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国钧先生与少年中国学会

摘要　披露了图书馆学家刘国钧先生早年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的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进一步探究了先生由哲学转向图书馆学的原因。

关键词　刘国钧　少年中国学会　图书馆学人　图书馆学史

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大陆学术界关于少年中国学会(以下有时简称“少中”或“学会”)的研究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有所进展。在图书馆界，也仅见台湾学者曾极简略地提及袁同礼和刘国钧两先生是“少中”会员。利用相关“少中”史料，本文系统梳理了刘国钧先生早年在金陵大学图书馆工作之余、赴美前后，在“少中”的这段经历。期间，先生广泛涉猎哲学、文化、宗教、教育、心理学等多个领域。早慧的他，眼界之宽、学识之广，在第一代图书馆学家之中是鲜见的。

1　“少中”简述及先生入会

少年中国学会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存在时间最长、会员最多、分布最广，也最具有典型分化特征的社团，由王光祈、李大钊等七人发起，于1919年7月1日在北京正式成立，北京为总会，先后在成都、南京、巴黎设分会，先后共120多人人会。会员中不乏李大钊、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张闻天、周佛海等日后的政治风云人物，也有诸如田汉、朱自清、周太玄、卢作孚等在文化、艺术、科学和实业等领域卓有成就的杰出人才。

根据目前已知的几份史料，可以判定先生是在1920年4月18日“少中”南京分会会员与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会面后至6月底之间，也就是他在金陵大学毕业前后这段时间里加入“少中”的。“少中”征求会员的要求很高，南京分会时值成立初期，亦很慎重，“介绍会员万不可随便，又不能过于琐碎，意志须诚恳，态度须亲切”。入会之前的先生，一直关注“少中”，自从“少中”成立以后，“他就很注意研究了。后来彼此接触稍多，便不知不觉成了相视而笑莫逆于心的少年中国里的新知己。”先生是以其过硬的品质和学养，经严格考察后吸收入会的。入会不久，先生就与方东美编辑南京分会会刊《少年世界》，并独立负责暑期内的两期。这是先生自学生时代担任金大校刊《金陵光》杂志社中文总编辑(实际主编该刊第十一卷第二期)后，第二次承担杂志编辑工作，为其日后主编《图书馆学季刊》积累了编辑经验。

2　先生坚持“少中”学术取向

“少中”以“学”为会名，开始多数会员抱有以学术或实业救国的理想，以实现他们心中的“少年中国”，但在当时内忧外患的时局下，学术的力量还不够成熟和强大，一个以优秀知识分子代表为标识的社团对那个时代的政治问题是无法漠不关心的。“少中”是否应当信奉一种“主义”，介入政治斗争，参与社会改良，不可避免地摆在了学会面前。北京总会的李大钊等人很早就提出过“主义”的问题。在1921年7月南京召开的第一次年会上，“主义”之争激化，以政治改造为主要取向的会员(包括邓中夏、恽代英等信仰共产主义者和暂时持中间立场的左舜生等日后的国家主义派)和以学术研究为主要取向的会员(包括刘国钧、方东美、赵叔愚、邰爽秋等)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邓仲懈(中夏)明确提出“学会已往的对社会无甚效力，都因无共同主义之故。必须规定了主义，大家求学做事业才不误入歧途，才便于分工互助，向外活动才旗帜鲜明，易结同志团体……”，“我所谓主义，是指着共同所要择定政治经济上的主义而言。规定这种具体的主义，比较只有个空泛的宗旨好些”。刘国钧先生则首先从“少中”作为一个社会团体，从结合社团的目的谈起，“结合有两种，一为直接求达到一种目的而结合的；一为本无一定目的，要研究求得一种目的而结合的。前者贵实行；后者贵讲学，或讲学、实行兼重。”随后，他对邓的观点予以反驳，“其实仲懈所谓主义，只是说对政治经济上决定取一种甚么态度……人尽有对政治态度冷淡的。仲潞所谓主义本不能强此等人采取服从。”会中邰爽秋、方东美等人的立场与先生基本一致，认为学会首先应该是“学会”，不是政治活动团体，没有规定一种共同主义的必要，否则会使学会分裂，而邓中夏、恽代英等则不断强调确定一种“主义”的观点。

