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楼”见证抗战前中德军事合作一段秘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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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东郊20多公里外的汤山在民国时期已是一军事重镇,这儿山峦起伏,树林繁茂,温泉颇多,自上世纪30年代开始,国民党政府在汤山京杭国道两侧山林间辟建了军政部招待所、炮兵学校等,还建起蒋介石、张静江、戴季陶等人的别墅公馆。汤山镇所在地江宁县(今南京江宁区)还被定为“首都模范特区”,驻有重兵。而在汤山镇西北约2公里的狼山地区,因20多年前发现了神秘的“戴笠楼”而名声大噪。那一时期,狼山下那几幢始建于上世纪30年代中期的楼宇吸引来很多充满好奇心的各地游客。但因解放后,那些曾流传着不少神秘可怕的传说的建筑已被解放军某部队接管使用,卫兵们执行军纪,严禁外人进入营区参观,亦不准拍照。那儿隐藏的历史秘密越发的让人们生出好奇心。民间传说中,狼山小楼里曾经软禁过敢于向大独裁者蒋介石叫板的国民党元老李济深,后又成为军统头子戴笠的“魔窟”,地牢中秘密关押过许多革命志士。山林里的地道密室比比皆是,有的地道密室极为幽邃,深不可测……然而,传说毕竟只是传说,事实并非如此。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经过一些文史专家的调查研究,再查阅国民党统治时期相关军政档案及史料。终于揭开了所谓“戴笠楼”的秘密:这儿原为国民政府军政部下辖的兵工署的弹道研究所,与国民党军统机关根本扯不上任何关系。其安全保卫工作主要由宪兵为主的联合特警处负责。这家戒备森严的军工研究所由德国兵工专家克莱兹等参与设计,并协助我国兵工署署长俞大维监理施工。它是当年德中两国秘密进行的有限范围内的军事技术合作的一个范例,令人扼腕叹息的是狼山下的这家堪称远东一流水平的弹道研究所及另外一家兵弹研究所,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试验项目有限,但还是在两年后爆发的全面对日抗战中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希特勒密准克莱兹来华

众所周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是战败国。以英、法、美等国为首的协约国为了防止德国以后东山再起,危害世界,利用签署《凡尔赛条约》,以对德国实行制约。规定德国陆、海、空军的军力不得超过自卫范围,拆除汉堡军港和鲁尔工业区的大量重型设备,就连德国军工研究也受到苛刻限制。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执政后,全力恢复“日尔曼民族”的信心和尊严,设法重振经济,发展生产,还处心积虑的恢复国防科研。但因受制于《凡尔赛条约》不能甩开膀子干。于是,这个野心勃勃的法西斯领袖想到了已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并已有军政经贸往来的中国。他很想在遥远的中国通过军事项目的秘密合作,来达到实验枪炮等常规兵器获取技术数据并提高其作战性能的目的。

精通政治权术与谋略的希特勒有自己的如意算盘,他并不担心中国人数甚少的军工专家们能够在获取德国先进兵工技术资料后,在短时间内进行仿制和生产,因为中国工业基础很薄弱,有限的几家钢铁厂根本生产不了优质的合金钢材,而且,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权正面对好战成性、咄咄逼人的日本威胁。“九·一八”事变中不战而退,丢了东北三省,令蒋介石很失民心,政治上陷入被动,他却忙于调兵遣将,进攻皖、湘、赣、闽诸省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及游击队……希特勒当然不希望蒋介石垮台。1933年3月他电令驻中国大使陶德曼征询蒋介石的意见:是否愿意与德国进行兵工科研技术的合作?仅半个月后,陶德曼即回电给希特勒,表示蒋先生乐意给予全面配合。于是踌躇满志的希特勒立即指示兵工部长舒尔茨征询著名弹道专家克莱兹的意见,问他是否愿意赴中国,帮助建立兵工研究所,并利用中国提供的场地,进行新型轻重机枪、战防炮、速射加农炮等多种兵器的研究和数据收集,定期交给大使和武官,以绝密外交邮袋寄回柏林。本来舒尔茨以为克莱兹舍不得离开家乡,不想他居然爽快地答应了。他根本没提到南京之行的物质待遇,只是表示要带上两名助手,一个是汉斯博士,一个是青年数学家门格尔。舒尔茨当即表示同意。

