计有：吴元清，于镜宇，强佩芬，童世纲，吕绍虞，陈鸿飞，赵福来，陶善缜等八名，陈季杰一名，须俟补修西洋目录学一年后，考试成绩及格，再呈报教育部给予毕业证书。”可见从学习能力和学习态度来看，两者均有极大差别。在1945年成都女职呈四川省教育厅的公文中就充分反映了这一情况。

窃本校三十三年度第二学期高级图书管理科第四班学生前学期考试各科成绩，业经汇算完竣，除李静淑，张碧华二名，因病休学。张正清一名，因病退学，无学期成绩外，其余一、二科不及格学生，均已参加第一次补试，成绩及格。惟孙慧祥等五名，仍有一科不及格，暂准随班附读，俟二次补试后，再行汇算呈核。兹谨缮具该班学生前学期成绩一览表、简表、暨休、退学生表、简表，备文呈请鉴核。再贺际华一名，系同等学历，前表误为毕业，合并陈明，仍乞指令祗遵。

谨呈

四川省政府教育厅

计呈送前学期成绩表、简表、暨休、退学生表、简表各一份。

四川省立成都女子职业学校陈毓奇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四月

同时，成职图书科课程设置专业程度方面亦远不能与文华图专相提并论。以文华图专独立初期的课程设置为例，除党义、体育、语言类课程、打字、看护学等少数课程以外，基本为图书馆学课程或毗邻学科，如金石学、现代史料等。而上文所述成职图书科仅不到一半的课程为图书馆学档案学课程。从课程设置来说，学生所学要粗浅的多。

其二，政府虽大力提倡职业教育，然而抗战时期适合女性的工作机会不多，存在就业困难的状况。在1936年成都女职的提议案中，虽然当时还未开设图书管理科，然而其他各科学生亦存在严重的中断学业现象。政府对于就业问题没有相应对策，以至学生心忧未来，不能专心于学业，外界稍有影响即意志动摇。“职业学校以不收学费为原则，可见政府对职业教育之提倡，但许多学生意志薄弱，中途更变，每有一班学生至卒业时，往往不足入学时之半数。长此以往，国家损失，实非浅鲜。……内地各省职业教育，兴办有年，其不发达之原因，固甚复杂，而学生卒业后，不得相当出路，实为重要原因之一。故今后政府对于学生出路一层，尤宜特别注意，职业学校之卒业生，似应有正当之用途和保障。在国难期中，政府尤应多给女子办事机会，俾得共济时艰人尽其才。”以第二班学生为例，1941年9月第一学期入学时为18人，同年11月时已有7人选择休学[28]。占入学总人数比重为38.9%，第二学期继续休学4人，最终毕业学生仅12人，休学原因多为不假不到、生病、有事等，可见不少学生将学校当作暂时的权宜之计而非学习之所。虽然成都女职在招生时为避免这种情况，要求考生在入学时缴纳伙食费412元（可能为三年之用）由学校代管，以达到减少辍学现象发生的目的，但从结果来看效果不佳。

相较而言，文华图专在校生不仅由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资助学生学膳宿费，还资助学生杂费。文华图专通过各种宣传，比如寄送各大图书馆的《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季刊》来宣传学生，树立学校声誉，到毕业时，用人单位纷纷来函招聘，学生既无生活之虞，又无就业之忧，自然专注于学业。而从历年成职图书科学生申请奖学金的资料中查知，绝大多数学生家庭是清贫的，可能存在借贷读书的情况，因此不能安心学习，学生在校期间一遇就业机会，即可能以种种托辞离校而去，加之抗战时期全国图书馆业严重萎缩，因此，虽然笔者未能找到成职图书科就业情况资料，但从历届学生严重流失情况来看，就业情况应不理想。

第三，成职图书科所招学生全为女性，民国时期虽提倡男女平等，但旧有思想仍严重束缚当时的女性，成职图书科以培训职业技能为重，没有文华图专崇尚学术研究的传统，很多学生仅想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即可，并不想成名成家，从而导致成职图书科毕业学生显得默默无闻。而这种性别的影响可能具有普遍性，当笔者查阅文华图专相关资料时也较少发现有女性成名者，因此在对成职图书科教育作出评价时亦应考虑此种因素。

5.2 与文华图专的联系

在调查中除发现成职图书科骨干教师大多来自于文华图专，课程设置及实习安排与文华图专类似以外，笔者在查阅武汉大学档案馆文华图专相关档案时，意外发现私立武昌文华图专档卷《历届学生入学毕业证书（民三十一年至三十二年）》中一名来自四川中江名叫邓崇玉的学生，她的入学毕业证书签发机构为四川省立成都女子职业学校，校长为罗家蕙（见图1）。这份文件与笔者在四川省档案馆查询到的1940年成职图书科入学新生一览表（见表1）中邓崇玉的籍贯相一致，年龄相对应。从而有力地证明成职图书科的办学情况，同时证明了成职图书科学生在毕业后继续选择文华图专深造的事实。但遗憾的是，笔者未能找到该生在文华图专的毕业信息，亦未从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整理的《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校友名录（1920级-2010级）》找到她的名字。该生是否中途辍学抑或毕业情况尚未收录？这些疑问只有留待进一步的考证。

6 余论

笔者在整理资料时，曾想拜访当事人廖洛纲先生，然而查阅电话时四川大学图书馆办公室却告知廖老已于2009年辞世，所以已无法从当事人那里直接查证其在成职图书科任教一事。虽然从办学效果来说成职图书科并不尽人意，也未有在中国图书馆界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以致时日稍久几乎湮灭其存在；然而通过对历史文献的发掘与整理，笔者还原了部分历史真实，对成职图书科教学进行了深入考察，弥补了民国时期图书馆学教育史上的一段重要空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