先生本人向往学术研究，期望“少中”能保持为一个“学会”，使之成为这个社团存在的共性。为此，他在会后的书面文字中又进行了较之其他会员更具逻辑性和理论高度的系统阐述。什么是“少中”的“共同点”(共性)?首先就要厘清“少中”结社的目的。先生认为“少中”的宗旨过于模糊和宽泛，要把它单纯化、清晰化。草创时期学会的宗旨是“振作少年精神，研究真实学术，发展社会事业，转移末世风气，学会正式成立时改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对这个修改，当时说明是为了“词句较为简洁”，但带来的却是使宗旨定位更加模糊不清的结果。现时学者曾指出前后修改了的这个宗旨，内涵有着相当大的差异，而修改宗旨的六个提议者中有四个也是原始宗旨的拟定者，“说明也许他们自己都没有明显地察觉到…他们对学会的构想已发生了微妙然而相当大的变化”。先生作为一个稍后入会的会员，以他特有的敏锐洞察力，鲜明地指出“起初的时候，宗旨虽没有这样的冠冕堂皇，然而却还比较的使人容易了解。不幸等到宗旨修正后，因为含义的含混，引起了许多不同的解释，几乎弄成宗旨和会名不符的怪象——因为照会名是偏重研究，照宗旨是偏重活动。自由社会的力量既是和会员对于结合的目的的了解程度为比例，现在学会的目的，既不清楚，学会自然会生出一种萎靡不振的气象了。”为使“少中”结合得更有力量，必须缩小结合的目的范围，先生指出“因为少年中国是个含有多方面的组织，创造少年中国决不是一条道路所能成功”，中国学会在创造少年中国事业中只应“选择一部分事务”，“决不能教每个会员都去做全部的事”。诚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刘先生把“学会会员所应当选择的‘一部分事业’和中国进行政治改造的‘全社会事业’明确区分开，其中对人格独立、思想自由的坚持，对社会改造问题的复杂性和自身事业选择的清醒意识，都是正确而可贵的。”一个当年才二十岁出头的热血青年，能有如此成熟、清醒的认识，已经充分显示了先生日后成为一代宗师的潜质!

可惜最后“少中”并没有按先生设计的这条学术救国之路走下去，由于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军阀混战，学会的立场急剧政治化，以政治革命手段改造中国的意见越来越压倒了学术方面的意见，至1923年10月的苏州年会，学术取向的观点彻底失败。此后，“少中”的焦点完全集中于国家主义派与共产主义派之争，不断白热化，乃至最终形成半个多世纪的仇视和敌对。1925年在南京召开的最后一次年会上，鉴于该会近年来“会员信仰不一，会务之进行乃大减色”，学会设立了改组委员会并负责分发调查表，征求全体会员意见，作为改组依据。但是从收回的调查表来看，会员分歧已经无法调和，毛泽东即在调查表中明确主张学会应“宣布解散”。这份调查表成为“少中”活动的最后终结。