克莱兹是柏林大学著名教授、力学专家,著作颇多,成就卓然,说来也巧,俞大维原来竟是他的门下高徒。这位举止儒雅的中国青年,学习刻苦,天赋过人,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能阅读原版德文书刊。而且更令克莱兹惊奇的是俞大维对中国古老的《易经》和老庄哲学知之甚多,他还喜欢读尼采、海德格尔、康德等德国哲学家的著作,是个很有思想的人。不单是俞大维,另一个学生汪源亦很优秀,立志报国勤于学习,生活朴素。因此,克莱兹明显的亲中国,有心为这个饱受西方列强欺凌、多灾多难的东方大国提供些力所能及的帮助,于是1933年5月,克莱兹和两位助手在4名纳粹党卫军保安处军官的陪护下,乘飞机飞往中国……

狼山下的弹道研究所

对外严加保密

1933年5月25日,兵工署长俞大维携同夫人陈新午专程从南京前往上海,迎接远道而来的恩师及其助手。当日晚,俞大维夫妇在福州路粤雅酒楼设便宴为贵宾洗尘。德国驻沪领事馆官员和警卫组对克莱兹一行人严密保护,于次日护送他们乘沪宁兰钢快车去南京,住进城西宁海路5号德国大使馆。那4名党卫军保镖都奉命留下来,协助保卫工作。德国人的严格纪律与办事效率令同一班车返回的俞大维很是佩服,他愈发感到肩上担子很重,而且首要任务就是对中德兵工技术合作严加保密。

俞大维,浙江绍兴人,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生于一书香名门。家境优裕,祖父俞文葆与清末改革维新派风云人物陈宝箴同为咸丰年间举人,他任过衡阳知府,陈宝箴曾任湖南巡抚。两家还结为姻亲(陈宝箴长子陈三立娶了俞文葆的女儿俞明诗为妻),关系密切。1925年俞大维从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归国后,又赴德国留学深造,钻研语言学,并选学兵工研制技术,以期日后为国效力。1929年4月,俞大维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政部参事,在上海与早已定居南京有“金陵诗坛盟主”之誉的陈三立的九女儿陈新午结婚,在南京城北南祖师庵7号古宅院安下家。俞大维夫妇最欣赏那儿树木环绕、满目清翠,傍临水塘和山岗古寺的清幽环境,特在原地重建一幢带院墙、草坪的3层洋楼。

平日俞大维不喜欢官场交际应酬,惟以读书为乐,平日手不释卷,那一时期,南京国民党军政高层已形成一股亲德力量,像邱清泉、徐培根、俞大维、桂永清、李忍涛等少壮派将领都乐于赴德国学习军事。学成回国后,分别在中央军校任教官或参加组建防化兵、工兵、炮兵等现代兵种。蒋介石为首的核心层更是渴求德国的军事援助。而希特勒也就在1933年春夏之交派遣以冯塞格特将军为首的军事顾问团来华提供帮助。另一方面,以驻意大利大使刘文岛,驻德国大使陈介,以邓文仪、贺衷寒、刘健群等特务头子为首的“复兴社十三太保”又热衷于宣传墨索里尼、希特勒炮制的“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党”的法西斯学说。虽令许多进步开明人士不齿,却正中蒋介石下怀,授意叶青(任卓宣,中共大叛徒)、谷正纲等反共理论家鼓唇弄舌,推波助澜,但也折腾不出什么气候。俞大维则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致力于提高军队战斗力,增强国防力量。

1933年2月,俞大维被任命为军政部兵工署少将衔署长,致力于筹建兵工研究所。他用心网罗人才,不遗余力,前往金陵兵工厂观察,观看了炼钢铸造钢管及金属切削加工等工艺流程。他发现这家规模仅次于汉阳兵工厂的兵工企业,虽说管理规范,已能成批生产迫击炮、中等口径山炮、舰载火炮等兵器,但工艺远落后于欧、美、日等国,部分优质合金钢依赖于从卢森堡、法国高价进口,兵器产量低,质量又不稳定。俞大维忧心忡忡,他本打算从该兵工厂商调几名技师,见此情况反倒开不了口。经与军令部长徐永昌协商,并报请军政部长何应钦批准,俞大维终得以从上海高昌庙造船厂、广东石井兵工厂和汉阳兵工厂抽调9名留洋归来的兵工技师和工程师。其中就有克莱兹的学生汪源,马光炘,他们是比俞大维低两届的柏林大学的学弟。俞大维曾经还以学生名义给远在德国的导师克莱兹写信讨教,并汇报了他的想法,但未及时收到回信,只是在两个月后收到导师挂号寄来的弹道学专著。显然,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就是像克莱兹这样声名赫赫的学者教授也不能不谨言慎行,接受盖世太保党徒的监视。所幸的是,希特勒主动向蒋介石示好,并允准克莱兹来华,于是难题就迎刃而解了。

1933年6月上旬,俞大维给蒋介石和何应钦打了报告(同时附上由克莱兹协助制定的计划书),请求拨款155万银圆,在中山门外百水桥及汤山附近的狼山分别购置地产,设立“膛内外弹道之研究与精度之测验及样板工具之制造的研究机构”。当时兴建中的中山陵园不过耗资200多万银圆,明孝陵一带规模宏伟,勘称亚洲一流水平的中央体育场也只投入60万银圆。所以上述金额可谓巨款。俞大维、汪源等人和克莱兹为首的德国专家组每个月至少有20天待在百水桥和狼山这两处工地上,指导建设工程,所用钢筋、水泥、钢材及起运设备大多从美、德两国进口。

德国人很讲究工作效率,一丝不苟,哪怕现场的一块大型水泥模板有一点细裂纹,都弃之不用。投入弹道研究所和精度样板两间研究所的民工约2000人,大多来自上海、汉口两家营造厂,穿统一工作服,戴德式帽,臂章上有工号,还发了通行证,实行半军事化管理。工程完成近一半时,为赶进度,俞大维呈请何应钦调来刚组建才1年的工兵部队2个营参加施工。两处工地的保密工作也很到位,首都宪兵司令部调来2个连负责警卫,首都警卫师又抽调1个营进驻工地,设3道哨卡禁止闲人进入,还迁走住在两工地附近的百余户农民,由江宁县政府妥为安置。

克莱兹不愧为世界一流的弹道学专家,他帮助中国人尽心尽力,毫无保留,精心策划,还主动培养兵工技术人才,几次应张治中将军之邀去中央军校、步兵学校、炮兵学校等单位义务授课。据俞大维晚年在台北撰文回忆:自从1933年春夏之交兵工研究所投入建设,就受到英、法、美、日等国驻南京外交官及武官情报人员的关注,他们迫切想了解中国兵工署在搞什么项目,德国提供了什么样的援助?希特勒为首的国社党政权是不是加紧利用战乱频乃、忧患多多的中国?但他们很难获得多少准确情报。因为中国已加强了专项保密工作,而且德国人委实太精明。像知名度颇高的克莱兹,其行踪简直有些神秘。在两处工地上监督施工时,他只和汉斯、门格尔及4名德国武装警卫待在一起,住在自行设计建造的山坡小楼里,夜晚从不外出,进出城他们乘坐的小汽车都放下黑色丝绸窗帘,而且常变更行车路线,让可能隐伏暗处的敌人无从侦知其规律。克莱兹等人在南京城内从不去大酒店、扶轮社等交际场合,而是待在警卫森严的大使馆里看看书报、喝喝巴伐利亚啤酒和巴西咖啡,欣赏音乐。俞大维夫妇只在家中接待过克莱兹一次,后来几次盛请相邀,却都被他谢绝了。老师拒绝的理由是:俞公馆太靠近新疆路上的英国驻华大使馆(现为双门楼宾馆)了,而且,附近的太古路、多伦路一带为英国侨民商人区,不少南京居民也供职于英商和记洋行等公司,距俞公馆仅一二里路的丁山上的洋楼别墅群里还驻有怡和洋行、美孚石油公司、太古轮船公司、英美兄弟烟草公司等20多家欧美跨国公司。而美、英、法等国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总是提防希特勒领导的德国重整军备,东山再起,因此很重视收集德国的情报。俞大维很佩服克莱兹的精明机警。