先生也参与了此次调查，于1926年6月6日填写了调查表，这是他参与“少中”活动的最后记录。在学会分裂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先生仍然表达了对学会坚持学术研究的最后期望，“希望本会集中于学字方面，并努力于学字范围内的生活，不必干涉个人之政治、经济、宗教各方面的信仰，亦不许人利用本会作宣传工夫”。调查表还有“对于目前内忧外患交迫的中国究抱何种主义”一栏，可能是受此次大会国家主义派主流的影响，许多坚持学会学术研究立场的会员都填了“国家主义”，先生也是如此，只是并不像很多人简单依从这种主流思想，仅填“国家主义”这四个字，而是有所独立思考、有所区别地填了“开明的国家主义，但不是民族主义，也不是排外主义。这是否是先生当时的真实信仰，还是受了国家主义派的强势影响，有待进一步考证。不过这段“白纸黑字”的政治信仰记录直到1970年代末才被重新整理出来，图书馆界应该感到庆幸，若连同先生诸如“譬如主义固然是需要的，但何必在社会主义、波尔希维主义上去辩呢?”等言论在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发现的话，其后果当比“资产阶级图书馆学家”更为严重!先生的会中好友左舜生时任上海中华书局编辑，先生早年翻译的几部西方哲学专著均得以在中华书局出版。而恰恰又是这位左舜生，“少中”国家主义派的骨干，与曾琦、李璜等人创建中国青年党，反共产主义，1949年移居香港后，继续创办反共刊物，在政治上终生宣传反共思想。可想而知，先生与此等政治人物(尽管在学术上有较高史学造诣)有过密切关系，在那个年代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先生的这段经历在特殊的年代幸运地被历史文献所尘封，他熬过了最艰难的“文革”，使我们得以较早地看到“马克”的译介，推动了我国图书馆编目电子化工作的发展。实中国图书馆界之大幸也13先生在“少中”期间的治学领域和形成的哲学素养与研究风格

先生在“少中”反复呼吁应重视学术研究，本人亦是积极践行的。第一次南京年会除“主义”之争外，与会的二十余位会员还组建了教育、哲学、心理学、文学、社会学、经济学、生物学、土木工程、地质学等九个学科研究会。先生即参加了教育、哲学和心理学三个研究会，并担任哲学研究会的联络人之一，“来参加本次年会的会员，如有兴趣加入哲学研究会的，国内的可与金陵大学图书馆刘衡如接洽”。此外他还在“少中”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著译文，如下表，均为《刘国钧先生著译系年目录》所遗漏。

以“少中”最重要的全国性月刊《少年中国》(以下简称月刊)为例，通过统计分析月刊上刊载会员作者的文章数，可以发现，比起其他会员，先生的表现毫不逊色。根据李永春的统计，依据普赖斯定律推算，在月刊上发表5篇以上的会员作者是主要会员作者，而刘国钧先生的发文数为9，足以跻身会员主要作者行列。

先生早年形成的哲学素养潜移默化地融入到了以后的图书馆学研究中。他对图书馆学的研究充满了哲学思考，“无论是针对个体图书馆的研究，还是针对图书馆学体系构架中的基础——研究对象的论述，还是对分类法、编目条例等的研究中，都充满着深邃的哲学思想。”这种哲理性的追求也正表现了先生较高的逻辑分析和推理水平，这个特点“几乎在刘先生的每一篇著作或每一堂讲课中都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先生这种深厚的哲学功底除源自接受了金陵大学和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学士一硕士一博士这一系统完整的科班训练外，与其课余的刻苦自学、勤于思考、广泛涉猎是分不开的。“少中”及其刊物就为他在金陵大学图书馆工作之余、赴美之前，研究学习西方哲学，与学会同仁切磋哲学问题，发表自己看法，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

从先生在“少中”刊物中发表的一些哲学论译著，我们还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他自青年时期就形成的善于追踪学术前沿的研究特点。《欧战后美国哲学界思想的变迁》一文分析了“一战”后美国哲学界出现的反理性趋势，介绍了近年来美国哲学界围绕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两大主要问题开展的讨论，文末还介绍了美国哲学三大流派——理想主义、实验主义和新唯实主义各自的代表作。即使在今天看来，这也是一篇很好的研究综述。而后他还在刊物上及时报道美国和英国有关哲学团体的学术会议动态。他的《新唯实主义发凡》被作为月刊“新唯实主义”专号的开篇之作，介绍了这一当时美国思想界最占势力的两大学派之一(另一个是实验主义)。其《动的心理学》一文所介绍的是当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新近提出的综合了内省和行动两种方法论的一种心理学，非常前沿。连同他翻译的《演进中的心(一)》、撰写的《保守之心理》和月刊其他几篇心理学著译文被认为“对中国近代心理学学科的理论构建起了部分奠基的作用”。先生在青年时期就形成的跟踪把握和及时引进西方学术前沿动态的研究风格足以表明他在晚年能成为向中国图书馆界介绍“马克”的第一人绝非偶然。

4　会中通信：先生赴美初期思想实录

《“我们永远忘不了你”：刘国钧和威斯康星图书馆学院》(以下简称《永远》)一文中所引用的先生1922年6月10日致美方赫泽尔苔的信，称“他将于1922年8月13日乘船去美国”。这可能只是当时计划的出发时间，存在变数。据月刊记载，1922年8月20日，刘国钧先生与会友赵叔愚、张闻天同乘南京号邮船赴美。《张闻天年谱》以张闻天所作小说《旅途》主人公赴美日期一致为佐证，在考证比较了多个史料来源后也采纳此时间。8月20日这一时间的可信度更高。

月刊“会员通讯”栏刊载的是会员之间的书信往来，它坦率、真诚而深带感情地表达着学会同人的理想、追求，他们的人生和社会思考，这是查考会员思想状况及变化的一手史料，具有较高的可信度。月刊刊载的两封先生赴美期间寄回国内的通信，成为今天我们研究先生留学期间思想实况的一手材料。

在到美国近一个月时(1922年10月17日)，先生给会中好友左舜生写了第一封信。信中吐露了他在美学习哲学和图书馆学的感受，“哲学差不多全靠自己”，对在美刚学习的三门哲学课程感到“真是玄之又玄”，而对图书馆学的管理法、分类法、编目法等课程的评价则是“纯粹重记忆的东西”。先生的这段内心真实反映，耐人寻味，尤其是对图书馆学课程的评价似乎带有不满或不屑的口吻。在国内金陵大学图书馆已有相当图书馆实践基础，加之个人本身偏好哲理性强的学术研究，先生对应用操作性的图书馆学不免产生如此情绪，加之可能还是刚上课一月未到，了解不是很全面，应当可以理解。该信的最后是抨击了美国教育界以种族和肤色限制高校入学名额的不平等现象，显示了先生对教育事业的一贯关注。

一年后(1923年7月20日)，先生又给左舜生写了第二封信。信中，我们可以感到他强烈的求知欲和严格要求自己的优秀品质，“好像当初来时的欲望，到此不但不曾满足一点，而且求知的真欲望，反而更加浓厚一些”，“若作一个寻常学生但求功课

的及格，只要稍微用心一点就可行了。然而我们岂是应当只顾及格和凭单的呢?”。他甚至还自责自己是在国内没打好充分根底的“这类人中的一个”。随后则是他一年来对美国图书馆事业的切身体会，这是他在“少中”刊物上唯一的对图书馆学的论述。先生不仅看到了美国图书馆事业表象上的发达，“自纽约大城一直到三百人口的村落，都有公立图书馆……对于教育和实业上都有很大的贡献。他们的图书馆，不仅是关于普通流行的书籍表作读书的方针，所以又带有指导读书的任务”，并指出图书馆作为“美国化机构，来同化一班外国移民”的功用，还敏锐地捕捉到了美国图书馆界所潜伏的缺点，“太重实利而不顾文化方面的价值，太重视目前的效果而忽视远大的成绩。”众所周知，深受杜威实用主义影响的美国图书馆界，其实用主义风格到1930年代芝加哥学派兴起后才开始扭转，这里再次体现了先生非凡的洞察力!

5　先生由哲学转向图书馆学原因再探寻

对先生由哲学转向图书馆学研究的原因，学界的答案均来自金恩辉先生的转述：“有一次，他对我讲，他自己早年被授予美国哲学博士学位，对中国道教和老子哲学有过系统的研究，由于感到图书馆学更需要有人开拓，从此就将主要力量致力于现在的专业了。”“由于感到图书馆学更需要有人开拓”，寥寥数语，无论是1950年代还是今天的图书馆学新生或已经从事这个行当多年的老者，如果仅仅看这一句极简明的话是无法真正体会到先生投身图书馆事业之可贵的。