克莱兹还建议俞大维在筹建兵工研究所的同时,再向军政部争取5万至10万银圆拨款,用于兴建两个炮靶场,用于试射各种火炮,收集数据,改善国产炮的作战性能,并尽快让炮校和中央军校的师生熟悉从德国、英国等国购进的用于以后抵抗日军侵略的战防炮、山炮、高射炮等炮。在克莱兹的指导下,在长江中八卦洲下坝和距汤山9公里的青龙山建起了符合德军兵工部标准的炮靶场,并很快投入使用。也正是这两个炮靶场和秘密建设中的兵工研究所让已多少嗅到中国军方动静的日本人沉不住气了。南京的日本特务机关派出间谍10多人,收集相关情报,并试图进行干扰破坏,但收效不大。日本方面侦知是德国兵工专家克莱兹为首的3人小组来南京参与中、德两国军事技术合作后,感受到某种潜在的威胁,日本外交官向东京帝国政府作了专项汇报,日本则向德国进行交涉,再三要求德国能中止与中国国民党的军事技术合作,严控对华军火销售。但希特勒未予理睬,日本盯急了,也只是通过外交渠道敷衍而已。

当年,凶恶好战的日本还不太敢招惹羽翼渐丰、军力强大的德国人,而且日本与德国的关系不错。南京的日特机关也不敢对亲中国的克莱兹等人下毒手,而是将暗杀目标锁定在俞大维将军,利用打入国民党宪兵部队和军统内部的3名间谍,千方百计地对付俞大维,先后在狼山弹道研究所门口制造破坏俞的座车,以车祸及在长江上袭击去八卦洲炮靶场的俞大维等人乘坐的汽艇等手段,实施谋杀,但均未能得逞。几名日谍被捕后被处决。

当“戴笠楼”真相揭开

神秘也不复存在

1935年3月16日,兵工署石水桥研究所正式成立并投入工作。该所辖精度、样板、弹道3家研究所。其中,精度和样板两所分设石水桥(即今解放军“临汾旅”驻地,部分旧建筑仍得以保存)。弹道所设于汤山西北边的狼山,即今所谓“戴笠楼”,它也是本文着重介绍的地方。其占地面积相当之大。进入耸立有岗楼、碉堡的大门,迎面是一座照壁。在围墙环绕的院内,主要建筑是3座大楼,正北一座3层主楼,即所谓“戴笠楼”,东西各有一幢2层楼房。3座楼房建筑均豪华精致,楼内窗明几净,房间宽大,走廊内乳黄色水磨石地砖镶嵌铜条,汽车可直驶入主楼厅,免去主人下车时日晒雨淋之苦。门厅内,水磨石地面上标有一直径约1米的棕色徽记——齿轮中镶嵌一副弓箭。这个图案根本与军统无关,它是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的署徽,齿轮代表机械,弓箭代表兵器,弓为枪炮、箭为弹,用古代兵器隐喻现代军兵种是世界范围的常例。主楼后面是一排大型库房,共18间。每间高4米、宽6米、长14米,库房面朝西边开阔的山野。此外院内还有洋楼堡垒及散布于各处的消防栓、大型花坛和喷水池。

克莱兹在南京工作期间,奔走于百水桥二研究所和狼山研究所、八卦洲、青龙山炮靶场等地,进行技术指导,当然他和汉斯、门格尔也为自己国家兵工部门收集整理各种枪炮试验数据。其间,他们曾二度返回德国探亲、休假。回南京后即投入工作,受过军政部的表彰与奖励。1937年6月,克莱兹等专家再度回柏林探亲,1个月后,“七七”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这3位专家未再来中国,亦与俞大维、汪源等人中断联系。1937年底,南京沦陷,狼山弹道研究所与百水桥二研究所均被日寇占为军营。而这3家研究所的设备及人员则在1937年11月迁往重庆浮屠关,继续研究兵工技术,对外合称兵工研究所。俞大维和他的部下为我国的抗日战争作出了独特的贡献。客观地说,由于种种原因,在合作中德国所得甚少,令希特勒有些失望,但克莱兹和汉斯、门格尔这3位德国兵工专家亦因他们对帮助中国人民抗击日本野蛮侵略作出的努力而应受到我们的感谢……