1920年10月“少中”旅德会员周太玄、魏时珍、宗白华、王光祈联名提出整顿会务问题，认为“本会人数渐多且散居各国者尤多，通信尚不易，更别说学术及事业上的互助。即使想帮助也不知从何处助起。原因在于各会员所欲终身研究之学术及所欲终身从事之事业，彼此都不知道。而且如果个人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终身欲究之学术与欲做之事业的话，其必终无成就，团体若不自知其各分子终身欲究之学术与欲做之事业，则团体必无成就”，鉴于此，他们建议统计会员各自研究某种学术，拟从事某种事业，将来维持生活之方法等事项，为此还设计了让会员各自填好后寄发的调查表。收到他们的建议后不久，“少中”执行部便在随后出版的月刊上正式发布了他们制作的调查表，希望会员填好后寄回，以便汇印成册。刘国钧先生所填情况如下：

终身欲研究之学术：哲学、教育学

终身欲从事之事业：教育及图书馆

事业着手之时日及地点：十四年(即1925年)南京及其近郊

将来终身维持生活之方法：教育或图书馆事业

这个被图书馆界忽略的调查向我们展现了先生早年(21周岁)的真实想法。从学生时代就在金陵大学图书馆打工，1919年就撰写《近代图书馆之性质》，1920年毕业后留校图书馆工作的先生，图书馆只是作为一种“事业”的、“维持生活”的谋生手段，且排在教育之后，他一心最向往研究的学术乃是哲学和教育学，哲学列第一位。先生在1922年赴美之前发表的论文中，哲学社会科学类的远远多于那仅有的几篇图书馆学论文，他在1922年前翻译出版有《学校与社会》(杜威著)、《亚里斯多德》(泰罗著)、《政治理想》(罗素著)等西方哲学大家的专著，却没有一本图书馆学著作。种种情况表明，先生尽管已经从事图书馆职业，但其兴趣和主要精力并不在图书馆上。即便是他赴美同时学习哲学和图书馆学，哲学仍然是排在图书馆学之前，攻读哲学学位，从硕士论文到博士论文，论文主题均是纯粹的哲学内容。1923年9月，当先生“财政情况”“有点麻烦”时，他经过“一番激烈的斗争并带着悲伤的心情”所作出的选择是退出图书馆学院，专攻哲学，而不是退出哲学专攻图书馆学，他这样做为的是将来能在中国大学中找到一份教职。可见至少到1923年9月，先生在美已经学习了一年图书馆学后，心目中占第一位的依旧是哲学，回国是想当一名(哲学)教师而不是图书馆员，这与他三年前所填写的志愿调查表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鉴于先生青年时期就显露出来的哲学才华，如果他坚持走哲学道路，日后成为一名哲学大家是完全可能的，他的会中同人方东美和宗白华此后即成为哲学家。但是先生归国后的行为却向我们表明，他已经将主要精力逐渐移至图书馆事业中来，由原来的以哲学为主兼及图书馆学转为以图书馆学为主兼及哲学。先生对哲学仍有偏好，但已从原来的第一位降至第二。虽然从金陵到北平再至兰州，从事图书馆事业之余还兼任哲学教授，甚至也有一段时间不是馆长而是专职文科院系负责人，但这段时间的哲学类学术成果相对大幅增长的图书馆学论著，所占比重远不及赴美之前。

联系金恩辉先生文章的上下文，先生的那番话还有稳定当时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新生“专业思想”的目的，这里笔者绝不怀疑先生“感到图书馆学更需要有人开拓”的内心真实性，但这句话的背后可能还有思想转变和抉择的更多细节没有透露。先生当年对哲学研究的热情是多么的高涨，在去北京大学之前，哲学始终也没有完全放弃，即便到北京大学以后，虽再未见其有哲学方面的成果问世，但他仍曾在1959年欲开设关于中国道教史的课程，只因不属于图书馆学专业的范围而未能审批通过。先生转向图书馆学的原因可能不是简单的一句“图书馆学更需要有人开拓”就能完全予以解释的。

在1923年9月时，在先生心中哲学的地位仍高于图书馆学，而1925年归国后又显示出了对图书馆事业的极大热情。1923年他还向国内投稿刊发了《美国公共图书馆概况》和《关于大型图书馆的图书编目工作组织》两篇论文，而此期间并未发现国内刊载过先生一篇哲学方面的论文。这期间一定发生了什么，促动了先生思想的变化。笔者的推测之一是先生1924年至1925年归国前的几次美国图书馆旅行，使他大大开拓了视野，美国图书馆事业的发达与国内落后的反差可能在那时萌发了他中国的图书馆事业更需要有人开拓的想法。

先生在“少中”期间的种种表现表明，他有着深深的学术研究情结。可能从他早年仅有的图书馆实践和社会见识来看，图书馆只能是“事业”，还谈不上“学”，初到美国，比之哲学的“玄而又玄”，图书馆学的课程知识又是那么“重记忆”。然而随着学习的进一步深入，先生加深了对图书馆学的认识。有感于图书馆学学术研究的必要，为了使他有兴趣过的(尽管兴趣不如哲学那么强)、赖以谋生过的图书馆职／事业在中国实现图书馆学学术化，成为一门科学，融入到自己素有的对学术研究的情怀中去，先生有意识地开始重点研究图书馆学，归国后在其主编的《图书馆学季刊》“发刊辞”中表达了“成一‘中国图书馆学，之系统”的心声，乃至在1957年发表的《什么是图书馆学》一文中证明图书馆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这是笔者的推测之二。

推测之三是与黄宗忠和罗德运两先生的悬揣接近。他们曾撰文分析到“熟稔哲学的他既重视‘认识世界’，当然更重视‘改造世界’……他满怀着‘科学

救国’、‘教育救国’的理想学成归国。此时，中国军阀混战，列强侵蚀日益加厉，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宏图难展，对哲学家来说，‘认识世界’易，‘改造社会’难。无权无势的哲学家的‘改造社会’的理想无异于幻想和空想。与其彷徨日夜，为民求一生路，不如直接投入到‘提高此社会教育程度、道德标准和培养群众知识，指挥社会趋势’的图书馆工作中。”联系到本文所挖掘的先生在“少中”的经历，两位先生十一年前推断的信服力大大提高。以先生为代表、占“少中”会员多数的学术取向派最终不敌人数占少数的政治取向派的事实很可能深深触动了先生。先生归国之时正是“少中”最后解体之际，残酷的现实让先生意识到如果纯粹的“哲学”式学术研究无法救国，而走暴力政治革命道路又非他所追求，那么怎样实现改造社会的理想呢?或许只有通过从事作为社会教育事业的图书馆来实现了。而教育又恰恰是他早年志愿调查表所填“终身欲研究之学术”、“终身欲从事之事业”、“将来终身维持生活之方法”中唯一同时出现的!图书馆的教育功能他也多次论述过，这是他在哲学研究报国无门下实现理想的一个最佳契合点。

以上是笔者对先生由哲学转向图书馆学原因的几点个人推测，囿于史料，上述解释是否合理，是否反映了历史的真实，不敢妄论，敬请同行专家指正。但不管原因如何，这一转变早已成为客观事实，没有成为哲学家的刘国钧先生，作为图书馆学一代宗师已经在图书馆学史上留下了永久而浓厚的一笔，他的治学态度和图书馆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景仰!

6　结语

研究近现代图书馆学人物，研究视角绝不能局限于其治学领域，其所处的社会政治、生活环境是不能忽视的，“他们首先还是生活在那个变动时代社会中的活生生的人，他们有着更为现实、丰富的外在的生活世界……他们的理性思考也源于他们对生活世界的体验与感悟，因而生活世界是孕育他们理性思想的温床，滋养了他们思想的内涵。”今天通过重新梳理，我们看到了一个更为真实全面的刘国钧，一个在动荡年代、从青年时期就孜孜追求学术的学者形象。先生加入“少中”的这段“图书馆外”经历，必然对他的一生产生多方面的影响，本文只是做了点粗浅的梳理和分析。他由哲学转向图书馆学之详细原因和过程还需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